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喜欢三阮，嫌他们长得不好，性格残暴，品行不佳。真是这样吗？且看原文中的描写。
先看他们的长相。阮小二眼窝深陷，双眉倒竖，大嘴巴，长脸，脸骨突出，面部呈曲状，胸前有一簇黄毛。他体形偏瘦，背部肋骨显露，“臂膊有千百斤气力，眼睛射几万道寒光”。
阮小五目如铜铃，面带笑容，但眉宇间有一股杀气。他也长得精瘦有力，肤色较黑，臂如铁棒，胸前纹着一个“青郁郁的豹子”。
阮小七的眼睛玲珑闪亮，灵性十足，但是脸上一脸横肉，疙疙瘩瘩，腮边长出的黄色胡须长长短短，浑身乌黑。
这三兄弟不仅是长得不好，还给人一种凶恶的感觉，再加上三人彪悍的绰号，立地太岁、短命二郎和活阎罗，让很多读者难以接受这样的形象。可是，这样的人物才是最真实的。
三阮的形象与他们渔民的身份相符。渔民常在阳光下暴晒，皮肤自然会被晒得乌黑。当时可没有防晒霜。另外，当时的渔船不是靠柴油机发动航行的，捕鱼也没有现代化的渔具。渔民划着船去打鱼，撒网，收网，再把装满了鱼的船划回来，全凭一己体力。没有“千百斤气力”，当不了渔民。
除了符合渔民的特征，作者还刻意将三阮的形象塑造得很凶悍。无论是阮小二胸前的一簇黄毛，还是阮小五胸前那个“青郁郁的豹子”纹身，或者是阮小七那一脸横肉，都让人心生几分惧怕。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家庭情况说起。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没有，三阮明明是阮家三兄弟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却分别以二、五、七为名，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这说明，阮家原本就有七兄弟，长大成人的只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人，阮小大、阮小三、阮小四和阮小六四人夭折了。
有人可能会问，三阮会不会是按阮氏宗族的大排行排到了第二、第五和第七呢？不会。
生辰纲事发后，济州府的缉捕使臣何涛带领官兵到石碣村来抓捕三阮。他们到阮小二家扑了空后，就去附近的几家渔户打探三阮的下落。如果阮氏一族有旁支堂族的话，他们一定会去找阮氏族人打听，甚至会把阮氏族人抓起来审问。
李逵在家乡打死人后逃走了，当地官府就把李逵的哥哥李达抓去审问。武松醉后与人发生纠纷，误以为自己打死了人，逃到柴进庄上，当地官府则把武松的哥哥武大抓去审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阮逃走后，何涛等人没有找阮氏一族的人打探，说明阮家就此一门，别无旁支。因此可以证明阮家曾经有七兄弟，他们全是同父同母的一家人。
然而，多子对于贫苦的渔家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长子早夭，事实上成为长子的阮小二不得不早早地协助父母，照顾弟弟，养家活口。
阮小二出场时，他已经娶妻成家，还有了一个大约十岁的儿子。阮小二的年龄估计是三十来岁。阮小七脸上疙疙瘩瘩，腮边长出了黄色的胡须，显然正处在青春期，脸上长了粉刺或痤疮，胡须也刚刚长出来，他大约十五六岁。可见，阮家兄弟的年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不难想像，十几岁的阮小二跟随父亲外出打鱼的时候，最小的弟弟阮小七可能还在蹒跚学步。于是，较早出湖打鱼的阮小二锻炼出了有“千百斤气力”的臂膊。他眼窝深陷、面骨突出，容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这是生活的磨难在他脸上留下的沧桑！
按常理，父母在，不分家，可阮小二结婚后却与父母分了家单过。这说明阮家实在是太困难了。阮小二能独立打鱼了，阮家父母就让他自己养家活口，他的妻儿由他自己养活，阮父只养自己的妻子和比阮小二年幼的孩子。
离开了大家庭的阮小二成了自己的小家庭的顶梁柱。有了儿子后，他更多了一份保护妻儿的责任。他变得警觉而暴戾。他的“眼睛射几万道寒光”，双眉倒竖，令人不寒而栗，让他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因而获得了“立地太岁”的绰号。
父亲去世了，哥哥结婚单过了，事实上成了老二的阮小五接过父兄的职责，保护着寡母幼弟。阮小二眼射寒光的气质是他过早地走向社会和多年的磨炼所形成的，阮小五则主动在胸前纹了一个“青郁郁的豹子”，对外宣示他担起阮家的重担。他面带杀气，谁敢来惹他，他不惜舍命相拼，因而获得了“短命二郎”的绰号。
阮小七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他以哥哥为榜样，也养成了桀骜不训、心气高傲的品格。别人见了他也怕，送他绰号“活阎罗”。
三阮外形粗旷、脾气凶暴，主要是他们的职业和生存环境所造成的。
阮家七子存三，根本原因是阮家贫穷，养活不了七个孩子。阮小二为了家庭，辛劳不已，以致于青年老相。到了阮小五和阮小七长大成人的时候，阮家穷到了无法给他们娶妻的地步。
阮家住的是草房，屋外晒的是破鱼网。阮小二和阮小五头上戴的是破头巾，穿的是旧衣服。阮小七稍微好一点，可也是一身布衣。这样的家庭条件，哪个姑娘肯嫁进来呢？
阮小七虽然才十五六岁，但在古代，尤其是盛行早婚的农村里，这就是到了成婚的年龄。
可能有人会说，会不会因为他们长相粗野、性格凶暴，所以没人肯嫁？不可能。他们长相粗野，可也不是十分难看。他们性格凶暴，是为了保护家庭。这都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足为奇。阮小二都有人肯嫁，阮小五和阮小七也不会因此娶不上妻子。
有人发现，108条好汉中很多人都是单身，于是主观地推断习武之人有厌女情结，不肯结婚。这是不对的。阮小二能结婚生子，阮小五和阮小七怎么会不愿意结婚呢？
阮小二娶了妻子，儿子都十来岁了，说明阮家以前的境况还不是太糟糕。为什么两个弟弟成人了，能独当一面打鱼了，家境反不如从前了呢？
原来，石碣湖属于八百里梁山泊的一个边角湖泊，鱼产量有限，而且只产五七斤一条的小鱼。要捕捞更多更大的鱼，得到梁山泊大湖里去捕。一年多前，以王伦为首的一伙强盗占据了梁山泊，使得村民无法去那里打鱼，生计日艰。来请三阮参加劫取生辰纲的吴用得知此事，十分惊讶。
吴用道：“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此时的梁山泊仅有几百人盘踞，和后来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官府却吓得不敢来剿灭。即便来了，他们连正眼都不敢看强盗一眼。可就是这么窝囊的官府，欺压起百姓来却是一把好手。没有梁山泊强盗的时候，他们下乡来办事，先把百姓家养的牲畜都吃了，还以盘缠为名向百姓勒索钱财，这就是村民们一直受穷的根本原因！不管渔民们如何努力打鱼，换来的钱财也经不起官府如狼似虎的盘剥！
有人可能会说，三阮精瘦有力，一脸凶相，怎么可能镇不住官兵？再说，后来何涛带人到石碣村抓人，晁盖等七人就把五百官兵杀得只剩何涛一人，官兵有那么可怕吗？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明显受一些影视剧影响太深，没有认真阅读过原著。在石碣湖战役里，与官兵作战的可不止晁盖七人，还有三阮组织起来的十几个渔户，加起来有二十余人。一些影视剧为了节省拍摄成本以及突出表现晁盖七人的勇猛，就只让他们七人作战，导致观众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晁盖等人逃到石碣村，将生辰纲事发告诉了三阮。他们知道官兵即将追来，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熟悉当地地形的三阮组织了十几个渔户，利用芦苇丛生、港汊交错的石碣湖进行了水战。他们还利用大风，火烧了官船。不过，利用气象作战在书中被神化成了公孙胜施法。
何涛没有来过石碣村，他率领的五百官兵里也有一部分人也没来过石碣村。就算来过石碣村，这些官兵平时也只是到村民家里去办差、勒索，对石碣湖的复杂地形根本不熟悉，也没有水战的经验。
晁盖等人在有组织、有准备、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因素的情况下，才取得了石碣湖战役的胜利。平时来石碣村办差的官兵说来就来，村民毫无准备，也不敢得罪他们，只能任凭他们吃拿卡要。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早在王伦等人占据梁山之前，不止三阮，整个石碣村的经济水平都因官府的盘剥在不断下降。吴用两年前就在石碣村教书，如果石碣村村民一直请得起教书先生的话，他就不会离开石碣村而跑到百里之外的东溪村一带去教书讨生活。
王伦等人占据梁山之后，石碣村的渔民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本就贫穷的阮家更是雪上加霜。
吴用来到石碣村，先找到阮小二和阮小七，然后跟着哥俩来到阮家找阮小五。
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么？”那婆婆道：“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阮小二笑了一声，便把船划开。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赌钱只是输，却不晦气？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地。”
这是三阮的母亲阮婆婆在小说中唯一的一次说话。可就是这唯一的一次说话，塑造了一个可怜母亲的形象。“说不得”是一句叹息，她感叹的是，当下儿子们已经不能去梁山泊打鱼了，为了生计，阮小五“连日去赌钱”。这说明，阮家兄弟还是很本份的，他们平时就是打鱼卖钱，并不赌钱；眼下无鱼可打，他们才去赌钱的。作为母亲，阮婆婆不是没教过儿子赌博是劣习，可眼下她实在是无可奈何，不但对儿子们赌博“说不得”，还不得不满足儿子向她讨要仅有的一点首饰去做赌资！多可悲啊！
赌博当然不是什么好营生，赌徒不输光钱是不会走出赌场的，所以阮家兄弟总是“输得赤条条地”。此时的阮家其实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对于阮家被逼良为赌的困境，可能有人认为是王伦等人造成的。在王伦等人来梁山之前，三阮等村民虽然遭受官府的盘剥，但好歹还能去梁山泊打鱼。日子虽穷，但还能过。所以，在官府和王伦等人之间，村民们应该更恨后者才对。可事情的逻辑并非如此。
百姓用税收供养了官府，并没有供养梁山。保境安民是官府的职责，梁山出了占山为王的强盗，本就应该由官府将其抓捕，还村民的打鱼自由。官府不去抓捕强盗，任由强盗肆意妄为，使得村民无法去梁山泊打鱼，生计艰难，这当然是官府的责任。结果官府不但没有担起应有的职责，只知道一味地盘剥百姓，欺软怕硬，百姓当然是更痛恨官府。
梁山泊出了强盗，官兵不敢再来石碣村，使得百姓不再受官兵的盘剥；梁山泊强盗又没有像官兵那样时不时地下乡来盘剥百姓，百姓的日子反而得到了难得的安宁，阮小二不就说吗？
这还不算，相比官府不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却大肆盘剥百姓的无耻行为，梁山泊强盗的有福同享的财富分配方式反而使得人服气，他们不受官府欺压的快乐生活更是让人羡慕。
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乐？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事实上，早在吴用来石碣村之前，三阮兄弟已经几次商量着要去投奔梁山了，因为得知王伦心胸狭窄，就没有去。吴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说服三阮参加劫取生辰纲也就轻而易举了。三阮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了犯罪的地步。
可能有人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觉得三阮本来就是为非作歹的坏人。吴用向晁盖建议请三阮加入劫取生辰纲的时候，说他们“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在水浒语言里，“私商”一词就是指歪门斜道、违反法律的劫财事件。吴用来请三阮时，告诉他们，晁盖要做一件”私商买卖”。“私商买卖”就是指劫取生辰纲。
然而，吴用说三阮曾经做过私商勾当，这话不是真的。试想，如果三阮早就做劫财的事，他们还会那么穷吗？他们还会为当下打不了大鱼发愁吗？吴用还用得着以买鱼为名来接近三阮、伺机说服他们去劫取生辰纲吗？提到梁山强盗，阮小七说：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可见，三阮从没过过好日子，他们戴的是破头巾，穿的是旧衣服，所以才羡慕人家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在劫取生辰纲之前，三阮根本没有做过“私商勾当”。
劫取生辰纲的事，谁也没有做过，如果有做过“私商勾当”的人参加，那就会大大增加劫取生辰纲的成功率。吴用想让晁盖同意让三阮加入劫取生辰纲，才说了谎。晁盖听吴用这么一说，果然就同意了让素不相识的三阮参加。
晁盖七人确实是只想劫财，不想害命。他们不但没有将押送生辰纲的人杀死，也没有搜刮押送者的个人钱财，仅仅是运走了那十一担金珠宝贝。所以，谢都管等人醒来后，还有钱跑回北京去告状。
由于谢都管等人记住了晁盖等人的体貌特征，因此何涛很快就查到了他们。晁盖等人的心慈手软造成了自己被追剿、不得不上梁山的命运。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
从此以后，吴用的计谋一个比一个狠毒；梁山大军在战斗中杀人越来越不留情面，逮到目标，往往要杀死全家，为的就是不留活口、不给仇家复仇的机会。这就是吸取了生辰纲事件的教训。
有人说，晁盖等人在石碣湖战役中杀死五百官兵，太过狠毒。可这是战争啊！战争的实质就是你死我活、奋力杀敌。
为了进一步震慑官府，晁盖等人留下何涛的性命，要他回去传话给济州府尹，不要再派兵来抓捕他们。放走何涛前，阮小七割下了何涛的耳朵，很多人觉得阮小七太残忍。我们要知道，对于生活在没有废除肉刑的古代社会的古人，我们不能拿当下不能伤害战俘的普世价值观去要求他们。
十万贯金珠宝贝仅仅是梁世杰送给岳父的一次生日礼物。他仅用了一年的工夫就搜刮到了这么多财富。梁世杰是大名府的中书，官居二品，他一年的俸禄有十万贯金珠宝贝吗？这显然是非法收入。晁盖等人劫取了这笔财富，这是抢劫，可梁世杰在大名府大肆搜刮非法收入，和抢劫有什么分别？王伦等人占了梁山泊，断了石碣村渔民赖以生存的大型鱼业资源，那也是抢劫。请问官府，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捕梁世杰、王伦等人，单单来抓晁盖七人？你们自己长年到村里吃拿卡要，更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可曾抓过自己？自己就是强盗，又有什么资格去抓别人、审判别人的行为？
阮小七的这一刀，发泄的不仅仅是饱受官府欺压的广大民众的恨意，还代表民众向官府提出了灵魂拷问！
遗憾的是，一些影视剧编导把这段故事搬上银幕时，改编得并不好。官府盘剥石碣村的内容本应该通过画面语言进行深化表达，结果没有深化，反而一味突出阮小七割耳的血腥，让观众对事情的因没有印象，只看到了事情的果，产生的只有对三阮残忍的恶感。
三阮从出生到人间起，就开始了他们艰难的人生历程。家里太穷，他们随时会因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而夭折。兄弟、父亲相继离世，寡母独木难支，他们稚嫩的双肩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了养家护家的重担。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打鱼，仍然经不起官府狠辣的盘剥。日子一天天变穷，穷到了住草房、戴破巾、穿旧衣、娶不起妻的地步。到最后，打不了大鱼的三兄弟困守在村里，于是去赌博碰运气，希望能赌得钱财，改善家境。
结果赌博反而使家业消耗得更快，阮家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他们想过投奔梁山，可听说王伦心胸狭窄，他们又不想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在这个时候，生辰纲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把这当成“一世的指望”。然而，只劫财不害命的一丝善念使得他们连村民都当不了了，只得前往梁山。
三阮的人生，从七子存三的险境到逼良为赌，从逼良为赌再到逼良为盗，最后成为占山为王的职业强盗。如此曲折的经历，仅仅是为了活着！三阮最终的人生信念落在了劫富济贫四个字，这已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三阮不是个例，很多人和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我们要注意到，参加石碣湖战役的十几个渔户是没有参加劫取生辰纲的。按常理，得知三阮等人已成朝廷通缉的要犯，渔户们与三阮划清界限还来不及，怎么还和他们一起对抗官兵呢？这充分反映了民众对官府恨到了骨子里！如阮小二所言，恨不得将官兵碎尸万段！这些渔户是石碣村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一群人，也是被逼到了破产边缘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才会一呼百应地参入战斗。石碣湖战役本是一桩拒捕事件，由此变成了部分石碣村民联手晃盖等人反抗官府压迫的小规模起义。战役过后，这十几个渔户连同他们的眷属，浩浩荡荡，起码三十多人，全部上了梁山。
有人说，《水浒传》里的好汉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实际上劫来的钱都是自己花，没有给穷人。请问，像三阮等人这样住的是草屋、戴的是破头巾、穿的是旧衣服，连老婆都讨不到的人不是穷人吗？像吴用这样流落各村、教书谋生、家都没有的人不是穷人吗？还要怎么穷才算穷？穷人劫取不义之财来接济自己，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
《水浒传》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矛盾最全面、最广泛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三阮是饱受“酷官赃吏”压迫的石碣村村民的代表，而石碣村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农村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