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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疫情、降薪、裁员后，2023年，所有打工人的期待都是：多赚点钱。人们涌向最适合搞钱的北上广深，或是遍布工厂的江浙沪，重新开始漂泊的打工生活，发誓要把曾经失去的找回来。不过，在“全员搞钱”的氛围里，新的矛盾和内卷也来临了。  搞钱的热潮下，连打工人痛恨的加班都可以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关于“五一当天三倍工资你愿意加班吗”，34万人参与投票，57%的人选择了“愿意加班，搞钱”，只有22%的人明确选择“不愿意，要休息”。数据显示，越是年轻的人越想搞钱，80后、90后、00后中，愿意加班的比例越来越高，分别是52%、55%、60%。 跳槽是搞钱的一条捷径。北京的互联网行业猎头Tina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每天一睁眼，来自各大招聘网站的提示信息超过200条，都是投递过来的简历，如果周末两天没上班，她再打开电脑，几百条弹窗会让电脑陷入卡顿。去年，她给一家招聘网站充了上万元会员，才能保证正常的招人需求，今年并没有充，但收到的简历比去年还要多30%。 投递简历的人不只是年轻人，还有许多中年人。一位80后候选人告诉她，“公司在哪里不重要，我可以为了公司搬家”。Tina也是80后，在北京组建了家庭，她默默想：“刚毕业的人为了公司搬家不稀奇，这个年纪了，还愿意跟公司同进退，真的是蛮大的牺牲。” 2022年，前互联网大厂员工李暮经历了常态化裁员，她所在的事业部是不赚钱的职能部门，有一半同事被裁掉，她感到慌张，想要跳槽。去年下半年，李暮参加了7次面试，甚至拿到过一个涨薪10%的offer，考虑了几次，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公司。她很难做出决定，不敢接受变化，毕竟，到处都在裁员，万一跳过去遇上业务变化，“还是在老东家被裁掉给的赔偿多”。 但到了今年春天，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终于可以毫无包袱地迈开步子。李暮觉得，经济环境会随着放开变好，人要在有选择的时候抓紧行动。过完春节，她迅速从北京辞职，带着行李和一只猫搬到上海，入职了位于上海的新公司。虽然跟男友变成异地恋，但她对自己说：“30岁之前，最后卷一把。” 无法依靠跳槽赚更多钱的人，开始尝试做副业或是兼职。一夜之间，烤淀粉肠的摊位像春天的新叶一样，出现在各个地铁的出站口、小区大门、学校、公园里或是桥洞下，淀粉肠特有的香味和滋滋的油炸声，会吸引一个饥肠辘辘的加班人花4块钱买上一根，用油脂和碳水抚慰心灵。另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是摆摊照相，在各大知名景点，年轻人拿起单反相机赚钱，人像拍摄10元2张，如果需要调色和精修，每张照片价格上浮5-10元。 春节假期，台州女孩小月数不清第几次刷到了“转行卖烤肠的”的帖子，同是会计，那句“成本500，一天流水400”让她动了心。按照网友提供的模板教程，她在网上买了爆款推车、卡式炉、烤肠机器、淀粉肠和蘸料等原材料，2月下旬到大学附近出摊。白天，她坐在办公室里核对账目，晚上6:30到9:30是副业时间，第四天时，一天的流水超过了200元，小月非常兴奋，按照每个月摆30天计算，副业的收入一定会超过她的工资。 对小月来说，赚钱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她才25岁，但两年前开始，父母催婚、相亲都来了。去年冬天，她相了十多次，一次都没成功。有一天，妈妈脸色凝重，说：“因为你没有结婚，你爸失眠了，半夜坐起来问这可怎么办。”她觉得父母用爱绑架了自己，心想，要是我能靠自己买车买房，他们还管我吗？ 与小月同龄的王小橘则是个“兼职卷王”。2021年，她大学毕业，从长沙到北京发展。经历了两份“很坑”的工作，她去年入职一家小型的收纳公司，才干了几个月，公司濒临倒闭，两间办公室退租了一间，仅剩的7个人跟老板在狭小的空间里大眼瞪小眼。 感染新冠后的那一周，王小橘阳了，居家休息时，顺势被公司裁了员。从年初到现在，她一边找工作，一边做兼职，前前后后做过展会礼仪、监考、试衣模特、舞蹈助教、导游和探店博主。兼职的报酬不一，最多的是展会礼仪，“一天青春值400块钱”，最少的是监考，4个小时100元。有时会遇到奇葩的雇主，比如做导游的那一次，她先去北京周边的景区踩点，但雇主一直没有分给她游客，白跑了一趟。 王小橘把自己做兼职的经历发在小红书上，成了“爆款”。有大学生给她留言：我我周末有空，哪里有兼职？还有一个女孩给她发私信，说自己刚来北漂，没有找到工作，生活费快花完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带我赚钱？”一位40岁的大姐问她，能跟你一起做兼职吗？连她吐槽某个兼职不靠谱的帖子，都吸引了一大堆回复“求带”的网友。实在回复不过来，王小橘拉了两个群，到现在，加起来有小1000人。她有些吃惊，“想搞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王小橘吐槽一个兼职的帖子，有很多人回复“求带”。 流动 幸运的少数人能够拥有选择搞钱方式的权利，但大多数普通打工人，只剩下进厂、开滴滴和送外卖的选项。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村子里挂的红色横幅：“疫情后想致富，外卖小哥是条路。”今年2月，正是外卖行业的淡季，美团开启“春风送岗”行动，新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斥资1个亿，用各种方式招聘新骑手，但没想到，用工荒没有来，50万个岗位以光速饱和。 来自山东的外卖员罗颂是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广告“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因此来到了北京。在朝阳区一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塞进了包括罗颂在内的30位外卖骑手，大家睡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滴滴司机成野曾经在黑龙江老家的县城开出租车，两年前，为了和舅舅一起承包900亩地种大米，他借了几十万高利贷，但那块地被涨起来的河水淹了两年，高利贷没还上，成野变成了“老赖”，妻子选择跟他离婚。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震荡，成野得出的结论是，“你真要过日子，过的是钱，不是感情”，他比任何时候都明白钱的重要性。 2021年初，听说“去北京跑滴滴可以挣钱”，他借了几万块钱，来北京租了一辆车，一个月的租金4800元。他计划，一天跑够800块钱，一个月能挣两万。在西二旗附近的村子，成野租了一个月租800元、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没有Wi-Fi和热水，洗澡要到公共的澡堂刷卡。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因此称之为“盒子”，“晚上回去，在盒子里睡一觉，第二天接着跑”。 刚到北京，成野以为疫情可以很快过去，没想到会持续到年底。没被隔离的时候，他在西二旗趴活儿，下班的时间，路上的人还没有往常一半多。软件上蜂巢状的热力图一点都不热，他把地图放大再放大，寻找能接单子的地方，“只要是来一单，就说句不好听，10块、20块钱也挺高兴的”。 但如今，生机恢复了。行驶在西二旗后厂村的路上，成野指着软件里的路线图，“你看这一条红色，几百米的路，等二十分钟”。他常年在北京西二旗趴活，亲眼见证了嘈杂的汽笛声、人声消失后又回来，软件里接新单的提示音叮叮作响，他嫌弃拥堵的北京，但接到单后又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每天晚上7:00，各个互联网大厂的班车还没发出的时候，成野会把车停在离快手总部大约200米的一块空地上，脱掉鞋子，横躺在后排，开始“围栏”——把出发地设置成西二旗，目的地设置成通州或者丰台，等符合标准的单子派给他。如果是去年，可能需要等待两个小时，甚至一整晚，但现在，最多半个小时，他就能接到满意的长途单，然后在心里小声庆祝：“钓到大鱼了！”他给自己设置每天的赚钱目标是1000元，跑够这个数再回家。 作为世界工厂，国内的电子厂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值超百亿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有一半办公地址位于江浙沪，那里也是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近3.8万个服装厂，也是打工人的首选。 明兰在南京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工作，帮周边大约100多家的服装厂、电子厂招工，她发现，今年初六还没过，就有大量工人陆续抵达了南京。三月的一个清晨，南京的一个劳务市场被黑压压的人挤满，拿着安全帽、铁锹或是帆布袋的人还在往里挤，晚到的人只能在市场外的马路上等待。 那些头部工厂，比如东莞的华为、郑州和深圳的富士康、上海的特斯拉和宁德时代，因为底薪和夜班补贴更高、加班时间可控，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7000-10000元，是工厂中的金字塔尖。而工厂最密集的城市，要数聚集了三星、比亚迪、富士康等企业的深圳，每年能吸纳70余万搞钱人。 老家在达州的男孩顾山，去年刚毕业，曾在成都附近的德阳工作，当时因为封控，他连德阳的知名景点都没有去过。他渴望外面的世界，想在20多岁的年纪体验更多样的人生，赚更多的钱。今年2月20号，他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到深圳寻找机会。 一下火车，林立的高楼、各地的口音、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迅疾赶路的异乡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家都走得很快，越接近地铁，人越像是要跑起来。深圳不像德阳，白天的商场里竟然没什么人，下班后才会有人逛街。这里太热了，各个维度上的，顾山融入人群，把上车时穿的棉衣换成了T恤。 到深圳的第一天，顾山住进了四人间的青旅，一晚40块的低廉价格让它成为外地人来深圳的第一站。同房间的另外三个人分别来自河北、广西和湖南，年纪在20-40岁之间，正寻找工厂、电销或是信用卡催债的工作。顾山在那里住了4天，找到了一个月薪7500元的跨境电商运营的岗位。 如果有一张足够大的地图，可以看到人们向着深圳这个搞钱城市流动的轨迹。地铁客流研究博主阿牛整理过一个数据，开年以来，地铁客流量最高的五个城市中，深圳位居第四，其余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今年2月17日，深圳地铁客流量达到了848.73万人次，刷新了2021年12月31日跨年夜创下的最高客流纪录。时隔一年，终于有人再次在地铁上捡到背包上的钥匙扣，还没吃完的半个包子，或是人字拖的鞋底，复习如何通过助跑挤进已经错过了三次的地铁。 回到水域 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当人们走出家门搞钱，池塘里的水终于活泛起来，给不同生物提供更大的空间。 最先回暖的是基本服务的行业——衣食住行。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江浙沪，一到中午饭点，商场里全是人，所有餐厅都在排队，叫号声、收款提示音、人们聊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北京的国贸商城，中午已经很难找到一家不用排队的饭店。 在广州，钱静开了一家传统小吃+咖啡的新型餐厅，推出了一个打工人套餐，一杯咖啡加一份牛杂，价格29.9元，这成了店里最火爆的套餐，每个中午都能卖出去大约100多份，月销量达到了3000份。南京新街口百货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今年3月，商场销售额同比增长20%，客流增长了75%。 咖啡、奶茶作为打工人的必备好物，市场恢复得迅速。美团外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期间，咖啡外卖订单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1.9%，在各餐饮品类中位列第一。三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的增长速率更快，比如，咖啡消费热度最高的五个县城分别是：延吉、义乌、昆山、张家港和江阴——除了“小首尔”延吉，其余都是搞钱的代表性地域。 90后林子华从事二手餐饮回收工作，主要回收的是奶茶设备。在贵州，他有一个大约600平的仓库，今年开年，这个仓库再也没有装满过：他创建了小红书、抖音账号，每天都有人私信联系他，询问价格。一位30多岁、有餐饮行业经验的男士，上午联系他一起去店里看了机器，当场就把东西搬到了自己要开的新店里，那是林子华这三年来最快的一次成交。 去年还不是这样的光景，有人连设备、装修都准备好了，钱不够了，店没有开起来；还有人是之前刚找他买了设备，过了两个月，店铺关闭，又把设备卖了回来。今年三月，林子华店里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这意味着开新店的人也多了一倍。 赚了钱，才有消费。人们又重新在周末或假期里出远门，去往长沙、大理、三亚，或是出国到东南亚。机票和酒店都涨价，泰国旅游局曾公布数据，来往泰、中的重点城市机票价格是疫情前的1.5倍，中国游客每趟旅行平均开支从5万至5.4万泰铢飙升至6万甚至15万泰铢——大约是人民币1.2万-3万元。 外出团建都变多了。在京郊，90后艾博开了一家高端民宿，过去几年来的都是带孩子出游的家庭，现在变成了打工人组团。他的院子价格不低，全包下来，一天得两万多元，即便如此，预约的团建单子还是把整个三月占满了。  ▲来自各地的旅行团带领游客们参观天坛公园。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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