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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梁从诫先生

 明日大雪飘 2023-05-16 发布于上海

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会长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离世,终年78岁。他是政协委员,曾于1999年获“地球奖”“大熊猫奖”;2000年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奖、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同年,获评为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在我心中,梁先生是中等身材,一脸微笑,慈祥和蔼的邻家老伯。

  记得在自然之友办公室,说起梁家的历史,梁先生常会自嘲地告诉我们,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其实大家知道,他们一家三代绝非一般,都是得风气之先,在不同领域给中国带来诸多变化的领军人物。

             一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书院办得生机勃勃。梁从诫欣然接受书院的邀请,成为中国书院的导师,1988年,聘为刚刚成立的文化书院编译馆的馆长。为了一心一意从事这项把世界一流学术著作翻译过来的工作,他竟然辞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正式工作,成为不吃皇粮的个体户。上起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和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季羡林,下至中国文化书院几乎所有的导师都还在吃皇粮,他们在书院的工作只是兼职而已。梁先生竟像年轻人似的,说辞职就辞了。那时我并不认识梁先生,认识梁先生已是1999年的事了。

  1999年,女儿上小学六年级。有孩子之后,我心底总有一种怕,怕当母亲不称职;这份不自信反而转变为不断给孩子施压;带来的反弹可想而知。成长中的孩子,无论她付出多大努力,还是不断地承压,放在哪个孩子身上,能快乐?我隐约感到她内心的不满,但我一直不明就里,只是不断地寻求解决之道。

  我向朋友询问,最近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活动?朋友蔡敬告诉我,周末有去北京东北部的帽山林场观鸟的活动。我赶紧报了名。那是个晴朗的周末,上大巴后,我发觉车全坐满了!车上有几个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都非常兴奋,一路有说有笑。

  路上,蔡敬给我讲起了梁先生的故事。就在两个月之前,19995月,67岁的梁从诫和一些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 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在昆仑山山口点燃火把,把收缴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我知道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是一件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事。生活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与冰雪为伴,以严寒为友,自由自在地生息在“世界屋脊”之上。由于用藏羚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在国际市场价格不菲,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经常开车射杀藏羚羊,使其数量从原来的几十万只,锐减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几万只。每年数以万只的藏羚羊,被非法偷猎者捕杀!藏羚羊的栖息地,一度变成了屠宰场。昔日茫茫高原上,数万只藏羚羊一起奔跑的壮观景象,便再也见不到了。

  梁先生在藏羚羊保护一事上,可谓全力以赴。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活跃着一支武装反盗猎队,同盗猎藏羚羊的犯罪分子浴血奋战。这支由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领导的全国首支反盗猎队伍,自豪地称自己为“西部野牦牛队”。19941月,西部工委的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第十二次进入可可西里。在太阳湖碧蓝的湖湾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与他对抗的是凶恶的盗猎匪徒。在他身边是整整两车2000多张藏羚羊皮,羊血还未凝固。索南达杰英勇地战死在高原,至死都保持着射击姿势。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将这位藏族英雄冻成了一尊不朽的雕塑。

  十多天后,扎巴多杰率增援部队赶到。他们爬冰卧雪围剿歹徒的感人事迹,震撼了梁先生与许多人的心。扎巴多杰接任之后,为了改善“西部野牦牛队”逻经费奇缺的状状,来北京求援。梁先生马上伸出援手。19989月,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联名,邀请扎巴多杰来京介绍情况。其路费、在京食宿和活动全由自然之友负担。自然之友安排他们与媒体见面,并向自然之友会员、北大、北林大、轻工学院等高校学生,作了多场报告,引起强烈反响。这次扎巴多杰在北京住了20多天。到北京一行的成果是丰富的,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曙光。省长接见了他,让他起草一份可可西里保护的计划。可哪知扎巴多杰回去仅仅两个月,118晚上,他就在青海玉树家中遭枪击身亡。

  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传遍中国。自然之友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的方式到处筹款。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数十万元经费。

    1998 10 月上旬的一天,梁从诫与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见面,谈起了藏羚羊保护与藏羚羊绒在英国的非法销售问题。深表同情的大使当即建议,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让梁从诫以自然之友会长的身份写一封公开信,附一组以《藏羚绒贸易真相》为题的反映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大使转交。公开信中强调:“我们正在敦促并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绒及其制品的贸易。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根除藏羚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够站在前列。”布莱尔回了信,表示支持。

     19991月,自然之友购置了两辆带有警务标志的北京吉普及一部车载电台、一架车用天线和近6万元的汽车配件发往西部工委。紧接着1999523,梁先生、张继莲、胡佳、方晶、康雪及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葛瑞女士,前往可可西里。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去销毁“野牦牛队”几个月来从盗猎者那里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并到西部工委所在地看望野牦牛队队员,同时举行自然之友捐赠警车的赠车仪式。

  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而梁先生从大百科出版社辞职之后没有任何收入,养伤疗愈靠太太方晶老师做翻译,补贴家里的开支。听了梁先生的这些故事,令我非常感动。

  车开出约莫两三个小时,帽山林场到了!车刚一停稳,大家蜂拥地往车下拿行李,抢着运到屋内。我猛地明白过来,这是在不分彼此地抢着搬运东西!组织者不时提醒大家,这次观鸟,只能带走照片,留下脚印,可别破坏环境!我心中一震,这么不俗的追求,保护环境的自觉,不易遇到!

  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观鸟,我没有意识到要带望远镜,也不知道要准备《鸟鉴》。而活动中,一旦发现鸟况,总有人主动把自己的望远镜递给我女儿,让她看一看。远道而来不正是为了观鸟吗?这时有谁不想好好地观察一番呢?这些不经意的举措,对孩子心灵是一种净化。首师大生物系的高武老师会在第一时间架好单筒望远镜,找准小鸟,招呼孩子一个个过去看。看到镜头中不停在动的小鸟,令女儿兴奋不已。

  同行的人一边观鸟,还一边捡拾垃圾。这不但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观鸟,也明白了什么叫身体力行。女儿被各位叔叔、阿姨、老师、同伴对自然的热爱感染着,被大家点点滴滴的环保自觉感动着。

  激动之余,回家我就写了一封加入自然之友的申请信。女儿说她也要写。那年她才只有11岁,不够入会年龄。在申请中,她不但强烈要求入会,还建议自然之友成立小会员分会。我被批准入会。没想到,女儿竟收到来自梁先生的亲笔回信。

  正是梁先生的这封来信,给了女儿一份能促其成长的力量。女儿长到11岁,几乎是第一次收到专门写给她的信,更何况是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信中,梁先生肯定了她入会的愿望。他写道:非常欢迎你和家长一起参加自然之友的活动!虽然你的年龄还不可以成为自然之友的正式会员,那就先做一个准会员、小会员,长大后做一个环境卫士。梁先生的殷切希望牢记在女儿稚嫩的心中!

  观鸟组是“自然之友”成立的第一个主题小组。成立观鸟组是1996年夏季的事,缘起于“还鸟于蓝天”的活动。活动是从19963月下旬开始的,先做调查,发现鸟市上每年出售的各类野生鸟中有国家保护鸟类5万~6万只。而鸟市上每出售一只野鸟,在捕捉、运输过程中至少会死掉20只鸟;其中包括因不会鸣唱,没有市场价值而立刻被“处理”掉的大量雌鸟。

  而野外观鸟是请有关专家把热爱自然的人带进大自然,通过观鸟让人们更加了解自然,和自然交朋友。我和女儿积极投身观鸟活动。也正是在观鸟组,我知道了更多梁先生与观鸟的故事。观鸟组成立之后,梁先生带头,方老师、靳旭、任钋等几位都集合在梁先生的家里,一个个动手写信封,并送至邮局。这样发出了近200封信。早期观鸟组的活动通知就是这样发出的。

  梁先生和方老师经常参加观鸟组活动,他们到过灵溪科技园观鸟,也到过密云水库观苍鹭……在接下来几年的“爱鸟周”中,他们和观鸟组的全体成员一到西单、王府井口去分发材料,向游人宣传反对笼养鸟。玉渊潭、紫竹院等公园都留下了观鸟组成员的足迹。

  那时观鸟组的很多骨干成员是高老师的学生,只有他们还有一些简单的观鸟设备,其他人几乎都没有。高老师就把学校里的单筒望远镜借出来,供给观鸟组活动。看到这种情形,2000年梁先生被邀到台湾讲学时,用他讲课所得费用,请台湾荒野保护协会的朋友帮助购买了一台kowa25倍定焦的轻便单筒望远镜,带回北京,送给观鸟组。

  我曾和自然之友的伙伴一道去植树。记得那天恰逢是世界气象日。清早我们坐上自然之友的羚羊车,和张师傅、孙师傅、首钢的王洪生等11人出发,到延庆县井庄镇三司村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魏桂英大姐那儿去植树。

  魏大姐在30多年前承包了这片5500亩的荒山,亲手栽下了一棵棵树苗。如今,杏树、苹果树、松树漫山遍野。那时年近七旬的魏大姐每天还在辛辛苦苦、山前山后地种树。魏大姐的奖状、奖牌、聘书就有100多个。她说她不想要这些,只要给树苗就好了。我们种的小松树都是她自己育的苗,由于缺水,育这些苗非常不容易。

  魏大姐和自然之友很有感情。2004年,自然之友的会员就曾经到她承包的荒山种树。梁先生还代表自然之友捐赠给魏大姐1万块钱,鼓励她绿化荒山。

  说起梁先生与植树,有不少感人的故事。自然之友一共组织过数十次植树活动,参与者数千人,其中去的最多的当数内蒙古包头附近的恩格贝,曾先后四次去那里种树。1995年,梁先生曾到东京,与远山正先生同台领1995年亚洲环境奖。这时远山先生在恩格贝沙漠种树已经有五年。日本的这位治沙专家每年带领成百的日本志愿者到这儿植树,已经植了100多万棵。这些是自然之友会员林易和胡佳告诉梁先生的,并提出了植树建议。梁先生得知后便说:“别人不去,自然之友还能不去吗?”很快便组织了73位自然之友会员去恩格贝植树,这是到那里的第一个中国植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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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与远山先生在因格贝

     199681日,大家冒雨去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梁先生和方老师是带病前去的。他们出发之前患了重感冒,又引发了梁先生的哮喘。晚上睡觉时很难受,但是他们不愿让大家知道。作为领队,梁先生觉得自己不能倒下,于是便坚持了下来。除了谢大姐,梁先生和方老师是全团年纪最大的,他们给大家做了榜样。

  集合之后,大家分乘两辆大巴从包头出发,过黄河,进沙漠,越往北走,景色越苍凉。虽是8月盛夏,眼前却是黄得多,绿得少。大家发现,这个地方既没有法律,也不见官员,自然之友会员去种树,竟然得乖乖留下买路钱,才能通行。

  在流沙上种树十分不易。所有的志愿者,得用木棍砸坑,固定沙柳条。再一桶桶提水浇树,一棵树至少浇上6桶,往返12次。坑洞的深度和宽度、摆放位置、树苗之间的距离、土壤的松软程度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有偏差。为了保持水分,树坑必须要深挖80厘米,成活率才能从50%提高到80%

  正是在中日志愿者的努力下,使恩格贝成了世界治沙的典范。不仅让人再次找回了曾经水草丰美的恩格贝,也保住了无数有可能被侵蚀的土地。经过不懈努力,现在的恩格贝沙漠已经变成了一片绿洲,而且被列为4A级景区,很多珍稀的动物也来此生活了。

  梁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绿色希望行动。这个活动始于2000年,是自然之友与中国青基会联合举办的。环境教育在学校并不被重视,进学校开展教学活动的“门槛”高;而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很少,靠这点人力从事环境教育,根本不够。而会员里有不少人愿意做环境教育,但找不到合适的“入口”去投入。梁先生便和“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商谈,让自然之友会员借助青基会的支持,进入各地的“希望小学”,做环境教育。而诸多希望小学,也仅仅只是完成了校舍和硬件的改善,正期待在教学内容上得以丰富和提升;这便碰撞出了“绿色希望行动”。

  项目开展的第二年,梁先生已年近古稀,依然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奔赴当时已是零下20多度的张北县油篓沟希望小学,亲自担任绿讲老师。

  在梁先生去的那年,我也报名参加了。我觉得女儿也应该在参与服务社会中成长。虽然那时她还小,不到成为一名正式队员的年龄,但是我决定自费带着她,让她成为一名准队员。

  我和女儿去的是湖北英山县福和希望小学。这所小学在大别山山脚下。小学是两年前建成的,整座楼房设计得像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很漂亮,可惜教室里居然没有电灯。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北京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李红,她一路速成式培训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和学校老师进行了座谈。了解到这里有169名学生,但只有67名女生。越是年级低,女孩子越少。二年级只有三名女生。村民告诉我们,生了女孩子,要么扔到计生协门口,要么放在脚盆里溺死,能存活下来的是幸运。

  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也让我们有了切身体会。漳县吃水靠水窖,庄稼靠天收。不下雨漳河是清的,下一场雨就变成泥石流,河水马上变得浑浊不堪。我们离校回京的第二天,下起了大雨,换车的三岔镇,两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被山洪冲走。以前这里树很多,但 20世纪70 年代之前就被砍伐光了。                     

 

  从甘肃漳县回来,女儿被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聘为2003-2004年度中国环境大使。这是经梁先生认可,自然之友负责“绿希望”的韩静老师推荐的。紧接着就迎来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火种传递接力手选拔。光阴荏苒,当完火炬手之后不久,女儿正式向家里提出要参加英语培训,挑战美国的SAT大学入学考试,于是她开启了一轮双高考的拼搏。

  该投简历了,我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梁先生。女儿得到了他的热情相助。女儿再次收到了梁先生写来的亲笔推荐信,他给了中英信函。梁先生写道:

尊敬的校长先生:您好!

  在这里我郑重地向贵校推荐我所领导的NGO组织自然之友的一名志愿者——北京师范大学高中三年级的姚远。作为执着于环境保护的众多志愿者之一,她身上有着最朴素的奉献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但我愿意推荐她的原因不止这些。

  五年来我密切地关注着这个孩子的成长。我看到她一次次同母亲赴边远地区从事环境教育,进行调查研究,成为“绿色希望行动”项目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名未满二十岁的志愿者。在绵延的大别山下、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干旱的甘肃定西、贫瘠的黄土高原,在她的理念得以实现的同时,她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比起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少了一份依赖和狭隘,多了一份独立以及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我感到这个孩子将会成就一份自己的事业。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十六岁的姚远成为了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任命的十位环境大使之一,唯一一位中学生,唯一一位没有名人背景的入选者。具有这种身份,她曾被安排为我颁发中央电视台2003年十大法治人物奖杯。授奖仪式上,我邀请她与我共同举起奖杯,希望在她们这一代人的身上,责任也在她们这一代身上。但我同样也知道,十六岁的年龄刚刚是人生路上的第一步,在名誉和关注之下,这种开始并不容易,这个孩子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不希望她像有些人那样被这样的关注冲昏头脑,更不希望她从此只关注名誉上的事情,而忘记一个志愿者最本质的初衷。这个孩子无疑没有让我失望。她和她的朋友们仍旧是本着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在学校里建立了学生环境社,并依托这个社团进行一点一滴的宣传和行动。2004年,小姚远再次赢得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机会,成为许多人向往的雅典奥运会北京段的火炬接力手,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注意到十分有趣的一点,她传递的一段是五四大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环保志愿者,从某个角度正寓意着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广泛传播,引发一场思想领域的变革。

  在和姚远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是一个永不服输、永不言败的孩子。她坚毅的性格成就了她学业上的成功,也必会成就她人生路途中更加卓越的追求。我恳切希望贵校仔细考虑我的推荐。

Faithfully yours

梁从诫

“自然之友”协会,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会会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2006年5月

拿到如此厚重的推荐信,让我们全家心存感激。靠成绩与推荐,女儿拿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得到了奖学金,坐上飞机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现在她已经操起了手术刀,成了一名外科大夫。

  梁先生虽已过世,但他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此文刊于《各界》202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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