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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着生与死，当然丢不开、放不下。有人说“处之泰然”，那是圣贤豪杰的功夫，常人如我者，练不出来。 自从被他们圈在这间小屋之后，一直睡不踏实，猛然惊醒，涌上心头的第一件事就是：“该有消息了吧？”什么消息？任凭他人宰割的消息。 一个人但凡有一线生机，相信谁也不会平白放过，不放过，就得争取。 我，当然也想看机会，虽然明知道希望不大，仍存着一份侥幸心理。 几天来，正因为睡得不安稳，思前想后，乃至胡思乱想，所触及的事太多太多了。怎么样能够脱离魔掌？就是其中之一。 假定：我和老齐商量妥当，合二人之力，趁着万里浪到这间房子来的时候，乘其不备，先把他插在屁股后面的那支手枪“下”下来，警告他听命行事，稍有违拗，就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他不是那种不惜命的人，预估他必俯首听命。然后，把他带到大客厅里，叫他依照指示的词句打电话叫他家里的司机，把他自己的座车，马上开到高洋房来。 同时警告他，一切举动就像前两天“陪”我到李士群家里去的时候那种情况一样，不许玩鬼。车子开来时，从窗子里就望得见，等车子停定，我和老齐就挟持他一同走下台阶，门口虽然有警卫站在那里，看是万里浪陪我们走上车，当然是敬礼过关，绝不会加以拦截。再经过两处门岗，看是万里浪的车子，平日进出惯了，亦必通行无阻。一出了大门，那就更容易对付了。 以上是第一个假定，只不过是经不起考验的腹中作业而已。我对老齐一提出，就被他否定了。他问我：“这是求生吗？简直是找死！”接着他认为：“高洋房每天进进出出不知有多少人，难道刚巧在我们动手的时候，一个人都碰不到？也许同时有好几个呢？只要有一人看到这种情形，麻烦就大啦。 其次，从客厅打到万里浪家里的电话，是'七十六号’的专线，能肯定他们事先没有约定暗号吗？而万里浪的自用车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就等在他家里呀。就算这些都顺利，出了高洋房之后，两个人挟持着万里浪走，行动怪异，大失常态，难道那三道警卫一个人都看不出来吗？又何况将近两百公尺的过程，一路之上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随时都会发生意料所不及的变化，这怎么能成事所以我说万万不可。”说到这里老齐又加了一句说，“万里浪机灵得很，可不能把他当做木雕泥塑的死人。 第一个假定既然不成立，我又提出第二个假定。当然，我也知道只不过一厢情愿罢了。 假定：当万里浪前来和我们搭讪之际，开门见山，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可以提出来，劝他改邪归正、回头是岸，不能再错下去了。同时以我和老齐二人的身份地位，有资格可以保证他回去之后，一定可以安然无恙。如能把关在“七十六号”以及其他所在的抗日分子一起都释放了，相信不仅将功折罪，还能获得嘉奖，又何乐而不为。 这不是强人之所难，当时之万里浪炙手可热，而且伪“特工总部”绝大部分的武装警卫都掌握在他手上，他如果肯这么做，是做得到的。 老齐对于第二个假定，认为颇有理据，岂奈万里浪这小子，利欲熏心，早已走火入魔，是无可救药的了。 老齐分析，像他这种只计利害、不顾大义的东西，早把国家、民族忘得干干净净，此时此地，用什么言辞也打动不了他了。记得从前他在“上海区”当第四大队副队长的时候，每月薪金活动等一切费用不过两百多块，又是何等清苦，如今，保险汽车坐坐，花园洋房住住，又兼妻 妾仆从成群，一呼百诺，他舍得一概抛却吗？我看他变节投伪，为的就是这个。 老齐对于第二假定所作的结论是：“如果晓以大义就能说得他翻然悔悟，反正归来，他也就不会一个劲儿地破坏抗日组织了。” 此外，再没有第三个假定了。可是倒有一个即将付诸实施的脱身之计，虽然成算不高，或者说是侥幸心太重，总要勉强一试。 经过情形大致上是这样的：万里浪不是口口声声说“能尽力的一定帮忙”吗？我原本对于这句话大起反感，其实，反感有个屁用，倒不如加以利用来得实际。于是就这么做了。 一天上午，万里浪照例又来了，口头上虽然常挂着“需要什么尽管讲好了”，骨子里还不是察看一番。 我可就说了：“这一次多蒙你照顾，也只有心领了。有一件事，斟酌再三，非要请你帮个忙不可。” 万说：“没关系，什么事？” 我说：“我的事，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自己也明白，反正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很想回家看看老婆孩子，乘便也好嘱咐他们几句话。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过，我懂得这是个不情之请，你责任重大，可要请你多多担待了。” 万里浪竟然很爽快地答应道：“好，你老兄的事，还有什么说的，就这么办。现在请你穿衣服，我去叫他们准备车子，我们马上就走。” 说着，万里浪就出去了。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把夹大衣穿上。在这个时候，听到老齐以低沉的声音说：“可要千万小心啊！” 我正在低头系鞋带，听到老齐这么说，突然使我一惊，倒不是感激他对我的关心，因为我此去一旦得以脱身，势必影响到他的安全，甚至成为代“罪”的牺牲者，这叫我怎的不痛！ 此刻，万某已在门外喊道：“准备好了没有？可以走啦。” 我挥手向老齐示意，再次走出高洋房。一看，还是万的那部保险车，除司机一人外,只有万里浪与我同行。 一上车，万就问我：“府上住在哪里？我好关照司机。”他这一问，令我有无限感慨，当初如果不是我鬼迷心窍，自己送上门去，到现在他们也未必能找到我。人家遇到这种事情，常说“命也、运也”，我只能说是“恨事也、憾事也”。 我告诉他是在：“公共租界、西摩路、新闸路口的一条巷子里的第一家。” 这是上午九、十点钟光景，路上来往车辆不少。我留意后面是否有车随行，可是又不便回过头去看个清楚。其实，有人跟在后头，乃意料中事。万里浪一肚子鬼，他绝不会如此“大胆”地一个人跟我来。 行车速度不算快，我猜想也许是恐怕跟在后面的车脱离了视线的缘故。路程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 写到这里，先说明一下我住的房子。 记得在上部书里有一段是这样记述的：“这所房子位于公共租界西摩路新闸路口，是西式公寓，有三房两厅，在四层建筑的楼下，一进巷子右转第一家便是。第一道就是铁框玻璃大门，推门进去，再一个左转就到了。没有管理员驻守，出出进进，一向没有人过问。 风房后面，另有后门，可以从门外的一条防火巷绕过去。后门之外，有一道窄楼梯可以直上天台。天台通敞，也可以由别人家的楼梯下来，这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当初找房子的时候，就认为有后门很方便，如今果然有了用处。 且说我和万里浪来到西摩路之后，我先行引路，他紧跟在后。由我推开那扇日夜不上锁的大门，走上三五步，左首就是我的家了。幸好一个人也没有碰见。 到了门口，我刚要伸手去按电铃，又恐万里浪起疑心，赶忙又把手缩了回来。 于是我回过头去望了望他，意思是打个招呼，看他可有什么表示？谁知道我这一望，却产生了连锁反应，他也跟着回过头看后面，他一看，我也随着他的视线朝外面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刚才乘坐的那部车而已。 其时，我一心关注的，在于如何脱身以及怎样才能离开现场，他的顾虑可就多了，不仅要防我走脱，还怕我布下暗桩对他不利等等。 心里想的且不去管它，结果还是我叫的门。等了一下，无人应声，正待直按电铃，门开了，探头出来的正是吾妻。她看到我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回来，当然莫名所以，虽然略有惊讶之色，随即便恢复常态，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往里走，招手让客人“请进”。 我看她挺着个肚子，满脸忧戚，不由得一阵心酸。这时候，好像有个主宰在警告我：“不要分散你的精神，应该专注于你所要做的事，一俟事成，阖家大小自有团聚之日，失败了，今天就是永别的时刻了。” 我忍住心痛，招待客人坐了，嘱咐内人去沏茶。趁着她不在，我问万里浪道：“请你先到我卧室来看看，没有通到外面的门户，我是想单独和内人说几句话，开着门好了。不知你可放心？” 万里浪真的到卧室里面四下张望了一回，这才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不耽搁太久就好。” 内人弄了茶，我拉她走进卧室，先告诉她说：“我不会有事，你放心好了。如果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不如退掉房子，带着孩子回你娘家住一阵子再说。” 接着我又问她：“有人来看过你没有？”她怕说了不方便，用手指了指坐在外面的万里浪。我故意提高嗓门说：“没关系，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尽管说好了。”内人这才告诉我说：“前天来过一个人，我不认识，他自称姓王，也跟你做过事。这个人掏出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块钱，说是老板叫他送来的。我想问得清楚点儿，可是这个人把钱交给我就走了，似乎不愿多说什么。” 我又问：“那个姓王的是什么长相？”内人说：“身量和你差不多，圆圆的脸、大眼睛，说一口浙江官话。”我知道了，此人可能是“上海区”的助理书记王绍谦，半年前调回重庆，是我要求再派他回来相助的。当我失事被捕时，此人尚未到达，现在或许已经到了。不错，是他，可是他怎样知道我的住址呢？他说是老板命他送钱到我家，指的必是戴先生无疑了时间上来不及细问，能派人送钱来，就是代表上级对下属的一种关顾，铭记在心可矣。 我转换话题，又和内人说起家常来。我问内人说：“每天买菜都是你去？”她点了头。 我又问：“走前门还是走后门？ 她说：“一向都是走后门，这比较方便，也少走一段路。 我想起两个才四五岁的孩子来，我问：“孩子们呢？ 内人说：“他们正在厨房里捏面人，玩得一身都是面。 这些话，坐在客厅里的万里浪大概都听到了。我不再问什么，从卧室转身走回客厅，对着万里浪讲了一句：“我去看看孩子，抱抱他们，然后我们就走。” 万没有说什么，脸上带着苦笑。 孩子小，不懂事，更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他们看见我，不像往常那么亲昵，也许是几天不见了吧。我先抱起小的转了一圈，放下小的，再抱起大的缓慢地在转动，不过，越转越靠近通往厨房里的后门。 此刻，我已经脱离了万某的视线，连忙放下孩子，急走两步，伸手去扭动门柄，如我所期，一扭就开了。拉开门，往外走，左首几步路就是上天台的楼梯，再往右首一瞄，赫然站着一个人，他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住我不放了。 这可糟了，万里浪这小子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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