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我的父亲。父亲文化不高，是个手艺人，凭着精湛的篾匠技艺，方圆几十里的远近乡邻对其多有耳闻。父亲年少时，家境贫寒，“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差点被饿死，仅仅读了小学就被迫辍学务农。因为父亲体质不好，不适合干农活，但聪明手巧，祖父母便让其学习竹器编织手艺。当时农村的手艺人算是“吃百家饭”的，其地位比一般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耕地农民要高。 言归正传，父亲提到，当年桐城中学(前称是桐城学堂)选派包括我们家门口的施括乾先生在内的初选12人去日本留学，另外我们家族的一位族贤朱抱诚(字敬典，名孝源，后来查证曾任桐城县立女校校长)先生也是当时12人之一。而且当时因为堂长吴汝纶先生过世，学校忙于处理其后事，没有更多的时间对留日人选进行考察筛选，主持学务的阮仲勉先生便提议以给吴汝纶先生撰写的挽联为题，让众多参选学生来答题，择其优者胜出。我族朱抱诚所撰挽联为： 亦中亦外 海东圣人 海西圣人 父亲的娓娓道来让一位家族先贤，从浩瀚的历史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但对于父亲所讲述的这段家族史上的史海钩沉，我是将信将疑的，于是回到安庆后我试着进行了一些考证。 父亲讲述的故事中有这几点是肯定的：一、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后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推崇新学，先后选送数十名学员前往日本学习新的科学；二、故事中提到施括乾、阮仲勉都确有其人；三、朱抱诚确实是家里独子。四、挽联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基本属实。这几点是我非常诧异的地方，作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水平的父亲，是如何能准确讲述出这些历史事实？毕竟这些事件的内容距离现在将近有百年的时光了。 考证史实如下：一、桐城学堂提倡西学，针对教师资源短缺这一教育现实问题，吴汝纶想到了可通过选派本国优秀人才出国学习和创办师范学堂这两种途径来对教师进行培养，从而加快了为我国输送人才的速度，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1904年桐城学堂（今桐城中学）遴选房秩五、吴良驹、孙允珩、史浩然、苏荫柏、张基生等赴日留学；1905年7月又遴选马光祖、张珽、汪仁晖、陈树藩、黄位堃、方体华、吴宣纶、胡渭北、周大寿、施普10人赴日留学。其中施普即是父亲所说的施括乾，阮强即是父亲所说的阮仲勉。施普（1884-1976) ，字括乾，桐城白马楼人，以优异成绩获留日公费，入早稻田大学理科深造；阮强(1845-1927) ，字仲勉，桐城县人，为明代浙闽巡抚阮鹗之后，曾主讲台湾书院、敬敷书院等。据民国十四年版《桐城小河朱氏宗谱》卷十一上记载，朱敬典，名孝源，号抱诚，清县学生员，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确系家中独子，但未有其承继的相关信息。 上述考证内容基本上符合我父亲所述的事实，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严谨，人数上初选为12人，最终10人赴日，这倒是能说得过去，但是我父亲所述中有关朱抱诚承继给其叔叔的情况没有得到证实。为此我想到如果选拔人才肯定首先会考虑选择年轻有为的青年，择人标准首当其冲的必会考虑年龄。我测算了一下，1905年时朱抱诚已满40岁了，还能作为赴日人选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查了一下那一批公费赴日留学人员的档案，施普是1884年出生、张珽是1884年出生……很明显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朱抱诚不是我父亲所述故事的主人公。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我就十分迷惑了，一方面口口相传的故事其大部分内容能得到证实，另一方面考证的结果却偏偏又是否定的呢？为此，我再次查阅《桐城小河朱氏宗谱》发现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朱抱诚的儿子朱卿云(字龙骧，号瑞虞，清县学生员，生于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进一步查证，宗谱上记载“朱卿云兼承嫡堂伯延辅公宗祧”，这一点完全与我父亲所述的承继一事就印证上了。再看朱卿云出生于1884年，年龄上也和同期的施普、张珽相近。 宗谱中记载“瑞虞府君，读书能自愤励，及长用力尤刻苦，所学多有心得，为文气运遒健，楷书亦工整，年十九即补县学生员”；“少敏慧，博闻强识，一塾无过之者，稍长肆力于经史，为文磊落有奇，致不可控扼，年甫冠即补县学生员，不知或以为幸，知者以为固然也”；“清之末季，科举停，学校与府君知风气之大变也，遂入邑中校，殚心力以从事新学，攻苦异常”。这些内容的记载把一位年轻有为、勤学博识的青年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当时社会环境、人物特征等方面印证了我父亲所述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朱抱诚，而是他的儿子朱卿云，只是在岁月变迁中，由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主人公发生了偏差。 先贤朱卿云能在19岁就补县学生员，即科举制度下的秀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足见其才能的出类拔萃。别小看小小的秀才，考秀才这一关，叫童生试，也叫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叫童生。童生试是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考，童生试合格后，才取得生员资格，才能称为秀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21岁才考取秀才，其父曾麟书，苦读数十年，一直到43岁，考了十三次，才成为秀才。 来源：文乡枞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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