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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游戏？很好回答，对吗？你知道游戏是什么——篮球、蛇梯棋、龙与地下城、网球、巫师学校这些都是！但这些只是游戏的例子。我问的是游戏的定义。如果你没看过游戏课程的话，你也许只会回答说，游戏是一种有赢有输的比赛。可是，像Ring a Ring o’ Roses这种游戏就无所谓输赢。游戏需要至少两名玩家吗？不是，打牌就不一定。也许游戏就是你为找乐子而做的事。那「看谁闭嘴时间长」这种游戏呢——父母用来打发漫长车程的玩意？或者像俄罗斯轮盘？权力的游戏？这些玩命的游戏？论及语言，就会有很多哲学思考。而语言哲学家喜欢思考有关意义的问题。像「游戏」、「红色」或「香蕉」这些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它们的意义？谁决定了它们的意义？语言是我们最精细最强大的工具之一。语言将每个彼此隔离的大脑里的东西，所有那些思想，传达给其他的大脑。就像是心灵感应！虽然还是需要说话和写字。但是语言——这些声音和符号——是如何切中我们想交流的那些概念的呢？一种单纯的想法是，语词的意义就是词典上写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并不完全正确。想想这些词的差别，像「猫」、「猫咪」、「鼠见愁」和「猫科动物」。20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通过区分涵义和指称来分析这些差别。话语的指称是其所指的对象或概念。上述那些词语的指称就是这些。而涵义，则是将我们与物体或概念相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些词语的指称是相同的，但涵义则不同。猫咪也许指的是幼猫或者娇生惯养的小可爱，而鼠见愁也许是生活在谷仓里，靠捕食啮齿动物为生的猫。然后，语言是如何得到意义的呢？对定义的传统理解是，符合充分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必需的，即事物是其所是所必需的东西。让X是X的东西。例如，成为单身汉的必要条件是你必须没结婚。而充分条件则是让X足够成为X的东西，但不一定是必需的。例如，出生在中国是成为中国公民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不在中国出生的也可以是中国人。关于定义的这个源远流长的看法认为，如果你能指出成为X的充分必要条件，那就是X的定义。也就是说，你有了能排除所有非X和囊括所有X的标准。如果你跟得上的话。但20世纪的奥地利-不列颠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这种对定义的刻板理解无法实际运作。例如，你无法定义「游戏」，让大家都满意。不管你怎么定义，都会有人拿出反例——要么是被你的定义遗漏的游戏，要么是被你的定义所囊括的东西，但有人认为那不是游戏。但重点是，维特根斯坦说，这没问题！因为，人人都知道游戏是什么！他指出，我们是靠听从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对词语的用法，来学习和理解词语的意思的。我们听说糖果世界、橄榄球和反人类卡片这些都指游戏，最终我们的大脑开始总结它们的共同点，靠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你知道你怎么能看出人们之间的关系吗？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意义是所谓的簇概念，而非严格的定义。不存在一个要素是簇中的所有事物都有的，但他们都和簇中的某些其他成员共享了一些东西。这就像你有你老爸的鼻子、老妈的幽默感，而你的妹妹有老妈的眼睛和老爸的运动天分。你和你的妹妹虽没什么共同点，但你们都和父母相似。但这又不像簇中的每个概念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接受的叫做范例，你可以将它们至于簇的中心。而在边界处的则叫偏例，一些人会承认它们，而也有人会否认。所有人都会承认足球是游戏，但如果说到比剑、或者你能在水下呼吸多久，就会有人不同意这些是游戏。而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语言是一种活的现象，就和其他的活物一样，也会有变化。但谁来决定词语的意义是对的呢？维特根斯坦回答，「意义即使用」。换言之，只要语言共同体以某种方式来使用一个词语，那么这就是词语的意思。观察语言的发展变化确实让维特根斯坦说中了一些事。我是说，「鼠」本来没有意义，但现在有了。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会造新词。与此同时，词语投入了使用，即获得了新的意义。现在，这种语言观假设了意义和特定的语言共同体有关。一个共同体，可能包括了该语言的所有使用者。想想语言的地域差别，你的小镇、学校、朋友圈或家庭都可能各有不同。想想这个：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有暗语吗，就是你们私人交流用的语言，即使当你们在公开场合的时候？就像是，你们两个组成了一个社团，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吧里的那位简直是个鞋拔子」而另一个完全知道你的意思？此时，这些词语，对你们二人有特殊的意义吗？即使这意义只和你们有关，没其他人认可？而如果你们二人都忘了这个意义又会如何呢？这个意义还存在吗？还是说必须有人这么使用它们，这个意义才存在？两人就能组成语言共同体，例如你和你的朋友，这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有没有可能拥有一门完全私人的语言呢？维特根斯坦要我们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有东西。我们都把盒子里的东西称作「beetle」，但没人能看到其他人的盒子里。我们都把我们藏起来的这东西叫做beetle，但我们不知道彼此盒子里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同的。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能在这种语境下有意义地使用「beetle」这个词，因为我们不能在他人使用词语的时候检查他们的所指，他们也不能检查我们的。这说明了，直接交流我们的主观体验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使用「红」来指停止标志的颜色，但我们不能知道你是否看到了我所看到的那种颜色。我不知道，你对疼痛的感觉是否与我的相同，你的爱是否感觉像我的爱。我们的心灵就像打不开的盒子。没有别人能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这不要紧。因为「beetle」指的就是在盒子的「东西」。它可以真的是甲虫，也可以是狐狸。厉害吧！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心中的红色和你心中的红色是否是同一颜色，因为颜色就和盒子中的甲虫一样。它是你心中之物的标记。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语言不能直接指向一个内在状态，就像看见红色或感到疼痛一样。相反地，它只能指向可公开让他人观察的东西。所以，「疼」这个词，并非是指对物理伤害的感觉，而是指当你不小心踢到什么的时候，一只脚跳了起来，还骂骂咧咧。是指当你头痛的时候擦太阳穴，这些可观察的行为才有关系。现在我想做个实验。如果使用就是意义，你就能通过用一个词来赋予其意义，对吗？至少，如果你能相信你身处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中。所以，来试试。如果每个课程的观众都用「chom-choms」来指代香蕉，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能创造意义？！我们将必须等着瞧这个答案，但同时，我们能设想会发生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意义。当人们口头交流的时候，存在说话者意义，也就是说话者想要用词来表达的东西。同时也存在听众意义，也就是听众所理解的东西。既然语言的重点在于交流，我们的目标自然是让这两个意义相匹配。不过，聊过天的人都知道，这并非老是能实现。就像，比利告诉鲍比，他喜欢萨莉。比利，这个说话者，是想说他对萨莉有朋友那种喜欢。然而鲍比，这个听众，把比利的话当作，你懂得，那种喜欢。所以，鲍比然后就去跟萨莉说，比利「那种喜欢」她，但其实比利「那种喜欢」苏济，所以很快，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悲剧。重点在于，即使是像「喜欢」这种我们觉得人尽皆知的简单词语，说话者意义和听众意义也会不契合。而当我们用更复杂或更精细的语词时，或发明新词语，例如「chom-chom」时，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些关于说话者意义/听众意义的高度困惑中。但反正现在，我们学习了意义。我们讨论了涵义与指称，盒子中的beetles和语言游戏。我们还晓得了香蕉叫chom ch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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