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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字号： 大 中 小来源： 中国人大杂志 2017年08月15日 15:00:56 嘉道年间的政治生态 对于清末官场道德堕落的现象，洪亮吉、姚莹、曾国藩等人都有过深入的剖析。 在洪亮吉看来，昏庸无知、奴才充斥官场，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做官先问肥缺：“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卷施阁文甲集·守令篇》）书吏膨胀，差役横行。上下相瞒，“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征邪教疏》）王先谦则直指“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东华续录·嘉庆·十七》）姚莹认为整个社会“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师说》） 这种风气到道光年间变本加厉，曾国藩指出：“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应诏陈言疏》） 官场风气如此，民间风气更甚。以湖南为例，“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匪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名目繁多，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官员不作为，加剧了这种风气，以至于“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此起彼伏的暴动，又加剧了酷刑。 兵士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将官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连嘉庆都告诫臣下，一味厚道不得，当今之世小人多于君子。 对于“官兵之退却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种种恶习，曾国藩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公开抨击，“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备陈民间疾苦疏》）许多人以为太平军多是两广人，其实不然。太平军入湖南本是遭到清兵的围剿，走投无路之所选，人数不过万余，而后攻打长沙时，竟然聚众近十万，这新增的人众多是湖南人。 曾国藩于1853年奉命在长沙帮办团练，捕办土匪，对当地风气了然于胸。正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严刑峻法，破坏了湖南官场的潜规则，因而得到了一个“曾剃头”的外号。为了避免卷入纷争，曾国藩只好选择离开长沙，南下衡阳练兵，远离是非之地。 但是到了1860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高兴地写道：“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立定根基力战流俗 曾国藩晚年，他身边的核心幕僚赵烈文这样总结道：“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能静居日记》） 他认为，曾国藩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真正花在与太平军作斗争的精力不过三四成，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与世俗文法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斗。这话概括得很确切。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普遍向钱看的风气，基于对时局和社会风气的忧心，初办团练，曾国藩便宣布“不要钱，不怕死”，借此来号召乡土豪杰人才。 在曾国藩看来，官员的身与心事关风气的好坏。作为一个躬身入局的人，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才能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曾国藩提出“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再能干的人才也逃不过风气的左右，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单位的风气的影响。官员品行高下、能力强弱，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行。诸葛亮也曾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 因此，湘军每战一地，曾国藩都要设忠义局，建昭忠祠，以“慰忠魂而维风化，劝臣节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他是把这一场战争当作一场“卫道战争”来打的，以应对洪秀全的“民族战争”。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以此培育一种好的社会风气。 现代学者钱基博先生曾对曾国藩作过精辟的概括:游心如老庄之虚境，治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就是说，曾国藩的修心一如老庄，虚心虑人；治身一如大禹墨子，勤勤恳恳；治民如管仲商鞅，严肃整齐；关键是他持有“不自是”的心，踏实做事。 在曾国藩的带动下，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人均以“移风易俗”为己任。如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致李傅相》） 学风，是人心风俗的重要体现。湖南从陶澍、魏源开始，到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无不着力于培养经世学风，去除学习功利性，区分读书与科考，造就了实事求是的湖湘学风。 左宗棠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在做幕僚之前的青年时代，是左宗棠读书的黄金时期，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理学、农学、荒政、盐政、漕政的研求上。 罗泽南亦与曾国藩、左宗棠看法出奇一致，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李续宾、李续宜兄弟，蒋益澧、刘腾鸿等都从学于罗泽南，受其影响颇深。 刘蓉则将学风与风俗紧密联系起来，他说：“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因此，他提出，治学应当匡世济民，经世济用。 后来，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毛泽东认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会抓人心、抓学术。如曾国藩所言：“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曾国藩等人的举措，在培养湖南士子清廉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在教育，还是风俗等方面下大力气，其结果必然是人心正。人心一正，实用型人才的成长就有目共睹。 军人办学引领风气 曾国藩不仅要求各级湘军将帅亲自给士兵讲课，他本人每逢三八操演也都要登台讲学，所讲的内容就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目的是要形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局面。 除了在湘军中开展思想教育之外，曾国藩还首创了“军人办学”的格局。 军人办学，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从咸丰末年起，湘军将领便大批恢复重建在战争中毁坏的书院，兴办义学。1865年曾国藩上表中央，将兴办学校上升为国策。湘军将帅纷纷捐资助学，同情声援。如胡林翼在家乡益阳建箴言书院，彭玉麟建船山书院。曾国荃得知后，捐出其兄刊刻家藏的《船山遗书》，并资助了不少银子，嘉惠来学。左宗棠则建有尊经书院等30余所、义学320余所。罗泽南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建义学。这些举措为湖南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形成了湖南社会人人向上的风气。 其他湘军将帅在教育问题上也丝毫不含糊。如郭嵩焘对教育的重视也可见一斑，他从出使英法的所见所闻中悟出，“英国富强之一出于学问”；“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番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1878年11月，对于“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更有心急如焚的呼吁:“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右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逼处环伺，以相诘难，而我贸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 有学问于胸，了解国际形势，心中就有底气，不至于盲目地畏惧，就能洞察洋人的心思。郭嵩焘指出：“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此，在1859年，他第一个向朝廷写奏折，建议学习外语。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很重视在精神方面强化文教。出任山西巡抚时，他了解到山西“商业日盛”而“文教日衰”，奏请设立书局刊刻官书，续修《山西通志》，“以读书为训俗之本，习儒为抑末之方”（《设立书局疏》），饬令属吏大兴学校、广培书院、勤于化导。同时，还饬令官长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简，以厚民风。他提出：欲变士风，先须仕宦兹土者以身作则而后可；欲变民风，则非官场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俭，则其风不能及民也。明知言之易而行之难，然吾辈既一日在官，不可不深明斯义耳。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荃“兼用黄老术，务清静化民”。仿照德国规制，设立武备总学堂，分建两所：一为讲实学，教授格致勾股、测地绘图、建筑营垒炮台、施放水雷枪炮、行军、传音、电学、光学、气球各项根底之学；一为讲操练，选员到堂学习西方行军布阵、分合攻守、枪炮水雷各种新法，并将金陵同文馆与水雷学堂合并，“于翻译、水雷无所不学。” 可以说，湖南近世人才辈出，与曾国藩开辟的政治生态战争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后、知名学者) 责任编辑： 沈娟 << 返回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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