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一生耽好书艺，写下的字幅书迹一定很多很多，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历经一千多年的战乱，时聚时散，历久日少，实际数量已不可知晓。历代存世作品数量记录东晋至南朝梁时期，王氏父子书作的数量难分轩轾，梁武帝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迨，读dài，及；到）之后，崇尚王献之书法的风气骤然衰歇（这样看，定下王献之不如王羲之的调子的，是梁武帝，并非唐太宗李世民）。到了唐代，唐太宗更是极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唐初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到了唐朝后期，以《法书要录》所录《大令书语》长长短短才十八条为例，可见王献之书迹之少。
到了宋代初年，世间所存王献之书迹，按《淳化阁帖》所收的数量计，凡七十三帖，除去伪迹与重出，传世的王献之书迹墨本，不过四十余帖。到了北宋末年，宣和内府所藏王献之书帖墨本，真伪相杂，凡八十九件。至“靖康之乱”，损失殆尽。今日所见王献之墨迹，不过六七篇。有的还只见印件而原迹下落不明。我们现在学习和评论王献之书法，可以凭借者，是少数并非真笔的墨本，以及经过历代学者考订书法及帖文之后信为其真笔的法帖刻本，总计不过五十余帖。著名作品宋代米芾曾亲见王献之的墨迹，又加心慕手追，领会了王献之书艺三昧，他推崇王献之的名作《十二月帖》，把它称为“天下子敬第一帖”；而王献之的《洛神赋》虽然首尾已残，仅存“十三行”，又是传刻本，但这篇作品的俗名甚大，有口皆碑，俨然成为王献之的名作和代表作。北宋以后，认在王献之名下的墨迹，因为少得如凤毛麟角，人们就一概宽容地视为名作了。传刻的法帖中，保存了不少王献之的书迹，虽然徒具形态，不如墨迹生动感人，其中一定包含当年被人们认定的名作佳迹。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考订哪些是当年的名作精品，但是，凡能显示王献之典型风格者，也可以当作名品赏鉴。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献之作品，都是“替身”，真迹是永劫不存了。因此，下面说的这些王献之著名作品，只是因袭旧说的摘要。王献之的《洛神赋》有两种，一种是楷书，一种是草书，一般认为楷书本是出自王献之之手。自晋而唐而宋、元，悠悠九百余年，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墨迹一直流传于书苑，唐朝时因书家的临仿，“人间合有数本”，宋朝依然，元朝时，世间至少有晋本和唐摹本两种，明朝似乎“惟存唐摹”，此后，唐摹本也杳无音讯了。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洛神赋》一例是刻本。宋朝已有《洛神赋》刻本，最著名的宋刻本有两种：一种是“玉版十三行”；一种是“越州石氏本”。都是自“嬉”字始，至“飞”字止，行款一致的都是“十三行”。“玉版十三行”的祖本是赵孟頫所见的“晋时麻笺”本。些版发现后，几经流传，康熙末年贡入内府，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遭兵火之灾，此刻又流入民间。此版原石纵二十九厘米，横二十六厘米，乃水苍石。1962年一青年求售于沪上，为上海博物馆所得。1983年转藏首都博物馆。
“越州石氏本”的祖本，是末有柳公权题记的唐人硬黄临本（一称柳临本），赵孟頫曾亲见此本，南宋时，石邦哲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将此本刻入《博古堂帖》，故称“越州石氏本”。此刻本字画完好不泐，并刻有柳公权题记。赵孟頫亲见两本墨迹，他推崇晋麻笺本的“字画神逸，墨彩飞动”，称唐人临本是“笔画觉著，大乏韵胜。”王献之写小楷，结字有疏有密，姿态亦正亦斜，字形忽大忽小，如“天然不齐”，各尽字之真态。与王羲之小楷比较，王献之能够从遒整的楷式中跃出散逸自然的风姿，这是他的特点。《廿九日帖》的刻本甚多，人称明华夏（中甫）辑刻的《真赏斋帖》本为最佳，忠实于墨迹，残损处一一摹出。而且“模技精良，出《淳化》上”，“为有明第一佳刻”。
（释文：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再拜。）此帖行楷体，用笔洗练沉稳，字画格外丰满，撇捺存翻挑之态，笔势外耀。结字欹侧又遒整，很有体积感。由于横向的笔画较为开张，为遒整的字态增添了几分秀俊潇洒的风姿。传世的王献之书迹中，《廿九日帖》有些与众不同。比如帖首的“廿九”二字，卧笔铺毫写出，似用侧笔在“刷”，笔画厚阔又锋芒毕露。结字不仅欹侧且呈横张之势，这种结构态势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笔体如出一辙，只是少了几许骨力而已。或许此帖保留了王献之师承父书的痕迹。《鸭头丸帖》很特别，它写有绢上。现在我们看到的《鸭头丸帖》，是唐代摹本，共有两行15字，藏于上海博物馆。《鸭头丸帖》在北宋刻入《淳化阁帖》之后，才渐为世人所知。而其受到推崇和重视，始于南宋。宋高宗赞其“大令摛（chī，舒展；散布；铺陈）华，夐（xiòng，远）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鸭头丸帖》，行草书，用笔明快灵动，笔势连贯流畅。因为书写速度较快，又是写于绢上，笔墨在绢上留下飞白，“丝毫根根可数”。这样生动的笔墨风采，在刻本里荡然不存。
此帖的笔画，婉曲而奔张，呈现出寓柔为刚的力感；结字欹侧遒紧，具有巉崖错落那样的险势，用同是小王行书墨迹的米临本《地黄汤帖》《鹅群帖》来作比较，就显出米临本的“缓异”了。此帖的整体风格，既“雄秀惊人”，又飘逸洒脱，却“得天然妙趣。”《舍内帖》是临写本，黄麻纸，有叠痕。北宋初年首刻于《淳化阁帖》卷十，行字有改易，而且刻本的笔画肥于墨本。此帖曾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卷十六有著录。今已不知下落，只能由墨本影件睹其形迹，追怀风采。
（释文：白：承舍内分连近豫遂就，难以喻痛济理。献之白。）与《鸭头丸帖》的遒劲、奇险相比，《舍内帖》是另一种笔调：古调而清健。行书的笔势，只在字内的笔画间连贯流动，不溢张到字外。字间的距离，与行距相当，显得散朗。笔画直劲，一些长捺写成了平直状，既不像《廿九日帖》那样粗厚欹斜，也不像《鸭头丸帖》那样曲张。这样的笔姿，好像只用了三分笔，使笔画少了血肉的丰赡。又字形方，不作紧结状。就笔体而言，应属疏瘦一路。《授衣帖》的墨迹本，宋朝尚存于世，不过，那个墨迹本也仅是梁代摹本，南宋以后，此帖的墨本就不见于著录了，现在所见，是首刻于《淳化阁帖》内的刻本。
（释文：献之死罪，授衣诸感悲情，伏惟衰慕，兼慟痛毒难居，见徐伤并使君书，承比极胜，但承此凶问，当復大顿耳，比日夏驰，无復意不审尊体，云何脚及耳痛，气得此衰号，何如先大恶时，炙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授衣帖》是用行草书写出的，所谓的“行草书”，即并非单字的体式兼行带草，往往是忽而行书忽而草书。由帖中的连笔草书与独体行书的对比，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献之的书法张力。由形质上看，连笔草书简约，独体行书繁复，一简一繁，各尽其态；由形势察，连笔草书“肆纵”，独体行书“退敛”，转换生发。其笔势所透溢出的速度感，也可以察“形”而知：连笔草书运笔疾利，独体草书次之，独体行书因“笔周”而“缓速”，但此帖笔势的基调是“闳放”。此帖的字法，有些字接近大王，但无大王的紧敛收束之态，是一副“风行雨散”的模样。人们批评王献之书法“无蕴藉态度”，“结体稍疏”，或者称赞他“逸气盖世”，“超逸优游”，正是王献之行草书法的得失的两面（也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有的人全心推崇王献之，有的人却极力贬抑王献之）。《十二月帖》的墨迹本，在北宋时尚存于世，曾为米芾收藏。我们现在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南宋曹之格辑刻的《宝晋斋法帖》拓本。
《十二月帖》的书法体态，初下笔作真行，笔画厚而短，第四字“割”为过渡，以下便是“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的行草书。此帖行草书与他帖不同，是用“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的草书笔势写行书。字形的大小间错，结体的疏密变异，“有类云雾聚散，触遇成形”。整篇笔势，由徐行而疾利痛快，笔势恍若烟收雾合，更似电激星流。帖末“庆等大军”四字，笔势的奔放将字形展大，气势格外豪壮。王献之的行草书迹，多是“超逸优游”“从意适度”的情调，惟有《十二月帖》“极草纵之致”，又直折曲旋，最为风流。引得“眼空百世，不妄许可”的米芾折腰赞叹，他在《书史》（学书法史，这本书是必须读物，一定要读）中说：“此帖运笔如火箸（就是火筷子，用于夹取炉火中燃料或通火用的工具，以铁制成，形似筷子）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传为王献之所书的《中秋帖》被乾隆皇帝收藏之后，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珣《伯远帖》并称“三希”之宝，由此，《中秋帖》声名飞溢，但实则《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甚至连摹本也不是，而是米芾当年“宝晋斋”中《十二月帖》的变种，即米芾节临《十二月帖》的书迹，他略去了第一行的“十二月割至不”，第二行“未复”，第三行“恸理”凡十字，却合成了别成面目的书法名作。如图：
显然，《中秋帖》通篇笔画丰满肥腴，而且连绵如带，了无飞白。米芾临写，很在意一笔书的飞移畅快之势，却不能兼得“火箸画灰”的精劲。他用笔习惯于翻挑，写不出王献之行草书俊逸的风度。此二帖通篇作草体，王献之的传世之作，这样的草书帖很少，王献之写草书，笔势连绵，草势的盘旋，笔画的纠结，奔张于字中，或者外溢为字群，既不是绝笔收势的独体今草，也不是勾锁连环的一笔草。
（释文：诸舍复何如？吾家多患忧，面以问慰情，不知可耳。）
（释文：得书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汤酒，诸治渐折，故顿，极难劳。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别，怅恨深。保爱。临书增怀。王献之。）《诸舍帖》类于王羲之的《诸贤帖》，而《先夜帖》近似王羲之《初月帖》。总之，草书方面，王献之有乃父之风而乏建树。《诸舍帖》“笔迹流怿”，用笔直露，侧笔少，转笔多，笔体无“蕴藉态度”，正所谓“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先夜帖》笔势惊急争折，草法简略而构形紧凑；前三行行气沉郁茂密，颇类父风，而后二行隐隐有自家的宏逸之态。王献之能章草，但不存于世，《淳化阁帖》卷十收刻有章草书《江东帖》（又称《孙权帖》），虽然系在王献之名下，实是伪迹。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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