古希腊文化是什么时候传入古代中国的？

紫霞照我 2023-05-10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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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考古学者李肖、张勇、王丁等根据近代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资料，确定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南麓一处丘岗上。

2021年开始的考古发掘，清理了分为岗顶和岗坡两部分的建筑遗址，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建筑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确认了西旁遗址的景教寺院性质，并初步判断其至少存在三期以上使用过程，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

西旁遗址是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6]、寝室等生活设施。其中，南北排列的三组（栋）建筑组合，具有所谓“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接近，但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这些都反映出景教在高昌回鹘汗国流传时，既遵守了景教寺院建筑的规范，又结合当地传统进行了本地化改造。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统发掘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流、景教史、西域语文等具有重要意义。

1、古希腊医学知识的传入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丘岗上，清末以来曾遭受德、俄探险家及当地人的盗掘。

其实这次考古发现的文物，与被德国人盗挖走的文物相比，已经算不上什么了。这次考古发掘发现的一批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献，葡萄沟这座寺院被推定为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异端派别“景教”遗址。

2014年，该遗址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命名为“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时代为隋至元代。

在2021年科学发掘之前的历次盗掘中，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6月第二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盗掘，及1909年6月俄国奥登堡探险队的访查。根据一些记录，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成员巴图斯（Theodor Bartus，1858～1941年）曾挖掘了西旁遗址，出土了许多用古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和突厥文（应即回鹘文）等书写的景教文献，但对遗址的发掘记录十分粗略，无法准确还原出土地点。

中国现存景教寺院遗址——北京房山十字寺遗址

在2021年度的发掘中，曾发现19世纪末出产的印有俄文的火柴盒，还有匈牙利文的报纸或书页残片、烟头，以及民国时期日本产的铅笔等，印证了遗址遭探险家盗掘的情况。此外，遗址中广泛存在的盗坑或扰土说明自清末至本世纪，对西旁遗址的盗掘行为多有发生，对遗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上一次盗掘过程中，德国人带走的一批古叙利亚文等古代文字残片，现收藏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和本次吐鲁番考察发现的叙利亚语残篇一样，最早可断代为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其中，其中有叙利亚语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以及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药方叙利亚语版本。当然最多还是唐朝时期大量景教（基督教）文献。

这处吐鲁番葡萄沟水盘景教寺院遗址，20世纪初被各国探险队盗挖，不知道还有多少珍贵的中国文物因此流散海外。

新疆出土的叙利亚语药方，对比后发现是盖伦的著作。

另外，在新疆存在过的伊斯兰诸汗国政权，曾经按照伊斯兰国家的标准建制，官办宗教学校高年级一如既往的会涉及希腊哲学的内容。最后一个教亚里士多德的学校五十年代在喀什才关闭。

据说，上世纪的西安回坊的阿訇，也会在自己的著作里显摆一下古希腊人气候分区的知识。

声明一点：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吧西藏文化和中国文化切割分离的企图都不能得逞！---这样应该能堵住一些喷子的嘴。

第司桑杰加措在其藏医历史学著作《藏医史》中记载，公元八世纪中叶，来自拜占庭（ཁྲོམ）的眼科医生赞巴希拉哈，向吐蕃赞普献上了一本外科学著作《毕吉黄函》《བི་ཇི་པོ་ཏི་ཁ་སེར

》，其后代定居藏地，形成了毕吉医学世家，他们开创了藏医学史上的毕吉学派，对后世藏医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毕吉黄函》是一本融合了古希腊医学、阿拉伯医学、印度医学的杂糅性著作。此书现存写本，根据写本的字形、语法风格，推定写本的年代，在第二次藏文厘定化之后的公元十世纪左右。

《月王宝诊》与《毕吉黄函》

《藏医史》中还记载了一位希腊盖伦学派的医生盖伦（ག་ལེ་ནོས），曾担任过松赞干布的御医，著有解刨学著作散见于后世藏文医典。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年-199年），也被称为“帕加玛的盖伦”（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帕加玛位于土耳其），是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个医学权威。盖伦是一名医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超过500部医书，并根据古希腊体液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气质》《本能》《关于自然科学的三篇论文》。

2、古希腊自然科学

《七曜攘灾决》最初被认为源于印度佛经，但其中对占星的描述后来被发现应该是先从希腊传入波斯再通过波斯传入印度。

而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则可能曾以全本的形式传入中国。

唐朝有一部占星典籍叫《都利聿斯经》（已佚），其内容是推演十一星行历，从而预知人命贵贱。据说是唐德宗时期，由都利术士李弥乾从天竺带到中国，璩公将其翻译为汉语。所谓“都利聿斯”即唐代对“托勒密”的译名，该书可能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根据波斯人在唐朝多以李为姓的规律，所谓“都利术士李弥乾”很可能就是波斯人。

类似的还有《聿斯四门经》、《新修聿斯四门经》等天文书籍（已佚），“四门经”可能就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字面意思就是四卷、四书），即“占星四书”。这些可能是通过波斯、印度以全本波斯文翻译形式进入中国的古希腊著作。

代数一词源于9世纪数学家花拉子米。元朝时期，大量的古希腊文化混杂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中，进入到中国。

700年的阿拉伯帝国被蒙古西征推平后，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是元朝的藩属国，双方存有宗属关系，故使西亚伊朗与中国之间的人事往来至为频繁，丝绸之路无论海上的还是陆地的都开通了，商人所谓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阿拉伯文的各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被人挟带到中国。

元朝的王士点与商企翁合著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言：“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经计经书二百四十贰部。本台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经马坚教授的考证、研究，可确定，尽为伊斯兰科学书籍。其中涉及自然科学的有：

《兀忽烈的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即欧几里德（Euclide,）《几何原本》(Usoul al-Hndasah)15卷。

　　2、《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十七部》　　即阿拉伯文书《几何问答》（Safinat Handasiyah）。

　　3、《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　　即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由希腊人托勒密（Ptolemee，167年卒）于148年写成。由阿拉伯人——侯奈因（Hunayn ibn Ishaq,873年卒）将之译成阿拉伯文。名之为AL-majisti,其拉丁语名为：Almageste。

　　4、《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即阿拉伯《天文历表》（Zeej,又名Taqweim Falakiyyn）。

　　5、《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篡四部》即阿拉伯文书《星象答问》（Suaal al-Kawakib）。

　　6、《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即阿拉伯文书《数算》（Hisabiyyah），其中有代数学。

　　7、《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即阿拉伯文书《炼金术》（Ikseer）。

　　8、《者瓦希剌别认宝贝五部》即阿拉伯文书《宝石鉴定术》（Jawahir）

9、《忒毕医经十三部》(Tibb) 即阿拉伯文医学、药物学经典著作。

https://www./rpearse/manuscripts/greek_classics.htm#Thucydides

这个网页里列举了部分古希腊文经典手抄本的年代和所在地，举个例子，比如修昔底德，从这个网页里可以知道，不仅是有希腊原文，而且源流、谱系、校勘都整的明明白白。当然，你看不看得懂那不是我的事情，有疑问直接给网站管理员发邮箱。

有些手稿在阿拉伯还能找到部分阿文手抄本（阿拉伯人印刷术应用的很迟）。

古希腊人的几何就在元朝时再传入我国，称为“形学”。当时官方使用的几何学著作——《兀忽烈的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也就是《四擘算法段数》，经后代学者考证，这本书就是《几何原本》，由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传入中国。元代学者王士点、高企翁编撰的《元秘书监制》记载：“至元十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

1271年，扎马鲁丁奉元宪宗之命在天文台负责运算工作，同时编纂《万年历》。当时就有记载说成吉思汗的部下有十分精通几何的，甚至能开堂授课。由此可知，当时蒙回两族已经熟知《几何原本》。

扎马鲁丁

扎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历史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扎马鲁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扎马鲁丁。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扎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星学者扎马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

1271年（至元八年），元朝政府建立了回回司天台，任命扎马鲁丁为提点（台长），运用科学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当时有两所国家级天文台：回回和汉人各一家，观测推算数据可以互相对照，由司天监统一管理。后来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更先进的《授时历》时，曾参用了回回历法（伊斯兰历），有了新历之后，《回回历》仍与之并行天下。

《几何原本》可能有部分翻译为蒙古文字，要不开堂授课很麻烦，但就是没翻译成汉语。同时也没有汉族学者去研究此书，这真是一件极其匪夷所思的事，以至于一直到明代，汉族人还以为这是一本新书！

　　参照大马士基（Dimashiqi,1327年卒）的《世选陆海奇观》(Nukhbat al-Dahr fi ajaib al-Barri wa al-Bahri)一书的内容可晓，《炼金术》讲述的是西方的化学知识。《宝石鉴定术》讲的是世界各地的地质矿物的分部情形，介绍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矿物的产地、成因、硬度、色泽、味道、形态乃至医用等物理、化学性质,可见，从伊朗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知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可谓门类齐全。具体内容掺杂了古希腊和阿拉伯、波斯等国家的传承。

3、历史和哲学

伊尔汗国的《史集》一书，在卷二的内容当中记载，一个叫牙刺洼赤的人，跟当时的蒙哥汗讲“亦思罕答儿”的故事，这就是伊斯坎达尔的音译，再加上亚里斯多德，可以确定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元朝秘史》: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

因其能知城池的縁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这个牙刺洼赤还是铁木真时代的老臣。

中东世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最早，这一情况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萨珊波斯，出过一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阿拉伯学者法拉比，也写过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法拉比还研究过柏拉图，也写了专著，成书时间都是公元10世纪初期。

公元10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典籍《黄金草原》，称赞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最博学的人。

还提到过亚历山大在印度和波鲁斯交战。

公元9世纪的《道里邦国志》，中东最早的金字塔和亚历山大灯塔记录，作者本人还亲自进入了托勒密王朝时代的金字塔，也就是亚历山大部将的那个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政权。

《黄金草原》还提到了希腊化时代关于地球的研究，比如地球是圆的。

公元9世纪的中东史学家塔巴里在其著作中提及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印度，原书没有中译本，只有外网PDF版本。

公元7世纪上半叶成书的《古兰经》，提到过亚历山大大帝。

《古兰经-第十八章》

83.他们询问左勒盖尔奈英的故事，你说：我将对你们叙述有关他的一个报告。

84.我确已使他在大地上得势，我赏赐他处理万事的途径。

85.他就遵循一条途径，

86.直到他到达了日落之处，他觉得太阳是落在黑泥渊中，他在那黑泥渊旁发现一种人。我说：“左勒盖尔奈英啊！你或惩治他们，或善待他们。”

87.他说：“至于不义者，我将惩罚他，然后他的主宰将把他召去，加以严厉惩处。

88.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享受最优厚的报酬，我将命令他做简易的事情。”

89.随后他又遵循一条路，

90.一直走到日出之处，他发现太阳正晒著一种人，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

91.事实就像说的那样。我已彻知他拥有的一切。

92.随后，他又遵循一条路，

93.一直到他到达了两山之间的时候，他发现前面有一种人，几乎不懂（他的）话。

《黄金草原》的作者亲自解释，这人就是亚历山大。

古兰经在“穆圣归真”（默罕默德去世）之后第19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遣使朝贡”时，就被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手抄本《古兰经》之一（据说全世界仅三本），就是中国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寺收藏的。

4、艺术

中国出土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银盘最明确的就是甘肃靖远县的鎏金银盘，出土地点正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1988 年银盘出土后，由于坐在狮（豹）背上持杖青年男神像模糊不清，研究者众说纷纭。初世宾先生研究认为是4—5世纪拜占庭前期制造的，盘心神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Apollo）或酒神巴卡斯。日本学者石渡美江认为应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她根据大夏铭文释读认为这是2—3世纪罗马时期北非或西亚制造，传到巴克特里亚，4—5 世纪又从大夏进入中国甘肃。林梅村进一步确认其神像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

西藏当雄吐蕃墓地中出土过希腊艺术风格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银盘，此外在其他同时期的吐蕃墓地中也出土过希腊风格的金银器。这些应该是吐蕃全盛期在中亚地区获得的，也可能是中亚胡商带入西藏的。

持神杖倚靠在花豹或狮子身上的年轻男神，虽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形象，但还不是“醉拂菻”，即不是葡萄节欢庆饮酒后醉醺醺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醉拂菻弄狮子”的形象，恐看不出醉的状态。银盘上的酒神形象虽然还是古希腊的艺术风格，但随着生产地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神态。

拂菻风曾一度在隋唐长安盛行，画家们记载的“拂菻图”到了宋代已是照猫画虎，宋代邓椿《画继》卷八载，成都双流张家藏有一幅宋人曹道川临摹三国时吴国曹弗兴《醉拂菻图》。可惜早已佚失。

《铁围山丛谈》卷六、《愧郯录》卷一二“文武服带之制”记载宋太宗时，“中兴之十三祀，有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銙视吾，敌骑再入，适纷纭，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溢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林状，拂菻林人皆笑起，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宋代“醉拂菻”金腰带有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晚期从海路传来的舶来品。

元代画家任仁发临摹宋代李公麟《五王醉归图》，很有可能模仿了“醉拂菻图”，画中描绘了开元初唐宫春宴归来的五王中，临淄王李隆基伏马酒醉的形象，两边有宫奴做侍奉搀扶状，“大醉不醒危欲堕，双拥官奴却鞍座”，其创作思维与醉拂菻形式相同。

隋唐时期中国与拂菻（拜占庭）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可惜因资料稀见又似是而非，出土文物中被确定为受希腊罗马影响下的拜占庭物品也不多，除了数件玻璃器、金银器、石刻画有拜占庭的“拂菻风”外，其他能坐实确定的不多。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银壶上雕刻有希腊神话“帕里斯审判与海伦回归”，更成为希腊罗马—拜占庭艺术在中国传播的证据。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的“醉拂菻”骆驼俑，以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完整的陶俑来看，隋代陶俑造型艺术中流行着外来酒神的“形”，艺术工匠有着同类的母范模式或模本，不仅再次证明常用神话艺术表达的“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而且证明隋唐长安是中西交流“异域情调”的丝路传播地，为我们解疑释惑提供了极好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