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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一九二〇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幻想,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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