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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六七年四五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开，文攻武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夺权成了大革命的主旋律，文革虽然始于以文化为革命的对象，但正如一切宏大叙事一样，却又离不开文艺宣传的先导作用，所以在各大革命组织中，一些不好打打杀杀又爱好文艺的运动的“逍遥派”就悉数进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的宣传队都一样，就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节目，哪派组织请我们去都只“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地演，所以并不介入两派的派系之争，也因此两派组织都争着欢迎我们去给他们壮胆助威，更加上我们介绍信上盖的又是《江西省大中红司》的大红戳戳，到了地方上那简直就如钦差到了一般，岂能不以礼相待？伙食上也自然不错，所以尽管社会上很乱，但宣传队其实是很安全的。 当时我们正在上饶演出，一天突然受到电报：母亲重病速回。当时脑袋“嗡”地一片空白，简单收拾一下就往回赶，送别时男同学都知趣地送到驻地门口就止步，她则拉着一位女同学一直把我送上回南昌的列车。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才知道，原来她听到社会上疯传这里的学生被打，那里的学生被抓，更要命的是听人说上饶学生甚至被抓后灌大粪，她当然分辩不了，精神一下几近崩溃，一下子说：“我崽回来了，我要去巷口接他”一下子又讲：“我崽被打伤了，你们让我去看他”逢人就问上饶的情况，并反复一句：“当时如果我不让他去就好了”，那神态，活脱脱就一个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再现。一位从不过问政治的普通劳动妇女，就这样因了她的儿子，而突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家里人看她疯疯颠颠，实在拿她没办法，而且事情也因我而起，自然“解铃还需系铃人”，遂立即发电报：母病重速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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