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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1981年7月，路遥参加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行的“祝贺我省文学作品获奖者茶话会”后，告别妻子和女儿，只身来到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创作的最后冲刺。 《人生》这部小说，刚开始的名字还是《加林的故事》。路遥其实早在1979年就动笔了，而且还写出了成稿。不过，他在写出了第一部成稿后，自我感觉很不满意，虽然当时觉得也能发表，但他还是把这第一稿给撕毁了。 1980年，路遥又试着写出了《加林的故事》第二稿，可他仍然觉得不如己意，就将已经完成的第二稿也给全部毁掉了。 直到1981年7月份，路遥这次只用21天时间，就一鼓作气写成了13万字的《生活的乐章》，路遥自我感觉良好。这部小说，就是在最后发表前才改名的《人生》。 在甘泉执行所写作《生活的乐章》的二十多天里，路遥的每一天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每天都要写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高强度的写作工作让他的浑身如同燃起大火，大小便不通畅，五官都出现了溃烂；而更为熬煎的是，进入持续写作的高度紧张和兴奋让他难以睡眠。 无奈之下，路遥就一个人多次在深更半夜里的甘泉县招待所院子里转圈走路，进而使得招待所的白所长起了疑心，还给县委打电话，说路遥可能神经错乱，担心他走“无常”之路。 而当时去探望过路遥的白描后来也回忆说： “路遥写作《人生》的那年夏天，他所住的甘泉招待的小屋里烟雾弥漫，房门后的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几根麻花和几块酥饼；他的头发蓬乱，眼角黏红，手臂痛得难以抬起……” 虽然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十分痛苦，但路遥却是 经过21天的忘我工作，路遥抱着一大摞草稿来到延安，他要在这里处理一项非常棘手的事情，而这件事似乎就是《人生》后来持续走红，让路遥苦不堪言的前奏。 路遥抱回延安的是《人生》的初稿，距离发表还得经过一番细致修改，就像他在1991年10月26日的延川县各界座谈会上所说，“21天把《人生》的初稿写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路遥在延安处理完父亲的事之后，就背上《人生》的初稿到陕北转了一圈，这期间他把这篇稿子认真地重新审视了一遍。随后回到西安，待了半个月，他又赶到咸阳，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这个稿子又重新搞了一稿，这才算是完成了定稿。 他还抱着稿子，专程跑到铜川煤矿，给当煤矿工人，和他一样热爱文学的弟弟王天乐念了一遍，并满含热泪地对弟弟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他一定能感动上帝。” 不过，路遥对《人生》的定稿仍是拿捏不准，所以就不敢轻易拿出手。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编辑的鼓励和催促下，路遥才怀着“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的心情，给王维玲寄去了名叫《生活的乐章》的小说初稿。 王维玲看完《生活的乐章》初稿，给路遥回信，指出了要修改的地方和原因，以及修改意见，并邀请路遥到北京改稿。路遥权衡利弊后，就于1981年12月来到北京，住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大院内的一间高大明亮的客房里改稿。 路遥在这里改稿的10天时间里，竟然有7天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作品改完抄好。
1982年1月31日，路遥在西安给王维玲编辑回信，同意《生活的乐章》改名为《人生》。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渴望到城市发展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在如愿到城里工作后抛弃未婚妻，却最终失去一切的故事。 《人生》三易其稿，名字则改了4次，从最初的《加林的故事》，到《生活的乐章》，再到《你得到了什么？》的几次反复后，最后定为了《人生》。虽然路遥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但是从初稿和名字的数次更改就能看出路遥的创作之路其实充满了艰辛与曲折。 《人生》在1982年第3期的《收获》杂志的头条位置刊发后，很快就彰显出了无穷的魅力，好多名刊杂志相继进行刊载，大家名人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人生》就此开始走红了。 《人生》的火爆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82年11月份推出了《人生》单行本，首次印刷13万册，很快就脱销了；第二版印刷12.5万册，年后又加印7200册，总印数达到25.72万册；《人生》升温的火更加旺了，北京广播电台也于1982年11月21日开始播出《人生》的有声小说。  1983年，《人生》持续发酵，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文学评论界再度以集束性的评论关注《人生》，更重要的是，无数普通读者被《人生》打动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无数信件让路遥一时间应接不暇。 读者的来信内容千奇百怪，除了谈论阅读小说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秘的“导师”，纷纷向他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 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路遥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路遥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 他们的许多问题让路遥哭笑不得，无法回答。然而，让路遥苦不堪言的事还在后头。 1983年3月中旬，《人生》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以绝对的实力排在第四位。但此时的路遥仍然没有钱去北京领奖，只得让在当采煤工人的弟弟王天乐帮忙借到了500元。
《人生》的获奖，让路遥彻底成为“名人”，报刊约稿，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熟人前来祝贺等等，让路遥应接不暇，而且还经常跑上跑下地疲于奔波在接电话之中。 不过，《人生》的走红仍然在持续，电影《人生》1985年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作品奖；同年，获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1987年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文汇报》联合举办的新时期10年电影最佳故事片奖，吴天明获导演荣誉奖。 事实上，《人生》这种持续不断的轰动效应，是路遥所想得到的。作家只有依靠厚重而坚实的作品出了名，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然而，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但路遥面对的却是“高处不胜寒”。成为“名人”后，路遥的生活节奏与生活规律被彻底打破了。
有一次，路遥回到了延安，生父知道后，就领着好几个亲戚从清涧远道赶来延安，叫他帮助办事。 父亲用不容置容的神情对路遥说，家里日子过得困难那些年，这个人给了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的儿子有个这样的事，你得给办了。另外那个人是咱们家的亲戚，你在外面不知道，咱们家的亲情关系可重哩，他家有什么问题，你也要帮忙解决一下…… 在别人看来，成名之后的路遥“无所不能”。来找他办事的人，有要求调动工作的，也有要求解决户口的，还有叫路遥帮忙打官司的……除了路遥的父亲，还有他的乡亲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无理要求。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只好独自躲到好友曹谷溪在市场沟的窑洞里，漫无目的地对着空窑洞发了一通牢骚。 后来路遥对当时的尴尬样回忆说： “亲戚朋友纷纷找上门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给他们的女子安排工作。他们对我的样子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出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人生》火了，路遥红了，但他却差点倒了，加上社会上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路遥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而且事实上路遥自己也很清楚，《人生》的确是自己创作的难以跨越的横杆。 然而，路遥毕竟就是路遥，他是一个少有的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人生》走红时，年轻30岁的路遥，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文学创造期，他怎能躺在功劳簿中享受余生？ 路遥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里告诫自己，必须尽快摆脱当下“骚乱”的热闹，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于是，急于摆脱困境，又想突然《人生》这个难以跨越的横杆，路遥就自己吹响了创作百万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的的冲锋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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