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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前的曹操在《述志令》里说：“那时的我，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当个西征将军，外御敌寇，为大汉立下点功劳，保一方平安而已。” 纵观历史，很多“开国皇帝”的初衷都不是什么“问鼎天下”的豪情壮志。 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里从来都是教育子民：忠君爱国死而后已。 但即便如此，再伟大的朝代也终成历史。  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原本满心报国热血的青年志士最终走向推翻王朝的道路。 其中的艰辛与无奈，真的又是简单的“野心”与“欲望”足以诠释的吗？ 不妨看看大清朝最后一个“准状元”是如何走上了他“反叛革新”的蜕变之旅，最终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一：这个状元为何被慈禧厌弃1880年出生在晚清官宦世家的谭延闿，父亲是进士出身，官至两江总督的谭钟麟。 清朝三代帝师翁同龢见了也不禁向其父夸赞道：“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 谭延闿5岁入私塾，11岁学制义文学，13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参加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员。  1904年4月准备参加殿试。写得一手好字，又满腹诗书的谭延闿自以为状元郎这个称号已然是囊中之物了。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当时权倾朝野的老太后慈禧只是瞥了一眼他的名字，就将他从状元行列踢到了二甲之列。 最终谭延闿被慈禧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旋授编修，返湖南办学。 自己的名字究竟犯了老佛爷什么忌讳，会被如此“恶意”的对待？ 这一度让谭延闿十分沮丧，难道是自己家族或者身为两江总督的父亲有什么事开罪了慈禧，让到手的状元郎不翼而飞？ 原来慈禧忌讳的并非谭延闿及其家族，而是谭延闿与谭嗣同同姓谭，又同是湖南人。 慈禧怀疑他们是“远亲”或者有其他“渊源”也未可知。  众所周知谭嗣同的“百日维新”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在挑战慈禧的权威，伙同光绪帝推翻慈禧政权。 和这样一个“狼子野心大逆不道”之人兴许有所“渊源”的谭延闿，大概率也是承袭了些许谭嗣同那些个“变法精髓”。 站在今天的角度，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哪怕没有真凭实据，但秉着“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观念，慈禧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将其踢出了状元之列。 虽然只是一个“假想敌”，但不得不佩服慈禧的“远见”。 后来发生的一切无一不证明一件事：女人的直觉精准得简直可怕。 对于谭延闿来讲，这应该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吧，毕竟状元郎再牛逼，要想做到“打工仔的天花板级别”曾国藩第二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更别说自己上位过一把“皇帝瘾”。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二：谭延闿的人生之路中进士后很长一段时间谭延闿在清政府都无甚作为，1906年，为抑制北洋军阀集团的“嚣张气焰”，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最高领导人开展了“丁未政潮”，26岁的谭延闿积极响应参与了此次活动，任省“谘议局”议长，属于立宪派。 但此次政潮的结果基本上是两败俱伤，慈禧开始扶植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没多久慈禧病故，显然这场清政府的内部“改革”并未对王朝的灭亡起到任何缓解作用。 也许也是这个时候，谭延闿再次清晰的看到了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不可逆的衰败之象。 一颗赤子之心，逐渐被冰冷的现实一点点蚕食殆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同盟会革命党兵不血刃拿下湖南。湖南独立后，势单力薄的同盟会选择了和立宪派联合，同盟会革命党首领焦达峰被推举为湖南督都。 同月焦大峰被反抗份子诱骗杀害，两天后，立宪派代表谭延闿被推选为湖南新任督都，自封湖南陆军总司令，大元帅。 1912年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都。 1913年谭延闿公开发表“讨袁檄文”，后离开政界。 1915年袁世凯称帝，谭延闿参加护国运动，再次高举革命旗帜反抗袁世凯。 1916年8月后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 1922年42岁的谭延闿投奔孙中山，加入中国国民党。  当时的孙中山正值革命事业低谷期，谭延闿能在此时前来投奔，孙中山甚是感念，于是后期给了谭延闿极大的信任和权限。1924年谭延闿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亲自督促建立黄埔军校。后更是官至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孙中山为了表示器重，甚至曾将自己的小姨子宋美龄介绍给中年丧妻的谭延闿，但他以发妻去世发誓不再续弦为由拒绝。 深谙处事之道的谭延闿为了不让孙中山和宋家尴尬，主动认宋美龄的母亲做干妈，并将宋美龄介绍给“好兄弟”蒋介石，还将黄埔军校校长一职让与蒋介石。 孙中山去世后，1928年2月谭延闿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自认能力和实力都不足以胜任一把手的谭延闿大义凛然的让出了主席位置，并于1928年10月扶持蒋介石上位。  因其一直与蒋介石夫妇交往甚密，且“从女人到权利都一并出让”，十分够“义气”，所以蒋介石上台后对他非常大度，即刻任命其为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权限相当于一国总理。 但也许是倦怠了，也许是害怕让蒋介石认为自己这个“让位者”还在醉心于“政治”，所以他虽然当着国民党的高官，但实际上却将精力集中在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上。尤其是他的书法造诣极高，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于南京，终年47岁， 死前他同“好兄弟”蒋介石交代了后事： 爱女谭祥尚未婚嫁，希望蒋介石帮忙做媒找一个可靠的人家。  蒋介石为其举办国葬，后更亲自给谭延闿女儿做媒，让其嫁给了后来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诚。 于是这个清朝最后一个被慈禧耽误了的状元郎，在推翻清政府统治，最终建立民国政府这件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极具讽刺意义的在清政府腐朽而昏庸的统治历史上给予了沉重而深远的打击。 就像当初那个报国无门一片赤忱无处撒的曹操，做不了你这里保卫国土的一方将领，孤就自己建立一个王朝来保护。  三：谭延闿的反封建思想是因为母亲从谭延闿的人生经历中不难看出，即使出生官宦世家，家学渊博的谭延闿对于封建思想的腐朽与愚昧也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他才会在而立之年加入国民党投入新中国革命。革命军人最大的诉求，就是思想解放，不再受迂腐不堪的封建制度所束缚。 说来讽刺，他父亲谭钟麟却是一个典型的“守旧派”，反对洋务运动，反对维新变法，甚至在1895年残酷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乙未广州起义，大肆杀害革命党人。 但作为儿子的谭延闿却有着和父亲及其相反的“报国理念”。  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革命欲望，除了早期慈禧专权对其的“无端耽误”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环境需要以外，童年所经历的阴影也对其后期的反封建思想起着深远的影响。 原来表面上看似出自书香世家名门之后的谭延闿并不是父亲谭钟麟的“嫡子”，他只是一个庶子，他母亲的出身连妾室都算不上，在古代只能叫“同房丫头”。 母亲是祖母身边常年侍奉的粗使丫头，因长相伶俐性格乖巧颇得祖母和父亲的喜爱。 于是后来才有了他及两个弟弟。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嫡出的哥哥。 在年幼的谭延闿的记忆中，母亲从未和自己一起坐在桌子上吃过一顿饭。 总是唯唯诺诺的站在一旁伺候着父亲的“正房妻妾”。 “嫡出”的哥哥们对他也并不友好，时常讽刺挖苦，说他是小老婆生的庶子，本质上就是一个“下人”。面对家族同胞的“凌辱”，他在母亲的教导下选择了隐忍和刻苦学习。 他无时无刻不能忘记母亲那黯淡无光的，充满哀怨的泪眼。 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为父亲的“儿子”和“女人”，自己和母亲为何过得如此狼狈不堪。 他恨这个所谓的封建礼法，恨自己所谓的“庶子出身”。 所以他才会在母亲去世时候不顾民国刚成立的关键时刻，也要冒险赶回去送母亲最后一程： 一脸不屑的族人们告诉他，你母亲是妾室出身，棺材不能从正门出。 刚刚经受了丧母之痛的谭延闿耐着性子和族人交涉了很久也未能让其通融。 最后他索性趴在棺材上对着众人吼道：“谭延闿已死，请出殡。” 族人碍于其手握重兵也不好咄咄相逼只好放行。 谭延闿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抗愚昧的封建礼教。 妻子在他38岁离世后，誓行一夫一妻制的他在妻子临终前许下了永不续弦的诺言。 母亲也终于得以“走正门”堂堂正正的入殓。 推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给予了封建制度最致命的打击。 继承了三民主义思想，并登上过民国主席岗位的谭延闿，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母亲未了的心愿。 忠于理想，忠于爱情，孝顺母亲且仁爱子女，清末最后一位“准状元郎”谭延闿，哪怕没有得到“状元郎”的虚名，但他一生在政治与文学上的成就，也可谓不虚此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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