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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666 圣地没牙 2023-04-08 15:12 发表于浙江 转自《东方早报》2011年8月27日，原文标题为《汤钊猷：太极图与道德经——中国式抗癌》，作者李祎（yī）。 汤钊猷（yóu），1930年生于广东新会，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其研究成果使我国肝癌临床诊治水平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汤钊猷属于西医科班出身，却也耳闻目睹不少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事例。在癌症治疗方面，他主张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抗癌之路，实行中西医结合，而不是单纯依靠西医或中医。他认为，通过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新医学派，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有人说他“土” 在近70%的院士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属于少数派——他毕业于当年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他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从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的住院医生起步，一直走到蜚声国际的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汤院士地地道道源自“国产”。 位于上海枫林路上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是汤钊猷起步的地方。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罹患肝癌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在这里获得“新的一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活过了5年，有的甚至活得更长。汤钊猷的名字也因着这些生命的奇迹被众多患者牢牢记住。 “肝癌病人从整个人群来看，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只能说是我做了一些开端。原来我说'两件半事’，现在实际上还是'两件半事’。”汤钊猷说。而他所说的这“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另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后再切除，还有半件则是目前他正在从事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 听上去轻描淡写的“两件半事”改写了人类对癌症束手无策的历史，这“两件半事”汤钊猷做了43年。 1968年，38岁的汤钊猷已经是颇有成就的血管外科医师，是世界第一例游离足趾移植重建拇指的主要完成者之一。就在两年后，他做出了一个医家大忌的决定——中途转行。而让他临近不惑之年却仍然涉险转行的动力就是周恩来总理“攻克癌症”的号召。 500多死去的病人 汤钊猷回想起初入癌症这片“医学禁区”时经历，没有提及实地调查时感染乙肝，没有提及亲身实验接种卡介苗（可改善肝癌病人免疫功能）导致小腿溃烂，却是牢牢记住转行的头几年，经过他的手死了500多名病人。 特别有一天晚上，5分钟内死了两个病人，他用一辆推车把两具尸体推到太平间。“那时候病人的情况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你跑到病房里面天天有哭声，就是天天有死人。有些病人来得太晚了，你是华佗再世也没办法。” 当时国内外针对肝癌的医学研究毫无进展，更不幸的是，这个“癌王”似乎格外“青睐”中国人——全球因肝癌死亡的人有一半在中国。 汤钊猷事业上的曙光出现在1972年。在江苏启东一个肝癌高发现场调研，他和同事偶然从临床病例的分析中发现，没有肝癌临床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的病人，一年内因肝癌的死亡率竟高达80%。汤钊猷意识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肝癌的诊断中可能具有重大价值。但当时要证实这一推断，需要结合化验结果，对病人实施开刀手术。 “当时不像现在具备CT计算机体层摄影可以看得见。农民没有症状，你要他开刀，如果找不到癌肿，最后他又是肝癌去世，你怎么下台？或者你把它开掉了。癌开掉了，人也开死掉了，那不是风险更大了。” 在卫生行政等部门的多方配合下，终于，一名饭吃得下、农活做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为阳性的农民同意上手术台。手术结果证实，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所幸癌肿只有枣子般大小。之后，更多的临床实践和现场调查验证了汤钊猷的观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周俭教授回忆那时的场景：“有些人还在开拖拉机，说，'我这个人身体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开刀？’他不信。不信的人大部分死了，信的人大部分都活着。慢慢老百姓就相信了，慢慢地，这个理论就存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肝癌研究所就起家了。” 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这就是汤钊猷所说的第一件事。大批无临床症状的小肝癌病人被“筛”了出来，肝癌的有效治疗时间大大提前。 到2008年，仅汤钊猷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就有4300多例，近四成患者生存10年以上，而过去大肝癌切除者才不到两成。肝癌病人治疗后不仅从医院的前门走了出去，而且纷纷重归田间地头，重返赛场，重执教鞭。 “医生这个职业苦是苦，但是他也有些享受，这就是一种享受。病人活着，一直活着，那就是医生所独有的享受。”汤钊猷说。 第二件事就是将大肝癌“变”为小肝癌。一次机缘巧合，汤钊猷发现患者通过“保守性”的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后，肿瘤明显缩小。经过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经过积极地综合治疗，大肝癌的确可以“变”为小肝癌。 汤钊猷和同伴们对缩小后的肿瘤进行二期切除，竟取得极好疗效。那些原先只能生存几个月的巨大肝癌患者，经肝动脉结扎、插管化疗和导向治疗等“多管齐下”，肿瘤都可缩小后切除。近六成患者因为这项医学上的“创举”而生存了5年以上。 还有“半件事”就是建立了一个癌转移的模型，这个模型国外迄今为止都没有，但他们并不因为国外没有就止步不前，经过78次的失败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针灸治好阑尾炎 汤钊猷和夫人李其松教授同是1954年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西医。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响应号召，发掘祖国医学遗产。汤钊猷曾经担任过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的秘书，组长是著名针灸专家陆瘦燕教授。那段“西医学中医”的经历让汤钊猷看到了抗癌的新思路。 20世纪60年代初，汤钊猷7岁的儿子突患急性阑尾炎，身为外科医生的他知道儿子一旦开刀，自己就必须陪伴而影响工作。刚好几年前，他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的文章，汤钊猷和夫人就大胆用针灸治疗。整个治疗就只是在足三里穴旁的阑尾穴留针20分钟，每天2次，3天后孩子的疼痛就消失了。现在汤钊猷院士的儿子也已经52岁了，至今再也没有发过阑尾炎。 巧合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的夫人李其松教授也因为急性阑尾炎在春节发病，时间又确实不巧，于是汤钊猷还是如法炮制用针灸治疗，3天后治愈，至今李其松82岁也从未再发。汤钊猷的母亲在90岁那年也患急性阑尾炎，甚至合并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外科医生建议手术，但汤钊猷刚好出国无人签字，等他回国已是穿孔后的第五天。母亲既不愿手术，也不愿住院。汤钊猷只好在家治疗，同样用针灸，加一瓶盐水和少量抗生素静脉点滴。9天后痊愈，而且腹腔内没有残留脓肿。直到96岁时，老人因心脏问题去世。 汤钊猷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看法不仅源于躬身实践，也受到妻子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汤钊猷的夫人李其松曾参加上海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回到中山医院内科后，她治好了一些西医难以治愈的病人。 汤钊猷认为，在癌症诊断上中西医结合可有多种模式，西医有百年以上的癌症病理学诊断基础，这是不能抛弃的。首先要明确是癌症，明确是什么癌，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并将中医的“诊断分型”加以结合。 汤钊猷和夫人曾于1982年一起发表“原发性肝癌中医辨证分型与临床有关因素的联系——附100例分析”，那时请钱伯文老中医为病人作中医辨证，发现“肝郁气滞型”的中位生存期为7个月，而气滞血淤型者仅为3个月。虽然这些中医分型都最好有现代医学的指标作为基础，这是个难点，但像阴虚和阳虚已有一些现代科学指标。 西医学中医 过去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常存在“废医存药”或“中药西药化”的偏向。汤钊猷说，中医理论体系与西医有很大不同，“阴阳五行”也许是中医理论的总概括，阴阳说明事物的矛盾统一，五行说明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西医的角度去理解中医的理论精髓，他认为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可能就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精髓。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汤钊猷和同事们在西医化疗的同时加上所谓“抗癌中药”（如半枝莲），结果肝癌病人出血增多，生存率反下降。汤钊猷现在看来，认为西医化疗已属攻下之品，再单纯加“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等就不妥；后来他们改用西医化疗加中医扶正，疗效就得到改善。 汤钊猷还提到过去常将中药当作西药研究，结果常发现提炼越纯效果越差。比如汤钊猷和他的同事们曾研究过蟾酥（现在抗肿瘤药物“华蟾素”的主要成分）对实验性肝癌的疗效，结果越提纯效果越差。几十年来，从中药筛选抗癌药已有不少尝试，但成功的不多。西医的抗癌药以消灭肿瘤为目标，所以观察指标首先是肿瘤大小和瘤重；而中医则以恢复体内平衡为目标，很多是通过纠正失衡来控制肿瘤（例如调变免疫的失衡），并延长生存期。 因此，汤钊猷认为，中西医结合应重视中医理论精髓。中医重视阴阳的对立统一和互相转化，在此基础上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两大核心。 汤钊猷记得20年前有一位高干病人患肺癌，他请肿瘤医院治疗，3个月后病人出院来告辞，说经过放化疗后，肿瘤已看不见（局部）。但汤钊猷一见病人，心里就“不舒服”，因为病人脸色灰暗没有光泽，神态疲惫，目光无神，头发全掉光，整体看来比来的时候差很多。3 个月后汤钊猷收到唁电，后来打听这位病人是全身癌转移去世。 汤钊猷很有感触，他说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新医学派，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需要有些精通西医的人去学习中医，尤其是学习中医理论的精髓。当前中医药大学有不少课程学习西医，当然这也是一个办法，但结果常常是二者都难以深透。 “有时不治疗”更好 近期，汤钊猷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一篇科普的文章《“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道破了目前医疗——特别是肿瘤领域的一大误区。人们总认为人类是无所不能的，积极干预总比不干预要好。在业界引起了一些医学工作的热议。 中国人素有“无为而无不为”之说，此处之“无为”显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汤钊猷告诉记者，“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这个题目是他最近写的一本高级科普读物《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中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实际上这是他写完“消灭肿瘤疗法的功绩以及改造肿瘤的必要”后的一点补充。 “这个题目不是我的发明。”汤钊猷说。2004年4月8日参考消息有一篇题为“最佳疗法常常是不实施治疗”的文章，转载了英国《独立报》题为“最新患者指南认为最佳治疗方法常常是根本不治疗”，其中也提到对前列腺癌“手术切除前列腺可能弊大于利”。 “从辩证法的角度，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癌症的任何疗法也同样是一分为二的，有它疗效的一面，也有其反面。我们近期的实验研究和文献报道都提示，几乎所有以消灭肿瘤为目标的疗法，都可能引起没有被消灭的残余癌细胞更为疯狂（的反扑）。为此，在没有循证医学证实有效前，滥用或不必要的应用可能适得其反。” 汤钊猷还强调了一句话：“不治疗不等于消极对待”，事实上适当的饮食和活动将有助提高机体本身的抗癌能力，而减少癌转移复发的风险。“其实人体有极大的抗病能力，就看我们如何去调动它。” 汤钊猷认为，自己的这个想法也许是符合中医辨证论治原理的，即治疗要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取舍和选择。该开刀的还是要开刀，不适合的就不要勉强去开刀。 中西结合抗癌之路 汤钊猷说，对于 “中国式抗癌”真的不敢下个定义，因为手上也没有太多证据，但是他确实是提倡“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抗癌之路”。 所谓中国特色，首先是符合国情。我国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因此一定要研发能够多快好省治疗癌症的办法。现在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显然是分子生物学进展的重大成果，但动辄多少万元，难以普及。西方通过长期随访，发现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可降低一系列癌症的死亡率。汤钊猷相信好好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一定也会找到类似的东西。 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汤钊猷说不要忘记我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要洋为中用，中西结合。例如西医治癌主要看肿瘤，而中医则主要看癌症病人；西医注重微观和局部，中医注重宏观和整体；西医注重消灭肿瘤，中医注重调整机体；西医在消灭肿瘤方面有优势，而中医在调整机体和调变癌方面可能有其地位……“其实都不够全面，如果结合起来不是更好吗？”汤钊猷说。 汤钊猷认为，目前创建中西医结合研究癌症的平台确属刻不容缓，包括建立适合中医药研究的癌症模型；探讨用最新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的思路；研究评价中医中药的指标；解决中医“辨证论治”与“中药复方”治癌的研究方法，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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