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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文学阅读指南 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中，读者看到和听到的内容也会发生类似的冲突。笛福对日常的物质世界有种深深的迷恋。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纯粹的叙事——这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后来怎么样了？”事件不能说不重要，但这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导致其他事件。这些躁动的故事只是自顾自地向前冲刺，谈不上什么整体构思。笛福的小说既没有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没有自然而然的收束。叙事是为了累积而累积，就像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利润，给人的感觉是小说对于叙事具有一种无法餍足的欲望。在那个世界里，停顿就是停滞，落脚是为了再度启程——笛福的叙事就是如此，他的人物也是如此。《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刚从荒岛还家，就迫不及待地踏上新的旅程，积聚新的历险，并向读者保证，将会与他们分享。摩尔·弗兰德斯之类的人物更是马不停蹄，丈夫换个没完，小罪犯个没了，以至于他们仿佛没有固定的身份，完全是依靠小聪明、小运气、小感觉（对摩尔·弗兰德斯尤其如此）生存。 笛福显然对现实主义手法情有独钟。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对自己的评价，他的脑子就像个杂货店老板。事实上，英国小说腾飞的起点正是日常生活开始变得无限有趣的时候。之前的文学体裁——悲剧、史诗、挽诗、田园诗、骑士传奇——并不是这样。它们描写的是神祗、出身高贵的人物，记述的是非凡的事件，对妓女、扒手之流没有多大兴趣。让摩尔·弗兰德斯这样的破鞋担任叙述者就像让一头长颈鹿承担这个任务一样不可想象。笛福是个不顺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对他来说，享受日常生活并从中得到乐趣，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他的小说正是这样做的。物质世界应该指向精神世界，物质本身不应作为目的。作者必须从真实的事件中寻觅道德或是宗教意义。因此，笛福就像小报记者一样，宣称他报道这些惊悚的事件（盗窃、重婚、欺诈、通奸等等）纯粹是为了让读者获得道德教益。实际上，明显不是这么回事。他的故事和道德教训根本就对不到一起。小说企图引导读者相信人类历史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可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没道理了。历史不过是偶然因素的集合，被人类贪婪的私利推动，并非由道德规划塑造。美德是给有条件的人准备的。小说里宣扬的和它表现的完全是两码事。 D.H.劳伦斯在《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写道，他反对那些“把拇指浸到锅里”的作家。他的意思是，小说是多重力量的平衡，除去其他因素，自有一个神秘、不受他人控制的生命，作者不该打破这个微妙的平衡，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劳伦斯认为，托尔斯泰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不可饶恕地把自己的伟大造物安娜·卡列尼娜杀害了。这个“犹大式”作家，劳伦斯声称，是被他的女主人公丰美充沛的生命力吓住了，因此怯懦地把她推到一列火车下面，就此结果了她。在劳伦斯看来，凡是任由主人公沉沦的作家都“对人生犯下了罪行”。因此他认为悲剧就是一种逃避。事实上，在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中，只有劳伦斯对悲剧抱有反感。他的小说中无法实现自我的人物并不是悲剧人物。他们只是被如椽大笔扫到一边，以免妨碍他人实现自我。 劳伦斯对托尔斯泰和悲剧的看法也许有误，但他所说的作家为了实现小说的意图常常操纵叙事，倒是没错。多萝西亚·布鲁克，《米德尔马契》的女主人公，刚被困在一个无爱的婚姻里动弹不得，小说就出手干预，用一场致命的心脏病把那个迂腐的糟老头子解决了。换句话说，天意的现代形态，称为小说。《简·爱》急于把女主人公嫁给罗切斯特，可他已经结婚了；于是乎它就把他的疯太太送上熊熊燃烧的屋顶，一把推下来摔死了。假如人物自己不愿犯谋杀罪，叙事总会及时为他们出头。叙事就像雇佣杀手，随时准备把人物不敢干的黑活干掉。大卫·科波菲尔那个幼稚、头脑简单的小妻子朵拉显然不是他的佳偶，所以，不用问，她根本活不到小说结尾。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就像侦探小说开头那种趾高气扬，对其他人物呼来喝去的生意人，注定肚皮上会挨一刀。 小说扭转乾坤的方式还包括安排一笔及时的遗产、一位忽然抵达的金龟婿，或是一个失散多年、极为富有的亲戚。这类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惩恶扬善。它们必须纠正现实因疏忽犯下的错误。有些时候，譬如在亨利·菲尔丁的小说里，这种纠正是通过反讽，即申明它的虚假性质实现的。小说可能狡猾地暗示，在真实人生里，主人公很可能被送上绞刑架；但鉴于这是小说，少不得给他匹配一位娇妻，外加一笔可观的不动产。如果这些东西是他自己钻头觅缝得来的，那就会降低读者对他美德的认可。好人是不可以为自己谋利的。所以，就须情节出马替他张罗。菲尔丁让汤姆·琼斯得到了幸福，但同时警告读者，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他在小说中写道，有一条颇有见地的道德教义告诉人们，好人在这个世界会得到好报——这条教义，他补充说，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它不是真的。 同样，道德败坏的黑心种子在小说结局一般都会倒大霉：不但阴谋一一被挫败，就连钱财也会尽数被人从毛茸茸的爪子里抢走。至于他们本人，不是锒铛入狱，就是被迫和丑八怪结婚。穷人满载而归，而富人则两手空空。可故事会审慎地暗示读者，在真实的人生中，坏人很可能当上大法官或是内阁大臣。莎士比亚的部分喜剧有类似的反讽意味，警悟人们现实中多半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仲夏夜之梦》[1]最后让“对的”有情人结为眷属，但在此之前，剧本已经对性魅力问题上所谓的“对错”观念提出了质疑。它证明了人可能对任何人产生情欲——情欲具有狂乱的特点，这对规整的情节是一种威胁。仙后竟然和一头驴子堕入情网，虽然这对王室成员来说，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事情。《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必须放弃魔法才能和敌人和解。夏洛蒂·勃朗特的《维莱特》则为读者提供了两种结局：一悲一喜。“喏，不是非要大团圆不可么，给你。”它仿佛是在跟读者嘟囔，“不过，可别以为这就是真实。” 亨利·詹姆斯是不怕把结局写成悲剧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讽刺地讲起我们在现实主义小说的末页中经常见到的现象：“总之最后就是分配，奖品、年金、丈夫、妻子、孩子、百万财产、附加的段落，以至愉快的评语均在此列。”这样的结局旨在安慰人，而在许多现代主义小说中，结局恰恰是为了使人不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小说的功能之一是鼓舞读者的精神。沮丧会消弱人的道德意志，甚至带来政治危险。意气消沉的国民会对政府产生怨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为何大都拖着一个光明的尾巴。即便是最最接近悲剧的《呼啸山庄》，也勉强给自己拼凑了一个乐观的结论。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实质上是空想，而空想，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对不圆满现实的改写”。众所周知，真实世界里的利益分配是有缺陷的。好女人偏偏摊上恶丈夫，坑蒙拐骗的银行家偏偏逍遥法外，可爱的小婴儿偏偏托生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家里。所以，赏罚分明的正义结局自然会受到欢迎。也许小说是少数能够达成这种正义的地方。想想真够悲哀的。 约瑟夫·康拉德在《文学与人生札记》（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里一篇论亨利·詹姆斯的文章中提到，传统的小说结尾均以“奖惩、至爱、财富、断腿或猝死为解决之法”。“这些方法，”他接着写道，“都是合理的，因其满足了人对终结的渴望。我们内心渴求终结，胜于渴求现世温饱。观察一下人们的闲暇时光即可发现，芸芸众生真心所愿者大抵唯有安定。”[2]正是这种对于终局的渴望、这种不断叫嚷“最后怎么样啦？”的热情，才使读者急不可耐地把故事读下去。大家之所以对惊险、推理、悬疑，还有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如痴如醉，这也是原因之一。康拉德写下这段文字后不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将人们对于终结的渴望命名为“死亡冲动”（death drive）。 不过，读者一方面希望满足好奇，另一方面亦不无警惕。假如圆满的终结来得太快，就会破坏悬疑的乐趣。我们既渴望得到确证，也期盼它会延迟；既需要获得满足，也享受未知的焦虑。假如小说把后事和盘托出，也就没有故事了。正是因为后事缺席，叙事才得以延续。可这时读者又闹着要它复位，就像要找回走失的小狗，或是失去的乐园一般。康拉德《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在故事的结尾遇到了克尔兹的未婚妻。为了安慰这个离丧的女子，他编了一套假话。小说对待她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渴望大团圆的传统读者。至于康拉德本人，不但认为结局很少快乐，就连对确定结局的有无也抱着怀疑态度。 注释： [1]两个年轻男子遭仙童捉弄，眼上被滴了爱液，双双忘记了原先的恋人。真相大白后才各归其位。 [2]此书译名引自金筑云等译《文学与人生札记》（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译文也做了参考。 文章来源：文学阅读指南/（英）伊格尔顿著；范浩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北土No.2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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