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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街故事（散文）
文/杨登云
一、进山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我考取大理师范民族班，入学第二年在省级少儿读物《蜜蜂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风筝》的散文诗，文章很短：
穿太空服的小弟弟，小心裱糊着一只色彩斑斓的风筝，像在编织一个彩色的梦。
彝山的孩子，喜爱大山的骨骼，向往山尖那变化万端的云朵。
裱啊，裱啊……笑靥里充满甜，填满醉。
“放到天上去么？”
“嗯。”
“能上去么？”
“怎不能？能到月亮上的。”
风筝上去了，飞得很高很高。那飘游在蓝天里的小黑点儿，仿佛弟弟黑豆般的眼睛。一丝银线牵着他对彝山的爱。
经过三年苦读，我毕业了。因为是公认的“高材生”，我多少有点违心地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服从分配”四个字。也许是饱蘸了彝山爱情的缘故吧，我被那“一丝银线”拽回了大山，而且是比家乡更遥远的深山。一同被牵回来的还有同届毕业的三个年轻人，都是优秀坯子。
我们曾经怀揣理想抱负，曾经立志与命运抗争。不曾想在世俗的强大旋涡里，自己那点缚鸡之力显得多么的苍白和羸弱。没必要因为没有当教育局长的爹而怨天尤人，没必要为前途暗淡而悲悲戚戚。应该庆幸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只铁饭碗，应该考虑怎样端好这只来之不易的铁饭碗。只要心火不灭，大山深处也能实现理想也未可知。
尽管心中五味杂陈，我们一行四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向大山进发了。乘车从下关出发，经巍山大仓到达江桥。江桥名叫“朝阳桥”，是横跨漾濞江，连通巍山漾濞两县的一座铁索桥，可通行重型货车，专门为森工企业进山拉木料而修建的。过了桥，公路继续向大山深处延伸，仿佛大山的毛细血管布满林区。路是四通八达了，可是无车可坐，或者说有车不得坐。货车师傅一般只带姑娘，我们只能是望车兴叹。
我们就这样背上行李沿着盘山公路，目标鸡街步行上班去了。
秋天的午后，酷热难当。感觉脑袋膨胀得比地球还要大，像几百台大功率的混凝土搅拌机在不停地工作着。嗓子眼里比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要烫，在毒太阳的炙烤下地面上如火烟在蒸腾晃动。路旁是砍伐剩下的杂木树，没有一块巴掌大的树荫。远处偶尔传来一声两声布谷鸟慵懒缠绵的鸣叫，近处成千上万的知了扯着破锣般的嗓子拉长了声音叫唤，无限膨胀的头颅好像是颅骨沿着骨缝活生生撕裂开来，不停地摩擦着、摩擦着……
四个人都不言语，好像都在一心一意地走路，实则各自琢磨着心事。一个人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时候，思维能排除各种干扰快速活跃着，正如此时的我们。要说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理想抱负那是自欺欺人的假话。若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走出大山！从小学背伙食篮子驻校，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告别伙食篮子，艰难地考到州府读师范，为的就是走出这座让人魂牵梦绕而又狰狞恐怖的大山。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吧，当年大理师范招收第一届民族师范班，尽管考绩没有达到普师录取线，可我们各自都是以全乡第一的成绩入的学。如果比作股票，我们算是潜力股吧，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三年的师范，民师班的后发优势为学校赢得了不少荣誉。就拿我来说吧，师范一年级时就击败数千名同学，获得全校作文竞赛第一名。为此，课任老师欣喜之余赐予我“小秀才”绰号。同行的几位也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都能拿出不俗的成绩单的。
思绪就这样天马行空地飘游着，杂乱而无序。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走出大山的我们又回来了，这里笃定将成为我们再次起放飞梦想的地方。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咬牙切齿地喊：“我又回来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龟行的脚步越来越铅重。曾经走了九年求学的山路，唯独这天的艰难留给我的记忆最清晰，只因为前路漫漫，前途未卜，不知能否再次突破大山的围困，身心经受双重煎熬。
漫长的一天过去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了目的地。
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中描绘过鸡街学校的残破，可现实比想象要残酷得多。眼前的鸡街学校只有四间低矮的旧平房，门窗多数只剩下不规则的框，透过窗框可以见到教室里规格不一的桌凳，缺胳膊少腿的，新胳膊旧腿的，长胳膊短腿的，都用土坯垫衬平衡着，仿佛是一所伤残桌椅的疗养院。房檐上的瓦片脱落丢失了不少，露出一排排腐朽的椽头，好像荒漠中渴死数月的骆驼留下的森森肋骨。
院心不大，两棵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的大树一左一右立在院里，（按照鲁迅先生的笔法）一棵是槐树，另一棵还是槐树。两棵老槐树像是被整过形，各有一枝健硕的树丫平直伸向院心。右边的树枝上用八号铁丝悬挂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大车轮子钢圈，一根约莫两尺长的铁质棒槌别在钢圈镂空里，用于敲击钢圈发出上下课指令。
上课，“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下课，“当——当——当——”。
右边的树枝上捆绑着两根约三米长的无缝钢管，钢管的一端没入地下，还算牢靠，估计是用来给孩子们上体育课的。
相对于整个校园的荒凉破败，两棵老槐树显得虎虎有生气，仿佛它们才是校园真正的主人，出入其间的师生反倒像是栖息在这里的小生物，似乎可有可无。
学校坐落在一个小荒坡上，属澜沧江流域的低热河谷区。这里四季温差大，早晚温差大。学校四周山头被采伐得精光，山体常年裸露着黄褐色的肌肤，旱季干得冒烟，不远处的鸡街河经常断流。每逢雨季，四周山体又像集体吃坏了肚子，泥石流滑坡泄得漫山遍野。鸡街河更是洪水滔天，泥沙俱下，悉数卷走沿岸新造的农田。鸡街的农田年年造，年年毁，衍生了当地一个谚语：“卖豆腐买河边田，水里来水里去。”建国后，政府曾多次大规模治理鸡街河，可收效甚微，因治河而留下的笑话却不少。有一则当地人津津乐道，说的是“文革”初期，国家发动沿河农民治理鸡街河。某一天，一黑脸汉子搬石头砸伤了手，一目击村民自作聪明，借题发挥，当群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他居然唱成“大黑汉子敲着手”（鸡街方言“敲”是读“kao”的）。结果定罪“侮辱领袖”，被判了一年。说冤吧，在那个特定时期，确实算不上冤。
传说也好，调侃也罢，当时鸡街水土流失之严重可见一斑。要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能不感到无助和迷惘么，初来乍到的几个年轻人切实感受到了一次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强烈碰撞。
二、谁的屁股
我和一个同伴被安排住在一间宿舍，这宿舍像傣家吊脚楼，更像抗战时期的简易瞭望所，附着在主楼的藏头位置。上房间要经过一架摇摇晃晃的木质楼梯，踏板残缺不全，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跌落下来。房间四周用木板围栅，四处透风漏气，两人住在里面，比村民看守庄稼的窝棚还简陋，比香港闹市还拥挤。我们用废旧报纸和画报裱糊板壁，解决了透风的问题，却带来了闷热的烦恼。如若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神支撑，加之长时间一身的汗臭，遍身子的瘙痒，肉身如同危楼随时都会垮掉的。
鸡街河水有时像桀骜不驯的雄狮，有时又像温良俊秀的少女，与四周的光山秃林相比，我更喜爱鸡街河。鸡街河是有生机和灵气的，鸡街河是有传奇和故事的。
初到鸡街，我曾经十分认真地请教“酒葫芦”：“在鸡街工作，如何解决洗澡的难题？”
“到鸡街河里洗呀，你是真不懂还是装憨！”“酒葫芦”认为这是鸡街人妇孺皆知的问题。
“那洪水季节和冬季又咋整？”我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问题。
“我教你个绝招。”“酒葫芦”煞有介事地附着我的耳朵：“不洗！”
那些年，鸡街河确实是我们的天然澡堂，枯水季节尽管水量小，但清澈干净。
为解决洗澡难问题，我们就带领学生堵河造潭。先用大石头砌一道拦河坝，又用小石头堵大石头缝隙，再用树叶子堵小石头缝隙，缔造出一个人工大水潭，专供师生洗浴。露天洗澡还是讲规矩的：
老师洗澡，学生退避三舍。
男生洗澡，女生退避三舍。
女生洗澡，男生退避三舍。
夜间洗澡确是不错的选择，就是抗不住蚊子的袭扰。鸡街的蚊子个头大，像是长了骨头，还特别饿痨，叮咬住你宁死不松口，讨厌至极。于是，我们用农用薄膜制作了类似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外罩的白色斗篷，洗澡时罩住身子，只留一颗头露在外面，与蚊子斗智斗勇，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有了洗澡的去处，定了洗澡的规矩，师生们仿佛清爽了许多，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到河边洗澡有时也会遇到尴尬事，就像女生问我“什么叫遗精？”同样尴尬的事。
那天下午无课，我收拾脏衣物独自到鸡街河边。洗完澡便在一块大石板上专心搓洗着裤头。一个在河边放牧的老大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身边和我闲谝起来。
“阿弟，你是哪里人？咋看着眼生。”
“学校教书的，刚分配来不久。”
“看你白白净净的，不像我们山里人么。”
“我也是山里人，只不过从小读书，没怎么干过农活。”
“读书就是好，可以端铁饭碗么。”
“其实也一样，都是为了讨生活。”
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半天无事。老大妈接下来的问话几乎让我无法作答。
“你有几个娃娃了？”
“有过好几个了，只是都没有活下来。”我使劲搓着裤头，顾不了尴尬，决心和她顺杆爬下去。
“啊么么，那是咋个整的呢？”
“老大被河水冲走了，老二被河水冲走了，老三也被河水冲走了，已经被河水冲走好几个了。”
“咋个这么不小心呢，娃娃她妈也不兴着搭你管管噶？”
“娃娃他妈一直在老岳母家，老岳母不让她搭我在一起过日子。”
“唉，没良心的老岳母！”
“是啊，狼心狗肺的老岳母！”
“下一次一定要小心啊，莫再让河水把娃娃冲走了啊！”老大妈满脸关切和同情，喃喃着吆牲口去了。
回到学校，我把当天的遇见和几个年轻老师讲了，大家会心地哄堂大笑：“是啊，我们都有成千上万的娃娃都被河水冲走了！”
我买了一台“傻瓜”相机。所谓“傻瓜”相机，就是拍照时不用调焦距、光圈、速度什么的，抬手就拍，一拍就成。其实是持机人“傻瓜”，而不是相机“傻瓜”。那时，彩色照片才刚刚时兴，照片的彩色与否，取决于胶卷的彩色与否。彩色胶卷出的是彩色照片，黑白胶卷出的是黑白照片。不玩则已，要玩就玩时髦的，我们玩的基本是彩色照片。当时常用的彩色胶卷有两种，一种叫“富士”，一种叫“柯达”。通过摸索，我们掌握了“富士”体现绿色蓝色较好，如拍树木、蓝天、碧野等就用“富士”。“柯达”体现红色黄色更充分，如拍花朵、焰火及结婚、竖柱等喜庆场面就用“柯达”。
又到周末，四个年轻人相约到河边洗澡，没忘了带相机拍照取乐。大家合计，鸡街山体裸露，鲜有绿色，可是河边怪石斑斓，色彩丰富，就决定带两卷能彰显喜庆的“柯达”。
那天周边无人，四人精光赤条地在水潭里嬉戏打闹，享受回归自然的惬意。相机也几易其手，随机乱拍，大家不为摄影艺术，只求新鲜有趣。几个小时的澡洗下来，两卷胶卷也被按得精光。
一个月后，相片托人从县城冲洗回来了。两个胶卷七十二张照片，四个人争相传看。其中一张照片顿时让人目瞪口呆，那是一张以红色为主基调的特写的硕大的“喜庆”的屁股！
惊讶之余，大家都充当起了神探福尔摩斯。首先，围绕“这是谁的杰作”展开排查，只要“罪犯”没有口供，自然排查无果。然后又围绕“这是谁的屁股”展开细致研判，当然大家更关心是“谁的屁股”，是谁拍的无关紧要。就拍照当天的现实情况，排除了女人屁股的可能，而且一致认定屁股的主人肯定是我们四人中的一人。到底是谁的屁股，你推我赖了足足一个下午，仍然没有准确定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这枚硕大圆润的屁股究竟是谁的屁股，真正成了一桩陈年悬案。
其实那个屁股的真正主人只有我心知肚明，那时童心未泯，恶作剧心理驱使也正常，当时供出来也无大碍的，无非博大家一笑罢了，可我当时死活没有“招”。想起二十年后，同龄作家余华写《兄弟》，开篇写一枚屁股洋洋洒洒两万余言，作家笔下的屁股精彩纷呈，故事跌宕，扣人心弦，让人玩味，估计还赚了不少稿费，据说老兄还想以此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呢，可见那屁股确实值钱。如今两个二十年都过去了，当年照片上那颗不乏喜庆的圆屁股想必也已经老化成皱屁股、瘪屁股，不值钱了，实在没有多费笔墨的必要，就让这悬案一直悬了去吧。
三、邮叔
“邮叔”是我们对鸡街乡邮员的尊称。
八十年代初，漾濞南片的龙潭、瓦厂、鸡街三个区只有龙潭一个邮电所，负责跑鸡街区的只有一个邮递员。真是巧合，鸡街的邮递员名叫吉有信，像是专门为其职业取的名。当时他四十来岁的样子，我们都叫他“有叔”，后来干脆尊称其为“邮叔”了。当年的山乡邮递员相当于现在的网络信号，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与外界断联，成为与世隔绝的一群人。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邮叔，爱他如亲人，想他如初恋。
邮叔穿一身邮政绿制服，通常不戴大檐帽，背一个又宽又大的邮政绿邮包。邮包上有一个黄色的由“中”字与邮政网络相互结合归纳而成的邮政徽志，据说是标志着快捷、准确、安全和无处不达。邮包的大翻盖上是黄色的毛体“人民邮电”。我认为，整个邮包都很顺眼，就是那四个字不好看，其实是个大大的错觉。诸如触觉、嗅觉、听觉、味觉、视觉都会产生错觉一样，时间长了有的会固化为颠扑不破的认知，有的则会在意念里彻底大反转。相对于我后来对毛体的痴迷，痴迷到随时都想临摹几笔，当时对毛体确实是个错觉。那年头我特别喜欢邮电绿，仅仅是因为邮政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吗？不完全是，更多的原因恐怕是爱屋及乌，喜欢邮叔而喜欢邮电绿，也可能是错觉吧。
当年，食品组是可以免费吃猪大肠的；购销店是可以免费喝白酒的，只要在公家的酒坛子里掺入等量的冷水，偷喝掉的酒就了无痕迹；百货店是可以穿最花哨的衣服的，卖布的常常短尺少寸；粮店是可以吃最好的大米白面的，卖粮的不乏短斤少两。唯独邮电所信件不可以吃，报纸不可以穿，包裹不可以藏，相对无油水可捞，可他们的服务态度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好。后来，国家开放了，体制改革了，那些收缩到城镇的邮政网点里，仍然是一身邮政绿的近乎可以做药的老姑娘们却继续端着计划经济的架子，做着市场经济的活计，态度之差不输当年免费吃猪下水的大爷。我不止一次地遭遇过她们的傲慢和冷遇，也曾经当众痛心疾首地撕毁过稿费汇款单，用文人懦弱的愤怒表示强烈抗议，然而抗议无效，犹如三岁小孩在拳王泰森面前比划拳头，任你浑身颤抖脸廓变形，她们视而不见，照谝自己的暖心事。积重难返啊，几头绿色的草驴，我奸你祖宗！
总之，如今柜台里的邮政姑娘与当年在大山里送信的邮叔不可同日而语，相去十万八千里。
邮叔喜欢喝几口。他有个习惯，没喝酒的时候可以敞开了邮包让你翻找自己的邮件，一旦喝了酒就把邮包当作西南大金库护得死紧，谁也别想翻动。若遇不知趣的主要强行打开邮包，他甚至会不惜饱以老拳，让你不理不成当真不是，既尴尬又难堪。正因如此，邮叔是喝酒送信两不误，酒没少喝，业务倒很少出错。
我们估计邮叔的酒瘾是结婚前就染上了。正如我们这些年轻人，那些年生活枯燥乏味，又没有媳妇管着，整天拿着烟学抽，喝着酒图醉，一切不如意都是烟酒的错，遇到高兴的事也拿烟酒来庆贺，结果待反应过来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邮叔的媳妇是鸡街当地的农民，什么都好，就是强烈反对他喝酒。为喝酒邮叔挨骂是家常便饭，据说有几回邮叔回了嘴或表现出逆反举动——你越说我越喝的时候，还挨了媳妇的巴掌呢。我们还常常为邮叔打抱不平，遇到他媳妇来赶街，几个年轻教师假以师之尊规劝她：“不就喜欢喝几口么，你至于动手吗！”
邮叔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滴酒不沾的。他把酒壶藏在离家两里的路边，喝过瘾了才进家门，出门喝上两口才上路。鸡街小食店里就常常看得到邮叔一壶老酒就一盘花生米的身影。邮叔喝酒我们是理解的，他确实很辛苦。鸡街区地处两州地（大理、保山）四县（漾濞、巍山、永平、昌宁）结合部，辖四乡（小乡，现在的村）138寨（自然村），方圆上百公里。他每星期要到龙潭邮电所取一次邮件，送到鸡街的旮旮旯旯，常常累得像只小狗，喝点酒解个乏也是情理之中，回家“只闻酒精味，不见人喝酒”也是情理之中。
邮叔嗓门大。每次来到学校，往院心里一站，扯开嗓子就喊：“×××，有信！”、“×××，有报纸！”、“×××，有杂志！”、“×××，有包裹！”。喊声必然吸引来众师生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学生就像一窝准备偷油吃的小老鼠，隔着栅栏窥视老师去取邮件。这种情形看似平常，可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难堪的时刻。要知道，我的信件几乎周周有，而且每次一大摞，都是退稿信。投出去的稿件被退回来了，还被邮叔当众跑风漏气，这不是把我那颗花里胡哨的虚荣心赤裸裸地挂在老槐树上昭示于人吗，能不红脸冒汗吗！
那时候，我可算是习作者里的一头初生牛犊，什么都敢写。鸡街的人、鸡街的事、鸡街的山、鸡街的石、鸡街的树、鸡街的河，我要把平凡写出伟大，把朴素写出华贵，把枯燥写出生动。我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心想，阿基米德算个鸟，没有支点我照样能撬起整个地球。那时候，我写出稿件什么地方都敢投，从县广播站投到州、省级报刊，一直投到《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当然，用稿率极低是肯定的，大约十分之一不到，且都是省级以下报刊用稿。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做到矢志不渝，笔耕不辍。那时候，稿件不被采用是要退稿的。把稿子背出去又背回来，我不知给邮叔增添了多少负担，说实话为此对邮叔我是心存愧疚的，可你也不能那样大声大气地出我洋相呀！
那次我在来学校的半路上把邮叔截了下来，顺手往他的邮包里塞了两瓶雪山清酒和两包“青蛙皮”（绿皮的老春城牌香烟），两人就在路边商定了给我送信的相关事宜。
从此以后，邮叔到学校送信再也不大喊大叫了，而是影子一样飘到我的窗前，举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捏拢，其他三指向上飞开抖三抖，动作虽然僵硬，但酷似杨丽萍表演的孔雀头。每当此时，我们就像两个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到房后屋檐下交接信件。从此以后，师生们也就再也没有公开看见过我和邮叔有邮件交往。有同事背地里对我表示纳闷：“是不是鸡街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呀，多么肯写的一个人咋就变成这样慵懒了呢！”每当此时，我那褶皱得厉害的虚荣心反倒被抹平了许多。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大理报》刊发了我采写的小通讯《深山送信人》，主要写的是邮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鸡街深山里给群众送信的事迹。其间穿插了一个小细节，邮叔善良的媳妇看着他年事渐高，体力渐弱，十分心疼，偷偷拿了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三百多元钱，买了一匹马送给他，用于驮送邮件。稿子见报后，反响不小。当年邮叔就被县邮电局评为先进工作者。邮叔媳妇也被县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据说还获奖一床质地不错的毛毯。
这也算是我对邮叔的一点回报吧，至今想来心里还留有些许的慰籍。
四、真假新闻
那几年喜欢写稿子，尤其喜欢写新闻稿。写新闻稿有三个好处：其一，不难写；其二，有稿费；其三，能署名。归纳成一句话：轻而易举名利双收。
就冲着这三点好处，我们都乐于当业余“新闻工作者”，带着鹰隼般的“新闻眼”去捕捉鸡街的大小新闻。说实话，开始做新闻还是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的，从书上看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个报人抛出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论断后，才开始了解新闻的异常性、新鲜性和猎奇性，其终极目的是引爆关注，吸引眼球，新闻茅塞才陆续打开了。诸如大伙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是新闻，而某人唱出“大黑汉子敲着手”就是新闻；校长一板一拍讲思政课不是新闻，而讲课时放了个又响又臭的屁就是新闻；小和尚撞钟念经不是新闻，而与小尼姑偷晴就是新闻；区委书记作报告不是新闻，而漏嘴说出妇女主任屁股上有胎记就是新闻；在米粒上雕出一头大象是新闻，而在大象身上洒满米粒算不上新闻。半个世纪后，网络铺天盖地炒作“安阳狗咬人事件”，只因为扯出狗主人身后的许多龌龊事才成为新闻，也约等于人咬了狗吧。
入了门，也就慢慢上了道。那时候做新闻难不在写，难在缺乏既真实又新奇的新闻素材。试想，一个偏僻落后的深山区哪来那多的“人咬狗”之事，怎么办？泡制么！以基本真实为准则，可着劲地编。一个老党员帮教师搬了几捆书，就是一篇《老党员尊师》；一批“难民服”流到偏僻山村，就是一篇《彝家寨里“西装热”》；一青年农民引进甜脆包谷种在当地推销，就是一篇《一则引人注目的“好消息”》；村民从野外移一株野花栽到院里，就是一篇《生活甜带来环境美》；某山村架通照明电，就是一篇《“野山沟”挂起了“夜明珠”》……这些新闻足以以假乱真，带有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们这代人初学作文的时候正经历“文革”，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写出的东西非黑即白。说到国民党都是透沟子没良心，说到共产党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写坏人只写他们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只字不提我们身上的优点；写好人只写他们根红苗正通体闪亮，只字不提他们渣的一面。细细想来，这种思维定式对新闻写作是大有裨益的，可对文学创作却是致命的。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这才是当年新闻稿件上稿率高而文学作品上稿率低的根本症结所在。
那时候新闻稿费很低，单篇五毛到一块五，也就能换十到三十个鸡蛋。大约十篇稿费可买只大公鸡，打两斤散白酒，供几个单身汉醉一场，写稿的乐趣尽在其中。
我曾经亲手制造过一个“假新闻”事件，至今非但没有些许的良心谴责，反而有点沾沾自喜呢。
那是一九八四年冬上，鸡街区公所另选新址完成了新办公楼的建盖。几个年轻教师天真地认为区公所老办公区理所应当地划拨给拥挤不堪的区中心完小，在不停奔走呼吁的同时，内心也认定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当时国家推行改革开放已有几个年头了，总设计师主抓教育科技，第一个教师节也呼之欲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级党委政府为学校办点实事应该是情理之中的。然而，在区领导态度暧昧地打哈哈一段时间后，居然传出区公所决定把老办公房让给小乡政府（即撤区建乡后的村公所）。情急之下，我决定冒险泡制一个假新闻，促成此事。
十月二十七日《大理报》登出《中心校住房拥挤，区公所慷慨相让》的新闻，当然新闻署的是假名（写这篇稿子我是笃定不为名不为利的）。稿子一见报便在鸡街掀起轩然大波，真真切切把区公所扶上了老虎脊背，一位副区长多次举着报纸到学校追查“元凶”均无结果。后来，随着假新闻在鸡街百姓中不断发酵，炒出了“生米煮成熟饭”的味道，假新闻反而成了搭在虎背上的梯子，区领导也只好借坡下驴，把当时估值近九万元的办公房让给了中心校。当年的九万元远远超出现在的九百万，假新闻有如此大的威力是我始料不及的。
五、菜花
当年，鸡街驻有云台山林业局的两个林场，林场职工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森工单位人员，他们端着铁饭碗，砍伐着林木，工资外肯定还有不菲的外快。同是公职人员的小学老师我们与他们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们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林场姑娘时髦、漂亮，勾人魂魄。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小学老师没有一个和林场姑娘谈恋爱的。毕竟生活阅历不同，生活质量迥异，她们嫌我们土不拉几，我们嫌她们不学无术，相互都难入法眼。在那个如饥似渴的年龄，在那个枯燥无味的环境里，确实是个怪现象，仿佛一群色彩艳丽的孔雀与一群塌毛赖骨的土鸡，根本就不属于同一种群类，彼此存戒，总玩不到一起去。
直到一个林场姑娘的出现，差点让我破防了。
那时候，林场由砍树转向植树。砍树是赚钱的活，植树却是赔钱的差。尽管都在国家强力计划之下，可计划供给毕竟有限，林场职工的日子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滋润，反倒像入冬的甘蔗见风枯黄。
学校有两个同事，一个酒量特大，号称两斤不倒。另一个烟瘾特大，号称烟头不灭。大家分别赐予他们“酒葫芦”和“大烟囱”绰号。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大烟囱”在宿舍里悉心教我抽烟。我很快熟练掌握了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烟屁股，食指顺着烟身慢慢收回来又迅速弹出去，或者伸直食指有节奏地上下轻叩烟头两种抖烟灰技巧。正在操练不用手帮忙，在舌头的作用下，把含在嘴里的香烟由左往右，又由右往左不停地移来移去的潇洒动作。
忽然一个姑娘笑容满面地立在门口，说有事找我。见有姑娘来访，“大烟囱”识趣地离开了。
“进来。有什么事？”看她就是林场姑娘，我的口气严肃生硬，像面对自己的女学生。
“想和你借一本书，《红楼梦》。”说话间，她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她的声音轻柔，是极其标准的北方普通话。我一时手足无措，竟有点语塞了，当时至少有两点让我惊讶不已：其一、她也能读《红楼梦》？！其二、人世间咋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她姓甚名谁我至今都不曾知晓，可多少年来，我心里一直珍藏着她的代号：菜花。
代号是有来由的。只因姑娘拥有一张红润白皙的圆盘脸，笑起来灿灿烂烂的，宛若一朵向阳开放的向日葵。儿时邻村民办老师教我们看图识字，图上是一片盛开的向日葵，背景是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老师用木棍指着图下的文字：“向日菜，向日菜——向日菜不是菜，是一种花，我们山里没有，天安门前才有——”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于是，葵花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菜花”。
长得像葵花般灿烂的林场姑娘自然就是我心中的“菜花”。
更让人失魂落魄的是“菜花”脸上那对浅浅的酒窝。我天生就特别喜欢姑娘脸上的酒窝，看到酒窝我会情不自禁，不能自已，这是我抵御异性侵扰时的最大软肋。圆盘脸上镶嵌一对酒窝的“菜花”酷似电影明星张瑜。张瑜还能叫我不破防么？鬼都不信！
说到当年的电影明星，我们一干年轻人真能做到如数家珍：方舒、龚雪、赵静、刘佳、洪学敏、姜黎黎、陈冲……然而凭着《庐山恋》一次拿了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张瑜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女神。
记得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吃酒闲聊时，话题总是离不开电影明星，更离不开张瑜。一致认为张瑜是最漂亮的电影明星，一致愿望是能看一眼真人。最大奢求是能亲她一嘴，果真如此，亲嘴后阉为太监抑或立马问斩都无怨无悔。
由张瑜我们又会聊到和她联袂《庐山恋》的郭凯敏。都说小子艳福不浅，话语间全是羡慕、嫉妒，由此产生刻骨仇恨，免不了把郭凯敏的祖宗十八代悉数口奸几遍才肯罢休。
狗拉羊肠子扯得有点远了，言归正传。
话说当年，青年男女想要交往通用的纽带就是借书。“菜花”向我借书未必是真喜欢看书，我知道她是来传递某种信息的。
“菜花”又来借书了。
“你还有更好看的书吗？”与第一次相比，她显得更加局促和羞怯。
“有啊，古典的、现代的、武侠的、言情的都有。你若喜欢可以经常找我借。”我似乎觉得这个像张瑜的姑娘开始毫没商量地闯入了我的世界。
“你给推荐几本吧，我感觉《红楼梦》不太难懂。”看得出来，“菜花”是个诚实的姑娘。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谈了许多关于书的话题。我像是讲台上的老师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当然也免不了信口雌黄，东扯西拉，无非就是炫耀自己浅薄里的渊博。她像学生细心聆听，偶尔发问。说话多了，逐渐也就少了青年男女独处时的拘束、羞涩和尴尬。
我从四大古典名著聊到金庸的《天龙八部》、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温瑞安的《将军的剑法》，再聊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琼瑶的《一帘幽梦》、三毛的《温柔的夜》。临别时，我建议她多读张爱玲、琼瑶、三毛和琦君，我知道当时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些港台女作家。
那次以后，我和“菜花”交往的通道算是完全打开了。
那些年，电影《少林寺》爆了，我十分推崇老和尚对小和尚口授的出家人四字诀：“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我把贴在床右边墙上的张曼玉替换成张瑜。我每晚都要“卧如弓”，是那种左侧心脏在下的“卧如弓”，为的是看着“菜花”甜甜入睡。
始料不及的是后来一次不经意的遇见，导致我和“菜花”今生无缘再相见了。
江桥街位于大理、保山两州四县结合部，由于交通便利，区位特殊，方便四方群众到此互通有无，是自发形成的山区集市，以早年间在漾濞江上建成的“朝阳桥”而得名。每逢赶集热闹非凡，当地山货一应俱全，外来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称它是“桥头乱市”、“深山小香港”。
那时候，大包头、喇叭裤、蛤蟆镜、花衬衫、录音机等时髦玩意儿已不专属林场青年所独有，我们这些“教书匠”走下讲台的时候也开始学着耍酷了。那个周末，桥头赶集。我们学校几个年轻人经过一番精心打理，骑着一队“鸳鸯牌”单车驰往江桥街。
在拥挤不堪的乡街上，正当我们各自左手拿一瓶“北冰洋牌”冰镇汽水，右手推着自行车有事无事地在人流里凑着挤，不经意间一个熟悉的面容吸引了我，是“菜花”没错！她面前摆了一篮子山橄榄待卖。我敢肯定，我看见她的一刹那，她也瞥见了我，但好像若无其事又下意识地避开了我的目光，侧过头把左边的酒窝留给了我的眼睛。当我拼命挤过去的时候，她却如影子般消失了！
后来，她再也没有来找我借过书，我也曾几次去找过她，都始终未能如愿。她借去的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是托人还来的。“菜花”就这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永远没有了音信。
“菜花”让我尝到了初恋的美好，也让我尝到了失恋的滋味！
关于“菜花”离我而去原因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若干年后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一个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的女孩，当她下决心采摘山橄榄卖，走出自食其力的第一步的时候，怎么就这么不自信了呢？是虚荣心作祟？不完全是！是自尊心受损？也许吧！
江桥街的邂逅成了我和“菜花”的最后一面，她左脸颊上浅浅的酒窝无论我怎样用记忆之笔为之着色，也渐渐模糊了去。快四十年了，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过得怎么样，但我坚信，只要保持了摘橄榄卖的勇气，她的日子肯定差不了！
六、现场作文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钢圈敲响，是上课指令。
学生蜜蜂回巢般涌进教室。
“起立，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下。”
例行公事一般的礼节之后，也是例行公事一般的讲课。
当时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这是上面的要求，我们这些教书的不敢越雷池半步，也基本不会越雷池半步的，根本原因是我一个小学教师教初中课程，从知识储备到教学经验都没有逾越“雷池”的能力。
于是，首先拿着课文高声领读三遍，接下来便是我“一言堂”。千篇一律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背景”，像捏着鸭脖子使劲往里塞食物，塞得“鸭子”直翻白眼。结果塞进去的是瓜，屙出来的还是瓜，塞进去的是豆，屙出来的还是豆，正所谓“塞瓜得瓜，塞豆得豆”。我的这群“小鸭子”啊，个个消化不良。
这种感受与我从政后听领导在台上讲话的感受如出一辙。有的领导拿着稿子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铺天盖地，唾沫横飞，可他们讲得越多我记得越少，甚至把脑袋拌成了一锅浆糊，越拌越糊涂。
即便如此，教书还是要有仪式感的，要像领导一样在讲台上一板一拍走完程序的。那天刚进行到“领读”环节，我就懒心无肠，开始心不在焉起来了，只因最近遇到一连串特别烦心的事。
那些天鸡街河水暴涨，头天我带全班学生到河边捡拾河冲柴，行前严令不准任何人下河玩水的，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生置若罔闻，下了河还差点被洪水卷走。我不仅痛骂了他还痛打了他，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余怒未消呢。昨晚查夜发现几个男生在抽烟，训斥了他们一顿，离开时，听到身后隐隐约约传来“只准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嘟哝声，心里虽然哽得慌，但感觉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也就没有第二次教训他们的勇气了。今天早操的时候，两个男生又在队列里玩起了“少林拳”，我罚他们在沙坑里站了一个小时。早操结束清点人数时，又发现又三个男生逃操睡懒觉，上课前我刚刚到男生宿舍罚他们睡一个上午。
老师们总爱抱怨学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说我们当年如何如何听话，怎样怎样好学。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说法的，我认为只有坏老师，没有坏学生，我甚至能容忍学生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不犯错误的学生就如同没有写过禁书的作家，没有绯闻的明星，名头始终是打不响的。可是，学生接二连三的犯错确实让我应接不暇，难以承受，整个班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咋看咋不顺眼。
总之，今天来上课的心情就三个字“很不爽”！
第二节课讲《背影》的“中心思想”。一众学生呵欠连天，直打瞌睡。唯有我的得意门生学习委员把头埋在课桌下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走近一看，才知道我那本《性知识手册》在他手里。这本书是不久前州卫生局内部发行的报纸《大理卫生》刊用了我一篇稿子，作为稿酬寄来的，没想到被他偷偷拿走，当作黄书看了。看他满脸通红，羞愧难当的样子，我自然没有当面点破，可心里又是特别的不爽。
这天恰逢鸡街赶集，街场就在教室前面的一片空地上。赶街人来路都比较远，所以鸡街赶集聚得早散得也早。第三节课一般是师生们领略枯燥乏味的极限时刻，此时讲的累了，听的更困了，饥肠也开始辘辘了，又正是街场人流高峰。我手里的“写作背景”本身就味同嚼蜡，读着自己都打哈欠，仿佛是造成学生心理创伤的那把匕首，使他们痛苦不堪。
这时，窗前街场上传来一阵激烈的吵嚷声，是两个婆娘在歇斯底里地吵架，声音几乎盖过了我正在照本宣科的朱自清《背影》的“写作背景”：“1917年朱自清的祖母去世，父亲任徐州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在那特定的场合下，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体贴、爱护，使儿子极为感动，并且几年后，想起父亲那背影，父亲的影子出现在作者的泪光中，使人不能忘怀。1925年，作者有感于世事，便写了此文……”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窗外脏话连篇的叫骂声吸引了学生的全部注意力。我想到鸡街彝族话的一个词“打嗝”，直译成汉语便是“嘴巴里放屁”。此时，站在讲台上的我，感觉就像嘴巴里放着一个又一个无聊的屁，完全掌控不了课堂秩序了。
我恼羞成怒了。我气急败坏了。我用教棍狠狠敲击桌子，咬牙切齿地：“全体起立！带着你们的纸和笔，围观吵架去，把吵架内容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作为课堂作文作业！”我就这样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第一次脱离《教学大纲》布置了一次现场作文。
学生们如获大赦般蜂拥出教室。
万万没想到，这次一气之下安排的现场作文课却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学们一改过去逢作文“啊”开篇，需要用修辞时以“无法形容”代之的坏习惯，照实认真记录下了所听到的吵架内容，语言泼辣、歹毒、刻薄、尖酸、甚至污秽不堪，肮脏下流，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我那得意门生用“甲”和“乙”对话的形式“原汁原味”记录吵架内容后，还人模狗样地归纳了吵架获胜的四大秘笈：一曰派头要足；二曰言语要毒；三曰唾沫要多；四曰声音要大。我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读了，赢得一片喝彩。
没想到作文还可以这样教，从此以后，我的作文教学灵活了不少。
（作者杨登云授权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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