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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前121年）字季，西汉淄川国薛（今寿光纪台镇）人。汉武帝时被选拔为博士，官拜丞相，西汉治《公羊传》的儒家 公孙弘少时家贫寒，在海边放猪维持生活。早年曾任狱吏，因罪被免职。四十岁时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已经六十岁的公孙，以贤良被征为博士，后又因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再被免职。公元前１３０年，诏令征求文学儒士，推举公孙应诏，这时他已七十岁，一再谢让说：“我曾出使匈奴，因为没有才能被免职，请再另推选别人吧！”但最后还是应选，他的策奏被汉武帝选拔为第一，召见后拜为博士。 公孙“恢奇多闻”，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释阐述，所以很快便被提升为左内史。在朝廷议事，他常是只提出要点，陈明情况，让皇帝自己决定取舍，并不坚持意见争论，因此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认为君主应胸怀广大，为臣应注意节俭。他自己也能身体力行，“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对故人宾客的需求，却能“俸禄皆以给之”，以至“家无所余”，这很为当时的士人所称道。 但是，公孙弘在与人相处上，也有不足处。在奏事前“尝与公卿约议”，但当他奏事时却又常为了顺从皇帝的意思，而改变原来商定的议案。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有一次，主爵都尉当场诘责他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不但不责怪他，反倒“益厚遇之”。公元前126年以弘为御史大夫，两年后拜为丞相，封平津侯。 公孙弘于公元前121年病死于丞相任内，时年八十岁。 《汉书》公孙弘传略 二、“建安七子”之徐干 徐干(公元171～218年)，字伟长，东汉末北海剧县（今寿光）人。“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 徐干自幼受家教熏陶。14岁开始读五经，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至父亲担心他搞坏身体，常加以禁阻。二十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笔成文，与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 徐干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则以诗、赋、散文见长。 诗歌今存三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六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在家的忧愁郁结情绪：“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二句更为后人推重。《答刘桢》诗，以浑朴的诗句，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 徐干在辞赋方面的名声颇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以上皆佚）、《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典论·论文》）；刘勰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加标举(《《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作品不足十篇，而且多有残缺。其中《齐都赋》，从残文来看，原先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 徐干散文，主要有《中论》一书。此书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中论序》）。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十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十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论述先祖、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昌言》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中论》的语言比较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著。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惟一的专著。 徐干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六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中。《中论》二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二月，瘟疫流行，染疾而亡。 徐干画像 三、前秦的丞相王猛 王猛（公元325～375年），字景略，北海剧（今寿光稻田镇田马一带）人。十六国时前秦大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为前秦的强盛和统一北方做出过重要贡献。 王猛少时贫贱，曾以卖畚为业。然而，他好读博学，尤好兵书。“谨重严教，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晋书》本传，下引同），胸怀“佐世之志”，“候风云而后动”。前秦苻坚慕名召请，如刘备之待诸葛亮。及苻坚称帝，任以为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不久，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中宿卫。当时王猛刚满三十六岁，一年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为之侧目，纷纷上书谗毁，苻坚都加以严惩，并任王猛为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转司徒、录尚书事”。而王猛以自己无功为由，坚辞不拜受。后以军功、治绩，入为丞相，封清河郡侯。 在苻坚的支持下，王猛在政治方面多所举措，治绩卓著。 第一，严明法制，整顿吏治，裁汰冗吏，擢拔贤能。王猛刚刚出山时，被任为始平令。始平是随苻氏入关的氏族贵族集居地，“豪右纵横，劫盗充斥”，百姓深受其害。王猛到任后，“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并曾鞭杀一名违法奸吏，打击了氏族贵族的势力。王猛任侍中、中书令、京兆尹等职时，苻坚妻弟强德残害百姓，王猛捕而杀之。接着在数十天内又杀氏族不法豪强二十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苻坚曾感慨地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天下是有法的，天子是尊贵的。” 在“无罪而不刑”的同时，王猛还力求做到“无才而不任”，对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称职者坚决予以革除。同时，他“拔幽滞，显贤才”，提拔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在十六国中，苻坚政权最为人才济济。 第二，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苻坚灭燕后，曾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又大力召还流民，增加了农业劳力。前秦政府还经常派员巡察地方，劝课农桑，表彰“力田”。同时，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情况，前秦政府下令推广先进的区种技术，又在关中大兴水利，北方社会经济得到很大恢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调整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前秦废除了胡汉分治之法，确立了“黎元（百姓）应抚，夷狄应和”的基本国策。匈奴、鲜卑、乌桓、羌、羯诸族纷纷归服，诸族杂居，促进了民族融合。 第四，兴办学校，恢复儒学。在王猛的倡导下，前秦恢复了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使公卿子弟入学受业，苻坚每月亲临太学一次，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灭燕后，苻坚亲率太子、王侯公卿大夫士之长子祭祀孔子，宣扬儒教，使汉族传统文化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和振兴。 王猛主持的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加强了前秦的统治力量，关中地区的经济、文化，一度呈现十六国以来少有的兴盛景象。“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前秦的兴盛为秦统一北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力增强之后，王猛即协助苻坚进行统一北方的事业。建元六年（370年），王猛统兵六万，讨伐前燕慕容暐政权，连克壶关、晋阳二城，前燕执政慕容评率三十万大军抵挡，王猛派兵火烧燕军辎重，大败燕军，歼敌十五万余人。随后又一举攻下了前燕首都邺城，前燕政权灭亡。 前燕灭亡后，苻坚任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统治新占的关东六州。王猛选贤任能，除旧布新，对“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变除之，关东地区较快恢复了统治秩序。 不久，王猛又入朝重新任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等职，与苻坚着手解决残存于西北等地的割据势力。先灭仇池。凉州的张天锡和吐谷浑也派使称藩。建元九年至十年（373至374年），前秦又攻占了原归东晋统辖的巴蜀及其以南地区，在那里设州进行统治。到王猛死前，前秦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王猛在五十一岁的壮年便去世了。苻坚为此痛哭不已，最后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那样的最高规格，隆重地安葬了王猛。可惜苻坚没有听从王猛临终前的遗嘱，在王猛死后八年，大举进攻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而鲜卑、羌族贵族慕容垂、慕容冲之流，则乘机起兵，纷纷割据自立，北方短暂的统一局面很快瓦解了。 王猛画像 四、南北朝时期文学家任昉 任昉(公元460～508年)，字彦升，南北朝时期乐安博昌(今寿光市)人。他是一位高风亮节、才华横溢的文人，被史书称为“海内髦杰”，“夙招民誉”的文学家。 据《四库全书》、《六朝诗选》和南朝梁文学评论家钟嵘《诗品》所述：自幼聪敏，四岁就能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写文章。他写文章起草即成，不加修饰，而且文章情真意切，透辟有力，享有“遒文丽藻”之誉。其叔父夸他是“吾家千里驹”。南朝齐著名作家王俭认为他的文章“当时无辈”，别人很难与之匹敌。 任昉广交士友，与梁武帝萧衍、沈约、谢眺等8人交游甚密，世称“齐梁八友”。任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而被称为一代词宗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号称“任笔沈诗”。任昉奖掖后学，举荐贤才，“立于士大夫间，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则厚其声名”，而“得其延誉者”，大都得到提拔，各展其才。因此，他的座上客常常有数十人，“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任昉一生酷爱典籍，极爱藏书，并且多方面的书籍他都加以存藏，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一种书存有不同的版本和抄本，以至于在官府书库内查找不到的书，在任昉的家藏书中或许可以查到。故任昉以藏书名噪一时，成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之一。 任昉以“笔”见称。据他说晚年对“沈诗任笔”的说法不服气，也曾转而致力于诗，但终于无所成就。在南朝的文学概念中，“笔”与“文”相对，指的是实用性的文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文”的重视。不过，“任笔”也是讲究修辞的，所以《文选》中收录他的章表书启等各体文章特别多。其基本特点是整饬严谨，多用典故，渊雅而有理致。 他还以孝道闻名当时，亲人有病，他服侍备至，常常“衣不解带”，“汤药饮食必先经口”。其继母丧，他守“庐于墓侧，哭泣之地，草木不生”。这虽是夸饰之词，但可以看出他的至孝之心。 宋、齐、梁三代，任都出任过官职。齐明帝时，他出任太子步兵校尉，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武帝任命他为骠骑记室参军，后升任义兴太守、新安太守等职。他在任内，清政廉洁。平时纤尘不染，甘于淡泊，毫不苟取。不治家产，“儿妾食麦而已”。自己却将财物、薪水分与亲友，周济饥民。在他调离义兴前往新安时，船上仅有五斛米。身上连拜会穿的衣服都没有，因而不能下船，直至沈约送上裙衫，方能登岸赴任。在封建社会里，身居高位的任昉，能如此俭朴，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死时，家中仅“有桃花米二十石”。临终，曾留遗言：不许带“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殓”。其高风亮节，感人肺腑。 任昉平时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有时外出扶杖散步，路上遇到“民通辞讼者”，察问审理果断及时，就地裁决，方便百姓，深为百姓称颂。 任昉一生德高望尊。他死时，“阖境痛惜”。梁武帝“悲不自胜”，“哭之甚恸”，追赠他为太常卿；百姓在城南为他立祠，以表纪念。 任昉著述丰富，所著文章数十万言。任昉除工于笔体之作，尚有诗作和文学理论的探索，只是以笔体之作的量大所掩。据《梁书》本传，任昉有文集三十卷，并《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另，《文章缘起》一书，旧题任昉撰。 五、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贾思勰，生于五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时期。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 贾思勰做过青州高阳（今临淄）太守，他为官时曾到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考察农业，还亲自参加劳动、畜牧业等生产实践活动。 在编写《齐民要术》的过程中，贾思勰遵循“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的原则。就是说，参考前人的农学研究成果，收集民间的谚语、歌谣，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亲自进行观察、实验。由此可见，贾思勰的创作态度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 魏孝文帝时，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贾思勰对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视。他说，“智如禹汤，不如常耕”，尽管有禹汤那样的智慧，也赶不上经常从事生产实践的农民高明。他在编写《齐民要术》时，经常向富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广泛收集农谚和歌谣。据统计，这部书中收集的这类谚语达三十多条。这些农谚，包含了丰富的经验，是非常珍贵的农学遗产。 贾思勰十分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对待历史遗产。他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引证前人著作一百五十多种，包括两汉时期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重要农书。这些珍贵的农书大都早已失传。由于贾思勰的引用，才保存下来一部分内容，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情况。 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奖励农耕，发展生产、是富民强国之道。在《齐民要术》的《序》中，他引用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富国以农”的道理。他说：魏文侯实行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魏国富强了；秦孝公推行奖励耕战政策，秦国也富强了。他称赞西汉耿寿昌筑仓贮粮、稳定粮价的“常平仓”和桑弘羊设立均输官，调剂各地丰歉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他对西汉以来一些地方官奖励农耕、兴修水利、进行农业革新、提倡节俭等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大加赞扬，而对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不重视发展生产，致使农业歉收，人民生活痛苦，出现“满道白骨交横”的悲惨景象，进行斥责。贾思勰的这种“国富以农”的重农思想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贾思勰对管仲和晁错非常推崇。他在《齐民要术》的《序》中曾有多处引用他们的话来说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如“一农不耕，民有饥色；一女不织，民有寒者”，只有人人参加生产劳动，生活才能富足，不耕不织，就难以做到有吃穿。这和当时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鄙视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贾思勰十分赞赏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观点，认为这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能以有民？”因此，他主张实行奖励农耕的政策，采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富强。 在农业生产上，贾思勰提倡“人定胜天”，反对靠天吃饭。他认为，农业收成的好坏，既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看人努力不努力。“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人勤劳了就不会贫穷。“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天时虽好，不去种植，也不会得到粮食。他还说，四体不勤，又不开动脑筋，而能把事情办好，使生活富裕，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贾思勰的这些思想同荀况的”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贾思勰还认为，历史是在改革中前进的，主张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和技术。在《序》中，他列举了许多落后地区由于推广了先进技术，从而改变了农业生产落后面貌的生动事例，说明采用与推广新的耕作制度和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性。贾思勰高度评价了秦汉以来各地在农业改革和创新方法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只要重视农业生产，坚持农业改革和创新，采用合理的耕作技术，“顺天时，量地利”，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作物的布局、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高了一系列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在他之前，劳动人民就已经知道用抛荒、休闲等办法恢复地力。但明确提出在同一块田上实行轮作方法的是贾思勰。他指出，不换田会影响谷物产量，也容易发生病虫害。豆茬、大麻连作，容易发生茎叶夭折的病虫害。这是关于连作能引起病害的最早记载，贾思勰还提倡种植绿肥，以提高地力。他指出，绿豆的肥效最好，小豆、芝麻次之，肥力同蚕粪、熟粪一样好，能使谷物增产。当时，就认识到绿肥的作用，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了不起的事。 在播种技术方面，贾思勰强调适时播种，并指出了播种量、播种方法以及二者同播期的关系。书中介绍的播种方法，选种、晒种、浸种、药物或肥料拌种等种子处理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该书还介绍了一整套以精耕细作为中心的田间管理方法。并针对北方多干旱的气候特点，对保墒方法作了探讨。这说明，《齐民要术》在理论和时间的结合上为耕作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在《齐民要术》中，从第十五篇到二十九篇，介绍了蔬菜的栽培。所提到的蔬菜种类已有三十多种。对瓜、葵、瓠等，从种到收均有详细记述。种子的均播法和帮助种子出苗“起土法”，以及留种技术等，也都有科学的说明。 在贾思勰之前，对果树的栽培记载很少。贾思勰对果树进行了品种调查，汇总了当时北方和南方的果树品种，介绍了其繁育、培育方法。他还总结了北魏以前有关家禽饲养、医疗经验，介绍了畜产品加工利用的技术，这是我国古代畜牧科学的宝贵遗产。《齐民要术》关于制曲、酿酒、制酱、制醋、煮饧等，都是现存最早的资料。 《齐民要术》在生物学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贾思勰已经认识到生物和环境的联系，懂得遗传和变异的关系，介绍了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涉及到人工选择、人工杂交和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这些观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齐民要术》内容非常丰富。全书分十卷，九十二篇，正文七万字，连注释十一万字。前五卷介绍粮食、油料、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等的栽培技术；第六卷，是关于禽畜和鱼类的养殖；第七卷至第九卷，是农副产品加工、储运，包括酿造、贮藏、果品加工、烹饪、制糖等；第十卷介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该书对各种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正如《自序》中所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可见《齐民要术》实际是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它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寿光贾思勰像 六、宋朝隐士文学家刘概 刘概，字孟节，早年从种放学（《渑水燕谈录》卷五）。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四引鲜于绰《传信录》）。六年，为太学博士（同上书卷三三四）。曾通判郓州（《灵岩志》卷三）。后弃官隐居冶源山（见《温公续诗话》）。据冯惟敏所纂《明·嘉靖·临朐县志》载：“刘孟节，寿光人。”“孟节名概，举进士及第。” 《清·康熙·寿光县志·人物考》、《清·嘉庆·寿光县志·人物志·隐逸》、《清·光绪·寿光乡士志·志人物》和《民国·寿光县志·人物志·高尚》中载传，其文略异、其事略同。 刘概不仅是个隐士，而且在宋代文学领域有相当高的地位。故富弼（宋宰相）十分婉惜地赠诗：“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民国·寿光县志·人物志·高尚》（卷1281页）载：刘概，字孟节，青州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天资绝俗，举进士及第。为幕僚，一任不得志，与相龃龉，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为吏。庆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今栖霞县东）地震，逾年不止，遣使遗问，安抚使以先生名闻，诏命之官，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欧冶子铸剑之所，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筠古木、气象幽绝，富郑公（即富弼）守青州，为筑室泉上，为诗并序以饯之曰：“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于名，不幸无位不克施于时，著书以见志。谓先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辉。后范文正公（仲淹）、文潞公（彦博）皆优礼欲荐之。先生恳祈，亦不能强，以成其高。性僻嗜山水，常独挈一饭一罂，穷探幽险，无所不至。夜则宿于岩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少时，尝寓龙兴寺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或独以手拍栏杆，咏诗以自适。见《渑水燕谈录》，其他各县志、《温公续诗话》所载类同；《齐乘》（元于钦著）所记略简。 据考证，刘概是寿光市洛城街道洛城村人。龙兴寺在北魏承明元年（476年）建成，在今纪台镇东方村。 史料称刘概“传青州推官不得志，遂弃官作林泉之遊”，说明刘概曾当过青州推官（司刑狱）。宋人姚宽著《西溪丛语》中称：“青州有刘概，方富郑公（弼）守青州，遇之甚厚。因得临朐西南官地曰冶源，结庐居之。”可能在此之前。刘保富先生考证：“宋仁宗时，京东东路安抚使叶清臣，向朝廷举荐刘概，宋仁宗下诏要刘概进京为官，刘概婉言谢绝，拒不拜诏，本是藐君大罪，但因叶清臣正好调永兴军，此事不了了之。居推官或在更前查无据，但在宋石碑《哭守道先生诗》碑刻，确有青州推官刘概作的记载，盖曾任青州推官不疑。时间当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左右。刘概文学 据载刘概“有杂文及诗歌，其子印行”，惜今难获见。有《易系辞（解）》十卷。曾注解《老子》，与王安石、王雱、陆佃、刘泾被称为“崇宁五注”。崇宁乃宋徽宗年号，可见这些书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也符合富郑公（即富弼）“先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辉”。被彭耜收入《道德真经集注》，并书前专立《宋解经姓氏》一节，介绍人物名字、号、籍贯、生平及学术渊源。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其《题府舍西轩》诗，历鹗采入《宋诗纪事》，诗曰： 昔年曾作潇湘客，憔悴东秦归未得。 西轩忽见好溪山，如何尚有楚乡忆。 读书误人四十年，有时醉把阑干拍。 明代临朐人冯惟敏即效刘概故事，结庐冶泉上，其曾将刘概事迹写入杂剧《不伏老》中，剧中借刘概挚友梁颖之口道出：（刘概）“尽有高雅风致”。刘概诗除《宋诗纪事》外，《灵岩志》卷三亦收一首，即《赠新住灵岩长老》：： 岑崟千丈插青霄，殿阁峥嵘霁霭交。 已化灵蛇留径迹，双飞白鹤上云巢。 万家香火春迎社，一派泉声夜涤庖。 投锡此来当有意，独存秘宇在岩坳。 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载，石介（1005年至1045年，字守道，著名文学家）墓有欧阳修为之所撰志铭，苏轼、刘概二公所撰碑等。周郢先生“积数年之期，踏访再三”，于1990年在泰安徂徕山西北麓桥沟村南石家林中，发现苏轼《遥祭守道先生文》及刘概《哭守道先生诗》碑刻。碑刻原文如下：《哭守道先生诗》，青州推官刘概作： 路出莱芜欲有题，感君追古思犹之； 生前谤议风霆震，死后文章天地齐； 万种梦魂随我作，百般禽鸟为君啼； 孤坟一掩徂山下，汶水年年哭向西。 “以上三诗，足见刘概之性情，犹如云鹤在天，而其诗文应类神妙矣”。从范仲淹、欧阳修、富弼以及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对刘概人品诗作之推崇，亦可显现出其于宋代在全国文学领域的地位。据此，确认刘概为寿光人，曾进士及第，任青州推官，对时局不满而隐，从事著作。是宋代隐士、文学家。 七、忽必烈封大将军的李铉 李铉是寿光东北上口村人，青年时代加入元朝军队，因为作战英勇，于公元1261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怀远大将军”。 李铉约生于宋末公元1220年前后，其父李兴为宋代官员，职为评事。家风善良敦厚，教子甚严。李铉自幼喜读书，又“年弱冠，好弓马，喜豪侠，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目睹大宋衰朽腐败，元军南下伐宋时，李铉加入元军，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北、江苏一带。 1248年，官百人长，居下邳。次年，宋军偷城，李铉上战勇猛，颇具胆略，奋战终日，城失而复得。元世宗嘉奖为“武略将军”。1255年，宋军万人夜袭海州，铉率军鏖战一昼夜，宋军败回。1256年，铉同一位刘公与宋军战于石湫口，宋军大败。元宪宗下旨：“特赐课银战马，锦缎银盂”，嘉“寿光铁门关巡检”。1259年，元军“攻取涟州，水陆并进，铉夺五江口，下项铺，攻无忧门，一日五捷”，元宪宗嘉铉为“明威将军，另赐金盂以尝其劳”。1260年，宋军乘舟逾海偷袭折冲府，铉“中夜潜彼寨，杀至中军帐前，宋人不能挡其勇，败军奔窜”。元世祖忽必烈下旨，“特赐宝书金符而褒美之，嘉怀远大将军同知博兴州事，官军千户”。 从此，李铉雄壮威猛，侠义满怀，每临大敌，常为士卒先，所得赏赐，分赐士卒，毫不吝惜，因而士卒愿从其下，兵源充足，颇有声名。1261年，帝复下旨，“加官领武威军千人长”。 李铉之功业，石碑有录。 李铉从军的次年，其父李兴病逝，其崔氏、田氏二母也相继去世，战乱年代，茔葬草草。局势少安，李铉与弟李磷于1264年，即忽必烈定都北京那年重葬父母，选址在东北上口村北。茔地方形，面积3900余平方米。四周筑墙相卫。园中按九宫格植柏树八十一株，因碑碣占地，实际植柏七十六株，仍不失九九归一之意，且道教重“七”，民间重“六”，七、六是个吉祥数字。园中立一巨碑，高约三米，宽约一米半，碑头雕有盘龙，名螭首，是龙的第三子，碑座龟状，名为俾犀，是龙的第六子。因此，人们也称为“雕龙碑”。此碑是李铉与弟李磷为其父立的，题为“故李公评事墓志”。碑文是铉之好友，亚圣孟子第五十一代孙，曾治寿光的孟过撰写。文中对李兴只就性情方面廖廖数语，大量刻录的是李铉的业绩，这有点特别，原因是李兴为旧朝宋官，李铉是新朝元将。新朝是不能歌颂旧臣的。龙碑前立有石雕翁仲一对，巡山一对，吉祥一对，华表一对，肃穆庄严。但有一奇特现象，各种石雕皆完整。惟一对吉祥（即石羊）只有半面，常令人不解。这是因为父为宋官，子为元将，列为有忠无孝，石羊半之，以做警示。碑文对李铉业绩刻录详备。 墓园建成，肃穆壮观，一直有专人看管，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历经七百余年，除园墙倾没以外，其他皆完好。龙碑字迹清楚，昂然屹立，各种石雕仍保持原有精神面貌，柏树一株不损，均达一至两人围，枝壮叶茂，树树相连，遮天蔽日，游人行于下，百鸟鸣于上，一派生机，时人赞曰：“长林秀樾，岡蟠河曲，远近相属，辉映古今。”墓园成为乡间一个优秀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数百年来感动过不少的人，有人路过停步观看，有人专程来访，或抚碑兴叹，或观林抒怀，或摄影留念，或抄录碑文，成为一件美事，小村也因之传名。 1966年至1976年间，园林受到严重损害，柏树全伐，石雕砸残。今已重新修葺，成为上口镇一大文化景观。 八、龙门金山派创始人孙玄清 据清人梁教无《玄门必读》载：孙玄清字金山，号海岳山人，青州府寿光县人。《即墨县志》、《山东通志·艺术传》均载。《民国·寿光县志·人物志·方技》载：“孙玄清，号紫阳，本瞽（盲）僧。嘉靖（明世宗年号）间至即墨崂山明霞洞弃释就道。修养20余年目复明，赴北京白云观，著《皇经始末玄奥》、《注灵宝秘诀》诸编。”该志《艺文志》载：孙玄清著有《注灵宝秘诀》、《玉皇心印经》、《上清净经》、《皇经始末玄奥》。《即墨县志》所记略同。 孙玄清（1517～1569年），著名崂山道士，全真龙门派第4代弟子。系今寿光市化龙镇埠西一村人，俗名超然。据谱载，是埠西孙氏始祖祥的五世孙，父钧，行四。玄清性孤傲，天资聪敏。九岁时父母早丧。因悲痛双目失明，不愿寄养于众伯父，而去铁佛寺为僧，取玄清为号。后来听说崂山道士徐复阳修行二十年后复明，于是来到崂山明霞洞，弃释从道，礼李显陀为师。后游铁查山云光洞，遇通源子授以升降天门运筹之法。年十九，即墨县太和真人携住黄石宫，于此二十余年。传说时遇著名的风尘侠道张三丰，对他进行传授与点拨。经过长时间的刻苦修行，孙玄清终于双目复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京师白云观坐钵修炼，祈雨有验。世宗敕封他为“护国天师府左赞、金山子海岳真人”，令他“掌管真人府事”。孙玄清由此开创了全真道教龙门派下的一个支派——金山派，崂山明霞洞也因此成为金山派的祖庭。孙玄清是明嘉靖全真道士中最显贵者，《全真须知》中列有金山派派目。 金山派由孙玄清于嘉靖年间所创立，因孙玄清字金山，故名，亦称崂山派，属龙门支派。该派是较早融合斋醮祈禳等正一符法术的全真龙门道派之一。目前崂山、泰山和辽宁千山等风景区的道教庙宇都属于金山派。 明霞洞始建于元代，名“斗母宫”。自元代至明代曾有不少的道教名人在此清修，他们是邱处机、郝太古、孙不二、张三丰、孙玄清等，其中以张三丰在此修炼的时间为最久。明隆庆年间，孙玄清主持对洞右全真道金山派道院进行扩建，占地2000多平方米，房屋32间，建三清殿一座，为砖木结构。在明霞洞洞石上刻有《孙紫阳疏》，叙述了他修行始末。道院藏有《五老图》长卷，卷上绘着孙玄清以下五人的画像。明隆庆五年孙玄清病逝于道观。 九、三朝元老贤相刘珝 刘珝，字叔温，号古直，明代青州府寿光县阳河里人（今青州市朱良镇阳河村），生于明宣德元年（1426 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弘治三年（1490）三月六日。1448年(正统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天顺时任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侍讲。宪宗即位后，以东官旧僚升任太常卿，兼侍读学士。1474年(成化十年）升吏部左侍郎，充讲官如故。翌年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宪宗称他为“东刘先生”，赐印章一枚，文“嘉猷赞翊”。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再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受命编《文华大训》，书成，加太子太保，进谨身殿大学士。1490年(弘治三年)卒，谥“文和”。 明弘治皇帝御赐祭联：忠禆于国，允称一代名臣；孝表于乡，堪称三朝元老，人称“刘阁老”，是寿光最重要的历史名人之一。 刘珝自幼苦读经史，锐意仕进，八岁能文，十九岁乡试中举。史载：刘珝一表人才，“丰姿秀伟，望之俨然”；面部生而有“丞”字文，善相面者预测后当为国家辅相，且有将相风度，每临大事而不惊。赴考途经淄河，正值河水暴溢，童仆、鞍马俱被洪水冲走，而他在水中行走半里余，神色自若，泰然处之，人们十分惊奇。首次会试并没有考中，就留在太学读书，与后来的名臣王恕、邢让同学。学习期间，“洁苦自励，以学业操守见称”。 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23岁的刘珝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期满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机构，编修是掌修国史的官职，为正七品。刘珝入仕不久，就相继经历了明王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抗战”、“英宗复辟”等重大事件。期间，刘珝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朱明王朝统治的基本立场，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应措得当，逐渐得到明王朝的信任和重用。天顺二年，36岁的刘珝提拔为詹事府的右中允，官阶正六品，担负为明太子朱见深讲学的重任。刘珝讲学很认真，得到太子的赏识。 1465年，朱见深继位皇帝为明宪宗，年号“成化”。新皇帝不忘旧宫僚，刘珝作为皇帝当太子时的老师，立即受到重用，升任太常寺少卿，兼侍读，正四品。成化三年，“迁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成为正三品高官。这期间，刘珝仍然坚持天天给皇帝讲课，且每次进御讲学，“反复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不厌其烦地为皇帝讲解，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别人都很佩服。内阁大学士刘定之称他为“讲官第一”。宪宗皇帝也非常喜爱和敬重他，称呼他为“东刘先生”，赐印章一枚，文曰“嘉猷赞翊”。此外，他还参与和主持了《续资治通鉴纲目》、《文华大训》等重要书籍的编纂工作。成化十一年（1475 年）四月，已届天命之年的刘珝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政务，这样，刘珝以吏部副长官兼翰林院长官的身份进入内阁，成为宰相“阁老”。成化十四年（1478 年）四月，升任吏部尚书，正二品。明年，加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十八年十二月，进加太子太保、谨身殿大学士，成为一品高官。 刘珝自号“古直”，号如其人，辅政耿直忠介，居官清正，不拘小节。他“自以宫僚旧臣，遇事无所回护”，敢于直言，无所忌讳。特别是入内阁之后，“益勉修辅”，凡军国大事，独能果断处之。而且，他利用便于接近皇帝的机会，积极推荐贤才，保护忠良，许多人“阴受其惠”，而他从不宣扬。同时，他还同奸佞小人作了不懈的斗争。太监汪直掌管特务机构“西厂”，横行霸道，陷害官民，滥杀无辜，民愤极大。刘珝大力支持大学士商辂上奏弹劾汪直，历数汪直的罪名，说服宪宗下令罢免汪直，撤销西厂。奸臣李孜省等人“左道乱政，欲动摇东宫”。刘珝屡次到皇帝面前直言相谏，力保国本，阻止了李孜省的图谋。当时宪宗皇帝的内阁有三位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刘珝素来看不起万安，曾当面斥责万安“负国无耻”。万安积忿，昼思夜想要搞掉刘珝。这时，恢复后的西厂仍然为所欲为，万安就邀请刘珝一同上书，请奏罢免西厂。正直的刘珝不愿与无耻的万安共事，没有参加，宪宗皇帝对刘珝不满，不久，刘珝上具疏乞请退休。皇帝批准了刘珝的请求，诏令还乡。 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九月，六十岁的刘珝返回故里寿光县阳河村。他事亲尽孝，父母相继去世时，他都“庐墓三年”。弘治三年（1490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皇帝不忘他的功绩，赠太保，谥“文和”，赐祠额曰“昭贤”。 刘珝画像 十、 明朝刑部尚书赵鉴 赵鉴(1453～1537)，字克正，寿光县赵家村人（今属青州市）。成化二十三年三十四岁考中进士，出任萧山县知县，他清廉爱民，为老百姓办好事，改进赋税征收，创立了“丁田相折法”，被朝廷做为典型推广。后来，张居正在“丁田相折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条鞭法”。 他的才识等到朝廷重视，被提拔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南畿马政监、两淮盐法道等职。后又奉命巡按内蒙古的宣德、大同二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进犯，明朝廷命平江伯陈锐率兵抵御，而陈锐兵迟迟不发，赵鉴上疏责陈并详细谋划了进军的方略，三军将士得以连战皆捷，击退敌人。 当时因太监刘瑾把持朝政，政治黑影，赵鉴的正直大义得罪了不少官僚，受到排挤，出任安庆府知府，又改任顺德府知府，期间，他体恤民众，多得好评。刘瑾被诛后，他被先后提任浙江参政、陕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使、甘肃巡抚等职。任职甘肃时，恰逢荒年，他一面请发国库银两赈贫，一面向富家借款施粥救急，很多贫民赖以存活。同时又命令州县拨给百姓耕牛、种子，以备耕作。他十分注意边防，开凿水渠，招募屯兵，并收复了部分土地。不久即调任大理寺卿、刑部尚书等职。赵鉴执政公正宽容，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叛，平息后株连很多，赵鉴请求只处置首恶，而释放被株连的无辜，因得活命者200余人。赵鉴居官清正，不徇私情，史称“所至以刚严称，遇事正法，略无顾虑，人多服之。” 1526年(嘉靖五年)，赵鉴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退职，朝廷遂赐给厚礼，送其还乡，嘉靖皇帝赐五言诗一首以表嘉许。1537年(嘉靖十六年)，赵鉴因病去世，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康敏”。 十一、忠君报国的布政使张问明 张问明，字公远，原籍南上口村（今上口二村）人，明朝万历辛丑科进士，官居布政使。 其祖父张希贤自先祖张希亭迁居上口村已历五世，再迁县城东北角赵旺铺村定居。也是应了“无福之人落荒坡，有福之人落城脚”的俗谚，落户赵旺铺后，希贤家业渐裕，有余力送子孙攻读。张问明孜孜不倦，寒窗苦读，终于实现了自己“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万历十九年，张问明乡试得中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天，他历经磨砺，再赴京应礼部会试及殿试，得中辛丑科张以诚（南直隶青浦，今上海青浦人）榜二甲第四名进士，同科进士301人。状元张以诚，字君一，号海瀛，官居翰林院修撰，万历43年卒，政绩乏善可陈。张问明得此佳绩，也是寿光明清两代65名正科进士中最好的，来之实属不易，说明他的文学才情、书法以至聪敏机智确属佼佼者，是一个真正的饱学之士。 张问明以非凡的才情进入仕途，以纾解民困、忠君报国为己任，理应有所作为。但是他生不逢时，命运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进入仕途的时候，大明王朝如残阳西下，一片零落。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贪财好货、昏庸懒散的“主儿”，在他统治下的四十八年，虽有初期张居正十年励精图治，但在张居正死后，他昏聩胡为，使前此已露败象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了末路。 当时明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日趋尖锐复杂，上自皇帝下至藩王勋戚、宦官、大官僚大地主都拼命地掠夺土地，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万历还设立“矿监”、“税使”派到地方疯狂搜刮。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反明开始，又大规模地加派“辽饷”。除此之外，各级地方官层层加码，大地主想方设法转嫁赋税，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起义势所必然地酝酿发生了。张问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走上政治舞台的。 他初放官任户部主事，这是为贪婪的朝廷管钱的差使，曾被派到辽东督查军饷，将查出隐匿自肥的军饷全部拨付前线以应急务。还被派到湖广等地充任“监税使”，为朝廷催收银子，凡涉及达官显贵，也秉持原则，不阿私偏袒。他还到通州督察政事，剔除弊政，打击奸邪，安抚百姓。见到州城城墙倾圮，就捐出自己的俸银，发动吏民予以整修如初，颇得好评。明代省级政权由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组成，三司并立，直属中央，分掌行政、司法和军事。布政使为一省的行政长官，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从二品衔官员，另设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等僚官。明后期也设立了巡抚，为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调节统制三司，充当中央与省级政权的中介，不完全等同于清代的巡抚。张问明出任地方，先任职陕西商洛州，后转任陕西参政、陕西副使。商洛地处陕东南，与河南、湖北接壤，西邻古都长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当时农民军和官军反复冲杀争夺的地区。张问明到任，力主剿抚并用，不主张一味猛剿强攻，“力攻不如德降”，安抚百姓给以出路，招降纳叛。他因政绩卓著，升任四川右布政使。 当然，身处“镇反”一线的张问明，读圣贤书，也深知“民为邦本”的道理，但他更是大明的臣子，“忠君报国”是他为之牺牲生命的至高理想，这种镇压对他来说，是极度痛苦和矛盾的。他不能力挽狂澜，只能捆绑在时代的战车上冲下去。他在四川右布政使任上参与了与张献忠农民军的搏杀，他死在了那里。他的死也如谜一般遗落在了天府之国。 为了躲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追杀报复，他的家人在寿光城西二十里置地建起了宅院，当地人叫“布政庄”。可是张问明身后人丁不旺，又加上社会战乱，家业难继，时隔不长就把宅院卖给了王姓人家。问明之子张名立，万历四十年考取举人。今天张问明的后人居住在洛城街道马家庄子，已有百人之众。 十二、功成身退的文人李迥 清朝初年大清政坛上的寿光籍高官李迥，是斟灌李氏进士中的佼佼者，他是清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李迥，乐望乡斟城社（今洛城街道斟灌村）人，明末天启举人李汝英次子，字奉倩，号霞峰，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大清顺治八年中辛卯科乡试举人。康熙三年，李迥中甲辰科严我斯榜2甲第33名进士，同科进士200人，时年44岁。此前十八年的顺治三年，满清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其兄李适成为寿光第一名中进士者，父子三人俱以文名显扬于邑内外，以下八九世科甲蝉联，科登仕宦者代有其人，声名鹊起，号称北海望族，有“寿邑文章第一家”之称。 李迥自幼生性沉静，不苟言笑，喜愠不形于色，侍奉双亲怡声下气，既孝又谨，其父李汝英曾夸赞说：“吾家二郎真孝子悌弟也。”他入塾后奋志读书，不以攻读为苦，寒暑不辍。中进士后，选授内阁中书舍人，内阁为清初最高政务机构。他在其中勤谨任职，一日值班，适逢康熙皇帝入内阁巡视，询问他中进士和家乡里籍等情况，并命他书写文字进呈御览。李迥侃侃而谈，奏对详雅，引起康熙帝的注意和赏识。不久，转任礼部主事（正六品官员），再授刑部给事中（明清时给事中为谏官，并负纠察之责，初制七品后升五品）。此时正赶上朝廷平定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之乱，三藩所抢掠的男女人丁，贫穷无所依归。李迥上言为他们开释，并提出安置意见，得到皇帝的允准。受三藩之乱牵连的降卒民人无不心悦诚服。康熙十六年，受命为戊午江南乡试主考官，不久升通政司参议、太仆寺卿，晋升顺天府（即北京）管府尹事大臣（从四品），接掌了满清政治中心的行政、吏治、司法大权。顺天府尹虽为地方官，但地位非同一般。此年中，李迥“一岁五迁，备承圣眷”。在任时间不长，又擢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副主官），再升刑部右侍郎。清代六部设尚书、左右侍郎，为各部的主次官员，都是满汉各一人，李迥成为主持大清朝刑事狱案的正二品高官。 李迥在刑部右侍郎任上小心谨慎，持正公允，矜持简静，务求平正，不为矫激偏颇之言行以沽名钓誉，忠勤任事，多蒙朝廷看重，仕途波澜不惊，顺势而为，后以年老乞请致仕归里。李迥可称得上是“善宦者工遁藏之术，知进退之理”。 李迥归家后常持一竹杖，粗衣葛巾，徜徉于丹水桂河之间，与农人喁喁促谈，毫无达官显宦之气。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初五日，75岁的李迥去世。逝后朝廷诰授资政大夫（正二品），崇祀乡贤祠，葬于县城北赵旺铺村侧茔地。 李迥有十子，长子李懋中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陆肯堂榜2甲35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高才博学，曾有《李太史稿》及《仙霞岭诗》行世。以疾归里后修筑弥河桥，救助苦难，多有善行。次子李柟、八子李楫均为举人。四子李朴以贡生入仕，任茌平县教谕、湖北南漳县知县，后补通判。在南漳任上兴修水利，开辟良田，引种果树桑蚕，改良农具，多有惠政。南漳民人多蒙其利，拥戴异常。李琬（李朴五子）任浙江兵备道台，曾孙李封（李烈之子）中进士，后任湖北巡抚。玄孙李铎中进士后任翰林院检讨、江西会昌知县、山西宁武府同知等官。李迥长女李玉，嫁于曲阜孔府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生二子继濩、继溥。后孔继濩袭封衍圣公。 十三、秋水无尘的巡抚李封 李封（1723～1796），字紫绶，号松园，今圣城街道西玉村人。清乾隆甲戍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刑部右待郎。父亲李烈官至苏州府同知（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官员）。李封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幼师从本县西关名师刘用鲁，深受家庭熏陶，刻苦攻读，孜孜向学，加之游历既广，见闻博达，所以学业根底渐深，乾隆十五年二十七岁时即考中举人。乾隆十九年，刚届而立之年的李封进京会殿连试，得中甲戍科庄培因（江苏阳湖人）榜3甲第50名进士（同科进士241人），其中有戈仙舟、钱竹汀、沈既堂、殷会詹、王兰泉以及著名大才子、一代文宗、后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此科号称最为得人，以词章名世之博学高才者、经世济民之才猷隽异者、风流儒雅著述宏富者济济一堂。新科进士纪晓岚（2甲4名）等同学少年意气相投，留连唱和，交游奔走于京师豪门。而李封则卓然不群，落落穆穆，恬静自守，无所同异无所亲疏，独立特行于时辈之中。李封初授翰林院庶吉士。明清时代的翰林院为储才之所，选拔新科进士优秀者入院为翰林官，见习三年期满考试优秀者授编修或检讨，其他充任各部主事（官名）或外放地方官。留翰林院的升迁快，清代大臣多为翰林出身。满清政权既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又在严密防范控制着他们。乾隆帝为一代明主，拓疆创业，江山一统；又好大喜功，奢糜侈华，和绅贪贿专权，亲贵舞弊成风。恬退朴讷而精明的李封深知“明时、应时、乘时”之易理，在翰林院中研读诗文和朝章国故，从容缓进中寻觅着政治上的支援、累积着政治的经验，终于得到了当朝的欣赏，逐渐担当大任，跻身通达显宦之辈。数十年间，同榜学子升沉不一，登九卿之高位者仅有六人，李封为其一。时人谓之：“穷达有命，不在声华之相耀，是固有然”。 李封由翰林改任刑部郎中（为各部中司的主官，正五品）。任上遇有旌表节妇之事，意见不一。李封剖断得宜，为主官钱文敏及众同仁佩服。改任江西庐州知府，有巨匪叶虎为祸乡里，李封捕办首恶，严缉贼党，消除一大祸患。继任江西盐法道台，擢升浙江按察使（主一省司法，正三品官员）。在此期间，李封鉴于盐引（由官府出具的调运凭证）滥行，不利于盐业生产销售，就减少了审批办证环节。众盐商感念李封革除陋规，凑集黄金8000两赠送，李封力拒不受。再调湖南任布政使（主管财粮的从二品官员），其间受到排挤贬斥，不久起复为福建汀漳龙道道台。再任江苏布政使，虽仅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厘清赈济事务，及时筹划拨付，恰遇灾年，救活了无数百姓。后升任湖北巡抚（从二品），总揽全省军事、吏治、刑狱等权力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刚到任恰遇上灾荒歉年，前任不能明察下属借赈灾之机贪污自肥之弊，富家粮商又借机哄抬物价。李封上奏尽行查究，官员敬畏其廉明，尽职用命，百姓得其抚恤。又侦破十年前的一起盗贼劫掠的沉案，缉捕盗贼，惩治隐匿不究的责任官员。在湖北任内，他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池，兴办水利，整顿吏治，精心治理，鄂省一时大治。因其勤于职守，忠于王事，遂命代理两湖总督。此时李封年近七十，精力不济，上奏请退，朝廷命他改任刑部右待郎。后因长江大洪水，荆江大堤泛溢，他失于预防，负有领导责任被革职。荆江大堤竣工后，赐按察使衔（正三品）退养回家。 李封致仕后，封交罚银，卖宅卖地，依侄李鋐，住西玉，以“贫莫断书香，贵莫贪贿脏”为传家宝。比之同时期受到刘墉查办的山东巡抚国泰（满族镶白旗贵族，姓富察氏，在任期间大肆搜刮，致使下属州县亏空严重，并制造了魏塾冤案）等贪黩之辈，李封实为清勤贤能的官员。嘉庆元年进京参加了千叟宴，受到朝廷极大的礼遇。同年九月七十三岁的李封去世。应其家人之请，德高望重的大学士纪晓岚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铭文写道：“人以官富，公以官贫；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颂扬了李封正直清廉的为官经历和高尚人品。 乾隆四十五年在寿光制造魏塾冤案的知县劳敦樟（安徽安庆人）后来调到湖北任职，受到李封惩治，正史无载，只是民间传说，不敢臆测。不过，李封婶母李琬之妻魏氏，系魏绾曾孙女，论姻亲关系，李封与魏塾为表兄弟，为魏家报仇伸冤也在情理之中。 李封有子三人，长子李珍官工部司务，次子李钰任江西建昌府同知，三子李钤为县学生。长孙李景沆官至广东罗定州知州。曾孙李树基工楷法，受到名臣张之万的保举，任河南禹州道员，历禹二十六年，深受百姓爱戴；其弟李树蕃也在河南任荥阳知县，理政有方，百姓比之为“大小冯君”。自李汝英至树基、树藩兄弟，李氏八世累代相继，书香传家，显耀乡邦。李封后人多居今圣城街道西玉村。 李封画像 十四、清乾隆文学家李铎 李铎，字振文，号琪园，祖籍寿光斟城社（今洛城街道东斟灌）。在顺治、康熙年间的文坛上，是公认的诗文创作能与王士祯比肩的文学家。他是清乾隆癸未进士、署理山西宁武府知府 高祖李迥仕至康熙刑部右侍郎，曾祖李柟，为李迥次子，康熙戊子科举人，候选国子监学正，喜爱书籍医药，晚年精通岐黄之术，八十岁灯下作小楷书，仍无错讹。祖父李煊也是举人，父亲李墉与李封为堂兄弟，由贡举入仕，由农部正郎出为湖北宜昌知府。李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学问为尚、科第蝉联的显宦家族。少年时聪敏好学，加之师长训导有方，弱冠之年就有少年才子之称，乾隆二十七年乡试中举，第二年（1768年）赴京会殿连试，考中癸未科秦大成（江苏嘉兴人）榜3甲第13名进士，同科进士有188人。时年二十岁。 李铎中进士后即授翰林院庶吉士，丙戌年（1771）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兼武英殿国史馆、三通馆纂修、起居注官。明清新科进士选授为庶吉士者一般经过三年的见习深造，然后举行甄别考试，分派官职称为散馆。庶吉士学习之地称为庶常馆，考试及格者授以编修、检讨等职留充翰林官，也称留馆。不及格者外放主事、知县等官。显然，三年的学习，李铎作为学行兼优的人员，受到赏识重用，担任了乾隆皇帝身边的史官。《史通》中说：士能具才、学、识三长，然后可为史官。琪园才学识兼备，于此职应付裕如。又三年后官员考察，重用为江西会昌县知县，后任江西彭泽、新建知县，署理（即代理、预任）饶州府景德镇同知，辛卯年（1776年）充任江西乡试同考官，所取举人多有所成，时人评之有识才之智术。继之升授山西宁武府同知，知府去职后署理宁武府知府，因病卒于官所，年未及四十，英年早逝，令人惜之。 李铎承继家风，有购藏书籍之嗜好。购书不惜重金，所藏书籍达数万卷之多，汗牛充栋，时称“藏书之富，甲于青郡”。每到任必载书以读，案牍之暇手不释卷。自江西改任山西回籍，舟车中罗列堆积唯有书籍而已，大有琴鹤遗风。有亲近好友告诫他不应清廉过激，而要为子孙营银作长远谋，他答以“吾有书万卷，足以遗后使子孙能读，此即吾书墨庄园也”，其嗜书博学可见一斑。李铎逝后，所藏书籍大多散失无存，凡版心钤有“琪园瑶籍丛书”图章者，后人得见皆视为珍宝。 李铎文思敏捷，才冠群英。加之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淹贯古今，涵养深厚，所作诗文清婉圆秀，无犄鄙之音，无摹古诘屈之嫌，如空籁之鸣、松风之响、三峡之流。他较好地继承了明代“前后七子”中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以及王慎中、茅坤、归有光、“公安三袁”等人的优良文学传统，记日常生活所见所思，抒发真情实感，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同科进士中有董浩、沈云椒、吴白华、李雨村、龚紫树、祝芷塘等人，都是才情富瞻力健之士，擅名文坛，而一见琪园所作，无不心悦诚服，誉之咳唾珠玑，“真谪仙才也”，竞相呼为“琪园先生”。李铎在江西新建县任内，虚己礼贤，政务之余，常到滕王阁、百花洲等风景名胜之地，召集当地名儒学士，诗文唱和，弘扬艺事，于当地政治、文学大有推进，“几于武城弦歌矣”。 同郡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益都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仕至桂林府同知，文学史志俱长）与李铎相知交好，推崇备至。曾有人将李铎诗文评为学自王渔洋，李文藻辩答说：“吾乡人为诗，不一派而相标榜者。青郡文学以嘉靖、隆庆年间为最盛，冯裕、杨应奎、刘澄甫、渊甫兄弟等七人结诗社于青州北郭禅林，《海岱会集》传扬天下。齐鲁文学向来本乎天性，而性各有所近、学各有所承。琪园家学渊源，尽读古人之诗，蕴藉深广而执笔自抒其所欲言，岂待学新城而后工乎？琪园自海岱七子二百年后复出于寿光，其足以声天下而传后世，无疑也。”客人认同此说。与我市清初著名文人安致远相比，李铎诗文缺少安诗中那样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但论出语自然流畅、风格委婉典雅，似在安诗之上。在文网严密的时代，李铎作为官场中人，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李铎亦工书法绘画，著有《冷玉岩集》五卷、《蕉香书屋稿》等，今多无存。其子李漪也有文名。李铎子孙曾居青州口埠戴家楼，后迁回县城西南一甲村。 十五、归隐家乡的董思恭 董思恭（1692～1787年），字作肃，号雨亭,清初田马桂河村人，因世代傍桂河而居，故又号桂川。康熙辛丑进士，改庶吉士，官至湖南粮储道。 他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辈中就有几个郡县庠生，不过到他父亲时家道中落，及董思恭入塾读书时更是过着“举家食粥米常赊”的日子了，以至于靠母亲乞讨为生，董思恭常常以菜饼充食，枵腹读书。贫穷的家境没有击垮董思恭，而是更加坚定了他逆境奋起的决心。在塾攻读，他心无旁骛，博览群书，尤醉心于仕途经济之学，其为文顷刻立就，如同腹稿在胸，深为塾师称赏。他常秉烛达旦攻读不辍，月光明亮的晚上，长坐院中吟咏抄写，邻人百姓赞赏不已。董思恭是一个心志远大的人，志在荆蓁密布的科举之路上一步步攀登，靠知识改变命运，进而实现自己“修齐平治”的理想抱负。 康熙56年（1717年）秋，当他赴省城参加丁酉科乡试时，盘费难筹，为难之际，他的老师于适出以援手，赠金助他成行。于适，字肇洗，康熙年间书法家，潍县人，监生，人称“北海三俊之首”，书法仿瘗鹤铭，后郑板桥莅潍，倍加称赏，尽索其书。董思恭没有辜负其师和亲人们的期许，在众多应试秀才中脱颖而出，考中此科乡试的第一名（即解元）。锦绣荣光的成功之门为他豁然洞开，齐鲁翘楚的桂冠在秋闱搏战中自然地落在了这位桂河贫家子弟的头上。据说，董思恭喜中解元的捷报传到家里时，乞讨归来的母亲无以打发“报子”，竟连连叹息说“怎么会让我儿子中了呢！”是乡邻族人凑起酒菜铜钱招待了报捷的信差，一同分享着思恭桂冠加身的荣耀。此科中，他结识了高密的同榜举人刘廷煜、刘统勋兄弟（清代名臣刘墉的四伯父和父亲，统勋仕至户部、吏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诗酒往还，互为掖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第二年春天，应赴京师礼部会试。可是董思恭放弃了，据说主要原因还是囊中羞涩，路费难筹。在第四年的又一个春天，他跋涉至京参加了康熙60年（1721年）的会殿连试，得中辛丑科邓钟岳榜三甲第101名进士，同科录取163人。这一年，董思恭29岁,他作诗道：“忆昔少年负豪气，沾沾自喜辄睥睨。貔貅百万亦劲哉，一笔横扫皆辟易。南宫奏捷夺金标，天子门生不敢骄。焚膏继晷探中秘，立志公卿志凌霄。”诗中流露了自己金殿奏对、宏愿初酬的喜悦之情。 董思恭是一个坚毅深沉的人，以长远相期许。中进士后董思恭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新科进士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授以修撰及编修外，其余一部分文学书法兼优者被选为“庶吉士”，由特派翰林官教习，通常在三年后举行考试，优等者授以编修、检讨等官（俗称翰林），其余放任主事、知县等。这时的董思恭，清醒地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地维护、培养自己，适时表现自己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敏锐性，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治实用上。 雍正元年四月，他针对山东等地沉渣泛起的“一炷香”“空字教”等邪教祸乱百姓的问题，上奏折祈求予以禁止。从发现的档案史料来看，董思恭是雍正朝提出教门问题的第一人。“一炷香”、“空字教”当时在山东很活跃，屡有传闻。董思恭认为教门流传，迷人惑众，危害很大：“教门中人，屡滋事端。邪教不除，恐渐为滋蔓，为防患于未然，应敕谕山东巡抚，令其申饬地方官员，时加稽察”。为防止邀赏滥告激起事端，他还建议宽而有制，以达到“息邪说、正人心”的目的。董思恭在当时对这一社会问题见微知著的洞察，实为当政者的戒鉴。 翰林院三年的见习生活结束后，雍正二年（1723年），董思恭被外放到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任知州。他在忠州深入高山野林勘察苗界，闲暇读书。其间，远离亲人故土，艰辛备尝，他萌生了解甲归田的念头，曾上奏章乞休，未得批准。 雍正七年（1729年），在上司的推荐下，他得到了朝廷的眷顾，回京述职，被安排到中原重镇河南许州（今许昌）任知州（正五品），迎养双亲于署衙。 雍正十二年（1734年），董思恭升任许昌知府。他在任期间，注意亲民爱人。他的上司河南巡抚田文镜尚刑名，以严酷驭吏民，董思恭以宽仁济之，断案公平，不虚报田亩，让百姓休养生息，深得吏民拥戴。十多年以后他自湖南致仕归里路过许昌，对第二故乡情意深挚，写下了《过许昌有感》：“颖川十载叹茫茫，此日重经似故乡。堤柳几行依旧绿，不知何树是甘棠？” 其间，其父母相继去世，董思恭丁忧回籍，结庐墓门，守孝三年，不愿再出仕，江西万夫子寄书敦请复出。董思恭有诗记述了此时的际遇：“岂山望断旋无依，擗踊泪尽血如雨。发白齿落日衔哀，罔极莫报壮志灰。结庐墓门绝尘想，富贵不复热中来。吾师大义相敦逼，况乃贫陋难家食。” 乾隆八年（1743年），蒙朝廷起复再用，分发湖南常德知府（从四品），乾隆十一年改任沅州知府，后升任湖南布政使司督理粮储道员、按察使司副使（正四品）。董思恭在湖南任上强干有吏才，兴利除弊，案无留牍，虽莅繁剧之地，应付裕如。在公务余暇，他徜徉在三湘大地的锦山绣水之间，与吏民同乐，得山水灵秀之气，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董思恭的《晦庵诗文集》二卷、《喜猎草》二卷，收入了民国初年编纂的《山东通志》中，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文学遗产。 随着年与日增，莅湘十余年的董思恭已是花甲老人，他对富贵功名、显晦升沉有了自己的彻悟，入世之念渐渐为淡定自适的心态所代替，“归去，归去”渐渐浮上他的心际。六十四岁那年，董思恭自湖南致仕回籍。由于他竭诚尽职，他和他的父祖得到了朝廷“中宪大夫”（正四品衔）的封赠。谢官归乡后，他徜徉在丹桂河畔，过着优游闲适的生活。他时常荷锄种菜，吟哦诗文，庄敬自持而不以官位学问骄矜示人，深得乡人士绅敬重，寿高96岁而逝。 桂河董氏宗祠大门外原有四柱三层的升斗旗杆，以旌表董思恭不凡的业绩。现在的董氏宗亲又立了董思恭玉雕立像，来追思缅怀这位从桂河畔走出来的文政兼优的清正高官。 十六、崇尚礼教的张四教 张四教，字圣勖，号毅轩，清初寿光西公孙村人。雍正四年其三十七岁时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乾隆二年朝廷加开一科取士，张四教时年四十七岁得中进士。在乾隆元年春开科取金德瑛(浙江杭州人，状元)等进士344人，我县杨廷枚得中此科。同年九月，又下诏开博学鸿词科，意在吸收民间一些著名文士入朝为官。各省举子进京在保和殿开试，试题由乾隆帝亲出，试卷也进呈给他亲览。这些文士吟咏风月，颂扬盛世，篇篇都是锦绣文章，乾隆帝满心欢喜，亲定甲乙，再得进士176人。 张四教以一篇论述安邦定国的宏论得考官和乾隆帝青睐，得中进士第三甲第一百九十四名。 在科举时代，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耀。此后，张四教被派发到贵州黔阳任知县，在任期间轻刑薄赋，注重礼教，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离职时为立去思碑。后内调兖州任府学教授(主管一府文教的官员)，重视发展当地文化教育，奖掖人才，府内学子相庆得遇名师。其弟张八士学养深厚，对程朱理学推阐入微，颇有心得，中举后任海阳县教谕，士人学子深得其熏陶。兄弟二人长于学问，诲人不倦，时人戏称二人为“难兄难弟”。 张四教致仕后，见家谱残缺，世系难辨，于乾隆二十七年夏，以七十二岁高龄的衰弱之躯，毅然修编《张氏家乘》。他在谱序中写道：“一本之亲，途人之势，联而属之，非谱奚赖？顾族为谱，尤贵族能睦，不睦族何以谱为？不讲睦族何以修为？六世太高祖有曰：骨肉之间，言情不言理；雍睦之道，能让乃能和。嗟乎！睦族格言连篇累牍，约而能赅，何以逾此？请奉此以为谱法，吾族共勉而遵循之者，孝友之风其百世勿替也夫！”张四教提出了敦亲睦族、崇尚礼让和乐的治家之道。 张四教出身于传习诗书的文化之家，张四教六世祖张舜民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经商致富后迈入仕途，官至兰州通判，后由原籍迁至县城东北郊野虎村、赵旺铺、朴里村一带定居发展，家业隆盛，人才蔚起。 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曾经显赫一时的张家传至张四教祖父张朝谦时，已经是一个破落门第了。张朝谦，字元益，号虚斋，生于顺治元年，十岁丧父，幸赖母亲赵氏辛勤抚养教诲，十三岁入塾攻读，博闻强记，以勤学孝义得塾师称赏，二十多岁即成秀才补入县学，喜好文史，历代兴替得失皆熟悉于心。为诗学盛唐王维、岑参二家边塞田园高亢激昂之作，为人慷慨大度，曾脱袍赠友，然不事农商，惟以读书攻取为务。与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安致远、广饶李绘先、李象先兄弟、潍阳蔡漫夫、邱学山等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诗文唱和，互有酬答。 张四教父亲张永清是一介秀才，在文学、科举上无甚大成就，一生育有八个儿子，四教成进士，八士成举人，光耀门庭，俱有所成。 十七、著文编史的安致远 寿光纪台镇安家庄东500米处有一石碑卓然而立，村民称之“才子碑”，这就是清初文学家安致远生前自立的墓碑。碑上刻有《寿圹碑辞》，凡1026字，叙述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以启后人。抗战时期，此碑曾被日寇拉倒，碑身中裂，乡人以铁质浇铸保全。1986年，山东省政府将此碑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安致远(1628～1701年)，字静子，别号拙石老人，纪台乡安家庄人。自幼天资聪颖，勤勉好学，博览经史。3岁即能文，18岁中秀才，27岁选为拔贡，在当地有“安才子”之称。安致远虽“抱质怀文”，然而“一生不遇”，从17岁到57岁，15次考举人而不中，满腹经纶泯没于荒村野草之中。晚年息交绝游，筑“晚读堂”三间，积书万卷，与次子致力读书著述于其中，朝夕相对，俨如师友。他勤奋治学，手不释卷，其声名噪于当时，深为人们所推崇。当时名人张杞园曾说：“书未尝须臾离手，倦而就卧，亦必挟册，睡去便坠枕旁，醒后复纵观。”他“暮年学日富，名誉日起，世皆趣而悦之。长歌短吟，若顺风以呼，碑版卷轴，不胫而驰四方；自山以东，无不知有静子先生者。”他自谓“文宗庐陵，诗慕摩诘”，因而其作品确具欧阳修与王维两大文学家之流风遗韵。清康熙时期，统治者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钳制，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很多文人被迫躲进故纸堆，专攻考据之学，随之出现了形式主义的诗风、文风。可颇具胆略的安致远，反其道而行之，以其犀利的诗文，抨击时弊，抒写对封建官吏的憎恨及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安致远处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年代，坷坎的身世，飘泊的痛苦，使他清醒地洞悉了封建统治者压榨人民的罪行。他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写出了具有强烈思想意义的诗篇。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他在《斟鄩叹》一诗中，以难以遏止之情抒写自己的见闻与感触，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官僚为所欲为欺榨农民的暴行，全诗意境悲怆，感情愤懑，写得如泣如诉，引人深思、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很多文人在反映现实方面均有所忌讳与回避。他们多借批风抹月和咏史吟物来抒写个人闲情逸致或牢骚抑郁，而安致远却敢于直书社会现实，给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的文风，注入了一定的活力，这种过人的无畏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安致远曾主持编纂过《寿光县志》。修志期间，他廉洁节俭，呕心沥血，“炙砚燃柴，不费官家之烛”。志书告成，获“一时惇史”的美誉。 安致远诗、词、歌、赋、文俱工，且独成一家。其著作甚多，《玉硙集》《纪城文稿》《纪城诗稿》《吴江旅啸》等均收入《四库全书》。另著有《东归草》《青社遗闻》《安静子集》以及《青郡先贤志》等。 十八、拒缴苛赋的魏塾 魏塾，寿光城里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是清初兵部侍郎（民国县志谓之大司马）魏琯之五世孙。其家族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显赫一时。康熙皇帝曾赠魏琯之子魏之佳一对联云：“家世蝉联比王谢，清华之胄。祖风绵邈称齐鲁，文学之儒。”可见当时魏氏家族之尊荣。 魏塾性耿直，见义勇为，关心民众，久孚众望。乾隆四十五年，乾隆游泰山时，山东巡抚国泰（满族镶白旗人）借皇帝游泰山为名，私加田赋。时值寿光荒年，正赋尚难完成，附加更难承受。魏塾集民众倡议拒缴苛赋曰：“此岂盛朝所宜？”县令劳敦樟见收赋无望，召魏塾至县署，查问抗缴田赋之事。魏塾义正辞严，称为民请命，以解民困。劳敦樟曰：“弗拒，亲属可免！”魏塾厉声拒绝：“免我亲族，害及百姓，大不可。”劳敦樟恼羞成怒，遂拘魏塾下狱。并据情禀山东巡抚国泰，与其共谋，罗织罪名。不久，魏塾被解至青州，斩之于东关教场，新编《寿光县志》与民国《寿光县志》均载其事。 《寿光文史资料》又载：魏塾案在清代档案中，名“魏塾抄批《徙戎论》案。”《徙戎论》是西晋文士江统所著，大意列述历史上汉族王朝对异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劝晋惠帝把陕西、甘肃等地的羌人、氐人等五部之民迁徙于西北边远地区，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求得晋王朝的长治久安。魏塾读《晋书·江统传》，对传中载录的“徙戎论”甚为推崇，便把此段文字另纸抄出，并在抄文末尾加了一段百多字的批注。表达读后感想。他在批注中指责晋惠帝不听江统之言，以致酿成后来“五胡乱华”的中原混乱局面。批注最后又直指清王朝曰：“然岂独晋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此所指乾隆二十二年南疆回部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布那尼敦与霍集占倡众叛乱的事件。此叛乱后被清军平息。魏塾的这段批注，有寓劝清王朝施行徙戎，使各民族各得其所，以图长治久安之意。可是魏塾因为有为民请命的社会背景，国泰与劳敦樟共谋陷害魏塾。劳敦樟买通品质卑劣之庞某，诬告魏塾家藏有反清文句，遂搜抄魏宅，抄出魏塾读史批注，国泰即诬蔑其毁谤盛世，构成文字狱。照“大逆”罪拟凌迟处死，家属从坐拟斩立决。正在南巡途中的乾隆皇帝阅本后改魏塾为斩立决，家属斩监候，魏氏遂被抄家灭族。祖茔中的林木也被锯头箍铁，坟头绕以铁索封顶。同姓族人四散逃亡，多改姓他徙。后来北关魏来田（乾隆举人，嘉庆进士）曾为己辩白：“塾与己为同祖异宗”，故免遭株连。 魏塾冤案，无论哪种说法，都是因为他为民请命，抗交苛赋，而被诬杀。寿光至今仍流传着“论理不斩魏塾”之俗语。 关于魏家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从前城里有巨大水塘，名红水湾（故址在原市政府楼后，市一建公司院南）广数亩。传说塘湾中鳖怪成精，幻作人形，为害乡里。魏氏有女待字闺中，一青年夜晚频至，关门锁窗亦不能禁。女形容日渐憔悴，母诘得其故，教女以针纫线，候青年夜至，系于其衣，明日循线觅迹，则线入红水湾中。归告其父，父大怒，乃广购石灰，欲要焚湾。此时有两老翁来魏宅求情，魏氏不听，遂以石灰倒入湾塘中，顿时湾水鼎沸，烧死鱼鳖无数，只逃得两个千年老鳖，即化作两翁求情者，后来转世为人，即国泰与劳敦樟。为报焚塘湾之仇，故罗织罪名，对魏氏抄家灭族，此传说在寿光广为流传。传说以因果报应为国泰与劳敦樟开脱了罪责，告诫人们不得枉杀生灵，自取横来之祸。 十九、济危扶困的名医李莪华 李莪华，清代名医。公元1722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出生于今侯镇李家官庄，后定居今圣城街道九巷村。 李莪华祖父颇通文墨，遵循古礼。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好好读书，将来成大名，做大官。当他把自己的这一心思说与妻子张氏时，却被泼了一盆子冷水。张氏说：“当官干什么？你见当官的有几家长久过。我要让孙子识字念书当郎中，济人之灾，救人之命。比当官好多了。”这话在当地传开后，村人都佩服这个女人的见识。 李莪华从小就由祖母张氏抚育，更为有利的是张氏粗通医术，许多妇科、儿科病症，不少痘、疹、疮、疖，她都会医治。东村西疃，南庄北院的人家常常找到门上，她诊病施药，救人疾苦的行为从小影响着李莪华的心灵。他渐渐长大后，看到乡亲们多灾多病，缺医少药的情景，暗暗立下了终生从医，治病救人的志向。考中秀才后，他也无意仕途，案头的四书五经被四诊八纲的医书所代替。从此，他专心致志地研习祖母所传授的医术。 清代嘉庆年间，青州北部暴发过一次痘疹。各村幼童，十去其八，幸存者也难免留下一身疤痂，满脸麻斑，那情景实在惨不忍睹。事后，州里官员奉命前来验灾，到寿光之后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所验之地，无处不是死亡惨重，无处不是尸骨露野，哭声连天。惟独寿光侯镇一带，方圆数十里，不见尸骨，不闻哭声，问其缘故，都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良医，孩子们多亏李莪华先生相救，才得保全生命。验灾者闻之惊讶不已，以为此地出了神仙。有一年，县令叶一泓的母亲患了病，前后更换了十几位医生，都难以确诊而束手无策。后来请来了李莪华，他到场诊断后，立即断定是肺痈。结果只用三剂药，病势立减，又用几剂，老太太康复如初。从此，他名声大振。 李莪华四十岁的时候，来到寿光城里开门接诊，远近就医者充塞门户。凡是来就医的，他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挨次诊治，而且常常先照顾家境贫寒的人。他说：“有钱人稍有不适就请医吃药，往往是不关紧要的小病；穷人舍不得花钱，非重病不来就医，所以应先给他们医治。” 李莪华行医，所想的都是病人的疾苦，最忌给病人添麻烦。每逢出门儿，总要背上大葫芦，人们以为是酒，其实他装的是凉开水，渴了就随便喝一口，省得到了病人家里，又烧水又下茶，增加负担。传说，有一次，他去给一个穷人看病，时已近午，那家人为准备饭犯了难。按当时民情，请大夫是件大事，得好酒好菜伺候。看到病家为难的神情，李莪华想走，可是抬头一看，日已当头。正在此刻，回头一看，见床头的饭筐里有两对烧饼，就随口说：“别忙活了，吃饭好说，我最爱吃烧饼，一对烧饼就足够了。”从此，人们传说他好吃烧饼。于是，他自己立下规矩：十里以内徒步往来，无烦车马。吃饭只需烧酒一壶，烧饼两三个即可。 公元1795年3月，治病救人，劳累一生的李莪华在老家李家官庄溘然长逝。葬于村东祖茔，家人为其建庙，后被毁。1984年，家乡民众集资又在村东头重建其庙，再塑金身。每年农历四月十三是他的生日，庙前有三天庙会，香客商贩，远道云集，呼应熙攘，接踵联袂。当地谚谣：“舍得了秋和麦，舍不了官庄会”，盛况可见。1994年，九巷村又聚资建起李公祠，占地23000多平方米，由山门、前厅、后殿、东西厢房、回廊、左右碑亭、药园、李公墓等组成。主体结构全为仿古建筑，整个院落古朴典雅、回廊纵横、飞檐走瓦，内有奇花异草、怪树珍木及各种药草，殿阁壮观，气势恢宏，画梁雕栋，楹联碑文，布局回环四合，曲径幽深、青松耸立，花草飘香，颇具园林情趣。一年一度的三月十八日庙会。众游客、香客接踵而至，凭吊一代神医，祈求社会家庭和谐平安。 二十、闲逸文人王季槐 王季槐，男，字植庭，斋号柳塘居士，寿光营里镇北南河村人。生于清乾隆年间，卒于清嘉庆年间。乾隆六十年（1796年）贡生。他自号“三混道人”，后人解释为：“待人接物，混厚无伪，淳朴无欺此一混也；为诗为文，直抒胸臆，言达心声，不事钩棘，浑然天成此二混也；丹青翰墨，率性点染，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远避矫柔，务弃匠作此三混也。” 王季槐自小天资聪慧，才气过人，吟诗对句，出口成章，写字绘画，灵气十足。青少年时期心高气盛，恃才傲物，好打抱不平，是当时寿光有名的一位才子。他足智多谋，巧言善辩，戏耍权贵，鞭挞时弊，嘲讽小人，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是当时人们茶余饭后最流行的话题。 王季槐少年之时曾有过一展抱负、报效国家的追求；但却在乡试中落第。从此便遵奉道家思想，淡泊名利，鄙薄仕途，过着设馆授徒并诗书画自娱的闲逸生活。他的书画上追宋代的郑所南、文与可，下宗清代的郑板桥、高凤翰，形成独特风格。民国县志记载他的书画作品存世极少，被当代收藏家视为珍品。 关于他的传说，在寿光民间流传甚多，最著名的一个是《耩芝麻的故事》。说的是王季槐从小疾恶如仇，同情百姓。有一年春天，他听说邻近村庄有一家财主对雇工刻薄，不是克扣工钱就是用质量低劣的饭菜应付雇工。王季槐就到这个财主家应聘，准备为穷苦的老少爷们出口气。因为刚下过雨，地里湿润，财主要王季槐和一个短工去用双眼耧耩芝麻。王季槐和短工扛着耧，牵着毛驴，来到地里。他估摸了一下，这块地能耩拾耧芝麻。他偷偷地把控制下种的耧仓板堵死，把芝麻种倒进耧斗里，他小心地扶着耧，短工在前面牵着毛驴开始耩起来，老远望去，这两个人不紧不慢地耩着，还真像那么回事。其实，王季槐只是让耧脚在地里划痕，一粒芝麻也没进地。等耩到第五耧时，王季槐又偷偷把耧仓板拔开，让白花花的芝麻粒欢蹦乱跳地涌进地里。等这一耧耩到头，耧斗里一粒芝麻也不剩。他们又空耩了五耧，卸下毛驴，王季槐自己来到地头上的一块石碑前，用瓦片在上面划拉了一阵，他们就回去交差了。 几天以后，财主估计芝麻该出苗了，他到地里一看，只见地中间的两行芝麻苗密密匝匝挤在一起，而其他的垅里一棵苗也没有，他往石碑上一看，一首用瓦片写的诗文映入眼帘：“我是南河王季槐，因为逃学到这来，十耧芝麻一耧耩，下雨阴天挪着栽。”财主当场被气得两眼发黑，但也无可奈何他。 还有一个传说是讲他和几个同乡书生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遇上一位不良店主的故事：傍晚，他们到了一家旅店。听住店的客人们议论，这家旅店开的是霸王店，专宰过往客商。王季槐他们吃的饭菜又贵又难吃，他们找店家理论，店老板和他的寡妇儿媳态度蛮横，他们白生了一肚子气。王季槐对同伴们说：“你们等着，明天我让店家免费请我们酒席。”同伴们问：“季槐，你又想出啥鬼点子啦？”“这个你们不用管，但要记住，晚上听到什么动静谁也不要出门。”同伴们一致点头答应。 夜到子时，王季槐悄悄出门，把一束树枝挂在店老板房门口。他又蹑手蹑脚地来到店家儿媳门前，轻轻拨开房门，黑暗中，他听到女人均匀的呼吸声，他把光屁股凑到女人脸上磨蹭，女人惊醒，叫喊：“谁？你干什么？”慌乱中，她用手往他屁股上抓了两把，王季槐迅速逃离现场躲起来。店主儿媳一个劲地喊救命，店老板听到喊声冲出房门，猛地被树枝划破了脸，因为心急，暂时没感到疼痛，赶到儿媳门前问情况。这时，几个住店的客人也跑到院子里打探情况。趁着混乱和黑暗，王季槐偷偷取下了悬挂的树枝。 第二天一早，店主儿媳认为是王季槐一伙干的，要他们脱衣服查看被抓的印痕。王季槐说：“你认为是我们干的不要紧，如果是我们的人干的，随你处置。我们是进京赶考的学生，名誉第一，如果诬陷我们，我们不答应。要看光屁股，你要找店老板过来查看才行。”等有人把店老板拉来，儿媳和众人见店老板脸上挂着好几道血印痕，他们恍然大悟，都认为是店老板干的好事。任凭店老板怎样否认，王季槐也不让步，要把店家告官府，判个诬陷罪。店家只好摆上酒席，好好款待王季槐一行才平息了此事。
整理者：刘晓东，字启明，别署耕读轩主，青年作家、诗人、画家、收藏家，生于1990年，祖籍山东潍坊。现为中国散文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山东省书画学会、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青年文学家》理事会泰安分会常务副会长，仓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荣获第五届“黄山杯”全国文学艺术作品奖，第五、六届“圣都文化奖”，著有文集《惟闻钟磬》，画集《人之悟境》。其痴于诗歌，能画；善于辞章，好学；热于收藏，善察；喜读史书，通变。其画学贯八大、白石，受名师指点，主攻人物，劲健朴拙，顿挫有力，笔承传统，极富情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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