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汉文帝，是难得的盛世守成之君汉高祖刘邦率义师迫降秦王子婴，又击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铲除异姓诸侯王对汉王朝的威胁，使分崩离析的华夏走向融合。 汉武帝刘彻挥师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东征朝鲜，威震西域，内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制施行“推恩令”，使诸侯国再无实力，挑战中央集权。 介于汉高祖刘邦与汉武帝刘彻的耀眼光辉间，汉文帝刘恒与汉景帝刘启经常被忽略，汉文帝标签通常只是“仁孝”！ 传闻其母薄姬卧床三年，刘恒衣不解带日夜侍奉，每次喂药都先尝温度，被赞誉“亲尝汤药”。 因为中国传统“二十四孝”里，上古虞舜无法得到确切考证，汉文帝刘恒成为“帝王”至孝的代表。 “仁孝”固然符合传统道德，但汉文帝刘恒奠定“文景之治”的基础，真的只是以“仁孝”感化万民做到的吗？  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 “亲尝汤药”是吕后专权下，代王刘恒与母亲薄姬上演的“苦肉计”以《史记》与《汉书》为准，两书都明确提及刘恒，“贤圣仁孝闻於天下”。
可以确定，代王刘恒“亲尝汤药”，必定是在高后七年以前，而非登基称帝以后，因为自汉文帝登基以后，薄太后的身体非常健康，甚至比汉文帝刘恒还健在两年多。 薄姬为何要装病，并与代王刘恒上演这出“苦肉计”，要从刘邦分封诸侯王说起。 刘邦共有八子，除吕后所生嫡长子，即汉惠帝刘盈外，其余七子均为王爵，然而同为王爵，待遇却千差万别！
庶长子刘肥与刘邦最亲近，不仅封地最大，所属区域也最为富裕，还得到平阳侯曹参辅佐；第三子赵王刘如意，因母戚夫人受宠，险些成为汉帝国储君，赵国虽为边地，却拥有实权，两者待遇堪称最佳！ 第五子梁王刘恢、第六子淮阳王刘友、第七子淮南王刘长，皆由刘邦铲除异姓王而分封，虽然封地面积不大，但处中原腹地，无需为战祸所忧惧，富庶且安逸，算作中等分封。 唯有第四子代王刘恒，与第八子燕王刘建，封地苦寒与匈奴比邻，然而燕王获爵仅一岁，不用到封地，只要博得刘邦喜爱，改封也并非难事，因此八岁外封代王的刘恒，无疑是待遇最差的皇子。 刘邦分封诸子为王，第二年便因病离世，汉惠帝刘盈性情软弱，朝政由母亲吕后所把持，吕后提携吕氏家族，必然就要对刘氏诸王进行打压。  汉文帝刘恒像 首先遭难的便是赵王刘如意。惠帝元年，吕后先是将赵国贤臣周昌调离，随后赵王刘如意受诏前往长安，吕后趁汉惠帝清晨狩猎之际，毒杀赵王刘如意，并将戚夫人做成“人彘”，宣泄心中怒气。 惠帝二年，齐王刘肥按例朝贺，却因汉惠帝以家人礼相迎，被吕后斥其失礼，刘肥主动割让城阳之郡，才得以回到封国，却依旧在惠帝六年离奇逝世，后齐国又被拆解四份，再不复往昔强盛。 汉惠帝逝世后，吕后称制，《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拉开吕氏称王的先例，也拉开惩治刘氏诸侯王的序幕。 淮阳王刘友被改封赵王，但赵国军政财权，皆被吕后掌控，刘友皆逆来顺受，吕后七年依旧被检举，饿死狱中，再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将刘恢原有姬妾全部处决，刘恢数月后便愤恨自尽。 同样在吕后七年，逝世的刘邦子嗣还有燕王刘建，吕后将谥号定为'灵'，明显带有贬诋之意，而刘建本有子嗣，却被吕后派人杀害，使燕国爵位中断，立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唯有淮南王刘长，幼时丧母被吕后抚养，不仅两岁便被封王，还因为养育之情，与汉惠帝及吕后的关系颇为融洽，加之淮南国战略位置偏弱，国力又并不强盛，因此得以幸免政治牵连。 一个赵地，熬死刘氏三位王爵，堪称死亡陷阱，所以当吕后封代王刘恒为赵王时，刘恒回绝，但是他的理由令吕后很满意，“愿为嫡母，守卫代国边地。” 对于吕后而言，代国势力不强，刘恒又软弱无能，强行改封赵国，徒增刘氏反感，何况吕后顺水推舟,将武信侯吕禄封为赵王，便也收回成命。 因此薄姬病重的三年，正是吕氏家族与刘氏诸侯王权利争夺高峰期，刘恒因照顾薄姬而荒废代国国政，却避开了吕后的瞩目，同时博得“仁孝”之名，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汉高（吕）后像 千古美谈“缇萦救父”，其实是汉文帝刘恒与旧勋贵集团的博弈汉文帝时期彰显“仁孝”的故事“缇萦救父”，讲述齐国名医淳于意，因诊病不及时致患者身死，因其担任过太仓令的职位，被下狱送至长安接受“肉刑”，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的刑罚。 所以，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一路跟从前往长安，并上书汉文帝，愿意以身为奴救赎父亲之罪，汉文帝“上悲其意”，因此废除肉刑，使万民感恩，而淳于意案情得以昭雪，释放与家人团聚。 汉文帝作为一国之君，宽减刑罚决不能动摇法制，何况缇萦上书的过程，本身便有着诸多疑问： 首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但《史记·孝文本纪》载“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与《汉书·文帝纪》所记载“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相吻合，因此缇萦救父发生的时间，应为汉文帝十三年。 其次，缇萦救父时，至少已经有十四岁；汉朝初年，战争导致人口凋敝，汉高祖刘邦为促进人口恢复，强令女子十五岁前出嫁，否则要缴纳罚款，因此缇萦在汉朝早已是成年人，而其内容提到愿意为奴役，这是完全符合法律所规定，汉文帝没有必要为缇萦开先例。 此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提到淳于意说的话“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这符合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且淳于意“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当时的社会又并未普及教育，因此缇萦接受教育的可能微乎其微，司马迁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後宁”需要更严谨的考证。 最后，淳于意在齐国担任太仓令，汉朝虽有较为明确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御史大夫仅负责朝内和京畿地区三辅的监察，御史中丞协助收集地方变动，封国所定罪通常御史台不过问，何况缇萦请愿的书简，亦并未见史籍由御史台呈交。 无论是其发生的时间、事件的转折，我们有理由相信，缇萦能够成功救父，是汉文帝所期望发生的事情，经由驻齐国密使上报，并以此为契机，推进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威信！  汉文帝时诸侯分封 齐地诸侯王势力最强，即便吕后多次削夺，但最终推翻吕氏的导火索，依旧是强大的齐国。 吕后病逝，吕氏被诛杀后，朱虚侯刘章，有血统继承的法理，又有平定吕氏的功绩，外部还有齐国的大军，三个因素使其成为最早商议的储君候选人。 但朱虚侯刘章对群臣傲慢，诛杀吕氏过程中，导致无辜官员牵连，众臣皆担忧刘章若暴虐，朝中将再无制衡之人；淮南王刘长又与吕氏交往过密，众臣担忧日后反攻倒算，两人的继承资格相继被排除。 代王刘恒贤德之名只是次要，根基浅薄容易受到约束，才是群臣拥立为帝的关键，但汉文帝刘恒智慧超群，登基后犒赏汉室有功之臣，但着重对内部亲随隐晦提拔。
汉文帝三年，首次调整分封诸侯王，朱虚侯刘章被封为城阳王、其弟东牟侯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赵王刘友之子刘强被封为河间王。 而汉文帝嫡次子刘武被封为代王，镇守其龙兴根据地；三子刘参被封为太原王，镇守中原门户；四子刘揖被封为梁王，抵挡东方诸侯威胁。 刘章三人封地狭小，总和不及梁国面积，又集中在旧齐国境内，此举旨在削弱最强大的齐国，将皇子代地，太原与梁地联结起来，形成犄角之势屏障关中。 汉文帝四年，先是城阳王刘章逝世，随后淮南王刘长斩杀审视其，于冬季谋反被废黜，再无人能够威胁到汉文帝的皇位。 汉文帝遂转变方略，大力提携分封刘氏子弟，如“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与“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新封诸王，虽然面积不及汉初封爵，但是给予庶子封地，堪称“推恩令”的雏形，分化瓦解诸侯内部，使其效忠中央。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即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与济南，齐国诸侯王便占了四个名额，若非汉文帝分化瓦解，强大的齐地将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所以“缇萦救父”，刚好迎合汉文帝，推进对东方诸侯王的控制，以律法的形式剥夺封国的决断权，再以律法的形式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  西汉前期疆域 “文景之治”，仁孝是民族进步的根本，法制是国家稳定强盛的基础刘邦虽创建了汉王朝，但秦帝国的破灭，使其重新采纳分封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封国却成为中央政权新的威胁。 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初，内部汉室勋贵把控朝政、分封诸侯王国势力又过大，外部匈奴虎视眈眈，时常南下劫掠。 汉文帝励精图治，用耐心与毅力逐渐夺回朝廷的掌控权，并潜移默化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最终以仁孝博得百姓的拥戴，用法制实现了“文景之治”。 所以汉文帝刘恒，不仅是道德高尚的帝王，更是懂得运用权谋的盛世守成之君，正是基于他奠定的基础，汉王朝才能最终傲然东方，拥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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