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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三朝阁老丶九省疆臣丶一代文宗 阮元造红船义渡大江

 冬可燃冰 2023-05-19 发布于江苏

                   阮元造红船义渡大江


        红船是旧时长江一带官办的救生船。一代名臣阮元,也曾为家乡数造红船,济渡江湖,救人无数,这一义举历时至少四十余年以上,如今却少有人知。阮元有充满豪情的红船诗咏,再佐以其它史料,能让我们对这一义举有完整全面的了解。

  江舟欲覆低忽高,之生之死江心号


       阮元的这个义举,最早用诗文歌咏的,是他的舅父林书门。他在《邗江三百吟》卷二的《大小义举》里,有一则《救生船蓬索》,引子云:“渡扬子江最险,两淮另设一种大红船,用两道大篷索,遇有遭险之船,乘风破浪,飞赶护之。名曰救生船。近年阮伯元中丞亦仿此而行,留于江口,嘱族叔逵阳公查察其事”。其诗咏赞道:

       江舟欲覆低忽高,之生之死江心号。红莲一朵双樯下,救难如代如来劳

       红莲自然是比喻红船,双樯说的是红船有双帆,也就是引子说的有用两道大篷索(系船帆的绳子)。往来江舟有欲倾覆的,正在江心“之生之死”的号喊着,阮元造的大红船“乘风破浪,飞赶护之”,救苦救难如同代替了我佛如来的操劳。引子没有具体说造船的时间,只是说“近年来”。此书始写于1805年,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遇父丧,丁忧回扬,其时正在阮元幕府的林书门也随之回扬,作此书,三年后刊刻行世。因而,阮元造红船的义举,大概时间就在1805年前后;“查察其事”的“族叔逵阳公”就是阮元尊称北渚二叔的阮鸿,字逵阳。

       阮元自己也曾两次在诗中咏赞红船。第二次是在两广总督任上,1819年冬, 作《宗舫》诗,序中有了更详细的介绍:“予旧造红船,取宗悫长风之义,名曰宗舫,为金山上下济渡、救生诸用,三面使风,最为稳速。十数年来,创使远行,竟往来湖北、江西诸地,而江西、芜湖等处亦仿造之,为救生之用,所救皆多。近年宗舫之外,又增三舟,予名其一曰沧江虹,一曰木兰身,梅叔名其一曰曲江舫”。

      从1819年上溯“十数年”,可见时间也在1805年前后;第一条红船,就放在“金山上下济渡、救生诸用”,阮元起名叫“宗舫”,意思就是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南朝宋的将军宗悫少时的豪言壮语)的船。近年以来,陆续又新造了三条船,阮元一命名为“沧江虹”,一命名为“木兰身”;剩下的一条船,由阮元的从弟阮亨(字梅叔)命名为“曲江舫”。

      这么多条船,造价多少?每天大江之上,往返济渡、救生,又需耗资多少?目前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来解答,但有两个间接的史料可作为一种参照。一是按阮元在浙江造海上大兵船的经验,他与属下各官捐银五六万两,到福建用其较为便宜的木料打造,每只船需三千余两工料钱,嘉庆没有拨钱,首批只能打造25只船。红船无需像海上战船那样高大复杂,但能够在大江之上“最为稳速”,每只船大概至少也得费银上千两,折算成现在人民币约25万左右。二是在道光重修的仪征县志上,录有阮元写的沙漫洲龙王庙碑文,提到1840年两江总督麟庆在仪征设红船救溺公局,总督麟庆首捐二千二百两,两淮官商纷纷同捐,捐的钱够造新船之外,每年救生局所需一千六百两经费也得到了保证。而阮元是独力打造四五条船,并已经济渡这么多年,可以想见要投入多少俸禄银两,按维持四十年计,前后约耗费一千多万元人民币。阮元在碑文中称赞麟庆“此江中莫大之功德,其所全活者,岂可以数记哉”,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是“莫大之功德”,同样是这么多年“其所全活者,岂可以数记哉”?

       2009年,阮元家庙修缮的时候,发现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官批捐置义产细目章程,共十六条,很清楚地回答了义举经费的来源及运作方法。原来,阮元省积多年的年俸,“以银一万七千八百余两,契买仪征县江中芦洲一区,将以岁入之息支应各事之用”。买的这个芦苇洲,后来就起名叫礼祀洲;买的时间,碑文及仪征县志所说的都是在阮元丁忧之后,也就是1805年的以后。章程的第十五条,言明:

       一设立义渡船也:由扬州至僧道桥,路(隔)湖津,宗祠造设大渡船一只,往来载人;(往)礼祀洲造红船一只,在仪征、瓜洲一带载渡办事人等,遇有风波便即救生。如救得溺水人者,优加奖赏。各船小修大修拆造,届期由塾中办理。官差优免(括号内为原石碑模糊后新补)。

       这里载明,最初就造有两条红船,一是走扬州到公道的水路,湖上载人往来;一是瓜洲、仪征一带的水路,江上渡人救生。连修船、奖赏都一并考虑安排好,都由家塾办理。还载明,“如支应各事尚有不足,仍有生侄元捐俸补足”。这里所说的“生”,便是总操持者、阮元的二叔阮鸿,即“逵阳公”;“侄元”,自然就是指的阮元。四十年后,阮元给阮鸿写的墓表上,特地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阮鸿操持家族事务之功:

       公三十九岁,元抚浙,随先考光禄公商立义举建,族祠,修祖墓,立田瞻祭,置礼祀洲芦,息定规条,族中祠墓祭扫、婚嫁丧葬、敬节养老、义塾考费等事,咸备数十年矣。公卒日,元往哭奠,书挽联云:“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赡章程”。

       按阮元在这里的说法,似乎红船义举、置买芦洲又都是在浙江巡抚任上,也就是在1800年以后、1805年以前了。

  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阮元造的红船很有特色,“三面使风,最为稳速”,尤其速度之快,竟然能让阮元向嘉庆上奏报告。1819年冬,阮元进京给嘉庆祝寿后回粤,路过扬州,在瓜洲乘红船“宗舫”,“七日即到滕王阁下”,他并“曾奏言此行之速”,回到两广又兴奋地专门咏《宗舫》诗两首:

       金山飞棹本名红,我遣来回楚越中。帆脚远行须把定,莫教孟浪愿长风。

       满江晴雪几舟红,颇似唐人旧画中。扬子桥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诗中的红船形象鲜明,意境动人优美,尤其最后一联“扬子桥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气势宏大,境界高远,“上联彰显大江东去之势,波涛汹涌,一泻千里;下联含有潇洒倜傥之态,豪气冲天,快意无限。上联有声,下联含色。你掀滔滔万里浪,我拥浩浩一帆风,何等神定气闲”。此联伏宗悫、王勃两典,用典巧妙自然而不露痕迹。所以,阮元的学生、有联话之祖之称的梁章钜,干脆就说阮元将此联悬于红船之中:

       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联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楹联三话红船门联》)。

        梁章钜听阮元给他讲家丁回扬州的故事,竟然能“朝发南昌,暮抵瓜州”,真可谓是千里大江一日还了。只是没有讲清楚,是先有此联,后写入诗中;还是先写此诗,后制联悬舟?还有,阮元的诗是“扬子桥头万里浪”,梁的三话中是“扬子江头万里浪”,要论意境,当然是“扬子江头”气魄大,但阮元的诗中已经上联有“江”,是阮元制联时改的还是梁改的?这些大概都成悬案了。梁章钜写楹联三话,已经是1848年以后了,无论是阮元还是梁章钜都已经余日无多的垂暮之人,有很多记忆都不够确实了,比如他对阮元红船的介绍:

      今大江来往之船,以云台师巡抚江西时所制红船为最稳且最速。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后各处皆仿造,人以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师所制之船随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师所手题,有沧江虹、木兰身、曲江舫、宗舫诸号。数十年来利济行人,快如奔马,开物成务之功伟矣。

       他说的几个红船名号,以及各处仿造,“大江南北”,“随在而有”,都跟阮元《宗舫》诗序的介绍相吻合,可是他说的“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则大谬。他的这个谬误一直影响至今,不少文章都说阮元的红船始造于江西南昌。

      其实,阮元在1815年江西巡抚任上,在南昌是开始仿造红船,他为之专门作诗,题目就是《用余家瓜洲红船为式,在南昌造船,以为救生诸事之用。瓜洲船乘风归去三日至瓜洲矣》:

       南人使船如使马,大浪长风任挥洒。
       红船送我过金山,如马之言殊不假。
       我嫌豫章无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
       鄱湖波浪万船停,唯有红船舵能把。
       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飞帆马不如。

         豫章、洪都都是南昌的别称,鄱阳湖上万船都没有“余家瓜洲红船”又快又稳,对于经常万里跋涉的阮元来说,快船与快马缺一不可,造出“如此飞帆马不如”的红船,才能“大浪长风任挥洒”。

  欲知船到帆悬影,使识人来金送声


       瓜洲红船的义举,一直持续到什么时间,目前也查无资料。但可以从阮元晚年的诗中,间接知道从阮元致仕后,到1849年去世前,红船还一直往来江上湖畔。阮元归田以后,经常乘船到北湖赤岸、公道,在诗题中明确说乘的是“宗舫”,如八十大寿这一年(1843),他作组诗《小暑前坐宗舫船游北湖万柳堂,宿别业,用庚午年雨后游京师万柳堂五律韵为七律》,其中第一首云:

      园似将军渌水名,双船雨后入湖行。欲知船到帆悬影,使识人来金送声。

      阮元自己特地作注,告诉我们:“每入湖,方过九顷头,柳堂农人便认红船帆影,船头鸣金即可远闻。”所谓九顷头,是赤岸与黄珏的两湖分界处,“其西为赤岸湖,其东为黄子湖”,《北湖小志》记载说“水如带,其北滩,长五六里,为九顷头”。相传本应叫做九龙头,民间传说明大将常遇春小时在此放鸭,逮住了一条九斤重的黄鳝,吃下去后力大无比,便将这里讹为九(斤)顷头,演变到现在又成了九井头,所以附近的山庄便称为九井山庄。

        万柳堂是阮元晚年修筑在赤岸湖边的庄园,庄园的人每次远远的去看九顷头有没有高挂的帆影,便知道阮元所坐的船有没有到;红船上的人要通知庄园到了,就在船头鸣金送来锣声。“欲知船到帆悬影,使识人来金送声”,此联既有声有影,又颇富湖上生活细节,再现了近二百年前湖上的场景画面。

     1840年这年,他两次在诗题中说明乘“宗舫”而游:《莫春坐宗舫游万柳堂,复入江回真州看桃花,同敬斋、慎斋两弟并孔厚》,《小暑后乘宗舫入湖遇风雨,宿万柳堂》。看样子,他晚年主要是乘宗舫红船,其他红船留在大江之上济渡众人、行义救生了。

       晚年的阮元其实经济并不宽裕,以至于后来要质押借钱,仅靠江中芦洲的“岁入之息”,能够支应红船义举及各事之用吗?读阮元孙女阮恩滦的《慈晖馆诗钞》,她在《长芦庵》“新芦簇簇满长洲,深厚由来畜土脉。彼苍眷注优且渥,四十年中地频辟”后面,自注道:“洲地始仅里许,岁收极微,今地已极十倍之广。”这是一则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四十年间江洲积淤已扩大十倍,既看出阮元对水利地理大势的精准把握,投资目光的超前不凡,又记录了长江中下游冲积沙洲的历史过程。此洲就是现在的世业洲,润扬大桥飞架的地方。

       百年之后,扬州文化名人刘梅先对阮元的红船义举也心有感念,他在《阮文达公遗事杂咏》中,作诗两首“以抒景贤之微忱”,其一是《坐沧江虹》

       虹月沧江试远航,布帆安稳若飞翔。马当西上风如虎,直送轻舟到豫章。

       其二是《红船》:

       “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红船稳健如奔马,行客都歌利济功。”

       刘梅先也受梁章钜的误导,以为这些红船都是“公抚江西”时才造。如果刘梅先知道,阮元是在更早于“抚江西”的十年前,丁忧前后,自捐俸银,为家乡江湖之上渡人、救生所造,而且前后长达四五十年,他一定更会大书特书、一咏再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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