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4期《交叉性视角下的性别文化——基于女生节的分析》，作者王瑶、甘满堂。转载仅作分享交流，侵权请后台联系。 [关键词] 女生节；性别文化；交叉性；女性主义；性别平等 女生节起源于相对封闭的空间（如大学校园），时间为“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受众群体最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最终成为年轻女性的普遍民间节日。在这场集体狂欢中，男生拼创意，女生等惊喜;男生借助各种方式（喊楼、挂横幅、送奶茶等）将自己对节日的仪式感“秀”出来，而女生则沉浸在社会的这种关爱中，并通过网络社交圈“晒”出来，以消费的方式来享受欢愉。随着社会、市场力量的增强，在资本的催生下，商家利用节日这一载体，打着“女生、女王、女神”的噱头，围绕着“年轻、美丽、受宠”等关键词，达到了催生巨大购买力的目的。但是，从这场现代工业制造的全民狂欢中，看到了以男性话语主导下女性的自我认知和选择，以及女性团体“不过'三八’过'三七’”的表达中“女生”和“妇女”的对立。因此，此次研究的问题是：女生节对性别文化有什么意义?节日如何塑造了性别角色分工和性别身份认同?将女生节与妇女节分开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理论回顾和研究框架 （一）“交叉性”研究转向：群体内部的关注 大多数学者将交叉研究的起点定位在1980年代后期，Kimberlé Crenshaw认为中产阶级议程的设定，显示了白人女权主义者如何将黑人妇女排除在女权运动之外;同时，由于男性偏见，黑人妇女在反种族主义运动中如何无法得到充分认可。她用“交叉性”来揭示黑人妇女在女性群体中的“边缘性”境遇。Patricia Hill Collins将此术语进一步概念化，并将传统家庭中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看作交叉性的典范。Crenshaw和Collins都受到美国激进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使用交叉性作为权力结构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隐喻，以此来反对激进女权主义对身份的本质化认识（即所有妇女都以相同的方式遭受歧视），以及将性别放在优先地位而排除了其他身份标志的做法。“交叉性”成了这种本质主义的一种纠正，表明了身份的动态相交可以揭示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如何导致不同形式的压迫和歧视。Diana Mulinari于2003年引入这一概念，将其作为批评白人女权主义及其对种族和族裔盲目性的重要部分。这些研究人员首选的相交范畴是阶层、性别和种族，因为它们被认为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化”，还是作为从属、压迫、特权范畴的存在，即根据社会范畴来绘制交叉点。随着交叉性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应用，交叉性分析所涉及的社会范畴呈现出复杂多样性，但不同的社会范畴及各种压迫之间是不能够彼此化约的，不同的社会划分都具有自己的本体论基础。 在过去的十年中，“交叉性”概念的使用在性别研究中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最新干预手段之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Leslie McCall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主义者在接受交叉性方面可能还只是一个人而已。”关于“交叉性”，学术界进行了应该将其视为可以取代性别研究的新“范式”的通用平台还是作为性别研究的“节点”，应定义为“理论”还是“框架”的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它被称为构成“新方法”和“新视角”的“丰富干预”，有作为“新女性主义议程的潜力”。此外，“交叉性”被认为具有捕获“社交生活中的复杂性”并提供“多层次模型”的潜力，提供了一种在女性主义中克服统一和排他性方法的方式。将“交叉性”界定为揭示种族、性别、阶级、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身份如何相互交织、身份如何构成并加强，以及压迫系统如何相互联系、展示“多重不平等同时纠缠”的一种视角。它是一种面对复杂性、克服分歧的关键工具，是复杂、累积的方式，其中不同形式的歧视所产生的影响合并、重叠或相交。这个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看见不同的歧视因素如何在交叉路口相遇，并影响某人的生活，使得女权主义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变得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情境化立场”和“支配矩阵”：群体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审视 基于交叉性的视角，Hill Collins建立了“支配矩阵”的理论。在韦伯和福柯著作的影响下，她通过质疑权力的关键社会范畴来反思权力本身。最初Hill Collins将该理论用于分析美国黑人女性面临的歧视和随后的争取平等斗争，该理论基于黑人女性主义认识论，通过给那些在社会结构生产中沉默或被忽略的人们发声，为重现处于边缘的人群提供了经验。通过“支配矩阵”可以看见不同身份在相互构成的权力关系中得到加强，在特定的一个空间中使人们能够找到优势，突出一个或多个特定身份，以便在相应的背景下抵制排斥其他身份。“支配矩阵”现已应用于对边缘化群体的理解和赋权过程，如被贩运人口、残疾人、少年犯罪者、土著人民、小型企业家等，来洞察“相互构成的身份”。Hill Collins认为，即使是最受压迫的人也有渠道抵抗，他们可以通过话语、种族、阶层等产生无法轻易辨别的方式，通过抵抗转变成压迫，从而导致群体内部的分化。如在被压迫的黑人内部，黑人妇女也难以分享权力，从而维持了黑人男性在其家庭和社区中的主导地位。该理论不仅展示了多维化的从属、压迫、特权范畴，展现黑人妇女在交叉路口的境遇，同时，它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妇女（或其他边缘化人）的自我身份，而不是通过个人和集体行动主义来简化外部强加的身份。 但是，在交叉性视角下，尽管范畴内部的个体受到不同社会范畴的影响存在差异和分化，但不能否认群体整体的同质性，不能忽视对群体整体性和群体面临的另一强势群体的探讨。通常，人们会在三个层面上有过相似的经验而遭遇同样的体验：个人经历层面（由具体的经验、价值观、行动和情感组成），由种族、性别和群体或社区构成的团体文化背景层面，以及社会制度的系统水平。交叉性承认性别是一个复杂的类别，不仅应关注内部的差异，而且不能忽视其相似性。因此，Hill Collins认为，“支配矩阵”的分析要结合个体或群体“情境化立场”。“情境化立场”理论认为，等级制权力关系中的群体定位会为那些群体中的个人带来共同的挑战。这些共同的挑战可以促进形成相似的视角，从而导致群体知识或观点的产生，相同的群体面临着一个或多个“情境化立场”，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团体的行动。 通过对5个省12位在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采用“交叉性”的视角，引入Hill Collins“情境化立场”和“支配矩阵”的理论，分析“女生节”的面面观。讨论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在女性群体为主体的女生节中存在着性别平等的悖论，它由男性话语构建的横幅标语和“悦他”的代理性消费构成，这体现了女性在面对男性话语霸权和消费主义浪潮双重“情境化立场中”的同质性;二是深入女性内部看女性之间的竞争和对立，展示女性和其他社会范畴（年龄、学历、性经历等）在不公正的权力关系中的重叠相交，关注在被忽视的交叉点处的特定社会群体——妇女在“支配矩阵”中分化的弱势群体的节日失声与退场。 二、“情境化立场”下强势群体的狂欢 仅在种族或性别概念框架下，很容易看到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如何造就社会群体。在二元思维中，男人统治着女人，白人统治着黑人劳动力市场、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机构。在女生节中，把女性作为一个同质性的范畴来对待时，将面临着相同的“情境化立场”——以男性主导的话语霸权和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在这场节日的狂欢里，再一次强化了社会性别建构，并创造了节日的消费传统。 （一）标语：男性的集体主语狂欢 高校女生节的节日氛围很大程度上从各色猎奇的横幅标语得以彰显，如“管理诚可贵，编程价更高，若为女神故，二者皆可抛”“既能貌美如花，又会理财管家;管院女神，捧心上，带回家”“无论你剩或不剩，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女神”等将女生捧上天的标语随处可见，似乎体现了女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由男生牵头悬挂的标语是男性话语的表达和女生形象的再建构，也是两性关系的重新塑造，女性在这个过程中被定义和解释，比如，很多高校出现的“XX院女生，你是我妈指定的唯一儿媳”这种标语其实无意间就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再次强化。萨丕尔—沃夫假设认为，我们的意识被我们所使用的话语限制，甚至被话语创造。男生作为标语制造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的标语不仅仅反映了社会性别分工，也实际造就了这种分工，因而横幅标语是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工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强烈地受到特定话语的支配，这种话语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表达的媒介。“他们一般是早上买早餐和玫瑰花，晚上送奶茶炸鸡之类的。早餐是标配，代表足够有诚意。听见有人敲门就出去拿早餐，然后会看到各个学院、专业、班级张贴的条幅，都是男生前一天晚上挂上去的。礼物、条幅这些都会拍照发朋友圈表达感谢……我还记得今年我们班挂的是——老师说：女生负责美，3班男生负责让女生美。比较有特色的条幅会在朋友圈流传很久。”（20190312-ZWX）女生节横幅标语的存在本身乃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提示符，是男性某种“不在场的在场性”。在校园这个社会空间中，标语是社会实践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实践，男性通过实施这种特权，在向某个不在场的权力恰当地表达归顺和忠诚，暗示女性既要“貌美如花”，又要“赚钱养家”，完美地诠释了社会对女性的双维期待。女性在男性话语的统驭下，也在积极主动地从事着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以此来缓解社会角色冲突产生的压力。而且，在横幅标语溢美之词的背后，给予赞扬的人很可能处在权力更大的位置。福柯指出，在组织体制内占主导地位的成员通过话语来创造秩序，维持其统治。当女性被赞美的横幅包围时，也不自觉地裹挟进由男性主导建构的话语体系。在陷入“被表白”的狂欢中，女性失去了表达权，这种“被表白”实际上是以默认在公共劳动和其他公共事务中低于男性权利为代价的。 （二）购物：男性监视下的代理狂欢 当今，休闲和炫耀性消费是证明经济实力、赢得并保持良好声誉的方式。各群体在他人的注视下显示财富、进行炫耀性消费来赢得社会声誉。根据传统规范，性别特征的展现需要通过大量服饰和美容的包装，特别是女性。女生节的消费产品更是体现了凡勃罗所指的“代理消费”，即有闲阶级出现后，需要弱势的、被奴役的一方（女性）进行代理性消费。这种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性或彰显家庭社会地位等。表面上来看，女性购买服饰、口红、香水等产品是一种“悦己”式消费，但是只有通过装扮这个过程，女性才有可能为自己建立起社会所接受的女性身份。在消费空间中，如今以女性为主要用户的产品倾向于找“小鲜肉”进行广告代言，对男性身体审美更加“商品化”，但是这种“标准审美”在视觉上迎合女性的理想，并将其作为身体的镜像，让女性从男性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这就是一个'买买买’的节日啊，不'剁手’简直对不起自己。我和朋友会买口红和化妆品，淘宝有很多活动，文案很吸引人，图片充满粉粉嫩嫩的少女心，看完很难忍住不买啊。而且和双十一不一样，到处都写着'女生’'女神’，看见那些广告就会很想赶快买些抗衰老的产品，害怕变老以后要去过妇女节，女生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这天一定会好好犒劳自己。”（20190315-ZL）女性张扬消费的背后同样也体现了消费社会下商家的监视和控制，随着资本控制的审美标准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促使了女性之间在消费这个场域中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博弈。女性通过改善自己的外貌身形向社会主流靠近，从而获得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身份。女性的被动地位使其不断贴合消费社会的偏好，如某些品牌口红推出的“斩男色”、服饰的“好嫁风”等男性审美的回归，让女性逐渐丧失主体意识。在社会交往中，外表是符号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穿衣不仅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的表征，而且是一种“行动的实践”，即人们可通过衣着来重塑自我。在消费社会中，女性所购买物品的符号意义也早已由社会所定义，并通过大众传媒、时尚等产业中介塑造。在节日的影响下，女性通过购物犒劳自己来彰显特权，以此实现短暂的身份转型和主体性再造，但是节日带给女性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仍然是将女性视为父权制社会和商品经济的猎物，反而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社会地位的差异。 三、“支配矩阵”中弱势群体的失声 女生节自动地把女性分成对立的两个阵营：年轻的、未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与已婚的、年老色衰的、生育过的、落后的“妇女”，让两群人分开过节，意味着这两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和诉求。在“女生”眼里，“妇女就是'嫁为人妇’的女人，缺乏女性的魅力”。“妇女”常常伴随着“劳动”“中年”“已婚”“农村”等词语，在这种表达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受到职业、年龄、婚姻、城乡、生育等“支配矩阵”的交互影响，在节日中或压迫、或从属、或享有特权。 （一）妇女的退场：公共性的消失 高丙中认为，由节日的文化认同功能所决定，人们在选择“过什么节”“怎么过节”及“和谁一起过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作出选择。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妇女节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上，形成一个动员妇女团体、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特殊场域。这个节日的重要性已经从妇女群体的自身利益和解放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高度。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声势衰微，妇女节的公共性逐渐消失。“三八”妇女节通常是对“三八红旗手”表彰之类的国家行为和机构行为，是对群体中先进个体的表彰，因而脱离于大部分女性的个体生活。与女生节的全民狂欢相比，妇女节是质朴的、集体的、严肃的;与“我是一个女生”的个人主义相比，“我是妇女”的表达是集体赋权方式下的身份认同。女生节是女性个人拥有特权的节日，而妇女节通常与其家庭角色紧密相连，妇女是妻子、是母亲，妇女节的庆祝也与卫生纸、洗衣液、床上用品等消费对象相结合。因而，妇女节是在私人空间进行的，是“安静的”“勤俭持家的”对家庭的奉献和无偿付出的展示。“女生节活动很多，商场这天会打折，我妈也会给自己买衣服，还有买一些常用的生活用品。”（20190317-ZYT）节日以共同的时间片段、仪式活动构成了公共的文化空间。如今，妇女节的公共空间性被瓦解，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里，妇女从抗争权力的社群沦落为已婚已育，缺乏魅力的群体。在现代权力话语的渗透下，劳动被污名化，“不劳而获”越来越受推崇，妇女在当代女性群体中不再具有积极意义。对容貌、年龄的重视已经取代掌握生产资料成为追求女性权益的主流，这样一个群体亟须新传统来表达与实现自我认同，而新的传统通过与旧传统建立联系获取新的合法性，因此，在“三八”妇女节基础上，“三七”女生节应运而生，女生节拥有了自己的公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女生节在公共领域的公共行为是“去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丧失了女性在公共领域讨论权益的自由。 （二）规避式的狂欢：认同的悖论 节日使人们能够通过逃避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在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中自由地弥补自己命运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我尊重、自由、支配、地位等。如果这些价值因素不能通过狂欢来满足，那么人们就会受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劳动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挫折及家庭环境的制约困扰。因此，节日是一个类似“安全阀”的、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节日在近乎全民狂欢的氛围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欲望的发泄，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官方之外的“在野的行为方式”。此外，节日是为了纠正过去对弱势群体不公的记忆，以使人们接受这种新的社会记忆;通过对“我们”的强调，也会使得节日的参与者意识到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归属，从而保持现在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个诞生于高校的节日，从一开始就将女性群体分化，以此来展示节日的特权。节日的参与者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人们很容易因为发现了很多与自己的见解有这样或那样共同之处的同伴而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群体认同感，甚至安全感。在这样的场域中，女生节的参与主体进一步将自己与“妇女”划界，产生节日的优越感，从而完成自我肯定，形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对峙。在“支配矩阵”（年龄、婚姻、城乡、生育等）的作用下，加深了衰老、生育的恐惧，并无意识地强化、夸大了其风险，自卑感、焦虑感产生了群体性蔓延。“我很排斥和害怕妇女这个词，想到脑海中会立马浮现一位'围着家庭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厨房转’的操劳女性形象，是唠叨、脸色蜡黄、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想到有一天要变成这个样子，我就想要晚点结婚。”（20190312-CYD）随着马尔萨斯式家庭模式的解体，人们的婚姻选择走出了对父母及家庭的完全依附，个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传统家庭影响弱化。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进一步争取政治、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权利的同时，开始转向要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从根本上逐渐瓦解了传统家庭模式的性别关系基础。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将导致孩子作为妇女合法地位的保证价值降低，从而降低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男孩偏好，弱化了父权制下“母以子贵”的观念，从而降低对孩子的需求，最终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家庭内部两性间关系的改变推动了新的以核心家庭的幸福而不是传宗接代为中心的生育观的产生。私人生活的一系列变革，增强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相对议价能力，增强了女性在家庭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减少了非自愿生育的可能。但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悖论：身体是自己的，生育权也是自己的，有权力生或不生，所以通过不生来彰显这种权力，生育权成为深层夸耀中高贵价值的力量。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可获得性发生变化，个体的选择权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尊重，可以通过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来促进两性平等，但是这种“讨价还价”无形中就站在了男性的对立面，本质上又强化了男女差异的主体逻辑。女性掌握了婚姻、生育的主动权，但是仍然活在“年老色衰”“黄脸婆”的恐惧中，所以标榜“子宫独立”的女性又再一次退回到了对种种风险高度评估的紧张之中，进入了另一种“生育陷阱”，这也是性别平等的倒行逆施。 四、对性别文化的思考 为了构建一个真正的性别平等的世界，需要听取不同种族、阶层的女性声音。在交叉性视角下，各个社会范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此来关照这个重叠且相互依存的系统。通过在女性主义分析中引入交叉性视角，使得该运动变得真正具有包容性。归根结底，所有人可能都以不同和独特的方式经历歧视和不平等。女性群体具有同质性，面对着相同的“情境化立场”，然而将中产阶级女性享有的特权或者获得的地位描述为所有女性都同样经历着并享有着是不正确的，不同的个体受到复杂多样的“支配矩阵”的交互作用，产生了群体内部的强势与弱势。交叉性带来的内部关注并不意味着群体本身消失了，而是由独特的个体的积累所代替，这些个体的身份复杂性使得基于群体的身份和政治，不可能从群体建构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各个社会范畴赋予个人更加丰富的内涵。一个新的视角，它会提升人们对制度力量的实际机制如何能够发生巨大变化的理解，分析多个从属、压迫、特权范畴相交和相互作用影响下，来探讨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并由此关注长期被忽视的边缘个体。 妇女节最初源于女性抗议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的运动，其发端是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取得选举权利，更是给弱势女性群体发声，给她们争取关注的机会，而且“妇女”在司法意义上也是指代14岁以上的女性。作为一个载体，妇女节将各国妇女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具有同质性的女性在节日中仍然要面临相同的“情境化立场”的压迫，在节日中强化了集体的身份认同和传统的社会分工。同时，女性对妇女的规避不仅体现了女性主体内部的区隔，还反映了女性主体对婚姻、家庭劳动、衰老、生育的恐惧和排斥。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两性》中提出，将生育率视为一种拖累并追求平等是非常危险的，它将生成一种隐秘的“厌女症”，导致女性的自我厌恶。在女生节的狂欢中，子宫和妊娠不仅仅是普通的生理器官和生殖活动，更是一种身份与政治权益。因此，不论是女生节还是妇女节，希望女性能够抵御住消费主义的糖衣炮弹，实现自我赋权。全体女性都应该团结起来，检查审视我们自己的特权，通过更广泛、更包容的视角实践女权主义，释放女性自我的生命话语。 关注博翼平台即可接收课程动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