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刘晓平 || 我的童年(散文)

 溪云斋 2023-05-18 发布于山东

入斋云映溪    闲坐心悠然



溪云斋·文苑

    我的童年   


刘晓平



三斗米的命

公元1960年,是一个少有生命诞生的年份,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啊!但我却偏偏出生在那一年,12月19日,便是妈妈熬受苦难的日子,也是我开始苦乐年华的第一天。我永远珍惜这一天,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是我怀想妈妈为了我的生命,所经受苦难的日子。   

我在这么一个苦难的日子里出生,说明我生命力是极强的,更重要的是预示着我这一生是吃苦的命,我这有生以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1960年12月18日,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却不喜欢看大雪的景致,躲在妈妈体内不愿出来,似乎早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比妈妈体内苦难更多!我在妈妈体内折腾了一天一晚,直到19日凌晨与这个世界见面。我与世界见面的这一天,大雪仍然纷飞着。无疑,世界给我的不是温暖,而是寒意和苦难。

在我们那里的乡村,谁家生了孩子,是要给所有来客发红蛋的。可我家哪来的红蛋,坐月子的妈妈连一口红糖水都没法子喝上,那些好乡亲和周边不远的亲戚来看了,都只有一杯白开水,拿不出红蛋来,妈妈月子里都没吃上几个鸡蛋。   

由于在妈妈体内营养不良,出生时我很瘦小, 据说还不足5斤。出生后又没有奶吃,不到一岁时我便病了,直至病得奄奄一息,让爸妈整日处于一种惊吓和饥饿的交困之中。我就那么不死不活地拖延着,发着高烧。爸妈带我就诊过好几家医院,可就是治不好。后来,有一个民间郎中说他能治,但要三斗米作医费。当时要拿出三斗米,哪有那么容易呢?可为了救人,祖宗三代一齐动员,忍饥挨饿,凑足了三斗米的医费。也不知那民间郎中使了什么法,竟没几天我就被治好了。原来我的小命,竟是三斗米换来的!

此后,我的命就全是爸爸和奶奶磨米汤水喂养大的。   

小小放牛娃

“五月的风

用绿茸茸的手

掰开了栀子花

牧童  在雨后的清晨

走进诗的意境

用琅琅书声

放牧小牛

也放牧理想

牧笛  悠远了

只有笛孔里

跳出的太阳

用耀眼的光辉

为五月的牧童造型……”

在这里,放牧的日子一切都诗意化了,童话了。其实,记忆里放牛的日子是危险而辛苦的。   

我两岁多一点,便做了哥哥,我的大妹便出生了。我三岁开始放牛,一直放到十二岁。最初放牛的时候,因为太小,放牛成了牛放我,牵不动牛,常常是被牛牵着走,有时牛使犟劲,一晃头就把我牵倒了,好多次还把我从高高的田坎上抛下去,老半天爬不起来。至今的梦里,还常常出现被牛抛下坎去的情景。每当牛走春的季节,便叫唤着满山跑,常常是从这山跑到那山。我什么也不懂,便在后面哭喊着、追赶着,常常一个下午的放牧时间,我便是在哭喊中追赶着度过的。放牧时吹笛读书的情节也是有的,那是以后大一些时候的事情。但在大一些的时候,放牧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放牧了,还要附带或割草、或打柴、或拾肥的一些劳动。当时,我们放牛的小伙伴,也常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当班。

放牛的日子虽然苦,但回味起来却很有趣,那是城里孩子无法体味到的一种生活。我们也常在放牛时做一些打野仗、捉迷藏,过家家的游戏,甚至开故事会。有时甚至站在山腰,指点山水,抒发一些规划家乡建设的理想。现在,我奔波在异乡,但对故乡山水人情的依恋与回味却越加浓重,时常令我激动难眠。   

拿着棒子开门

我记得四岁多的时候,爸爸在很远的城步县搞社教,总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家一趟,家里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一起过。我觉得我这个老大是个命苦的人,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所有辛苦与劳作的事情,全被我摊上了。

爸爸不在家,妈妈要带妹妹和弟弟。每天早上起床,妈妈帮妹妹、弟弟收拾妥当后,天已是太阳晒屁股了。因此,每天早上开门、生火、做饭的事,就都成了我无法推脱的。我本来就瘦小,加上劳累与营养不良,小时候就不肯长个子,四岁了才像个三岁的孩子,别人总会小看我一岁。早上起床开门时,既没门栓那么高,也没开门栓那么大力量。于是,妈便为我准备了一个棒子和一个小板凳,每天早上起来,我便站在小板凳上用棒子一下一下地敲门栓,直至把门打开。

打开门后,便生火、烧水、洗脸。这时候,妈妈带弟妹都起来了,便用摇篮装着弟弟,让妹妹陪着弟弟玩,自己便接着做早饭,我便去当我的放牛娃。

拾枞叶

这一辈子,我想应该走完了一半,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一切。早上放完牛后,趁太阳没有开始咬人时,就得赶紧上山拾枞叶,用来生火和当柴烧。一天就只有早饭后到晌午饭之间的时间,可以用来和小朋友们玩一下。下午,又得去放牛。

年龄稍大一点,我便开始学会挤些休息的时间了。常常在放牛的时候,拿着拾枞叶的篮子,一起把枞叶拾好,自己就可以把原来拾枞叶的时间,用来与村里同伴们一起玩。我刚上五岁时,村里比我大的同伴们,假期里可以与我玩,但假期后,就都得一起上学去。我一是在家就得带弟弟,很累;二是看到他们读书好玩的样子就生念,便想我何不也读书去,那样可以不带弟弟。于是,一天我带着弟弟来到婆婆家,把弟弟放到摇篮里,就扯谎说:“婆婆,您帮我看一下弟弟,我早上拾的枞叶太多没拿完,我去把剩下的拿回来给您生火。”婆婆没有追问,也不置可否时,我一溜烟便跑出了门,飞也似地追赶上同伴们,一起来到了学校。

窗台下的学生

那时候学生启蒙年龄没现在这么规定得死,但也得有父母等家长陪同报名上学的要求。我扯谎骗了婆婆,兴奋地来到学校,自然不敢去与老师报名。

于是,我们村里比我大两岁,绰号叫“毛狗” 的同伴,进到了一所教室上课,我便在窗台下当起了旁听生。第二堂课时,老师问:“上堂课是第一课,我们学的是什么,同学们还记得吗?请告诉老师。”这时,窗台下有了回声:“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教室里陆续也有了回声:“毛主席万岁!”

老师是个女的 ,她叫孙世英,一位慈母一样的老师,人也长得漂亮。就是她,后来送我回家,与我妈进行沟通,让我正式报名做了她的学生。报名后还与我妈说:“就是太小,看着办吧!”但正式入学后,我没有因为太小而退学,反而因为学习好而做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就这样,一个叫孙世英的慈母一样的老师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尽管其他一些小学老师,我都已记不得太清晰了,但她在我的心里,音容笑貌却一直栩栩如生。

写字的左撇子

正式成为一年级学生后,其他一切都很好,接受能力、读记能力都上乘。但有一个问题来了,老师一再教我,写字一定要用右手,不能用左手,这是个习惯,一定得改正,否则将来会给学习、生活添麻烦的。

但是,孙老师教我改正后,她一离开我又变成了左撇子。

没办法,她见“毛狗”与我同村,便把他安排与我同桌,嘱他一定要改变我左撇子写字的习惯。“毛狗”虽比我大,还是降班生,但他除了不是左撇子以外,其他如接受能力、读记能力均不及我,常要我给予提醒,因而他很喜欢与我同桌。同桌后他十分卖力,一见我用左手便给予纠正,有时甚至捉着我的手写一阵子。这样过了一个学期,硬是改变了我左手写字的习惯。现在,我除了写字不用左手外,干其他什么事都用左手,典型的“左撇子”。

 改变左撇子写字的形象,我首先得感谢孙世英老师,其次得感谢我的好同伴“毛狗”。

我的学校读书生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吃红薯成长的岁月

每当遇到街上烤红薯的,我总要买上一斤,就站在街边吃完它。妻子常常不解,那有什么好吃的,一副馋嘴的样子。我常常一笑了之。其实除了品尝几份香甜外,更重要的是我还在回味我曾经吃红薯成长的一段岁月。   

三年苦日子过后,农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队里分的主粮食,常常只够吃几个月,一年里有好长的日子,都是要靠红薯等杂粮帮撑着过日子的。还有点大米的时候,就把红薯切成粒拌了煮着吃。没有大米了,就把红薯蒸着吃、煮着吃,就连上学读书,也只能搬上几个亲如兄弟般的红薯,熬过一天的时间。我在诗里曾这样写道: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新书包

破烂的衣服飘扬着

像旗帜飘扬在弯弯的山道上

标示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口香糖和面包

几个兄弟般的红薯

帮他撑过一天的温饱。。。。。。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新书包

双手拿着翻飞的书本

像小山鹰

在山梁上飞翔

诗,也是我童年生活的翻版。那时节,勤俭的妈妈还要把红薯切成米粒或丝,晒干贮藏起来,准备用来作熬过冬天和春荒的食物。好长的一段日子,我们总是把红薯变换着花样来撑饱自己的肚子。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不愿吃的,因为除了吃红薯,我们别无选择。不管是怎么一种吃法,我们姊妹几个总是争着吃。

出新米的季节,那是我们伸长了脖子盼来的季节。每年吃新米饭的那一天,妈妈总会做好菜,把饭煮足,好让我们都吃好吃饱,每年吃新米饭的那一天,在记忆里可比过年还要舒坦。记得有一次吃新米饭,饭香菜好,我一个劲地吃,不知肚饱,等感觉肚饱的时候,已是胀得走不动了,跨过低矮的门槛也觉得吃力。但是,那一顿饭香至今缭绕于脑际。   

吃红薯成长的岁月早已过去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如在昨天,它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是一剂良药,足以医治我懦弱、奢侈等人生百病。

艰苦的读书岁月

我那时读书, 完全是为了摆脱家中带弟弟的劳苦。学校不像今天的学校,中午有一顿午饭吃;我们那时读书,家庭条件好的,可以带点饭上学,饿了也只能吃冷饭;家里条件差的,顶多可以带两个红薯上学,正与我前面说的,“几个兄弟般的红薯,帮他撑过一天的温饱。。。。。。”

家里离学校三里多路,上学放学哪有人接送?也没有现在乡村的水泥路,尽是一些的小路土路。晴天还好,走路也谈不上辛苦,但若遇上雨天,上一天学校回家,不知在路上要摔多少跤,回到家时活脱脱的全成了一个泥人。一旦到了冬天,真正可谓是寒窗苦读,不要谈空调,甚至连一点火星子都看不见,放学回家时,一个个都有点浑身发抖,眼泪鼻涕一般齐,完全可以说是在饥寒交迫中过日子。

小学、初中是在一所学校,小学老师也随着我们小学毕业而升入初中教学。那时,每一个学校都有学农基地,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上学每周都有一天学农课,回家又继续跟着大人学农,心中多少有些厌烦;学工没条件,学军没师资。好不容易初中毕业了,我又来到10里外的一所学校读高中。高中时,只能清早热好剩饭吃,读一天书,上午肚子还能应付,下午上课时就听到同学们肚子饥里咕噜地叫,此起彼伏。等到放学钟声一响,同学们比鸟儿飞得快,都想早一点回到家,吃上一顿饱饭。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还有就是要能赶上生产队里的下午工, 为家里多撑几个工分。有一点也与初中一样,那就是每周一天的学农课是不能少的,老师与同学们都要去到10里开外的铜盆山上,挖土施肥,整整劳动一天,方算完成任务。

高中毕业后,我恰好满14岁上15岁,便做了一名“回乡知青”,继续务农。至此,我小学至高中的艰苦读书岁月方告结束!

挑着担子哭着走

担子在肩,就好比肩负着一种责任,责任重于泰山!

重担在肩,就应该任劳任怨、坚忍不拔、有始有终地送到目的地,这是我崇尚的一种人生观。

经常挑担的人有一种体会:不管多重的担子,只要能挑上肩,就不要歇气,不要气馁,只管默默地往前走,就一定能到达目的地;如果半途气馁,走走歇歇,就会觉得担子越挑越重,直至把人的意志压垮。

小时候,由于生活的艰苦所造成的营养不良,我长得是一副豆芽菜似的身材,本不是挑担子的料。但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早早地学着挑担,并一直挑着担子长大。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小时候挑担的一次次经历,萎靡的心情便从记忆中苦雨似的汗水里洗礼出来,精神便为之振奋,任何困难便随之而踩在脚下。我总把青少年时期挑担的艰苦经历,看作是医治我人生百病的良药,也是铸造我责任心的熔炉。

挑担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既是我一种酸楚的回忆,亦是我人生的动力源。

爸爸在“文革”一开始的1967年时, 即被遣送回乡劳动。第一次是随爸爸去远山挖红薯,远山离家约有4公里,是爸爸新开的一片荒山地,第一年插上红薯,便获丰收。秋收时爸爸和妈妈一连挖了几天,还剩下一小部分没挖完,爸爸便带我一块去。整整挖了一个下午,天近黑时,总算完工了。但是,所挖的红薯,爸爸当两次挑也是十分沉重的,何况还有红薯藤。我很想减轻爸爸的压力,便建议爸爸:“红薯藤就放在畲地明天来挑,相信不会有人要,你让我也跳一些红薯回去吧!’’爸爸看看我,拍了拍我幼嫩的肩膀,有点犹豫,因为我年仅10岁,还从来没有挑过这么远的担子。但最终爸爸还是给我扎了一担红薯藤,让我试着挑了一下,问我重不重。我虽然感到很沉,但有心想帮爸爸,便说:“不重,我能挑。”爸爸说:“那你就挑着慢慢走吧!实在挑不动了,就歇下来。”我挑着便走,走不了多远,便觉得肩膀像马咬着一般,腰杆也挺不直了,眼冒金星。于是,我便歇了下来。一会儿,爸爸便挑着一担红薯来了,我明显地看出他也感到沉重,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挺着有些弯曲的腰身。爸爸看我歇下来,便嘱咐我:“你歇一会再慢慢走,我还得挑第二趟。”说完便走了。我望着爸爸的背影,便又试着挑了起来。这时,月亮明晃晃地贴在了天空,星星也眯着笑脸满天空地闪。我心里默念着:“我一定要挑回家。”可是,走着走着,便又走不动了。放下担来,我便不由自主地哭了。爸爸回来挑第二趟时,见到我便说:“平儿,你歇着等,妈妈安顿好弟弟妹妹就来接你。”我一听,又来劲了,便又挑起来慢慢走,走着走着又走不动了, 但我还是硬挺着硬撑着,不愿放下担来,就那么挑着担子哭着走。一会儿,妈妈来了,她见我的形状,慌忙从我的肩上接过担子,说:“你爸爸真是糊涂了,怎么给你挑这么重的担子?”我说:“不怪爸爸,是我自己挑不起。”

还有一次是挑煤。生产队烧石灰,需要去20余公里外的煤矿挑煤,各家去一个劳动力。爸爸教书,家里就我可去。去的路上,我便想:“一定要多挑一点,争一口气。”到了煤矿,我便与他们比着挑,尽管觉得沉,但我还是挑着和大伙一块走。走着走着,便觉得肚子空空,浑身乏力,汗如雨下,肩膀也似乎麻木了,腰杆也挺不起来了,慢慢地我便掉了队。人已没了力气,却又重担在肩,其感受是沉重,却又不仅仅是“沉重”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的,甚至于伤心落泪。当时我便想:“担子沉重,但人是活的,何不卸下一些。”但当我重新挑担在肩时,一个念头又促使我重新把卸下的煤用手捧起来装上。挑了这么远再把它丢掉,确实舍不得,何况一粒煤便是煤炭工人的一份辛劳,何况做男子汉就应该重担在肩不言放下。太阳当头,重担在肩,我一边走一边想些心事,担子便不再觉得沉重。汗水满头冒出,便用手揩去,渴了便在路边喝口泉水。当我挑着煤经过邻村的一个代销店时,被代销店里的营业员发现了,她是下放在该村的知青,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她笑着拦住我,要我歇一会,并打来水让我洗个脸,还拿来饼干让我吃。我洗完脸,一看她的毛巾,坏了,全黑了。这时,她站在我身后笑,关切地说:“我看你脸全黑了,才让你洗。你怎么能和他们比,挑一样重的担子呢?这样你会累坏的。”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脑海里一下便涌出了她在学校时,曾给予我的所有关心。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一直以大姐姐的心态关照着我。她坚持要送我一程,我说什么也不让,很男子气概地对她说:“只要我能把它挑在肩上,便一定能把它挑回家。”回到家里一称,我挑的煤比同去的伙伴都重,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

1978年,我以社会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又走进了校园,直至参加工作到现在,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重体力劳动,再也没有挑过重担。但是,曾经挑着担子哭着走的记忆,却一刻也未曾淡忘,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去克服人生的每一个困难。现在的每时每刻,有形的重担不再在我肩头,但无形的重担却时时刻刻压在我身上。本职工作的繁重,理想事业的追求,家乡父老的思念,妻儿老小的责任,都是一幅幅无形的重担,常常让我放下这担挑那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有两次调长沙、北京的机会,但都因本职工作离不开我,家庭孩子离不开我,而一一放弃了。我信奉一句话:“只要重担在肩,就一定要把它挑到目的地。” 

学会犁田耙田

十五岁, 还没到成年, 但我回乡后, 整天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劳动,挖土、插秧、挑担、打稻,样样都干。当时队里主要劳动力就十几个人,由于支持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劳动力大减少,支持煤矿建设去了两人,支持湘黔铁路、枝柳铁路各一人,县里修大型水库也去了一人,总共去了五人。队长常常为少劳力而发愁,广大妇女也充分利用,一些年轻力壮的妇女,只要和男人同工,就一定让她们与男人同酬,那就是与男人一样地计工分。

有一天,队长在出工歇息时,对大家说:“现在村里又回来了两个高中生(毛狗和我),他们做事也很努力,干什么都还像模像样。虽然与大人还有些差距,但我想只要他们学会犁田耙田,就应该让他俩一样与大人同工同酬,大家不会反对吧。”大家听了一致赞同,因为大家都明白,队长是为了什么。当时,“毛狗”十七岁,我十五岁,但两人是一起回家的高中生,队长也就不再分开安排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暗自下了决心,一定早日学会犁田耙田。

春耕时节,我们便开始学习犁田耙田,队长当起了师傅。我们两人便一人一头牛,一人一丘田,打着赤脚系紧腰带,在架式上不输。把牛套上架就使起来,刚开始犁不吃泥牛拉着犁和人满田跑,队长就下田做示范:“腰身要正,两腿要撒开,站桩要稳,手不能把扶手往下压,而要把扶手先向前往上扶,这样犁头吃泥入土后就很轻松了,你只要把扶正扶手就行,而你要犁头不吃泥入土时,你只要把扶手往后往下一压,犁头就会出土,并不要使多少劲,好好体会总结。”队长示范后,真的就得心顺手起来,队长也这边示范后又跑去那边示范,两丘田之间来回跑。只一天,基本的犁田要领和细节我就掌握了,但是力气和个子均不够。犁到头打转,我一手拖不动犁,就双手抱着拖;需要扶犁换犁时也一手不行,我就肩扛头顶。一天下来,一身泥一身水的,活像在水田里打滚出来。

后来学耙田,由于个子矮力气小,常常该提耙时没提起,该压耙时压不住,转来转去,泥巴虽然辗烂,但常把田里的泥巴耙得一堆堆的,总也耙不平,牛也累了发脾气,我也明白其中原因。于是,我甘脆把牛松了架,让它休息我自己用双手来耙、来挖、来抛,总要把田弄平。田一耙完,最后还是一身水一身泥的,活像一个泥菩萨。后来我耙田时,总忘不了带上一把锄头,耙不平时用锄头也要挖平。队长笑着对我说:“犁田时你要何时才能不用锄头?”他知道我懂得了犁田耙田,就是人小个子矮力气小的原因。

三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这个一九七七年高考数学打零分的人,终于以数学7.5分、总分上了大专分数线。我终于把锄头放下了,再也没摸过犁耙、锄头。然而,我还真是怀念那段学犁田、耙田的日子,这段日子让我真正体味到农民种粮的艰辛和伟大! 


END

作者简介

刘晓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华文学旅游诗歌委员会主席,湖南省散文学会荣誉副会长、湖南省诗歌学会荣誉副会长、 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创始人。现有文学著作十五部,其散文作品入选全国新编全日制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第三课,其诗歌作品纳入中学诗歌阅读教材,主张诗歌应师承传统,向艾青学习,做人民的诗人。获国家级文学奖二十余次,2018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实力诗人”,2019年以组诗《苏木绰拾起的诗意》获“全国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2020年获紫荆花诗歌一等奖, 2021年获阿克苏诗歌二等奖,2022年获金鸽诗歌奖和季羡林生态散文奖。也是湖南省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和市委市政府”突出贡献”奖的获得者。

溪云斋文学平台

首席评论家:北乔

顾问:梁永利  刘晓平  项见闻

总编策划:风剪云

特邀主播:安心

朗诵嘉宾:水晶·简  天宝宝  李磊  三月  小暖

诚谢友情支持雪馡儿  豆丁 夕眉  翡儿

合作媒体:《几江诗刊》《也是文学报》《齐鲁文学·诗星光》、头条《蓝色海洋诗社》《北京三味诗社》

美图来源:网络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