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认识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亲王溥杰和王妃浩”。 图 |20世纪80年代，本文作者（右）到北京友谊医院去看望溥杰、嵯峨浩夫妇记得那是1984年初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在沙滩北街2号、北大红楼后面的地震棚里办公。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本书，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用日文写的，想译成中文出版，溥杰委托李文达（溥仪《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作家）代理翻译出版事宜，李先生托我问你想不想译？”我说：“我不认识李先生，他怎么会找我？”朋友说：“李先生听说你文笔不错，所以找你，而且很急。”我表示，感谢李先生的信任，但据我所知，溥杰很小就进宫伴读，之后赴日留学，就学于学习院高等科、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等多所名校，中日文造诣都非同小可，我怎么敢班门弄斧？朋友说：“你先别忙着拒绝，先看看书，再听听李先生怎么说。”我说那也好。过了几天，我们到李先生办公室拜访。他中等身材，微胖，有点谢顶，西装革履，温文尔雅，言谈举止一派学者风度。他说：“溥杰想找一位熟悉日本情况的人译这本书，因为他看过您不少写日本的文章，就想到了您，于是我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发表您文章的杂志社，才算知道了您的工作单位。”我说我是无名小卒，害得您大海捞针，实在抱歉。他笑了笑说：“《流浪王妃》二十多年前就在日本出过，调子比较低沉，这次作了较大修改，旋律变得积极欢快。浩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出了日中友好的呼声。为了不使历史悲剧重演，她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告诉年轻人，日本关东军怎样横行霸道，新中国如何对待爱新觉罗家族，同时向无微不至关怀他们夫妇的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另外，我国尚未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听说不少出版社也想出这本书，所以越快越好……”  图 |爱新觉罗·浩著《流浪王妃》，陈喜儒、徐前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版
《流浪王妃》是嵯峨浩以她与溥杰的婚姻为中心而写的回忆录，讲述她对生活爱情子女的纯真感情和在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中的人生际遇、悲欢离合。当年关东军逼迫嵯峨侯爵家的长女浩嫁给伪满洲国皇帝的弟弟溥杰，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目的是制造一个有一半日本血统的皇位继承人，以便将来永远牢固地控制操纵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关东军原本想给溥仪找一位日本妃子，遭到拒绝，后来又发现他不能生育，于是又在溥杰身上做文章。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关东军万万没有想到，溥杰与浩，一见钟情，成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终生伴侣，并生下一对可爱的女儿，使关东军的战略诡计彻底破产。溥仪对这位日本弟媳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怀疑她是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奸细，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比如，他从不吃由她制作的任何食品，实在无法回避时，就看准溥杰下筷的地方稍微夹一点。溥仪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在溥杰结婚不到一年的1938年3月1日，关东军就迫不急待地公布了《帝位继承法》，规定溥仪无子嗣，其弟可继位，而其弟之子继承父位则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关东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垮台，溥仪与溥杰原计划乘飞机逃亡日本，但在奉天（沈阳）被苏军俘虏，在苏联伯力收容所关押五年后，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浩与溥杰分手后，带着小女儿逃难（大女儿慧生寄养在娘家），费尽周折，终于回到日本。在溥杰生死不明音信皆无的情况下，她带着孩子苦苦等待了16年。他们的大女儿慧生性格开朗，聪慧过人，因父亲是中国人而热爱中国，主动学习中文，穿中国衣服，讲北京话，而且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想念父亲，于是背着母亲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拼命地学习中文。拜托您将这封信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不久，浩就收到了由中国红十字会转来的溥杰的信。信中说：“慧生的信，周总理看完后立即转给了我。中文写得很漂亮啊。听说周总理也很欣赏……”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他们夫妇于1961年在北京团圆，周总理在西花厅举行庆祝午宴，招待爱新觉罗家族，并请廖承志、老舍、西园寺公一夫妇等作陪……我与文友徐前将书稿赶译出来后，由李文达送溥杰校阅，后来李先生告诉我说，溥杰对译稿很满意，只动了一处，即将译文中暗示“溥仪可能有同性恋倾向”的一句删掉了。《流浪王妃》先是在《人世间》杂志连载，之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出单行本，初版印155000册。拿到样书后，李文达、出版社领导、责编和我，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溥杰夫妇，并送样书。溥杰个子不高，体型瘦削，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当时浩患肾病，两天透析一次，躺在床上，吸着氧气，脸有点浮肿。溥杰一直在身边陪护。他把书打开，翻到插图页，放在她手中，轻轻地说：“书出来了，你看看。”并介绍我是译者。我用日语说：“我是您的译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请多指教。”她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站在他们身边，从他们的目光，表情，动作，声音，都能感觉到那春风细雨般的温情，那如山似海般的恩爱…… 图 |20世纪80年代，本文作者（左）与溥杰（中）、李文达（右）合影
浩1987年病逝后，我常常为当时忘了请溥杰夫妇在书上签字留念而感遗憾。我现在手边的签字本，是1989年12月7日陪日本作家入江曜子去溥府拜访时补签的。溥府在护国寺，我去过几次。红漆大门，进门左转是一座四合院。院中有几株海棠、丁香。虽处闹市，却十分幽雅清静。据说这是其父醇亲王载沣早年为他购置的，后来曾一度被街道工厂占用。1961年溥杰被特赦后，重新整修后住了进来。在这个小院里，漙杰与浩朝夕厮守，相依为命，生活了26年。我认识的第二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是“格格显琦”，又名金默玉，是清朝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与第四侧妃所生。在善耆三十八个子女中，她最小，被她亲姐姐、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金碧辉）称为“小不点儿”。她诞生在父亲的亡命之地旅顺，4岁时父母双亡，由同父异母的姐姐带大，就读于旅顺日本小学，13岁去日本留学，进入为日本贵胄子弟设立的学习院，毕业后被保送到女子大学英语科，二年级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辍学，1942年回到北平，为一家日本公司当顾问，薪俸甚高。日本投降后，大哥把妻子送回日本，自己去香港做生意，把四个孩子留给她。当时家里还有二哥的两个孩子，老保姆及其女儿，总共九口，全靠她一个人维持生计。先是变卖衣物家具，打毛衣，开洗衣坊，但都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后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回的一笔钱，开设家庭食堂，卖西餐、日餐，但收效甚微，门可罗雀。直到改弦更张，专营川菜，才一下子红火起来，天天门庭若市，宾客盈门，一座难求。饭店公私合营后，她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就去投考北京编译社，被录用为日文翻译。1958年被捕，判刑十五年，但她始终没有说明自己的“罪名”，只是一味地强调，是受了热衷于复辟清王朝的父亲和男装丽人、日本关东军的走狗川岛芳子的牵连。1973年刑满释放，但她已经与侄子侄女中断联系多年，无处可去。她想，这些我亲手带大的孩子，母亲是日本人，父亲亡命国外，再来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姑姑，在讲究家庭岀身阶级成分的年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她毅然决定到天津茶淀农场，靠力气养活自己，后经人介绍，与同场的劳改释放犯结婚。1979年平反，但长期的监狱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损害了她的健康，生活困难，她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写信说：“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我还能做些脑力劳动，自食其力，请给我工作。”不久，她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每月有固定收入。但北京没有她落脚之地，不能总是投亲靠友，万般无奈中，她又给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帮助。两个星期后，她分到两间一套的单元房。当年10月，她应同学之邀，到日本访问，闺蜜们听到她崎岖坎坷传奇般的经历都鼓励她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清朝王女的一生——中日之间》。我不知道她从何处知道了我的名字，托人捎话说希望我翻译她的书，并约我去她家面谈。后来我猜测，这可能与我翻译《流浪王妃》有关，因为浩的妹妹町田幹子是她在学习院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来北京时也与她见过面，所以很有可能她是通过这个途径找到我的。我与文友徐前去她家那天，她因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脊劳损等痼疾，起坐困难，就斜依在床上与我们见面。开始时，我觉得这个老太太，除神态略显冷峻外，与胡同里的老大妈并无二致，想必是长期的牢狱生活，磨平了她的棱角，使这位亲王爱女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自己看走了眼。她虽然年近七旬，声音略有嘶哑，但旁若无人，口无遮拦，言语粗俗，肆无忌惮，而且在表情神色中，还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狂傲，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自信和自负。比如书名，我说王女是指古代封王者的女儿，叫《清朝王女的一生》，固然可以，但似乎不如用“格格”或“公主”生动醒目，而且“一生”也言过其实，你的堂叔、末代皇帝溥仪也只写到前半生。但她不同意，说什么“公猪（谐音公主）母猪”太难听，叫“王女”最好。比如我问她为什么不自己译？她说从小在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没上过一天中国人的学校，中文一塌糊涂。但话音刚落，她又强烈要求在译者中加上她的名字，而且又讲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蓦地想起那个可能与她沾亲带故，深知她秉性的捎话人的叮嘱：“她脾气暴躁，心直口快，任性而固执，但人是透明的，您别介意。”而此刻，她正在以王府格格的真实面目，告诉我什么叫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说你想练习翻译，那就请你选译部分章节，长短随意，最后我来统稿。这样一来，你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译者，还制造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即不明就里的读者，不会想到译者金默玉就是作者爱新觉罗·显琦。她也笑了，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很天真，很惬意。此书由作家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后，彼此再无联系，但后来听说，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鱼得水，活跃在中日之间，创办了爱心日语培训学校、北京东方研修学院、北京东方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多所教育机构，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鞠躬尽瘁，卓有建树，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和尊重。但她这本自传，只有她前半生的坎坷多舛，没有后半生的辉煌灿烂，充其量只能叫前传。我很希望看到她的后传或全传，但一直不见踪影，估计她太忙，无暇顾及，又不愿别人捉刀代笔。她曾对一位想为她立传的著名的日本女作家说：“我不需要任何人代笔，也讨厌采用对话的方式，更不愿接受采访，我要用自己的手记下自己的人生。”她的一生，在风口浪尖中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享尽荣华富贵，也历尽沧桑，饱尝忧患，但不管家庭变故，牢狱之灾，疾病缠身，还是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她总是一笑置之，心永远憧憬着未来。也许正是这种豁达和散淡，成就了她的事业和生命。我认识的第四位人物是婉容，她的“职衔”最高，贵为“皇后”，但也最惨。我没见过真身，只是在书里不期而遇。1989年春天，我与蒋子龙、管桦、林希等到日本访问，住在新大谷饭店。在我们即将离开东京去外地时，收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土吾夫先生的一封信，说日本作家春名彻、入江曜子夫妇计划到中国采访，希望来饭店与我面谈。因为在东京的日程已满，所以约定从外地回来的5月14日晚8时见面。 图 |中日作家座谈会上合影，左起：李炳银、李国文、李玲修、邓友梅、入江曜子、本文作者、记者、王燕崎
我们从北海道回到东京， 14日晚8时，一分钟不差，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我不由得愣住了，原来春名彻先生我早就认识。五年前，即1984年5月，我随巴金先生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时，日方负责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人员中就有春名彻先生，但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总是默默地帮助我们，很少讲话，以后再没见过面，因而在记忆中淡漠了。这次意外重逢，自然喜出望外。春名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学教书，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他文质彬彬，不苟言笑，就像一个听话而腼腆的大孩子。但他的夫人、作家入江曜子却与他相反，开朗而健谈。她告诉我，去年发表了一部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不到两年，再版十次，并获得了第八届新田次郎文学奖。她现在正着手准备写一部关于溥仪的第四个妻子李玉琴的长篇，计划到长春实地采访，希望能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协助。我问她为什么写婉容？她说：“我读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觉得其中有些内容含糊不清，甚至与事实不符，而一些日本人的回忆录，语焉不详，且多有美化、保护自己、推诿责任的倾向。在有关清宫的传记与回忆录中，婉容的资料较少。我用了十年时间，查阅了上百种书刊，发现婉容是个难得的历史人物”，“挖掘婉容这个人物，对于避免日中间的悲剧重演，有重要意义。她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烧杀掠抢、野蛮凶残，也可以揭露封建余孽为虎作伥、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或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日本读者的心”。她把签好名的书送给我，并风趣地说：“这本书得到了日本读者的热爱，但不知道能否得到中国作家的承认，所以我把它送给你时，心里很紧张，两手在发抖。”我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国界的，日本读者喜欢，想必也会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我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客套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人情世故深不可测，就是身在其中的中国人，也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惶惑，更何况是外国人？他们想写得鞭辟入里，力透纸背，比登天还难。但入江成功了。她独辟蹊径，以清丽凄婉的笔致，描绘出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矛盾、性格复杂、命运凄惨、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同情怜悯的婉容。她用婉容自白的方式，尽情地倾诉内心的矛盾、斗争、痛苦，坦率地表白对溥仪的感情变化，毫无顾忌地评论周边的人和事，展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登上至尊至贵的皇后宝座后的奇异的精神世界。另外，强烈的女性色彩，也是亮点之一。作者是女性，主人公是女性，在情节发展、感情纠葛中，不仅处处浸透着女性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的思考，而且强烈地批判了女人只能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子而生存，自身价值只能通过别人来实现的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1989年初冬，春名彻夫妇来中国访问。在欢迎宴会上，我介绍了这部作品的情节与特点，在座的邓友梅、李国文、雷达、霍达等作家评论家都认为有新意，建议翻译出来。入江曜子也喜出望外，全权委托我翻译并联系出版事宜。 我把书名《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改为《皇后泪——婉容自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免读者误以为是有关英国王室的读物。出版后，入江专程自费来中国，请邓友梅、李国文、李玲修、李炳银、李文达等作家评论家就小说的长短得失展开讨论，以便再版时修改。中国作家认为她从精神层面描绘刻画的婉容，风韵高雅，别出心裁，深刻生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说她的良知、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洋溢在字里行间，甚至溢岀纸外；说她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赞扬和学习。2004年12月，入江曜子来信说，她的《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终于完成，即将付梓，约我写篇文章，在日本《筑摩》杂志上发表。我写了短文《香自苦寒来》，表示祝贺，同时也想起了当年去长春采访时的情景。图 |陪同采访李玉琴时合影。左起：春明彻、入江曜子、李玉琴与本文作者 屈指算来，从她专程自费来中国采访到成书，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如果再加上此前她查阅资料、寻访调查等所做的案头准备，前后大概用了将近二十年，真可谓呕心沥血，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记得第一次在东京见面时，她说在查阅有关婉容的资料时，发现有个叫李玉琴的小姑娘，刚刚15岁，在优级国民学校（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读书，这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选入宫，册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个妻子。她觉得这个 “福贵人”，是伪满洲国这场闹剧中不可或缺的配角，值得深入采访。1989年冬天，雪很大，天气格外冷。我与横川健先生陪她乘火车去长春采访李玉琴，虽然坐的是软卧包厢，但进入夜间行车，还是很冷，说话时，那白色的哈气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身体瘦弱，把从日本带来的寒衣全穿在身上，还瑟瑟发抖。我说：“你不该冬天去东北，更不该坐火车，太冷了。如果乘飞机，情况会好些。”她说：“我之所以选择火车，是因为在我未来的作品里，可能要写从北京到长春的沿途冬景，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有切身的感受，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我与李玉琴见过几次，但没有深入交谈。本来，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被选入宫闱，成为溥仪的玩偶，也成为她终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和噩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追求幸福、爱情，她不顾世俗的偏见和冷眼，顽强斗争，与“皇上”离婚，改嫁给平民百姓，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还担任长春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这种精神和勇气，是值得赞扬尊敬的。然而，在我与她联系采访时，她先是不同意见日本人，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同意，但有附加条件：一、收取采访费，理由是作家可根据她的口述写成文章赚取高额稿酬，所以也必须给她付费；二、只收美元，不收人民币、日元；三、采访时中国人不能在场，翻译必须是日本人；四、在宾馆进行，车接车送，不能去她家云云。当时中国还没有收取采访费一说，该不该收、收多少都是未知数。她接受采访，付出了劳动，要求一定报酬，情有可原，但人民币、日元不是钱吗，为什么只收美元呢？中国人不能在场，也莫名其妙，你究竟有什么秘密只能对日本人说，不能让中国人知道呢……她的苛刻条件不仅彻底摧毁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使我怀疑，这位只认美元的“贵人”是否值得采访？宫闱生活，到底是她的不幸，还是她的大幸？她是留恋，惋惜，还是厌恶、憎恨？说句老实话，在她的长吁短叹中，我没有能力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觉得她很复杂，很矛盾，很别扭，很表演，很猥琐世故……但入江认为，她是现今中国唯一的经历过宫廷生活的女性，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十分珍稀难得，具有历史的、现实的甚至文物价值，因此可以接受她的全部条件，只要她讲真话，实事求是就行。到了长春，她感冒咳嗽发烧，但一刻不停，连续四天，在南湖宾馆，从上午10时到下午6时采访李玉琴，晚上则埋头整理笔记。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采访，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说：“还可以。我在采访之前，几乎读过有关李玉琴的一切资料。她手里有个小本子，可能是以前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提纲。我提问题，她就照本宣科。她所说的，与最近出版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9年版）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小题大作，不让中国人在场，难道中国人可以读她的书，不能听她讲话吗？真是荒唐。入江是自费采访，她及随行的横川健先生的国际旅费，在中国的食宿交通费，再加上高额采访费，是笔不小的开支。我说：“你这本书，成本太高，恐怕入不敷出。”她笑笑说，写婉容的那本书，得了新田次郎文学奖，这笔奖金，正好可以应付这次的开销。离开长春时，入江面色憔悴，疲惫不堪，但看到漫天飞扬的鹅毛大雪，她高兴得像个孩子，跑到宾馆院子里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了长春的大雪！”《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由筑摩书房2005年2月出版，虽然书带上标为纪实小说，但我认为虚构的成分很少，或许称之为报告文学，更合适。入江在后记中说，原计划写最后一章时再去一次长春，采访李玉琴。她觉得李玉琴年纪不大，身体也好，来日方长，但在2004年6月，她准备动身去长春时，才得知李已于2001年4月逝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她说：“最后一章虽也可以用手边的资料补写，但我爱惜通过我这个过滤器滤掉一切杂质而结晶析出的中国女性形象，所以这个物语到1989年12月62岁的李玉琴戛然而止。李玉琴是现代中国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女性，她命运的变幻，道路的坎坷，都充满传奇和戏剧性。”我认识的第六位是“贵妃”谭玉龄，但也未见其人，最早是在《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末代皇后与皇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等出版物中看到她的，当时也认为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但在读了入江曜子洋洋三十万言的报告文学《贵妃是被毒杀的吗——皇帝溥仪与关东军参谋吉冈之谜》（日本新潮社1998年版）之后，觉得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谭玉龄，出身满族贵族，原姓他塔喇氏， 17岁进宫成为溥仪第三位妻子，册封为“祥贵人”，按清宫祖制属第六等妻子。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对溥仪体贴入微，但年仅22岁就不幸去世。溥仪痛不欲生，为她大办丧事，并连提三级，追封为“明贤贵妃”。图 |谭玉龄（1920—1942） 关于谭玉龄之死，一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说法，即毒杀说、病故说。毒杀说，以溥仪为首，中国有关出版物大体沿袭这种说法。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控诉说，谭玉龄被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毒杀。当法官叫他出示证据时，他并没有如生理解剖或法医验证等确凿证据，只是猜测。他说：“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要来'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监督下，日本医生对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后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 第377页）关于毒杀动机，溥仪说：“她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谭玉龄刚死，吉冈便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像片，让我挑选。我拒绝了”。为了摆脱吉冈的纠缠，才娶了15岁的孩子李玉琴。因此，溥仪认为，谭玉龄有反满抗日言论，同时又是吉冈企图给溥仪娶日本老婆的障碍，因而被杀。病故说，中日两国都有，以日本为主，其中影响最大最广的是日本作家入江曜子经过数年严密调查，完成的报告文学《贵妃是被毒杀的吗——皇帝溥仪与关东军参谋吉冈之谜》。她阅读了有关谭玉龄之死的大量资料，采访了溥杰、李玉琴、为谭最后看病的日本医生、现场翻译、吉冈的家属等有关当事人，厘清了治疗的过程和细节。原来，谭玉龄生病后，先由宫中御医团诊治。御医团由中医三人、西医一人（黄子正）共四人组成。但不许中医们把脉，由侍女讲述病情，各自开方后交由对中医有独到见解的溥仪审核，再由溥仪开方。“皇上”的处方当然没人说不灵。御医团诊断为伤寒。这本来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疑难杂症，但连续治疗三周，不见疗效，反而愈发严重，谭昏迷不醒，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御医们束手无策，上报溥仪，漙仪也一筹莫展，急得团团转，忙叫帝室御用挂（皇室与关东军的联络官）吉冈安直找日本医生。吉冈与宫内府大臣们商议后，找来在满洲旅行的名医小野寺教授，诊断为肺结核、或肺结核并发脑膜炎，但他在旅行中，既无药品，也无治疗器械，并未施治。然而其结论与御医诊断相悖，如果正确，说明御医们是误诊。为了确诊，溥仪又叫西医黄子正请日本医生——新京医大教授、市立医院内科主任桥本元文，而且不告诉他小野寺的诊断。桥本检查后，根据症状认为有三种可能，流行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肠伤寒，但必须腰椎穿刺、测脊髓压、采血检查、照胸片才能确诊，御医团害怕证明其误诊,反对检查，因而无法确诊并用药，只好打葡萄糖、林格氏液、强心剂、输血而苟延残喘。谭在打针后的第二天早晨死亡。后经验血、血清检查、伤寒菌培养等检测，均呈阴性，说明根本不是伤寒，实际死因应为流行性脑膜炎、或结核性脑膜炎。至于用什么药，怎样治疗，由桥本通过黄子正与御医团商议并获准后再用药，与吉冈无关。入江认为，溥仪所谓的杀人动机也难以令人信服。理由如下：1.在谭进宫之前，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吉冈安直对谭进行政治审查，未发现有任何反满抗日思想，才批准她入宫的，倘有反满抗日思想，第一责任人正是吉冈本人。2.谭是满族人，从北京到长春与日本人豢养的傀儡结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她不可能具有反满抗日的思想。3.调查认识熟悉谭的人，无一人知道她有反日言行。4.据李玉琴讲，溥仪害怕日本人窃听，一直严禁后宫干政议政。5.如果说关东军因觊觎皇位而杀谭也无道理，因溥连娶三房，均无子嗣，已经证明其无生育能力，而且早在1937年，关东军就逼迫溥杰与嵯峨浩结婚，开始制造有一半日本血统的皇位继承人。综上所述，吉冈没有必要谋杀谭玉龄。入江认为，溥仪之所以如是说，是为了推卸卖国求荣的罪责，唤起人们的同情而已。后来溥仪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承认，“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作己肯定的事实，并且悲忿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受害者。”（《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 第395页）入江详细调查考证了谭之死的全过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诊断的细节，使用的药品，甚至派车接送医生的记录，最后得出病故的结论，虽然言之凿凿，但毕竟只是一家之言，有无为吉冈开脱罪责之嫌,能否推翻毒杀论，解开历史悬案，还有待于史家考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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