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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后，父亲就和重大那边的地下活动没有关系了，但仍然和一些战友有私下往来，如果他们从事的是地下情报工作，我想这应该是不允许的，既然不是，这种比较业余的做法似乎也就没啥好指责的了，说来说去，父亲他们只能算是业余地下工作者。 有一次，父亲去城里办事，完事后顺道去了朱伯伯家里看望，进门发现朱伯伯没在，只有朱伯伯的夫人康阿姨还有他们的女儿在家。 康阿姨见父亲到来很惊慌，她已经在窗外放了危险暗号，却没想到父亲会闯进去，朱伯伯也离开重庆大学了，在一所小学教书，父亲和他早已不在同一个组织系统里，自然不认识这个暗号。 听康阿姨说起，朱伯伯已经两天没有回家，应该是被捕了，地下党方面也中断了一切联系，因为害怕国民党特务会埋伏在家门附近守株待兔，康阿姨不仅发出了危险暗号，而且两天没有出门，就和女儿躲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父亲在涉及安全问题时，历来是谨小慎微的，但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却一下子冷静下来，他对康阿姨说，如果门外有国民党特务，那么我反正也走不掉了，如果我能够顺利离开，那么你也可以，所以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走，这里不能呆了。 在父亲看来，即使门外有特务，抓的也是他，至于康阿姨和孩子应该会被赶回家继续呆着，因此康阿姨母女跟自己一起出门并不增加额外的危险。 很快三个人就收拾出门了，没有遇到什么情况，在转了几次车，确定自己没有被盯梢以后，父亲把撤退通道的入口地址以及接头暗号一起告诉了康阿姨，要她直接去延安，而她两三岁的女儿，则由父亲代为照顾，反正离解放也不会太远了，一切以安全为重。 分手后，父亲带着小丫头直接到了乡下，把她寄养在了一户农民家里，这里离父亲工作的工厂不远，方便照顾。 解放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虚惊一场，朱伯伯当时在街边行走，正好遇到学生游行，在军警抓捕学生的时候，因为朱伯伯打扮和学生差不多，就不由分说一并抓了起来，临时关押在一个大礼堂之类的地方，三天以后，见没有找到什么大鱼，就让每个学生都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参与这种反政府活动，就一起放掉了。 国民党方面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漏掉了一条大鱼，朱伯伯当时的真正身份，是地下党重庆市市中区的区委书记，这连康阿姨都不知道，父亲就更不知道了，也就是说，朱伯伯当时在蓓蕾团契从事地下活动的身份，也都还是一种掩护。 事后地下党方面并没有恢复和朱伯伯的联系，朱伯伯也按照纪律没有主动联系，处于脱党状态，继续在小学教书，直到解放。 解放后朱伯伯找到组织说明了情况，但因为写保证书的事情，被定为变节分子，没有恢复党员身份，而且断绝了政治前途。 变节分子毕竟不同于叛徒，没有给组织带来危害，所以朱伯伯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继续在小学教书，直到退休。 不过解放后跟随部队南下的康阿姨还是受到了连累，她回到重庆就担任了中南橡胶厂的党委书记，因为没有和朱伯伯划清界限，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再没有提拔过。 因为早早的失去了政治前途成了死老虎，朱伯伯反倒因祸得福，在文革中没有怎么受到冲击。 话分两头，父亲把小丫头，也就是我的这位大姐姐，寄养农民家里以后，单身的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照顾，就只是时不时的买些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往农民家里送，一点没有注意到小丫头越来越变得黑瘦了。 其实那户农民应该没有虐待孩子，就只是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小丫头的又黑又瘦，其实是和农村孩子同质化了而已，至于父亲买去的营养品，如果指望全部吃进小丫头嘴里，那未免对人性太苛求了。 解放后当康阿姨跟随父亲去乡下接孩子的时候，抱着和农民孩子没啥区别的女儿大哭了一场，想必父亲当时多少有点尴尬吧。这事情后来冯伯伯好像还有点意见，觉得父亲当时的所为是基本的战友情谊，但照顾小女孩却是付出了物质代价的，朱伯伯夫妻没有提出补偿，多少有点不懂事，父亲却一笑了之，觉得当时康阿姨随大军南下，手里不会有什么积蓄，俩夫妻后来的收入加一起也没有父亲高，不提补偿反倒避免了尴尬。 父亲当时时不时的提着大包小包去乡下，这没办法瞒过周围人，没多久就流传出一个说法，说父亲在乡下养了一个私生子。 父亲也没有打算澄清，毕竟事情的真相比传言更要命。 但当舅舅听到传言找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傻眼了，澄清传言吧，不敢，不澄清吧？不甘。 看到父亲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所以然，舅舅大度的拍拍父亲的肩膀，表示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言下之意是养私生子的人多了去了，我并不因此就会看不起你。 但舅舅转回头就把一切告诉了母亲，因为父亲和母亲当时并没有确定关系，舅舅提起此事就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春秋笔法：“这个王成高看上去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没想到听说居然还有一个私生子呢。” 大约在舅舅看来，你王成高养私生子和我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至于要想做我妹夫？想得美吧你。 母亲本来并不怎么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但听到舅舅说父亲自己都不打算澄清时，不相信也只好相信了。历来眼里揉不下沙子的母亲二话不说，直接终止了和父亲的来往。 如果父亲晚去朱伯伯家一两天，就不会有这回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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