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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级下学期有过短暂的摆地摊卖书经历，还被首都师范大学保卫科罚款20元。 那是1993年秋冬时节，北方开始变冷，正是“考研”同学发奋的关键时期。 住同一楼层、同届不同班的老乡吴章学找我，说他高中同学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帮着销售考研辅导材料，可以打折给他卖，卖不掉的还能还回去。他一个人卖不好意思，想拉我参加，问我可愿意。 当然愿意，反正时间多的是。当时应该还没有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我不考研，女同学和小师妹们也都不需要我打水、买饭、操心。虽然每天泡在202自修教室，读的却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书，与考试无关、与功课无关。
（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一天晚上，我们俩到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他的显得比我们成熟得多的高中男同学，取了一些书回校，似乎是100本。 这是一本考研的综合性辅导材料，一位名家主编，定价20多元。 隔壁330寝室的同学卿勇正在准备考研，他说这本辅导教材不错，从我们这买了一本。这是我们销售成功的第一单，给了我们信心。学校学生不多，我们这一届只有四个班，毕业时人数不过210人，准备考研的同学非常少，我们重点在周边的几所高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 第一站，去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开端良好。 西三环北路将“北外”分为东区和西区。我们俩在中午食堂开饭前赶到“北外”东区，选“北外”学生食堂北边空地，在地上垫个什么东西，将书一本本摆好，就等吃过午饭的“北外”考研兄弟、姐妹来问。 “北外”美女学生多，看她们花枝招展地从书摊前翩翩经过，我们眼睛从来没有那样清澈和坦然过，心思全在摊上、书上。 路过的人多，停下来瞅一眼的人少，翻翻书、问价格的人更少。有位兄弟来问，嫌价格贵，我们解释不贵，去书店也是这个价格，我们专程送来了。有人买，卖出几本。 我们回到学校，在宿舍楼西侧的卖面条帐篷里，美美地吃了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
（北京大学） 第二站去北京大学。吴章学说，北京大学晚上有考研辅导班，我们去辅导班门口卖。好主意。 那天晚上，我们又赶到北京大学，问清楚考研辅导班教室位置，就到教室边上摆起来，等着下课。 一位老师模样的年轻美女过来，不让我们摆，说我们这样会影响她们办班，如果我们不走，她就要喊保卫科来找我们麻烦。 好吧，我们批评一通北大保守、排外、不开放，灰溜溜地离开。
（中央民族大学） 第三站去中央民族学院，比较顺利，没有人阻拦。 中央民族学院在1993年11月30日改名“中央民族大学”，不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有没有改名。 第四站去首都师范大学，这也是我们去的最后一站。 首都师范大学也分为东、西校区，学生宿舍、食堂在西校区。我们在他们学生吃晚饭前赶到西校区，在宿舍楼西边的空地上摆好书摊，围过来的学生还真不少。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过来，停下，没有下车，凶凶地对我们说：“你们赶紧走，不走我喊人来！”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看他那么凶，就没好气地对他说：“我们是卖书的，又不是干坏事。” 他很生气：“好，你们不走！”骑车而去。
（首都师范大学） 一位男生想买，身上没带钱，要我们跟他一起去寝室拿。吴章学跟去，我看着书摊，对问询的人解释。 这时，来了两、三个壮汉，二话不说，直接弯腰抢我们装书的包，将地上的书往包里装。我有点害怕，问他们是什么人，怎么回事。 壮汉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副科长叫你们走，你们不走，现在书全部没收！” 我不知道怎么办，想和他们吵架却吵不出口，对道家思想及其他传统文化思想的研习改变了我身上太多的东西。正在着急，吴章学取了书钱回来。我们跟到保卫科。保卫科问我们身份，我们说是学生，说出校名。 保卫科人很严厉地对我们说：“书要没收。你们想拿回去，叫你们学校保卫科开证明来。”学生证不管用。
（合肥小景） 我们沮丧地回校，第二天上午到校保卫科，找到平时被我们称为“探长”的保卫科长，担心他会怪我们。 没想到，“探长”不仅没有怪，还很和蔼。他带着温暖的微笑，安慰我们说：“咱们学校学生，咱们肯定护着。”他给我们开了证明，盖上公章。证明文书除了证明我们是学生外，还说，学校已经对我们进行过批评教育，希望关照等。 我和吴章学又赶到首都师范大学保卫科，保卫科人收下证明，罚了我们20元钱，将书还给我们。不记得有没有开收据，好像没有。 我和吴章学气得不行，感到屈辱，又没有办法。
（合肥小景） 周边高校还有北京理工大学，我们也不想去了。吴章学将没有卖完的书送还他的同学，短暂的地摊卖书生涯结束。 除去成本和首都师范大学保卫科的罚款，我们只赚了几十块钱，两人分分，添了份经历和体验而已。参加工作后不久，看到一熟人工作单位发行的可读性刊物有好多剩余，我第一反应就是，到大学去，摆个摊子卖。 （2020年6月13日） （作者：吴钊，常用网名“远人”，安徽肥东人，现在合肥市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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