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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宗棠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二十岁中举以后，先后在醴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担任主讲，还在湖南安化小淹陶家私塾教导陶澍的儿子读书八年，后来主政一方时常大力兴教劝学，惠泽久远。左宗棠殷切期望家运绵长，十分看重对子孙的教育，非常重视家训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化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且身体力行，至老不衰。 左宗棠的治家有方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晚清同乡王先谦赞曰：“ 君子以为文襄治家有法，及夫人之循分达理，皆近世富贵家所罕见，兹可谓贤明也已！”（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十一·左母张夫人墓志铭》，《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 年，第 256—257 页）民国时期杨公道《左宗棠轶事·家教》条载：“ 公（左宗棠）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妇女则黎明即起，各事其事，纺织缝纴外，不及外务。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闻至今后人均能遵守遗训，无敢失坠焉。”（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 年，第 184 页） 左宗棠的后人没有多少名臣高官，倒是有不少学者、名医。 长子左孝威以父荫为兵部主事，年仅二十七岁即早逝；次子左孝宽一生为医，无甚影响；三子左孝勋继其长兄承父荫为兵部主事；幼子左孝同官至江苏提法使，甲午战争时曾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在辽宁边关统帅大军，左孝同总办营务做了很多贡献。 左宗棠的四个女儿皆能吟诗作赋，并且均留有诗卷传世，颇有母亲周夫人之风。在左宗棠所写家书中，并没有看到他单独给女儿的书信。由于左宗棠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对此不必苛求。他的视线大多都集中在四个儿子身上，全部家书有 93%是写给儿子的。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左宗棠对其关切爱护备至，有时非常严厉，写给孝威的书信也是最多的，单独写给他的家书占全部家书的 66.8%以上。其次是幼子孝同，对他“训谕”也相对较多，尤其是长子左孝威英年早逝以后，左宗棠对幼子和孙辈的期望变得更加殷切，言语之间也柔和了许多。 左宗棠去世前已有十个孙子，其中唯有左念恒 官至临安知事。其第四代后多出专家和名医。如 左景鉴是著名外科专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奉命入渝筹建重庆医学院，与黄家驷、裘法祖、吴阶平并称为当时中国外科的“四把刀”。 另一位曾孙左景伊是著名的化学家，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所创造的左氏定律，至今是化工防腐处理的一个重要定律。左景鉴的儿子左焕琮是外科专家。 左景鉴的大女左焕琛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左氏后人中，还有一位旅法华裔汉学家左景权，在敦煌学方面颇有成就。 以上举例可见，其子孙后代正直立身，自强不息，无愧先人。这些足以证明左宗棠家训在左氏家族教育中起到了恒久影响和积极作用。 三 左宗棠的家书涵括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到光绪九年（1883）近三十二年内写给家人的信件，所涉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不少人际关系和家庭事务的指陈，也不乏修身进德和治邦理国之道的论述，均为他一生主要事迹和修身齐家、治学为政之道的生动体现，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教导后辈继承家风的传统，还蕴含着动荡岁月探求生存和发展之道的时代特征，不仅对当代家庭教育有很高的借鉴意义，而且对研究左宗棠的思想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左宗棠曾对友人说：“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紫阳学统，即朱熹理学的学统；《大注》就是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 他即使在军中也不忘“翻刻《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四种以惠吾湘士人”，还希望儿子能够参与到编校事务中来。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为圭臬，深受朱熹、陆陇其等理学家著作的熏陶，非常推崇清代以来的汤斌、张伯行、陈鹏年、于成龙、陈宏谋等理学名臣，程朱理学也成为他在千里之外严格教育子女的思想来源。其家训在修身、为学、齐家、处世等方面都贯穿了理学传统。 一是修身方面。左宗棠要求儿子志存高远： “读书作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以一连串的发问督促儿子立下“学为圣贤”之志， “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方可谓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 “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 ”要立常志而不是常立志，记住“志患不立，尤患不坚”，信念一旦确定就要坚定不移，时时不忘督促反省，加之以刚强，下定决心去努力做到。 要主“敬”，“无论稠人广众中宜收敛静默。即家庭骨肉间，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多次批评儿子写字潦草就是不敬。 二是为学方面。他引导儿子体会读书之乐，指出读书不仅能让人更加聪明，还能令人心旷神怡， “盖义理悦心之效也”。他鲜明提出读书非为科名，而在明理经世： “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 “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 “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 “留心本原之学”。要知行合一， “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 “人情世故上有真学问、真经济在”。正如他为左氏家庙撰楹联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所述那般，在他看来，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实行”。读书的方法是“三到”，即 “目到、心到、口到”。他具体讲解了怎样去做“三到”：眼到是“一笔一画莫看错”，口到是“一字莫含糊”，心到是“一字莫放过”； 要有恒无间，量力而行，“读书不必急求进功，只要有恒无间，养得此心纯一专静，自然所学日进耳”。要由浅入深，勤学深思，“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 三是齐家方面。他自撰家塾楹联“ 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弟子，耕田读书”和家庙楹联“ 纵读数千年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为家人指出“耕读传家”的努力方向。要明白治家之道亦蕴藏治国之道的道理， 希望孝威当好“家督”，子女都要学会理家。晚辈要孝顺双亲，爱惜身体，以孝悌为本，衣食不求华美，不能沾染纨绔习气，勿坠寒素之家的门风。 他以“教妇新来，教儿婴孩”为例，要求以身作则发挥好引领作用，要周夫人带着女儿和媳妇共同学习和劳动，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四是处世方面。他教诲子女谦卑恭谨，待人有礼， “到乡见父老兄弟必须加倍恭谨”。连晚辈回乡入祠的称呼、答复、盘缠、人情往来等等礼节，他都一一在信中交代， “自卑以尊人，敬父执之道，尤所当讲也”。不妄言妄行， “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 “当得意时，最宜细意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注意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结交端人正士，为终身受用”。希望子女知恩图报，以“思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希望家人能理解他“万方多难，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的苦心。 注意教育子女自立自强，不遗财货与子女。他对二子孝宽说： “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让儿子对自己的未来早作打算。还说：“ 仕宦而但知积金遗子孙，不过供不肖之浪荡。”他希望后代能葆寒素门风，自立成才： “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蕴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对待家人、亲戚、朋友、周围人、难民等要仁厚博施，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时时不忘“崇俭以广惠”。因为“富贵怕见花开”，屡屡担心家族月圆则亏、盛极而衰，所以叮嘱家人要自省敛抑。 四 在继承历代家训思想的同时，左宗棠还结合自己的体会，在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有所发挥。 在家训的内容上，他有三个方面的创见。 其一，虽为科举落第之人，但仍肯定八股文的价值。他否定的是当前讨巧时髦的八股文，而肯定融汇义理的八股文。他认为罗典、严如熤、陶澍、贺熙龄、林则徐等一批人是写真八股文的，他们留心本原之学，以天下万民为己任，贯通了读书作文与经世致用二者的联系， 通过练习八股文而明理经世，奠定了来日经世济民的基础。因此，他将读书的内容拓宽到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希望儿子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 “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但凡地理学、农学、水利、荒政、田赋、盐政、茶政等方面的书都应熟读，才不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也是他人生成功后的心得体悟。 其二，崇俭广惠以求经世济民。自诸葛亮《诫子书》提出“俭以养德”后，历代名人无不将“崇俭”作为修身齐家的核心内容。左宗棠在此基础上， 将“崇俭”提升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深化了“崇俭”的意义，为读书人的经世致用夯实了理论依据，开辟出一条理学经世的践行之道。他和家人自奉宁过于俭，但每每在救济难民、亲友、寒门学子、孤苦士兵、劝农兴学、治理水患等方面，却出手大方，切实践行了“崇俭广惠”。同治八年，湖南灾异迭见，他在军中捐养廉银万两入赈，自谓不敢以之为功，他的想法是： “若居然高官厚禄，则所托命者奚止数万、数百万、数千万？纵能时存活人之心，时作活人之事，尚未知所活几何，其求活未能、欲救不得者，皆罪过也，况敢以之为功乎？”表现出对黎民和国家的一腔热血与担当。 其三，不求早达，只愿厚积薄发。他告诫孝威： “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孟子》'孤臣孽子’章，原其所以达之故在于操心危、虑患深，正谓此也。” “功侯太早，本不中理”，少年得志并非好事，大器晚成方为惜福长久之道。所以孝宽去参加考试，他都不赞成，认为学识储备还不够，倘若侥幸上榜，不仅德不配位，令人耻笑，还占据了寒门士子的上升之阶。他经常举自己中年后命运才开始转折的例子，要儿子安心在家磨炼，去浮躁，笃根本，人生中自然会出现实现抱负的时机。 在家训的方法上，左宗棠具有三个独特的关注点。 其一，强调家中丈夫和兄长的引领。夫妇之道， 丈夫的遵道而行最重要，妻子没有遵道而行的原因还在于丈夫没有率先垂范，“妇女之志向习气皆随其夫为转移”。对于长子孝威，他一直寄予厚望，告诉他担负起“家督”的责任，管理好家中事务，为母亲分忧，为弟弟妹妹做好榜样。孝威不幸早逝后，对于次子孝威也有同样的要求。 其二，读书要根据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根据家庭成员大多体质不佳的情形，他指出， “以体质非佳，苦读能伤气，久坐能伤血。小时拘束太严，大来纵肆，反多不可收拾；或渐近憨呆，不晓世事，皆必有之患”。只要有恒，不必追促，以养身为要。特别是对孙辈，他比对儿子更为宽松，也许是鉴于孝威夫妇二人均早逝的教训。他说： “丰孙工课只宜有恒，不必急切。体质嫩弱不可峻督。”“丰孙字好，近时已否开笔学作文章？恂、恕、慈读性何如？功课不可太多，只要有恒无间，能读一百字，只读五六十字便好。”对孙辈“起坐听其自由，不可太加约束”，以有恒治学，不要一曝十寒，根据各自身体和心性因材施教，这是符合儿童教育规律的。 其三，常常将自己当靶子。他们父子之间长期只靠家书往来，缺乏促膝谈心的时候，儿子对父亲难免会感到畏惧和疏远，由此，左宗棠经常在家书中拿自己做反面教材，与儿子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于孝威喜看书却不肯用心的毛病，他说： “我小来亦有此病，且曾自夸目力之捷，究竟未曾仔细，了无所得，尔当戒之。”对于杜绝名士气，他以自己现身说法：“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尔母或笑举前事相规，辄掩耳不欲听也。 ”要孝威“尔宜戒之，勿以尔父少年举动可效也”。这种亮丑，不但无损于父亲的形象，反而有助于父子之间更加亲近，能让儿子们更加警醒并主动避免重犯父亲早年的错误。 五 第一次公开出版发行的左宗棠家训印刷版本，当为民国九年（1920）由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编校整理的《左文襄公家书》上海铅印版，共二卷，收录了左宗棠自咸丰二年到光绪九年写给夫人周诒端、仲兄左宗植和诸子侄的信件，共 157 通，前有左孝同于民国九年（1920）冬天所作的序文。上海大东书局、上海群学书社、上海新文化书社、上海启智书局、上海中央书店等以此为准出版了多种版本。当前，“最全本”《左宗棠家书》应为岳麓书社 2009 年版《湖湘文库·左宗棠全集》所收。其第13 册的 163 封家书中，写给儿子的 152 则，写给周夫人的 6 则，写给仲兄的 3 则，写给侄儿的 2 则。其第 15 册的 50 封家书中，写给儿子的 17则，写给周夫人的 21 则，写给仲兄的 6 则，写给岳母的 6 则。因此，合起来看，《湖湘文库·左宗棠全集》的家书共 213 则，其中，写给儿子的169 则，写给周夫人的 27 则，写给仲兄的 9 则，写给岳母的 6 则，写给侄儿的 2 则。 本书的选编，主要依据 1920 年上海铅印版《左文襄公家书》，辅之以岳麓书社 2009 年版“最全本”《湖湘文库·左宗棠全集》，并参考了喻岳衡选辑的岳麓书社 2002 年版《左宗棠教子书：身教与言传并重的实录》、左景伊所著的华夏出版社 1997 年版《左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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