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之间，关于《漫长的季节》的讨论，好像全部集中在了两个字身上——关于男主角“爹味”、创作者“爹味”的指控满天飞，有些批评甚至到了“女性观众难以共情”的地步。作为一把鼻涕一把泪看完本剧、但看完之后又觉得莫名膈应的女观众，我觉得本剧的性别视角确实值得讨论，但把炮火集中在男性角色和他们的“爹味”上，又像是落入了另一种窠臼：仅仅因为某些角色有“爹味”，就能指控创作者是“爹味”的吗？当然，毫无疑问。而且，只有当我们从性别视角切入，才能清楚地看清缺陷何在——一众女性影评人敏锐指出，《漫长的季节》里的女性或多或少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背景板。如果你没有性别意识，可能会觉得这事儿挺正常。越是思想传统、经济落后的地方，女性越容易失声，被隐身，被无视。这是客观现实。这部9.4分的国产剧最大的缺陷，就是在处理女性角色时过于顺拐，它像男权社会忽略女性感受一样，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被迫沉默的尴尬处境。事实上，文艺作品要做的，就是现实中沉默的人在虚构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呐喊，现实中越被忽视的人事物，文艺作品里就越要放大。按照这条创作铁律，我们会发现，东北面临社会改革时，有两种人群被迫沉默了。一种是被下岗的工人们，这个群体有男有女，没有性别区分。而第二种沉默，是东北传统家庭模式下女性的集体失声。  王响对美素情感需求的长期漠视和打压，全剧没有任何反思
有人可能会不解，第一种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囊括了第二种群体，何必要把女性单独拎出来？这是在“打拳”吗？这里，我又不得不吐槽一下大部分国产影视剧，它们大多以男性为创作主体，它们所谓的展现“人性”，展现的多是男人的人性。就像辛爽说他想表达东北人民的乐观，而我看到的，却是东北男人的乐观。他们下意识地认为男人的人性即可代表普遍人性，很少会去想，男人的人性不过是百分之五十的人性罢了。女人和男人在社会中的处境截然不同，女人的人性有其特殊性。少了女人这百分之五十的人性，根本不能称其为普遍的人性。而《漫长的季节》最缺的，就是这百分之五十的、属于女人的人性。之所以要把女性从下岗工人中单独区分出来，是因为两种群体受到的压迫机制截然不同。王响/龚彪这样的男性下岗工人面临的是国家机器对普通百姓的无情碾压。而《漫长的季节》对此的批判意味不言而喻。三位主角都是被体制除名的边缘人，他们得不到体制的荫蔽，只能在漫长而拮据的岁月里默默消化自己的委屈。本剧的故事就是由这群“失败”的老男人展开，他们一把年纪还要抓凶手，跳伦巴，养鸽子，唱KTV，总而言之，他们不服气，不服命运的安排，也不服体制的无情。
不仅如此，体制对人的异化，剧中还有更为辛辣的揭露。王响在同事和家人面前常常拿腔拿调，以领导自居。但面对掌握着更大权力的厂长，他一开始怂得连屁都不敢放。他深知体制内部的掌权者执掌着他的生杀大权，于是只能尽力服从，甚至想要通过进入另一种体制——即加入警队——来获得组织的认可。讽刺的是，彼时的马德胜也是体制的维护者，他以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将王响拒之门外。“这事儿交给我们警察办就行”，多年后，他变成了平头老百姓，自己曾经鄙夷过的下属说着同样的话，将他拒之门外。他愤怒地喊道，“别跟我玩儿这套”，但心里也很清楚，这套权力逻辑永远颠扑不破。商鞅死于商鞅变法。马德胜也只能愤愤地承认，我不是警察了。小人物在巨大权力体系下的奴颜婢膝、狐假虎威，以及被踢出局后的人走茶凉、无能狂怒，《漫长的季节》门儿清。因此，对于体制，这个所有中国人民的“爹”，辛爽连刺带扒，下手贼狠。但是东北妇女的处境又有不同。她们身上背负着双重重担，压迫着她们的不仅有国家意志这个“爹”，还有父权制这个“爹”。而体制内享有一定威望的丈夫（其实“丈夫”之前根本不需要加定语），就是妻子们的“爹”。 
说到底，所谓谁是谁“爹”，本质就是权力关系。体制之于这些男人们，正如男人/丈夫之于女人/妻子、孩子，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碾压。从这个角度说，王响和妻子美素是全剧唯一一组准确且深刻的两性关系，而美素也是全剧在艺术水准上唯一可以媲美男性角色的女性角色。王响对美素的呼来喝去的大家长形象，以及美素时常缩着脖子看王响眼色行事的模样，几乎百分百还原一个传统中国家庭的相处模式。即便美素是真正有智慧、懂教育的人，她的话也不可能被重视。 
她只能流着泪把自己的爱吞下去，然后执行丈夫的命令，把自己的孩子五花大绑。她比王响更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无解。因为身为女人，她没有哪怕一秒钟主宰过自己的命运。而那些以体制内身份引以为豪的男人们，却做了很多年“当家做主”的美梦。说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剧里已经做得挺好了不是吗？但是我看到导演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这样为王响的“爹味”辩护：言下之意，还是站在王响的角度叫屈：“他不是不爱，也不是大男子主义，只是不知如何爱”。却全然没有意识到，不懂如何表达爱，正是大男子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导演很自然地替王响说话，提到自己从小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爱”。但他没有提，也许是真的毫无意识：王响在第二次做父亲后改正了一些以前和王阳相处时的坏毛病。然而在跟巧云相处时，虽然没了往日的骄傲，但那种男人的事儿女人别掺合的劲儿依旧在那。王响反思过自己对妻子的情绪长年累月的忽略吗？很难说。对此，导演的态度也很暧昧。他没有像三流电视剧那样安排老年王响缅怀亡妻。相反，最后王响和新的儿子、妻子坐在床边，读着王阳的诗歌，四个人以神交的形式重新构成一个家庭。而美素，则彻底消失，彻底被遗忘。
你也很难说，究竟是导演故意安排美素被忘记，以此来讽刺这个看似只听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温馨场面，还是……单纯忘了。只要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导演批判体制共情男性角色时，是MMA重量级冠军的力道，到批判性别暴力共情女性角色这儿，就变成了撒娇式的捶你小拳拳。除了美素，其他女性角色，沈默、巧云、丽茹，几乎都缺乏必要的多面性。甚至，她们几乎都变成了衬托男性角色光环的反光板。在外，她们被体制抛弃，成为国家的弃子；在家，她们一面承受着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或是周遭人的嘲笑（机务段的男人开巧云的黄色玩笑），遭受各种各样的冷、热暴力，一方面又不得不放下尊严出门谋生。但她和美素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丈夫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家得由她来养。 
在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东北大姐，家里碰上点不公道的事儿都是她们站出来讨公道，就像剧中巧云一酒瓶敲开了厂领导的脑瓜。但剧里并没有深究为什么出头的是女人，出头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心态。巧云被塑造得很苦情，也很顺拐。在夜总会给白血病儿子唱小星星，宁愿放弃条件更好的退休教师，也要选择王响这个又穷又倔的老头，重情重义，宛若当代神女。我的东北朋友说，那时候很多在外泼辣的女人，内心其实很脆弱、很扭曲。她们并不想做个抛头露面的泼妇，她们期待自己男人可以顶天立地。但事实却是大部分男人只会窝里横，在外面软蛋一个，逼得女人出来顶起半边天。而被迫站出来的女人心里无比自卑，她们敏感脆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父权制早已将她们规训，把性别分工刻在她们的基因里，在家守着丈夫小孩的安全感源于家里有个可靠的男人，而出来顶事的女人是可悲的，只因她没有男人可以依附。她们害怕被“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模式一脚踢开，成为一个无枝可栖的边缘女人，正如王响害怕自己被体制抛弃，变成没有国家单位可以依靠的下岗待业人员。于是她们终其一生都在找下一个可以依附的“体制”，寄期望于他们可靠、踏实。这种东北妇女的矛盾和拧巴，以及矛盾心理的根源，剧中几乎是没有展现的。而巧云这个角色的温情走向也表明，导演无心深究这类东北妇女的困境。剧情里有一段老年巧云跟王响生气的桥段，算是略微涉及到这种心理，其背后是传统性别观对巧云几十年的折磨和蚕食。这段剧情本指向对传统性别机制的深入挖掘和反思，最后却被王响一番舍己忘我的深情告白彻底消解。一个本应严肃探讨的话题，最终还是沦为凸显男主角深情专一的衬托。沈默的塑造更是疑点重重。很多关于沈默的行为逻辑漏洞别的文章都有分析，我就不再赘述（当然，我不太认同沈默不应该跳桥的观点。她毕竟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孩子，把王阳当作求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无可厚非）。我想说的是，大爷、大娘和沈默这组耦合家庭的关系，几乎是一段废戏。这组三角关系被刻画得极其粗糙和敷衍，在整体精致而细腻的群像关系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扎眼。而这部分缺陷直接来源于创作者对沈默以及大娘这个两个女性角色复杂心理的无视。
这部戏的主题之一是呈现时代洪流对普通人生的伤害，但也可以延伸为控诉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倾轧。剧里稍微丰富一点的人物，都有很明确的双重身份。他们可以是这段关系的强者，也可能是另一段关系中的弱者。这才让全剧呈现出更为复杂和高阶的格调——让观众无法做简单的价值判断，才能引发思考。然而这种立体的思辨性到了这组三角关系这里，却凭空消失了。我姑且假设沈默杀大爷的镜头是被审查阉割了，即便这样，剧中对大娘的审判也很粗暴。
本剧费尽心思让每个人物都立体起来，不就是想说，时代和生活的复杂令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变得很艰难，以此来凸显命运的荒诞无常么？邢三儿的故事就完美服务于这一主题。如果说大爷的变态源自他的社会地位和扭曲的权力欲，而这些或多或少在他的台词中有所呈现的话，那么常年处于大爷淫威之下的大娘实则是更受煎熬的那一个。她是被体制和父权制两座大山吓破了胆的傀儡，是全剧最能体现底层女性互害深层逻辑的人，而剧中她只有懦弱和逃避，没有一丁点挣扎和自我谴责，让人无法共情，甚至忽略了她也是大爷的掌中之物，是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可怜人。
导演顺理成章地给她扣上不道德的帽子，轻而易举地审判了她。与此同时，连邢三儿这样的男性角色都得到了所谓的“高光时刻”。作品中在男女角色刻画上的“跛腿”和“偏科”，足以反映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到底是没有给足女性角色足够的关注啊。否则，沈默堂堂一个女主角，怎么会如此空洞，连邢三儿都比她更像个真人。从小被性侵的经历到底是使她的性意识更敏感，还是更压抑？在夜总会的桥段里，她似乎对他人的性暗示很敏感。但每天面对各种性暗示的场景和物件，观众又看不透她的真实态度。面对异性的追求，她的表现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外冷内热的女生并没有太大差别。早早看破成人世界不堪的模样，她的自我保护机制和对异性的信任机制应该都极端敏锐。但是王阳博取她的芳心，似乎也太容易了些。好像只需要给她“独一无二的偏爱”，就能让她相信所谓“爱情”。没有遭遇殷红背叛前的沈默简直单纯得像只小白兔，和王阳的几场对话看不出什么信息量，既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逃离”意识，也没有表现出长期被性侵后的自我压抑或自我欺骗，人物画像非常模糊。
这台都串到纯爱剧里去了，你要说她是个沉迷于文艺幻想、略微有些厌世的中二少女，我看更像。而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属于沈默自己的极端压抑到扭曲的仇恨。这种仇恨会全面异化一个人，并不是只有在她决定杀人时才爆发出来，而是会在她与老师、同学、弟弟、男朋友以及所有人的关系中一点一滴地流露出来。而剧中这个沈默，显然是不达标的。无论是剧本还是李庚希的表演都太缺乏细节了。真要追究的话，最大责任还是在编剧和导演，不在演员。我看有些影评人说，整个故事都是为女主角而搭建，女主虽然出场不多但存在感却强，这是大女主的另一种写法，是一种写作方式。
沈默的戏份的确遵循现在流行的“大女主”模式，一切因她而起，也因她而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势必牺牲了女主角丰富的、充满流动性的内心世界，客观上就是在将女主角工具化、符号化。
国产剧向来不缺这种以“大女主”之名，行男凝之实的作品。可怕的是，大多数作者对此毫无意识，还以为自己赋予了女性角色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尊崇女性的表现。就像千百年来对母亲的赞颂，大多数人可能是出自真心，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下意识将“母职”崇高化，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见“母亲”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批评《漫长的季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优点太多，缺点很容易被遮盖住。另外，现在网络二极管太多，大家对“女权”的印象不好。从性别视角批评一部优秀作品，就会被很多人扣上“打拳”的帽子。用描摹男人时同等的观察力和耐力，去仔细描摹女人的人性中那些独特而幽微的烛照；不要像大多数男性前辈（其中不乏声名赫赫的大导演），理所当然地把男人的人性等同于全体人类的人性，或者拿自己的生理性别当作迎合性别偏见的借口。把女人当作人去拍——和男人一样的、思维连贯、拥有诸多侧面的人——而不是下意识地把她们当作某种符号和工具。本剧对殷红的心理刻画好过女主角，值得思考 要知道，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也只是为了写一个关于上流社会失足少妇的故事。在最初的构思里，安娜头脑简单，只会卖弄风情，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则充满人格魅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