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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遗留至今的各类汉代画像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更为直观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各类生动的汉画形象是汉代风俗观念的对象化，是汉代民俗事象研究的最直接的实物材料。汉代厚葬习俗因经济发展而兴起，是大量汉画像得以保存的社会条件。而天国的向往和死后升仙的狂热追求，以及以孝治天下等儒家传统观念则是厚葬习俗的观念基础。作为汉墓主神之一的伏羲、女娲是农业社会生殖崇拜的文化产物，也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文化在丧葬习俗中的具体表现，其中蕴含的哲学观念和各种文化观念对于研究、理解华夏农业文明的传统和社会发展具有典型作用。 ［关键词］ 汉画；文化价值；观念基础 ［中图分类号］ J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4)03-0037-07 汉画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专有学术名词，指的是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帛画、器物画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瑰宝，或因为是地面上石祠中的画像，或因为是尘封地下时至当今发掘的文物，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汉画类文物内容十分丰富，可以约略地反映整个汉代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这许许多多神采飞动、栩栩如生的画像，既是汉代人观念信仰、价值取向的反映，又是汉代民风、民俗的折光；既是沿袭至今的汉族风俗观念形成的重要参照物，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的重要载体。其内容驳杂，形象繁富，组合成一卷汉代社会的风俗画，一部世俗生活的断代史，对于鉴古证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一、 厚葬风俗及其经济与观念因素 林林总总的汉画图像，以生动准确的形象记录了汉代社会人际交往中的礼俗、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岁时节俗、宴饮食俗、建筑风俗、娱乐习俗等等。汉画的内容大体有以下主要方面：门阙建筑、庄园楼阁、舞乐百戏、杂技宴饮、角抵博奕、庖厨酒肆、商贾市集、牲畜农耕、采桑纺织、渔筏盐井、狩猎骑射、征战杀伐、车马出行、门吏迎宾、神山巍巍、天国奕奕、伏羲女娲、羽人怪兽、东王公、西王母、九尾狐、独角兽、日月高照、仙霞云蒸、鹤鸣雀舞、飘然仙升。这些内容，百态千姿、形象生动，主要发挥着汉画的象生意愿和升天理想两类功用。此外，还有大量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则主要发挥着伦理教化功能。由于画像石、画像砖是墓室、石祠建筑材料，是墓室的有机组成部分，帛画和器物画是汉墓葬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们的存在首先为汉代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观的佐证材料。 其一，从风俗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汉墓中图绘雕刻画像的风俗与汉代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关系。汉代以前，民间丧葬长年流行木制棺椁葬式。丧俗中大量使用画像砖、石建筑大型砖石墓葬的习俗，伴随汉代经济发展和民间价值取向流变的历史而兴起，伴随汉代国运的衰退而衰亡。这种现象如影随形，同步兴衰，不仅饶有兴味，而且具有很高的经济史和风俗史研究价值。汉代丧俗变化很大。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动乱和杀伐征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诞生的大汉王朝，面临的是一种自天子不能俱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拮据、尴尬的经济局面。经过高、惠、文、景帝诸代的休养生息，社会逐渐安定，生产较快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一度出现了《汉书》所说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生产过剩局面。生产的发展使厚葬父母成为可能，使殷、周时代形成的厚葬之风再度兴起具备了物质基础。从而一改汉初较为粗简的民间丧葬风俗而为竞相追逐的厚葬习俗。而厚葬之风的日趋炽盛，又给作为建筑材料的画像石、画像砖的创作和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民间的日趋殷富，审美追求的不断提高，画像石、画像砖的装饰越来越考究，墓室建筑的排场也越来越大，墓室形制也由沿用木棺椁而来的周阁回廊式，变为T字形、品字形、十字形等多种形制并用。风气相煽，濡染乡里，天长日久，竟至于形成了一种时代的有代表性的风俗。 在民间，画像砖石墓、壁画墓是厚葬风俗的具体表现。一座画像石类墓室，从设计、石料的采制、运输到绘画、雕刻、建造，要求都很高，不仅费工费时，而且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需要时代的经济实力和生产条件作基础。河南南阳发掘的针织厂汉墓、汉郁平大尹墓、麒麟岗汉墓、长冢店汉墓、中原技校墓等画像石墓或呈T字形、或呈品字形、或呈回字形，周阁回廊，规模庞大。汉郁平大尹墓有前大门、中大门、两主室、藏阁、车库、耳室等部分组成，完全是一座形同现世的仿阳宅建筑。麒麟岗汉墓雕刻画像多达155幅，技艺俱佳，显现了民间的富足，艺术的发展；见证了建立在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基础上的那一时代的厚葬风俗之流行。 从风俗史的角度看，“斩山为椁，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式陵墓都是帝王、诸侯王一级的墓葬。郡县级官吏和富豪乡绅要开凿如此工程浩繁的山洞墓，从当时的制度、社会地位来看都不允许。然而，“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民间之风必然是上行而下效。郡县以下至乡绅，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实力，借鉴山洞墓的经验，就近开采石料，烧制砖材，设计墓葬规模，仿照宅第形制，凿石刻画，构筑成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墓室，汉画像砖石、壁画墓于是应运而生，日渐泛化、演以成俗。 纵观汉代历史，经济状况的确制约着丧葬风俗的发展。汉代至文帝时代尤兴薄葬而不起山坟。迟至景帝时期，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国策大见成效，开始出现以梁孝王及其家族墓葬为代表的“斩山为椁，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墓群。到汉武帝时，武帝为自己修建的茂陵规模浩大，墓内随葬品也极奢华。于是，民间使用画像墓之风由景、武之间兴起。汉成帝修建昌陵时，动用士卒、民工数万人，陵址几易其地，大臣数谏而不止。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达官贵人、富商地主竞相仿效，致使厚葬之风弥漫整个社会。前后对比如此强烈，不言自明地证明了汉人厚葬之风以及豪华的墓室画像砖石、壁画装饰、与汉代经济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汉中后期国力衰落，画像装饰日渐减少；汉末动乱，民不聊生，厚葬与画像装饰退出历史舞台，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 其二，汉代厚葬习俗的观念性因素。除了经济条件的支撑，文化观念的催化是汉代厚葬习俗流行的重要因素。从精神的侧面看问题，厚葬习俗的形成有着坚实的传统延续因素和观念基础。风俗的流传有着极强的传承性和观念稳定性。汉代丧葬观念是华夏民族传统风俗的延续，主要表现为灵魂有知信念和对灵魂升天的追求。这一重要的内在观念因素，遇到了汉代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的催化，极大地加剧了汉代厚葬习俗的风行。从当时人的认识讲，王充的《论衡》谈到“人死辄为鬼神而有知”的普遍观念。魂灵既然有知，那么，活人需要的，死人也枰。选官既然是以孝为标准，于是在墓葬中大埋随葬品，以供亡灵在阴间享用，也就成了孝顺的重要表征。随葬现象本是原始思维遗留，是丧葬风俗的历史延续。随着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本应逐步淡化。然而，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察举征辟”这样一种以推荐加任命方式选官的制度，只要孝顺聪慧，品行端正，就可以举孝廉，就能够获得做官的资格。这种注重孝道，把厚葬当作至孝表征的价值判断，强化和刺激了该风俗的普及，形成汉代的风俗特色。许多人对父母极尽厚葬之能事，以求得孝名。目的在于举孝廉，并进一步博得功名。凡此种种，互相作用，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了厚葬之风的持久兴盛。 中国人强烈的天国追求和灵魂升天的观念传统是形成厚葬习俗的又一观念基础。中国历史上素有黄帝骑龙升天的传说，《诗经·文王》中也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上帝）左右”的传说。随着濮阳西水坡45号原始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天国追求和灵魂升天观念的久远历史。早在6000～7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用贝壳摆塑龙虎护送升仙图像的方式，实践着灵魂升天的神话。正因为有如此久远的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楚、汉诸多的墓葬帛画、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等文物上那个“骑龙升天”之类的常见母题。此类民俗事象的研究对于界定濮阳“中华第一龙”的民俗功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自远古至汉的民俗实践中，骑龙升天母题产生了许多衍生的形式，诸如骑鹿升天，白虎、朱雀、玄武、枭羊等祥瑞导引升天等等。而且，从汉画像中看，这种升天多与墓主人自己的灵魂升天有关。这是升天信仰的泛化，是升天神话具有民俗化普世意义的证明。 汉人表现黄帝升天、巡天的场景为：“（黄帝）驾象舆，六玄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虫蛇伏地，白云覆上。”真所谓前呼后拥，山摇地动。这种场景在南阳王庄画像石墓、徐州汉画馆藏画像石刻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天国排场的最高境界。 民间风俗对升天境界追求得如此强烈、如此广泛，有其坚实的传统哲学观念作基础。在古人的阴阳哲学观念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纳入阴阳五行哲学体系中，人当然也不例外。作为万物灵长之首，人是一个魂。 与魄（神与形）的结合体。当人在阳世气数竭尽、归回阴间时，形与神——魄与魂就要分离。《礼记·郊特牲》所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就是说魂的性质为“阳”，质性“清”，为“天气”，故能上升于天；魄的性质为“阴”，质性“浊”，为“地气”，故下归于地，这些都符合阴阳哲学的教义。《说文解字》说：“魄，阳神也”，“魂，阴神也”，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汉人风俗中，魂升天，魄归地便有了明显分野。 《晋中兴书》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东海王妃因为王的灵柩被火烧焚而悲痛不已。为求得心灵的安宁，于是请人为东海王招魂，并把招来的魂埋在丹徒县。中宗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魂应升天，魄应入地，把招来的魂埋在丹徒（入地），违反了丧葬礼俗，特下一道诏说：“夫冢（墓葬）以藏形（形魄），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这个故事说得很明白，在丧俗观念中，墓葬是埋形魄（人的肉身）的地方，而不是埋魂（人的精魂）的地方。魂是阳物，是归天的，把东海王的灵魂招回后埋在地下，不合礼俗，因而明令禁止。看来，古人在这些观念上是有其原则的，一点也不含糊。那么，古人是怎样具体表现这种魂与魄的分离呢？在众多战国帛画、汉画像中，人死灵魂升天导引者多是龙、凤、虎、鹿一类灵物。中国人以天国为最高理想境界，灵魂升天方为得其所。最初，天地之间有天梯连接，人可以攀缘而上，然而，自重黎“绝地天通”之后，人不能直接与天交通。作为阳性物质，魂的性质尽管为“清”——轻轻扬扬，可以飞升，却必须有龙、凤一类灵物导引，神明保佑，才能完成升入天国的历程。马王堆汉墓帛画为我们表现了一个九阳高照、莺歌燕舞、天门巍巍、王母俨然的理想化世界。这就是世俗追求的最高境界。天国的门上赫然镶嵌着一个玉璧，玉璧象征着一条通道，骑龙升天者，必由玉璧中穿越而过才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天国。因此，我们常见的二龙穿璧、龙虎啸璧的图案，事实上都暗含着升仙的意义。由此可以理解汉画像中如此众多的升仙内容，以及厚葬风俗所追求的目的。 由此可见，汉代厚葬风俗不仅与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同时更重要的是民俗观念民间信仰的产物。这些民间信仰都鲜明地带有当时社会的民间功利目的。其功利目的主要表现在服务于天国理想追螅阴间的奢华生活以及以宣扬孝道为代表的伦理教化、道德教化之中。这种风俗通过琳琅满目的汉画表现出来，既具有浪漫逍遥的文化价值追求，又具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学传统影响，在“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烂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振摇”（班固《两都赋》）的光辉灿烂中，传导着典型浓郁的中华民俗文化信息。 二、 伏羲、女娲崇拜的文化、哲学基础 伏羲、女娲形象是汉画中保留最多的形象之一，他们是中国古代民俗中祖先崇拜观念的物证。作为中国文化塑造的人文初祖和保护神，伏羲、女娲神话至今仍活在中原人民的生活中。每年阴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在长达月余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中，香火荧荧，信徒济济，热烈非凡。伴随着人头攒动的朝香祭祖礼仪，典雅庄重的祭祖颂赞文告，求子祈福的摸子孙窑、拴娃娃仪式，身着玄衣忘情风魔的“担经挑”宗教舞蹈，使人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自然联想到伏羲、女娲神话当年怎样在民间发挥着“神圣的叙述”的精神文化作用。 从汉至今，伏羲、女娲神话具有如此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民族文化特点来看，独特经历的华夏农业文明催生了华夏民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传统。通过周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宗法制度。这种类似金字塔形的血缘关系网，建构起中国式的家国关系和国家运作形式，产生了东方式的传统国家观——国家是宗法制度的投影，其实质是父家长血缘嫡传，利用家族中的大宗小宗的不同区别远近亲疏，建立起血缘伦理线索分明的等级制封建社会。基于这种以血缘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自然使祖先崇拜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伏羲、女娲神话正是牢固地植根于这一坚实的文化土壤而百代不衰、永葆青春。伏羲、女娲的名字与华夏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信仰紧紧相连，具有其他神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二者在古今中国人心中地位稳固的文化基因。 其次，华夏民族的生殖崇拜是伏羲、女娲神话长期流传的又一原因。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即进行着“两种生产”。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远古时代，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原始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人的再生产的严毓厍校以及对于血缘伦理的依赖，原始人类产生了生殖崇拜。所以说，生殖崇拜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既通俗又神圣。 在中国，生殖崇拜从母系氏族社会便已经开始，男根、女阴崇拜在中国考古史上可以找到大量证据。从历史的祖述来看，伏羲、女娲同属三皇。然而，这种生殖崇拜的意义是从何时开始附着于伏羲、女娲二神身上则已不可确考。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材料是《楚辞·天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屈原所见到的祠庙涂绘的神明图像在《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关于汉代壁画的记载中得到证实，更得到各地汉画图像实物的印证。作为对偶神，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在生殖方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古人对这一意义的理解与阐释集中表现在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像。山东、河南、四川、甘肃等地都有这样的图像发现。在嘉祥县武氏祠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还夹有活泼可爱的小宝宝的形象。这些文物图像褒扬生殖的意义直观而明显，起源极古，流传至今。今天，淮阳太昊陵庙会上的“担经挑”舞蹈中仍保留有曲折变化的交尾象征性表演。此间保留的这种古俗的另一形式是“摸子孙窑”和“拴娃娃”、“烧旗杆还愿”等。“摸子孙窑”以手触石窑的形式表现，实质是性交繁衍活动的象征性置换。而至今人们到太昊陵去“拴娃娃”求子，则是生殖崇拜原始风俗中接触巫术与模拟巫术表现形式不断置换变形后的遗留。这些由神话演变成的民俗，像一条巨大的纽带，联系着古今。究其原因，生殖繁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课题。而伏羲、女娲的生殖神性是华夏民族这一要求的集中体现。由此，伏羲、女娲神话以及对此二神的偶像崇拜灌注了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承传不息，沿以至今。 其三，伏羲、女娲神话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型，这是它长期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先民们从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中走出，开始刀耕火种的创业时代，日出劳作，日入归眠的生活节奏，冬季严寒、夏季暑热的强烈对比，以及对于人类男婚女嫁、物的雌雄繁衍的朦胧认识等等，使先民们萌发出相互对立的一组组概念：阴阳、清浊、雌雄、牝牡——由此渐次发现了世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升华成为哲Х冻耄并进一步拓展成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以之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最常用的传统哲学概念要属阴与阳。而在民俗文化的实际运用中，伏羲、女娲早已不仅仅是两个具体的祖先神，他们在文化的蒸馏过程中被抽象化为类的概念，抽象化为阴阳哲学概念在人类中的代表。在这一对具体的形象身上，寄寓了社会人生各种丰富的情感与象征意义。这种丰富的文化意蕴，可以通过战国以来的画像得到揭示。通过历代帛画与汉画像的概括，我们可以开列出伏羲、女娲颇富哲学意义的图像学标准配置： 伏羲—规—圆—天—太阳—阳性—男人—丈夫 女娲—矩—方—地—月亮—阴性—女人—妻子 通过这些图像在墓葬中的位置，可以分析出其本身所蕴含的夫妻好合、阴阳和谐、福佑子孙、祈望天与人、社会与自然平衡协调的愿望，以及解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社会伦理意义等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学问，是对上述三者的高度概括。作为文化原型，伏羲、女娲这一极富哲学意味的概念意蕴，通过上述主要意义的深层揭示，更容易使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注重教化、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特色。在民俗实践中和汉画像中，作为阴阳哲学概念来运用的伏羲、女娲，作为中华文化形象的哲学语汇，揭示着自然界、人世间的深刻道理，象征着民族文化中和谐的美好情感和价值追求。 再如，天神搂抱伏羲、女娲图是汉画像中常见的具有宗教意义与哲学蕴含的图像。河南、山东等地的画像石中就有类似的画像内容。画面的中央，一位天神用双手紧紧搂抱伏羲、女娲，这两位则手中各执一个扇叶状的物体遮挡脸面，做羞赧之状。伏羲、女娲蛇躯鳞身，紧紧缠绕天神的两腿。很显然，这正是民间至今流传的洪水之后，上天遣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的艺术反映。画面上的兄妹二人各执一扇状物体，用以掩面，与现在中原神话中的兄妹二人结婚时“结草为扇”，或传说是用“芭蕉叶子遮住脸”以掩盖羞涩之情的情节是吻合的。从这幅图画中，也可以看到后世婚俗中新娘用红盖头遮面习俗的来历。该图画对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表现，既有天作之合、繁衍昌盛、福佑子孙的美意，同时又蕴含“三生万物”的传统哲学思想在其中。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起源极早，后来经道家概括而在华夏文化实践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宇宙本是一个包含清浊二气的混沌体。《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个先于天地而生的混沌体，就是道，它是“天下之母”，因而可以从无到有地生出“一”，由一再生出二、三，产生万事万物。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在天神搂抱下成夫妇之礼，繁衍人类，化育万物，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真实写照。正因为伏羲、女娲神话中内蕴了如此深刻的哲学道理，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是华夏文化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组成部分，至今融入人民的生活，无法剥离。尤其到了每年的庙会期间，他们便历久弥新地活跃在中原的民俗文化中。 由伏羲女娲神话中蕴寓的传统哲学观念推广开来，汉代丧葬习俗中包含有广泛的阴阳观念。比如，南阳发掘的唐河针织厂汉墓由南北两主室组成。北主室顶部刻太阳、白虎、长虹等，为白昼天象，代表“阳”概念，此室为男墓主人葬室；南主室顶部刻有月亮和星辰，为夜晚天象，代表“阴”概念，此室为女墓主人葬室。这种天象图的刻绘方法严格遵循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代墓室主神除伏羲和女娲以外，东王公与西王母、日神与月神、蟾蜍与阳乌等，大多以一阴一阳的对偶形式出现。汉画表现阴阳哲学观念还在主神手中的器物上做文章。如四川汉画像中的主神，以伏羲捧日、女娲捧月为多，而山东汉画像中的主神，以伏羲执规、女娲执矩为多。规以画圆，矩以画方；圆以象天，方以象地；天圆地方，阐释着古老的宇宙哲学观念；如前所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又在暗含着汉代社会借此“成教化，助人伦”的基本政治信条和广泛的社会实践；主神男女相对，规矩相对，方圆相对，天地相对，日月相对，则表现着汉代对阴阳哲学在应用中无所不在的理解与信奉。一对形象，寓意泛，其用心可谓良苦。 在汉代画像石中，各地还发现有“日月合璧”、“日月同辉”一类的图像。此类画像也是汉代风俗追求“阴阳和谐”的哲学思想在丧葬意识中的反映。它以日月象征阴阳之分（份）、夫妇之位。《太平御览》卷四引《礼记》说，“大明（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讲的就是这层意思。此外，“日月合璧”又象征着人们自下而上世间万物和谐的愿望，包括祝愿阴间黄泉之下的夫妻们关系和睦、琴瑟协调的意愿。正是以这种传统的贴近日用伦常的普通生活观念为中心，汉代人以理想化的方式建成了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既超越又实际的和谐实体。 以上论述说明，神采飞扬流动、充满力量速度、古朴庄重而又神秘朦胧的汉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价值。中华文化注重人文精神养成，注重伦理及风俗教化的传统，在汉画中有着突出而又成熟的表现。这种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统绪的文化，既重视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超越，又重视人们的日用人伦的生活实际，在充分考虑人的实际利益，贴近人的生活实际的过程中施行教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成教化，助人伦”的文化绩效。这种成功的民俗文化实践，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本质上有着借鉴意义，值得民俗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研究。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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