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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张父亲的照片，是我手里父亲最年轻的照片了，大约是三十出头时拍的：
这是我回忆父亲系列文字的第三篇，想要看前面两篇可点击上方的专辑名称。 …… …… 大学里，父亲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优等生，另一个是公子哥。 好学生形象没啥好说的，要维持各科成绩优异，我估计父亲只需要把课堂上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课后只需要再花极少的时间就足够，这个我自己就能够轻松做到。 至于公子哥形象，肯定不是大手大脚乱花钱得来的，那时的大学生除开东北来的流亡学生，家庭经济条件都不会差，爷爷那点产业能够支撑的大学生活，不足以让父亲成为花天酒地的公子哥。父亲的公子哥形象，硬生生是他自己给玩出来的。 当我了解到父亲大学时期的这一面时，很是亲切，看来我和父亲还是挺像的嘛，都喜欢不务正业。儿时的印象里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狂，除开工作很少有精力干别的事情，除开听听收音机，以及有时候周末带全家出去旅游以外，似乎没有任何爱好。 母亲也对我说过，如果不是解放后父亲肩上压了担子，父亲说不定和你一个德行，而听母亲的语气，她很乐意我保持这样的德行，并且为父亲觉得不值。 有点郁闷的是，即使在不务正业方面，我也不如父亲。 和同学朋友一起坐茶馆下馆子，虽然时常有之，却并不是父亲不务正业的主要表现，父亲不务正业的证据主要是爱好太多。 父亲喜欢打桥牌，应该是算得上高手，至于到底有多高，我也不知道。文革中躲武斗期间，曾经看见过父亲打桥牌，右手几个指头总在搓动，嘴皮也在无声的翻动，好像是在默默掐指计算，让我在一旁觉得很好玩，但我看不出他的牌技高低，当时我不会打桥牌，后来学会了，却也是菜鸟水平。 据父亲说起，他和邓小平曾经做过临时桥牌搭子，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原因凑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不觉得这能够说明他的牌技水平。 不仅是桥牌，父亲在所有牌类游戏上都有天赋，但一点也没有传给我，而是直接从我身上穿过，落到我儿子身上了。 儿子也是对所有牌类游戏都很拿手，他还自己组建了一个业余桥牌队，常常出去打比赛，也拿过不错的名次，至于水平到底多高，我仍然没有概念。 父亲喜欢游泳，重庆大学在嘉陵江边，夏天里他常常在江里横渡个来回，这个嘛，我也行，还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夏天里在下班后晚饭前在嘉陵江里游一个来回，也是我喜欢的娱乐，或者说是不多的一点点体育爱好。 父亲喜欢骑自行车，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买回一辆飞鸽牌轻便自行车，在山城重庆，自行车就是一个大玩具而已，这个大玩具在父亲住牛棚期间被我接管，硬生生被我玩成一堆废铁，后来我拥有过一辆变速公路赛车，父亲如果天堂有知一定羡慕不已。 父亲在大学期间，有一件与自行车有关的趣事： 那是一次打赌，赌注是下一顿馆子谁来请客，赌约是，父亲双手离把，一手托一盖碗茶，脚不许落地，绕大学里的民主湖骑行一周，回来时茶水没有撒掉就算顺利完成。 一开始进展顺利，快要成功时，发现前方路上袅袅婷婷走着一群女生，几乎把道路占满。 双手不空，父亲只能以口代铃叫嚷起来：“同学，劳驾，同学，请让让路。” 女生们回头一看，原来是著名小淘气王老弟，都咯咯笑着调整了身位，把道路遮挡得更加严严实实。 父亲立即开启求饶模式：“同学，行行好，让我过去吧，同学，求求你们了。” 可惜毫无效果。 父亲当机立断，主动弃车倒地，就地一个懒驴打滚，翻身站起，盖碗茶还托在手里，浑身上下也没有受伤，只是气急败坏的看着哄堂大笑的女同学们。 事后说起，父亲还洋洋得意：这叫做以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 赌注自然是输了。 我估计父亲在大学期间，在女生群体里颇有知名度，可惜不会有艳遇情节，王老弟么，那时还不时兴姐弟恋，倒是经常被抓差，担负传递情书的重任。哦，对此我应该感到高兴，站在自己的立场。 那个时候，父亲应该已经给自己改名王成高了吧，我没有向父亲问起过，改这个名字有什么重大意义，但知道四叔后来也给自己改了，跟着父亲的路子，改名王成康。 因为酷爱音乐，父亲在大学期间拥有一把小提琴，不知道是大学期间自己添置的，还是进大学前就有的。 这把小提琴我没有见过，它应该伴随父亲直到解放后，在工作繁忙之后送人了，当时母亲还没有调回重庆，不然他送不出去。我很难想象父亲摇头晃脑拉小提琴的模样，脑子里没有类似的形象储备。 母亲肯定是听到过父亲拉琴的，一个会拉小提琴的男生，不在自己追求的女生跟前拉几曲，那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听母亲评价过父亲拉琴的水平，所以我判断，父亲的琴技不算很高明，但肯定也不算差，否则母亲会拿来和父亲的歌声对比。 父亲喜欢哼歌，唱起歌来还很是陶醉，如果静音处理，只看画面可能会以为是个资深歌手，但一开音量你准会落荒而逃，因此母亲老怀疑父亲的骨传导有问题，也就是说父亲压根不知道自己的歌声是啥样。 其实父亲的音色并不差，但他就是有本事中途唱错半个音高，这一点很要命，你会觉得自己突然被歌声给吊在了半空中下不来。每当母亲干涉他唱歌时，父亲都会一脸不高兴的说：“不要搞能力歧视。”如果父亲能够活到卡拉OK流行，我估计他会被自己的歌声吓住。 父亲还有一个和音乐有关的爱好，那就是无线电修理。 父亲对音乐的保真度以及低音的音色，要求近乎苛刻，因此一般的收音机他根本瞧不上，而他真正认可的收音机，又有点买不起，所以父亲就走了个曲线，替人修收音机，只收取元件费，但修好后得让父亲享受一阵子才能取走。 父亲在大学里时，无线电维修水平达到什么高度我不知道，只知道在解放前夕的重庆上流社会里，父亲的维修水平应是如雷贯耳了，他当时开出一个条件：十二灯以下也就是内部电子管数量少于十二个的，不要送来，低音喇叭口径小于五英寸的，也不接修。 他曾经修理过的最高档的收音机，是一台飞利浦的落地收音机，二十八灯，主喇叭十二英寸，是当时重庆电台的台长送修的，父亲修好后听得如痴如醉，硬是耍赖皮把这台收音机扣留在手里数月之久。 解放后，家里那台收音机只是八灯的，主喇叭只有三英寸，不是买不起更好的，而是那已经算是当时市面上最好的了。 父亲手里的那套无线电维修工具，当然肯定是专业级的，但也在解放后送人了，我连影子都没见过。 一个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一个爱玩会玩而且很贪玩的公子哥，这两个形象为父亲后来的地下工作起了很好的掩护，连我都觉得好奇：他哪来的精力再干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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