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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当代文化热背景、英国文化思想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维度中，考察伊格尔顿文化思想的内涵、特征和对当前文化思考的启发，认为伊格尔顿关于“文化的危机”的疾呼不仅有力地唤醒人们注意“文化热”隐含的内在矛盾，而且有助于认识整个现代文化理论的发展逻辑。文化危机贯穿于现代时期，在当代更加严重，甚至演化成文化战争。文化危机表现为现当代主流文化话语对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漠视和掩盖，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对于伊格尔顿来说，走出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文化的本位功能，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文化的”生活。伊格尔顿的文化论述对于理解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质和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理论; 文化危机; 文化生产; 意识形态; 政治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感谢马海良老师授权转载。 在当今依然活跃的学术大家中，甚至在整个世界学术史上，多产如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 者恐怕寥寥无几，自1960年代末以来，佳作不断，已经出版近五十余本专著。正是在如此厚实的学术成就基础上，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思想家。“文学”是伊格尔顿学术活动的主要领域，其丰富成果不仅包括理论建构和方法论探究，而且几乎对英国所有著名作家和作品进行过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照资源，称他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可谓实至名归。不过，这一事实不会压缩“文化”范畴在整个伊格尔顿学术构成中的突出地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赫然列着《从文化到革命》(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1968) ——该书书名颇为准确地预指了作者迄今四十多年里学术建树的总体框架、基本路线和理论个性。把伊格尔顿称为文化思想家，不仅因为他对文化范畴作过深入的专题阐述，譬如《当代文化的危机》(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1992) 、《文化观》( The Idea of Culture，2000)和《爱尔兰文化论文集》(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1998)等，还因为他的许多著作具有跨学科性质，或许只能划入广义的文化思想批评史范畴，譬如《作为语言的身体: 新左派神学大纲》( The Body as Language，Outline of the New Left Theology，1970)、《爱尔兰真相》( The Truth about the Irish，2001)和《论邪恶》( On Evil，2011)等等。伊格尔顿在《当代文化的危机》中明确地把“文学理论”称作“文化理论”，在《理论之后》中把当代各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或各种批评理论统称为“文化理论”，在其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文本中，“文化”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事实上，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表明的那样，由于各种原因，伊格尔顿文化思想成为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乃至整个学术体系的基石，了解伊格尔顿文化思想对于把握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独特品格、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轨迹、思考全球化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力量，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危机中的文化 在百家林立、异见纷呈的当代学术话语中，“文化”是一个跨界能力最强的“通用词语”，几乎所有的话语系统都在熟练而且频繁地使用“文化”一词，所有的批评流派都在向“文化”靠拢，竭力借取“文化”资源，甚至由于“文化”的势不可挡的冲击，传统的学科界线被不断地挪动、调整乃至抹除。单从这一点看，伊格尔顿把当代批评理论统称为“文化理论”，也是不无道理的，当然正如他申明的那样，他自己的“表意实践”( signifying practice)也可以称为“文化理论”。关键的区别在于，面对整个学术的“文化膨胀”，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能够跳出“文化”之外，以“文化”和“文化理论”本身为批判对象，展开分析和反思，揭示出“文化”的真相，让文化回归其本来的位置，为走出“文化危机”探索一条可行路径，并且在这种学术努力中，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量。 文化，由于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和不断阐释，而成为“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堆积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其内涵和外延层层叠叠的驳杂冗繁确实让一般读者感到迷乱而无所适从。不过，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的经典名作《文化与社会, 1780－1950》在对“文化”概念的现代演变史进行系统翔实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文化”一词的四种主要含义: “一、总体的精神面貌或习惯，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与这个含义密切相关; 二、整个社会的智识发展状况; 三、全部的艺术成就; 四、到了 19世纪后期，开始指包括物质、智识和精神方面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于1950年代作的考察虽然没有把后现代关于文化是表意实践的定义包括进来，但是仍然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时期“文化”一词的主要含义，这个中性的描述可以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而伊格尔顿也在多种场合使用威廉斯的说法，只是有时会把威廉斯的四种含义简化为三种，或者对威廉斯的简洁表述予以解释性的扩展。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威廉斯归纳的几种文化定义所具有的分析和批判价值在于其中每一种定义后面隐藏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诉求与文化话语竭力摆脱时空限制的“普遍性”冲动之间的矛盾，揭穿这种矛盾性是认识和走出文化危机的关键。 现代时期的文化所指虽然有宽窄之分、重点之异，但是不难看出，它们都被赋予一种永恒的超验的普遍真理的品质，因而被置于最高价值的地位。“总体的精神面貌或习惯［……］整个社会的智识发展状况”，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属于精神和心智范畴，其中包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科学认知、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无一不是能够跨越时间磨损和地理阻隔的稳定的“总体性”指标，它们对琐碎易变的具体生活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和调控作用。“全部的艺术成就”是浪漫主义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康德和浪漫主义以来形成的主流艺术观坚持认为艺术以其无功利性的审美追求创造出高于自然的理想世界，艺术世界里寄放着关于基本人性、终极关怀和美好生活的亘古不变的理解。19世纪后期英国文化理论集大成者阿诺德( Mathew Arnold)以“光明和甜美”( light and sweet)来描述文化的品质，具有如此品质的文化显然不应该遭到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的反对。至于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虽然内涵广泛，包括了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知识状况、艺术、宗教、伦理、习俗等等方面，但是“整个［……］方式”把看似无所不包的生活细节提炼概括为经过历代传承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悠久传统”，有些英国人也会喜欢吃四川火锅，但是四川火锅肯定不属于英国生活方式。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文化”一词无孔不入，在印刷文化、影视文化、图像文化、网络之外，还可以有警察文化、涂鸦文化、咖啡文化和屌丝文化，当“文化”可以指称一切时，实际上成为像“上帝”一样的，绝对自由、漂浮的最高但空洞的“能指”，也就是说，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沿着现代时期的抽象化方向加速推进，直至成为一个脱离了地球引力的干瘪的符号——这也许正是后现代主义追求的理想效果。 然而，并不复杂的学术史调查就能显示，关于“文化”的所有阐释以及各种文化理论的这样那样的区别，都无法摆脱历史因素的决定性制约，都是各种具体社会情境的观念反映，是针对不同时空内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撇开漫长繁冗的前历史词源学考证不论，“文化”成为学术关键词，是现代的故事。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时候，“文化”开始成为欧洲知识界热烈阐发的范畴，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殚精竭虑地对“文化”的含义和功能作过深入的探讨。根据威廉斯的实证性考察，文化议题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现代现象。以英国为例，18世纪末以来工业化进程全面铺开，城市规模快速扩展，所谓“有机的”传统农业社会被迅速改变成机器主宰的工业社会，社会财富和贫穷人口以几何级数地增加而震撼着人们的视听和思想。工业化不仅带来了遍地的厂房和烟囱，改变了千百年来沉积的地貌景观，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分裂为贫富“两个民族”，更为可怕的是上帝的地位受到了动摇，传统的伦理规范失去了效力，“贱买贵卖”的市场原则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铁律。被工业机器绑架的社会格局不仅使曾经把人类从愚昧时代拯救出来的“现代文明”黯然失色，而且清晰地勾勒出照此下去整个人类将没有未来的恐怖图景。正是失去土地的工厂劳动者辛苦一年但吃不上一顿肉的凄惨现实，让本来保守顽固、极度厌恶美国革命而愤然回到英国的柯贝特( William Cobett)成为英国政府重点监控的激进分子。现实焦虑催生了有识之士的紧张思考，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文化方舟。对于伯克( Edmond Burke)来说，文化是无数代人的经验积累形成的传统，体现为国家行为对个体自然棱角的修理和约束; 对于欧文( Robert Owen)，文化是为劳工子女创造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成果; 对于柯尔律治 ( Samuel Coleridge)，文化是一种诉诸自我潜能充分挥发的修持功夫; 对于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文化能够确保人的全面发展，防止异化分裂成机器零件; 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们，文化是艺术所表征的对混乱生活的反拨。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深入，阶级的对立和冲突空前剧烈，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阿诺德把文化描绘成“光明和甜美”的理想境界，设定为可以通约社会所有阶层和阶级的价值中枢，期望以此来弥合社会的分裂。到了20世纪初，帝国的地位风雨飘摇，殖民地以一切手段摆脱宗主国统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时把文化描述成特定民族国家的经年传统所形成的整个生活方式，不仅希望凝聚宗主国臣民的民族团结，而且隐含着西方文化至上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现代人类学的兴起是服务帝国主义的需要所催生的产物。 可见，“文化”概念的每一次使用都反映了历史语境对“意义”的调整需求。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化理论都竭力挣脱“文化”的历史包袱，把“文化”装扮成超凡脱俗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光明和甜美”。按照现代思维逻辑，这种追求“普遍性”的抽象冲动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原理之一是认定普遍性高于因而能够解释和指导特殊性，普遍性与客观规律、可重复验证的知识、真理性、合法性以及权威性等概念是天然地绑定的。然而，当“文化”范畴失去了现实指向性时，它的存在合理性还剩多少呢? 当各种文化理论争相拂去自身沾染的泥土，企图变成绝对纯净透明之物时，它们就真的成了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多余之物，等于正式宣告原来设定的种种拯救混乱现实、照亮人生的目标已然失败。伊格尔顿大声疾呼的“文化的危机”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征兆，表现为对历史条件的掩盖、意图与效果的冲突和自我涂写与抹除的矛盾。文化危机发展到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文化主题世纪，更加明显地表现为 T．S．艾略特( T．S．Eliot)式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定义和F．R．利维斯( F．R．Leavis)式的“少数者的文化”表述( minority culture)，因为这种“整个生活方式”无意涵盖世界人民的整个生活，而是将林林总总的不同语言、宗教、习俗和肤色群落辨识出来的区隔性的表征系统，“文化”由曾经俯瞰和统辖整个人间事务的第一原子分裂为“不同的”差异性形态，“文化”裂变为“各种文化”，而利维斯则因为坚持“文化”的“光明和甜美”价值，不得不退守“少数者”的队列，曾经像上帝一样普照天下的大写的“文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只能放弃对“多数者”的关照。这种局面清楚表明，“文化”陷入了似乎无可挽回的危机。前所未有的穷途窘境似乎意味着“文化的危机”已经无法挽回。进入后现代时期，文化的状况已非“危机”所能尽述，而是陷入了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化战争”的状态。源于现代的文化危机在当代呈现出蔓延扩展之势，因此伊格尔顿借着在牛津大学发表讲座教授就职演讲的重要机会，意味深长地发出“当代文化的危机”的呐喊，提醒人们关注文化问题的紧迫性。 “宣称文化的观念如今正处于危机之中是危险的，因为它何时不在危机之中呢?”。伊格尔顿的这个反意疑问句的意义不仅是调侃现代以来日益庞杂的文化理论的虚弱，而且是提醒人们看到文化理论本身的病灶，正视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结构的实际处境。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y Terry Eagleton 二、回归本位的文化 现代“文化”概念从替换“文明”开始，一路不断繁殖，到后现代主义时期膨胀成为包揽一切的最高能指，伊格尔顿称之为“唯文化论”或“文化主义”( culturalism)。当“文化”成为一个无所不能容纳的概念时，也就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没有意义内涵的空洞符号。面对这个傲慢自大的“文化”，伊格尔顿指出: “让文化回归其原有位置，现在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伊格尔顿的学术活动理解为旨在推动文化走出危机的系统性尝试。 在现代性话语结构里，看似具有不可解释的超验性的“普遍性”其实是通过擦抹自身的历史踪迹来形成的一种技术效果，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即“普遍性通常所做的，是抓住历史的特殊性并将其当作一种永恒的真理。一种偶然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人类的历史”。作为最高的价值仲裁者的文化，同样也是通过这种话语技术，获得了“普遍性”的抓手，建构起超验的权威。当现代文化理论的话语戏法被揭穿之后，“文化”就自然地回到大地的泥土之中，正如更早的词源线索显示的那样，“文化”是对“自然”生长过程的管理，“自然”是“文化”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即使文化用以管理自然的手段，也只能是来自“自然”，总之，二者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这个朴素的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基本观点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理论的出发点。 单从学术语汇的角度来说，伊格尔顿也认为 “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它可以宽泛地包括哲学、政治学、宗教、伦理学、科学等多个知识话语系统，这样可以避免现代学科细分带来的建构单一学科孤岛、人为割裂知识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越来越脱离社会政治现 实的倾向。在《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对“文学”作了生动的解构，指出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历史的发明，文学( literature)在很长时间里表示“阅读文章”，到了浪漫主义时期随着“文化”的潮起才用来专门指“想象性的和虚构的”书写形式。即使如此，现代文学概念仍然很难保持内涵和外延上的确切性，譬如培根的散文、邓恩的布道文、约翰逊博士的诗人传记以及吉本的历史著作等，并非想象和虚构之物，但是向来被看作文学作品，录入各种文学选本。实际上从多方面考察，“文学”都难以确立自身的客观可靠的坚实基础，因为任何文字都可以 “被当作”文学，而像莎士比亚作品这样似乎确定属于文学的东西，也可以不再是文学。因此，伊格尔顿宣布: “从这里往后，我在这本书里使用'文学的’和'文学’这些词时，我把它们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正在取消的标志，用以指出这些术语并非真正适用，只是暂时没有更好的词而已”。在该书结尾部分，他进一步具体提出: 这里清楚表明，伊格尔顿更倾向于把文学理论称为文化理论，是因为后者可以把文学与其 “更广阔的背景关系”或“这种实践的整个领域” 联系在一起。不过，看重“文化”概念的宽大外延，主张在更广阔的“关系”中考察特定对象，也是威廉斯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的原因所在，而伊格尔顿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借用马克思的经济生产理论，以文学生产为个案，提出别具新意的文化生产理论。 文化的历史性、物质性和实践性在伊格尔顿的理论建构中被综合描述为一种“生产性”。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明确指出: “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学院式解剖的对象。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相联系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书籍不只是有意义的语言结构，戏剧不只是文学脚本的舞台呈现，它们也是采用特定生产方式、经过物质的实实在在的生产过程而成形的产品，甚至是必须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利润的商品。与人类的其他生产活动相类似，文化生产离不开物质原材料、工具设备、技术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也会形成参与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譬如部落诗人与酋长、御用文人与帝王宫廷、自由撰稿人与书商等不同阶段的文化生产关系。包括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特定的文化生产方式必然会在文化产品的样式、风格、趣味和意义上留下印记，譬如在作品的体裁、结构、节奏、句式等方面刻写的痕迹，“文学文本负载着它的历史生产方式的印记，正如任何产品都通过其材料和形式分泌着它的形成样式”。文化生产是在社会总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和进行的活动，人类为自身的物种存在而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随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总和”的发展，出现了物质上的富余和时间上的闲暇，出现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出现了专门的文学艺术活动或文化生产。这就表明，文化生产方式建立在社会总体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是受到总体生产方式发展状况制约的亚结构，譬如小说的兴起离不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明和社会总体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当然，文化生产方式对一般生产方式也能发挥促进和推动作用，“文学生产方式与一般生产方式关系的最突出的功能是再生产和扩大一般生产关系”。 把“文化”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紧紧关联起来，对于解释涉及精神领域的个性丰富复杂的艺术活动，也许有些简单粗糙，然而这一尝试的价值在于引导人们确认“文化”的物质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撩开笼罩在“文化”周围的迷雾，还其“自然”本色。实际上，文化生产方式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基础之上还有观念、思 想、信仰、知识等意义系统，文化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它穿越基础和上层的多重关系，“文化生产”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表明文化是多重关系的综合过程。从阐释学角度讲，文化生产原理让人们在解读文本时，看到历史之于语言的“生产性”，譬如作为原材料的语言，不再是清白的中性工具，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搏斗的遗墟废址。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国、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区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借助“文化生产”理论，能够直截了当地“将艺术家看成扎根于某个历史时代、选用一定的材料加以生产的工人”。因为“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应该说，伊格尔顿并不打算修正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是他谋求走出文化危机的可靠资源; 在他看来，直至今天的文化危机，其最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整体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生产方式，“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人的自由的本质和全面自我实现的理想，这些被普遍认可和期待的文化的“光明和甜美”对于世界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们而言，是遥不可及之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之下，“文化”只能臣服于商品的驱使。因此，解决文化危机的关键是解决文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在伊格尔顿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解放人的全部潜能，让人获得不用为了面包而放弃艺术爱好的自由，使至今仍然被关在大学门外的“没文化的人”也能够享受到文化的“甜美”，这是一种比自由主义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的文化。 显然，“文化”的回归和文化危机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项政治工程。正如“文化”的回归意味着回到其历史性、物质性和实践性的本来位置上一样，从政治角度构思文化危机的解决方案，恰恰是因为文化理论自始就具有政治性，一直深入地参与了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管理等政治事务。在18世纪末的英国，思想家、美学家兼政治家伯克在一次议会演讲——典型的政治行为——中发表了他的文化观点，试图用“英国人民”经过代代承接而被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习惯、规范和体制，消解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喧嚣和躁动，必要时动用国家力量所代表的“文化”来对抗潘恩( Thomas Paine)等人要求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自然”。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在工业、农业、铁路、教育、公共卫生等所有领域高度集中，整个社会却愈加分化，阶级矛盾和对立更加尖锐激烈，以阿诺德为首的批评家们承担起化解话语冲突和凝聚社会的政治重任，积极充当维多利亚社会的中间人和调停者，试图用“文化”来代替已经失效的宗教，这是“文化”被描述成适用于所有阶级、所有人的“光明和甜美”的关键所在。 伊格尔顿进一步通过对现代“文化”的主 要表达形式“文学批评”的考察，揭示其强烈的政治属性。“欧洲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国家的斗争中诞生的”。根据伊格尔顿的考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开始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在专制的贵族国家与个体化的市民社会的中间地带，在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俱乐部、咖啡馆、期刊杂志等空间，建立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 “公共领域”，形成与专制王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进入19世纪，“此时的批评是毫无顾忌、事无巨细地介入了政治，刊物往往只挑选那些它们可以打入意识形态长钉的篇什来加以评论，它们的文学判断由于匿名而更具权威，可以有力地服务于它们的政治目的”。到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终于进入大学殿堂，这一事件可谓完成了一系列政治任务:安抚和收编无产阶级，凝聚社会各阶级，建构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最终实现在动荡社会里维护既定权力关系的目的，伊格尔顿尖锐地指出: “高等教育里的文学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组成部分［……］被国家承认为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必须能够用某些方式说和写。真正教授、考试和发证书证明的也是这一点，而不是你个人想些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可以说，“批评”之所以存活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制度的保护，而制度愿意全力保护文学批评，在根本上是因为它得到“批评”的政治服务。利维斯主义也绝不例外地充分表现了批评的政治性，在利维斯的“英文研究”背后，耸立着不列颠帝国的宗主国意识、独此一家式的英国特色和充分昂奋的民族自豪感。 伊格尔顿对现代批评史的发掘表明，批评的政治性或政治性的批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实际上，毫无必要把政治拖进文学理论: 就像南非运动的情况那样，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反对批评之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抱持“无功利性”的立场本身就具有明确的功利诉求，18世纪欧洲出现的“公共领域”以无功利性标榜自身的公正，旨在增加抵抗贵族专制话语的力量; 后来，无功利性往往成了精英派掠取和巩固自家阵地的杀手锏。在伊格尔顿看来，“无功利性”实际上是商品的一种属性，商品只有摆脱一切羁绊，才能进入市场，然而从另一面看，唯利是图的商品却是功利性最强的东西。因此， “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政治’和'非政治’批评之间的区别仅仅是首相和国王之间的那种区别:后者推进某种政治目的而假装不是那样，而前者则对此毫不犹豫”。在这样的情况下，切实的问题不外乎是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为什么目的进行言说和为谁言说。 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致力于解构中心、推倒一切学科界墙的工作，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传统的知识结构已经放进了坩锅”，结果似乎只剩下一门“文化”学科。向“文化”聚拢，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破狭隘僵化的学科分界，拓宽学术视野，但是不可否认，对“文化”的一味推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物质问题的回避。事实上，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文化”在有些人手里重新成了一种奇妙的黏合剂，好像只要努力促进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只要抱着开明的心态，真诚地拥抱不同文化，“世界人民”就会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或者好像只要文化问题处理好了，只要大家接受彼此的肤色和承认共同的饱含品味，就会以兄弟姐妹相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被连根拔除。这种唯文化论实际上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观的翻版，同样是对文化的物质性、现实性以及政治性的回避，伊格尔顿尖锐指出: “面对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需要重申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在新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饿、贫穷、疾病、债务、吸毒、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问题［……］像任何其他的物质问题一样，这些问题在文化上被曲解了，与信念和身份捆挷在一起，日益陷入教条的系统之中。但是，它们只是在冒险将这个术语扩张到无意义程度的意义上才成为文化的问题”。每天真实地发生在眼前的各种尖锐的甚至不可调和的血灾冲突应该可以打破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化幻象，认识到文化问题实际上是政治议题，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因而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The Ideology of Aesthetic, by Terry Eagleton 三、马克思主义特色 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很少人像伊格尔顿一样多次明确宣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最近还出版专著《为什么马克思是正确的》( Why Marx Was Right，2011)，再次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重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另一方面，却对左翼学者的观点时有批评，表达了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丰富复杂的理论体系的独到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空间。 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始于曾经加入英国共产党的威廉斯的影响。1961年，威廉斯受骋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任教，伊格尔顿于同年进入基督学院读本科，毕业后留校成为威廉斯的同事。伊格尔顿的第一部批评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 Shakespeare and Society，1967)题赠给威廉斯，也许书名本身就来自威廉斯的名作《文化与社会》的启发，书中尝试打破个体与社会、自发生活和社会结构之间界限的做法，确实与威廉斯的方法相吻合。不过，伊格尔顿拓宽“文化”的外延，使之包含从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述到“情感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多种意义，重在加强社会物质条件对精神现象的决定关系，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的重视和坚持。 1976 年，伊格尔顿出版《批评与意识形态》( Criticism and Ideology)，出人意料地批评威廉斯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政治渐进主义，认为威廉斯顶多是一个利维斯主义左派。伊格尔顿“背叛师门”，只能从“爱吾师，更爱真理”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法国结构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广泛影响的1970年代，欧美学界普遍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建构问题框架，传统的人本主义范式成为质疑和改造的对象。在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威廉斯和汤普逊( E．P．Thompson)等上一代左派理论家成为批评的靶子，同样对老左派的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发起攻击的人也不只伊格尔顿，而是一批包括安德森( Perry Anderson)和奈恩( Tom Nairn)等人在内的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明显看出结构主义时期伊格尔顿理论的特别用心和独到之处。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新的理论范式有利于阐发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的科学性，亦即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靠性和实践有效性。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活动和成就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批判。同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Marxism and Literary Theory，1976) 显示出他努力从马克思原典出发阐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基本立场。进入1980年代，“英文研究的危机”( the crisis in English Studies)成为英国学界的一时热点，这场危机的实质是受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洗礼之后，传统的学术范式失去效力，而新生中的研究范式集中表现为“文化政治”转向，开始从历史、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等“外部”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注重文学批评的社会介入作用。伊格尔顿及时地呼应了这一时期的范式转换，写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的著作，其中以《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Walter Benjamin，or Toward the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 和《文学理论导论》(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为代表，集中阐明了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属性。至此，伊格尔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照的理论个性已经形成，举其要者，可以概括为对文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突出强调。 由于共产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由于西方晚期工业社会条件的变化，由于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简单反映论的反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开始特别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行为的反作用; 从葛兰西开始，重视日常生活和文化体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揭露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维持文化霸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中，意识形态一般被理解为“虚假意识”或统治阶级的意识范畴，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走出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希望则被赋予所谓“真正的”艺术。费歇尔( Ernest Fischer)的专著《对抗意识形态的艺术》就简明扼要地展示了这一基本观点，该书认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总是受到特定经济基础的限制，是属于特定时空内的历史的和具体的范畴，而艺术则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创造活动，因此无限的永恒的艺术必然能够超越暂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卢卡奇受到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的用语“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启发，把艺术对抗意识形态的神秘力量具体演绎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事实上存在着这等情况，即一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很反动的 世界观并不能阻碍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的产生， 同时也有这等情况，即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恰恰由于他政治上的进步性而接受了某种程式，从而阻碍了他现实主义地塑造人物。简单地说，这完全要看作家对于综合在自己作品中的世界景象的处理方法而定”。按照这种“胜在方法”的理论，好像只要严格采用某种艺术的手段和形式，便可以自动阻断虚假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干扰。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当代西方左派学术，而他同样“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阿尔都塞把全部精神活动分为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三个领域，艺术与意识形态相平行且具有消解意识形态误导作用的功能，艺术独具慧眼，能够“看到”(看穿)意识形态，“在伟人的小说里，我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的形式”。审美之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抗物化社会和异化现实的圣地，维护它的自治独立地位无疑可以起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做法起到反拨作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样做实际上也就与维护艺术特权地位的各种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非常接近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完全等同于“虚假意识”，也不认为所谓真正伟大的文学能够真正地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更不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而将之剔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探询之外，而是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汲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尝试建构一套系统的“文本科学”( Science of Text)，既能科学地解释文本结构，又能有效地用来指导文本解读。他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考察文学生产力和文学生产关系的结构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对文本存在形态的分析，揭示出文本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现象。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一面的重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倚重，对马克思“哲学改造世界”的主张的强调，都清楚地划出结构主义时期伊格尔顿理论的个性和价值，这些特殊的理论品质使伊格尔顿理论具有一种强大的内生性力量，因而即使到了结构主义已经失去理论市场的1980乃至1990年代之后，伊格尔顿仍然能够用“意识形态”作出适应新语境的批评阐释，譬如已经成为当代文论重要著作的《美学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990)。 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表现出的侧重意识和文化问题的转向，同时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淡漠和撤离，在这一点上显出了伊格尔顿的最大不同。他一再提醒左翼知识分子应该牢记马克思关于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的立场，一再明确地宣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批评! ”在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系统考察的《美学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强调指出: “政治支撑着一种与美学的元语言学的关系”。纵观伊格尔顿的学术历程，他不断调整阐述方法，但是始终坚持把政治关怀和现实介入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我们不是先问对象是什么或我们如何探讨它，而是为什么我们要首先探讨它”; 或者说，是为了政治效果的最大化而不断调整理论策略，“激进的批评家对理论和方法问题也有着开放的思想: 在这方面他们倾向多元论 者。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有助于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而产生'更好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接受理论，等等: 所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的方法，都有其有价值的、可以被利用的洞察力量”。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伊格尔顿来说，具有政治意识的批评或 “革命批评”的存在价值和目标就是抵抗并改变现存权力关系，揭露和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为此，革命批评家可以借鉴修辞学原则，突破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形而上教条限制，专注于语言运用在具体环境下所能产生的祈求、说服和激励的效果，甚至在适当时机，可以对文本对象进行加工、修正和重写，以打破本雅明所说的板结和硬化的历史叙事，使某种来自过去的声音为“当下”提供服务。具体而言，革命批评家当前面临着三项主要任务: 这三项任务无疑也可以用来对照伊格尔顿自己的学术活动和成就，理解其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主旨。 人文学术活动十之八九是对当代热点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在 “文化”似乎已经成为当代学术议程上的头等议题的语境里，大部分学者难以另辟蹊径，孤独地坚持自己的另类探索。决定这一事实的关键因素是，学术议题的“热度”表明学术工作的价值和相关性。学术研究旨在解答问题，一项没有当代问题针对性或不为当代人所关注的学术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无的放矢。作为一个矢志通过“表意实践”介入社会生活过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直到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转向，“灵活”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凸显出紧跟时代的话语热点从而及时发出马克思主义声音的一贯追求，典型地发挥了马克思所说的学术理论应该有效地“解释世界”的功能。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始终追求“改造世界”的学术理想，在他的理论话语中表达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为此经常表现出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胆斗士的特色，甚至为此而经常陷入与激进同志论战的尴尬境地中，即使在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彰显出特立不群的学术品格。因此，对伊格尔顿的文化思想和批评理论的研究，是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学术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
Culture and Society，by Rymond Williams 参考文献已略去，请参阅期刊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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