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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黄帝的两个时间性定位问题，是指黄帝生活的时代距今有多远和黄帝生活的那个时代处于人类历史发展哪个阶段上这样两个问题。而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要确切回答上述问题，显然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下面，只能尝试着谈谈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成熟看法。 一、黄帝的时代定位 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黄帝生活的时代距今到底有多远，恐一时尚难理清。大约成书于南宋的《轩辕黄帝传》倒是为人们编制了如下一份相当具体的从黄帝居位一直到秦灭周间的帝位传承系统，兹表列如下： 黄帝居位 105年 少昊居位及子孙相承 共400年 颛顼居位 78年 帝喾居位 70年 尧居位 70年 舜摄位、正居位 共80年 禹居位及子孙相承 共432年 汤居位及子孙相承 共623年 周武王居位及子孙相承 共873年 如此算来，自黄帝居位至姬周为秦所灭，一共是2731年。秦灭周，在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赧王卒）或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以此上推2731年，则黄帝居位当在公元前2987年或公元前2980年。黄帝居位时已是成人，若以其生年计，则刚好已满5000年之数矣。 《轩辕黄帝传》晚出，却能为人们编制出远比它早前之书具体得多的一大串数字，自然是靠不住的。但它所推定的黄帝时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黄帝距今5000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相合之处。另外，据《轩辕黄帝传》所给出的年代，黄帝至禹是803年。《竹书纪年》言“黄帝至禹，为世三十。” 一般认为，一世三十年左右，与803年颇相吻合，亦与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夏王朝的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或公元前22世纪大体吻合。所有这些，又是颇值得玩味的。 若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相比较，人们亦不难发现，黄帝的活动地域与传说中黄帝时代人们所能达到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发展水准，大体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和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相当。而上述文化的年代，亦在距今约6000～4000年间。在无新的反证出现前，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以接受的。 二、黄帝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 若从笼统的、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文明史从黄帝时代算起，恐怕不会有多大问题。若把“文明史”诠释为有文字记载的、有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存在的国家时期的历史，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它需要你明确回答中国是否已从黄帝时代起正式进入了国家时期？而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且很难在近期得到解决。 过去，不少学者都把中国国家时期的到来推得比较晚。如早年的郭沫若在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把殷商定为原始社会，认为从西周起中国才步入国家时期。后来，又有学者认为，中国从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才进入国家时期，前此为原始社会。再往后，绝大多数学者才趋向于把中国的国家时期从夏王朝的建立时算起。但即使这样，中国的文明史亦不过四千年左右，比之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都短，只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屈居老四的位置。这使部分国人、学者颇觉于心不甘。 这种心有不甘的情怀，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夏代之前古陶文、铜器、礼器、城址、厚葬大墓等的出土，表现得越发强烈起来。于是，陆续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文明史应该大大往前提。如已故老一辈著名学者唐兰就曾根据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明确提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 既然远在五六千年前的炎帝、少昊都已进入文明时期，与之约略同时的黄帝自然亦已跨入文明的门坎了。 类似的看法，还有一些。总之，把中国文明时期的起始点往前推，拉长中国的文明史，已成为一种趋势，一种国人、学人的共同心愿。这种心理、心愿，是十分正常的，无可厚非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它本身是没有国界的，它一定会、也应该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评判。只要我们自己把工作做到家了，就不愁得不到国外同行的认可，也可使国外个别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闭上自己的嘴巴。 文明探源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扯到的问题很多，有理论层面的，有实际工作层面的，有文献学层面的，有考古学层面的，等等。即仅就理论层面言，又牵扯到文明的标准，文明诸要素发育程度的把握、认定，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以及诸如“酋邦”等外来理论、术语的引进、诠释、应用等许多方面。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你说你的，我讲我的，各执一端，就很难谈到一块去。如在文明标准的把握上，有的学者如前述唐兰，仅凭着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便把中国的文明史一下子提前到距今六千多年前，就缺乏足够说服力。因为，一般地说，文字固然是文明到来的标准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有些民族和地区，虽已有了萌芽状态的或曰原始的文字，但它的整个社会生活并未步入国家时期；而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地区，虽已进入国家时期，但尚未发明使用文字，如匈奴人等。再如金属冶炼虽也是文明的标准之一，甚至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但亦不能孤立地、绝对地使用。因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有的民族在铁器时代进入阶级社会，有的在青铜时代进入阶级社会，而“在中美洲的古典文明中，无论是玛雅，还是特奥蒂瓦坎，或其他文明，都看不到使用铜器和冶铜，换言之，在中美洲是不存在铜器时代的。” 总之，要尽可能地把文明的各项标准、要素综合起来予以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切忌单打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再则，即仅就某一标准、要素言，也还存在一个对各该标准、要素发育程度、状态的把握、认定问题。如同为文字，要区分是萌芽状态的文字，早期文字，还是比较成熟、已经系统化了的文字；同为城址，要区分是简陋的土围子，还是略具规模、且有宫殿基址和区域功能划分的城市，等等。切莫一看到文字、城址，就径行将之栏入文明时期。 话扯得远了点，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即黄帝时代是否已跨入文明时期？应该说，现在还不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条件。虽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文明诸因素的物证，但真正有说服力的并不多，也不太明晰。大家知道，在古埃及，当公元前4000年代，便由农村公社结成数十个诺姆（州）。公元前3000年代，上埃及首领米那（美尼斯）便征服了下埃及，筑孟菲斯城，建立起统一的埃及国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尚难以在自己的黄帝时代钩勒出如此清晰可靠的国家时期已经降临的历史画图来。而在这种事上，又是急不得的。否则，还要费那么大劲搞个文明探源工程干么？正如李学勤所说：“必须承认，文明因素的产生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论，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发展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疑难；已有的材料也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根据这些材料，以陈述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还缺乏充分的条件。过去很长时间，国内外学界认为商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这种看法，至今影响仍然不小。”“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 既表达了对中国文明史可能要上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憧憬、自信，又不失学者应有的分寸、审慎。 看来，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还只能把黄帝时代定在原始社会末期，把黄帝视为部落联盟长和“人文初祖”，而不是国家时期的第一任帝王。自然，这并不排除我国又的确是从黄帝时起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巨大转变、过渡的。这一转变、过渡，颇为漫长、艰巨，大约是由黄帝开其端，而由禹收其功的。（张广志 青海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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