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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儒士从医?

 刘沟村图书馆 2023-05-17 发布于河南

儒医的称谓,最早似见于宋代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有蕲人谢与权,世为儒医”(《夷坚志·夷坚甲志卷·谢与权医》)。据我们所见,儒医的说法约略有三。

一是明代李梴,《医学入门·历代医学姓氏·儒医》中将“秦汉以后,有通经博史、修身慎行,闻人巨儒,兼通乎医”者称为儒医。

二是清代徐松(1781—1848),《宋会要辑稿·崇儒三》有“(政和七年)八月十日,臣僚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三是现代人编撰的《辞源》“儒医”条载,“本业儒而习医的人……曰儒医”。由此,我们首先对本书所论的儒医,从儒和医两方面作个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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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狭义上是指信奉孔学的儒生;广义而言,也泛指封建社会里的士阶层。因为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读书人,无论信奉孔学与否,甚至出佛入道,都很难不被儒文化的血液浸透其骨脉。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讲的儒士,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还不完全等同。后者只有社会学的含义,特指一个社会阶层;儒士除社会学含义外,还有伦理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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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士从医,根据其对医学的参与程度,可分习医和通医两种情况。前者指一般地熟悉、了解医学常识。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大多都懂得一些医理,这部分人严格讲不能算做儒医。后者指有医疗活动,如行医、采药或卖药及有医学著述。本书提及的儒医,主要指这部分人,它是相对于草泽医(又称铃医、走方郎中)而言。

儒士从医的缘由 

可概括为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因两个层面。诱因是条件,动因方为根本。其外在诱因约略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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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亲人或本人生病,被误治或失治,愤而学医。

如张仲景一家原是南阳地区人丁兴旺的名门,自建安元年(196)起,不到十年时间,就有大约一百四十位亲人因病死去且绝大多数死于伤寒病。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些亲人中有的是因疫气流行,病变迅猛,来不及治疗;更多的是被各承家技、只图赚钱的庸医枉送掉性命。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立志发愤研究医学。晋代皇甫谧二十余岁起患风痹兼耳聋绝了入仕的路,遂始研习针灸,“年余二十……后得风痹疾,遂不仕”(《晋书·皇甫谧传》)。

第二,躲避政治动乱,隐迹于医。

如唐代王冰,原来一门心思奔仕途,“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但弱冠之年正值武则天称帝,宫廷政变,只好暂且舍弃从政之志,隐身埋名,研究整理《黄帝内经》,即“后因则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故乃专心问道,执志求贤”(《玄珠密语·序》)。再如傅山,原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明亡后,立志以气节自见,隐居不仕,以行医卖药为掩护,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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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怀才不遇,谋官未成或仕途受挫,聊以为医。

如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在南北朝齐高帝时(479—482)做过诸王侍读和奉朝请等闲散官职。永明十年(492),因想当宰相没达到目的,就脱下朝服挂在玄武门上,上表辞禄,弃官入了道门,隐居于句容茅山。

陶弘景在寻访“仙药”的同时,写成《本草经集注》《养性延命录》等一系列医药学著作,并创“六字诀吐纳法”用于五脏病变。不过,他仍与统治者保持亲密联系,朝廷每有吉凶征讨等大事,梁武帝都先向陶弘景请教,每月常有数封信往来,人们因此而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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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举失利,转而学医。

这在宋代以后的儒生中尤为多见。如据《金史·张元素传》载,张氏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岁殿试时因犯“庙讳”下第(即因考卷上的某字犯了已故皇帝的忌讳而落榜),遂潜心钻研医学,终成一代名家。明代汪机(1463—1539)早年习举子业,屡试不第。他联想父亲也是少习儒业,后精医学的经历,感悟道,“仕不至相,则泽之所及,不若医之博也”(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历世贤圣名医姓氏》),便下决心弃儒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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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似乎可做出如下分析,儒士的从医多出自不得已而勉为之,但他们在被迫弃儒后,没有选择农夫、商贾或百工里的其他行当,而去做“治病工”,表明儒与医之间存在某种深层的联系,这种深层的联系成为儒士从医的内在动因。这种深层的联系,最主要的是由职业的性质决定的,是儒和医在职业性质上的沟通。■ 

【来源:中医出版、作者林殷、陈可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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