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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当日军沿着黄河以南的平汉铁路发动攻击时，我是否判断它会进犯广西？从敌军的能力估计，我们判断它会进犯广西，但其主力会用在廓清粤汉路，仅运用牵制行动来骚扰。有关敌军兵力，我有足够的情报。 当时我的战区有哪些部队？在广西，仅有十六集团军的卅一军与四十六军，尽皆缺额严重。四十六军驻扎在桂北的柳州以北，卅一军驻在桂南的西江以南。它们的主力在南宁与龙州地区。卅五集团军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驻扎在粤西南。按常态来讲，我的战区是平静的，敌人仅是麕集在雷州半岛的一支小部队。 我同美国空军合作保卫柳州、桂林、南宁、儋州、梧州机场胜任愉快吗？文森将军常常来我的长官部讨论这一问题。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合作愉快，他又善饮。 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七日敌军在湘北发动攻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奉命防守长沙，我派部队去湖南。（据张发奎六月四日日记，他派四十六军十九师（缺一个团）去湖南衡阳协助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防守。）我同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战术配合如何？我们各有辖区，自然有所联络。我们互相交换涉及对方辖区的情报，双方的参谋处也保持联络。 我是否与斑马部队桂林总部参谋长马尔可．林赛将军一起安排美国人到我属下部队？（林赛将军与鲍德芮上校于五月十一日拜访了张将军，这个Z部队计划是史迪威拟定的，目的是在华东训练卅个中国陆军师。）美国设立他们的机构并派军官到我的部队，这不必同我磋商，但会通知我。 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美国教官进驻四十六军与廿九炮兵团第三营。我的反应如何？（据张发奎日记六月廿九、卅日，美国上校郭立智一行，来四十六军训练各级干部。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成立的廿九炮兵团的三个营已经配备了美制七十五毫米山炮以及美国教官。这三个炮兵营各自配属于卅一军、四十六军与六十四军。Z部队使用的少量武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杪运抵华东。）我当然欢迎他们。 我一贯认为，外国人——无论俄国人抑或美国人——来援助我们，是出于友好、热情的动机，我从未产生「他们为什么前来指手划脚」的想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作的建议与贡献是我们可以采纳的。我是否喜欢美国装备多于美国教官？不，我从未有此想法。 我怎样接待来到我长官部与军级单位的美军观察组？（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十六个美军观察组或炮兵组被派到长江以南的国军部队。联络组被派到九战区与四战区的廿四、廿七集团军，和卅一、卅七、四十六、六十二、六十四、七十九、一百军，以及廿九炮兵团。）我欢迎他们。 来我长官部的观察组由霍华德．鲍曼上校率领，有二十多个官兵。一开始，美国顾问团的编制就比俄国顾问团大许多，大多数低级军官是中尉衔。我聘请岭南大学教授麦国珍担任我的英文秘书，负责与鲍曼上校的联络工作，骆来添与李重生也担任同样职务。 美军派到卅一军与四十六军的联络组是怎样组织的？由鲍曼上校统率，我不大清楚。美国人行事完全与俄国人不同。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联络官而不是顾问。美国人的长处是，我们只须向他们提供合适的住处，其他一切都不用操心。他们有自己的后勤管道，不像俄国人一切都依赖我们供应。 美国人着重舒适与享受，各种设备齐全——电冰箱、发电机等等。有时还摆阔佬架子。我命令下属，让美国享用最好的设施，以后可以留下给中国军官享用。我们礼数周到。俄国人则不同，他们能同我们一起睡在牛棚。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苏联顾问格里哥里也夫等人离开是什么原因？我到车站欢送他们（苏联炮兵顾问早已离开，同年一月三日举行了惜别宴会）。我想，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军事顾问是由于美国顾问取代了他们。此后我们依靠美国的军援，苏联的物资就变得微不足道。再者，中共问题也是原因之一。虽然俄国坚称他们没有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知道，他们同中共有所联系。 虽然我估计敌军不会出动主力，但我必须为任何突发事件作好准备。我们拟订了疏散计划。我们的政策是「坚壁清野」。执行这项政策可不容易——一切东西都要搬走，包括家具等。通常是老百姓迁移到山区。为了执行政策，我们举行了演习。 我们想建立何种基地？估计到敌军会侵入，我们决定建立游击基地。在偏远地区设立了秘密仓库，用以贮存粮食与弹药，「民众斗争指挥所」则领导人民在敌后从事破坏行动。谁负责这些指挥所？村长与其他地方当局。「指挥所」是在军队撤退后充当民众的核心。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长沙失守，我反应如何？我并不惊奇，我们已经打了许多次败仗了。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他们志不在韶关，他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 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史迪威的参谋预期，长沙陷落后不用七天桂林就会弃守，我对此有何看法？美国人神经太紧张，也许他们把日军当作「天兵神将」。我不能设想他们为什么会以为敌军会如此迅速攻占桂林，毕竟从长沙步行到桂林也没这么快哟！ 敌军占领长沙后没有追击国军，通常他们占领一重要城市后都会休整。六月底敌军主力开始朝南移动，沿着湘江向衡阳进逼，我估计他们要入侵广西，扫清湘桂铁路，利用他们的空军基地压迫桂林与柳州，再袭击南宁，以便打开进入印度支那的交通线。但我认为，进逼广西还需要一段时期，因为我收到敌人兵力的精确情报。 六月下旬，白崇禧对防御桂林的指示是什么？（在六月廿三～廿五日举行的会议上，白崇禧就桂林防御与疏散问题作了指示，出席者有张发奎、黄旭初等。）蒋先生派白崇禧到广西来协助我，因为他是广西人氏，而我的部队又驻扎在广西。 白率领一大群随员，其中包括工兵学校校长林柏森。我们每天巡视防御工事，忙个不停。白崇禧相信桂林能守住六个月，因为她的地形与防御工事有利。 我怎么看？桂林的地形无疑是有利于防守，有许多山洞，例如市郊的七星岩能够容纳好几万人。城墙高且坚固，还建有半永久防御工事。从理论上看，桂林守得住，但我不相信能守六个月，因为我们的装备与战斗力都比敌军差次。 我认为桂林能守多久？很难说。我想，一两个月吧！我向白崇禧表示异议吗？是的。我提出任何防守桂林的修正案吗？没有。我的下属认同我对局势的估计吗？我确信如此，不然他们会同我争辩。 我经常同他们商议吗？十分频密。我同参谋们与军长们商议比以前多。当然，最后决定由我作出。我对下属有何感觉？我对他们无怨无悔。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五日，我们决定疏散桂林，谁被迫留在桂林城？同军事行动有关连的某些人，例如电台工作人员。省政府机关当然奉命撤离，但某些组织，例如与卫生、公共事业有关的部门必须留下一部分人。 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指挥全城部队，维持城内秩序。他很乐观，表示完全有信心以他的能力守住桂林。考虑到守城要捱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批准这一要求吗？没有。我们中国人不允许这类陋规。此外，我告诉他们，不能让这些妇女遭受浩劫——一旦桂林失守！ 从湖南来的几十万难民抵达桂林与柳州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桂林短暂停留后，去了柳州、贵州等地。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六月廿六日在桂林会见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时的谈话内容吗？白崇禧与我军用机场会见华莱士与陪同他的宋子文。他俩在贵宾室中途停留时与我们交谈了一小时，宋子文担任翻译。此时湖南形势严峻。华莱士垂询白崇禧对昆明防卫的看法，白崇禧说昆明能守半年，还侃侃而谈他的理据。 诚然，中国的军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示弱，是中国军人的恶习。在这一场合，此种恶习更趋于极端，因为白本人与防守桂林的部队都是广西人氏。当华莱士问我对昆明防御的看法时，我摇了摇头，说守昆明六个月很难。当然，我不能在已出版的《抗日战争回忆记》一书中提及此事。由于白崇禧在场，我不敢再多说了。 六月杪蒋先生下令四十六军「坚守昆明待命」，并发放三个月的粮食与弹药给昆明，我对此有何反应？（蒋介石给张发奎的绝密文件是限定于两小时内发出，于六月卅日送达。文件指出，敌军主力明显意欲沿着湘桂与粤汉铁路南犯，国军必须「坚守桂林待命」。敌军沿湘桂线的进犯，必须被九战区与六战区的共同攻击及七战区与四战区的联合行动击溃。四十六军主力负责防守桂林，该军其他部队防守全州与黄沙河至桂林以北的阵地。三个月的粮食、弹药供应正送往桂林使四十六军能「坚守桂林待命」。） 向桂林运送三个月的供应，意味着蒋先生要四十六军坚守桂林三个月，直至下一步命令。我相信，守城三个月是困难的，原因我已经提过了：我军战力与装备都比敌军窳劣。蒋先生习惯于为坚守某地规定一个时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当地的真实情况。 我是否同意蒋先生之集中我部主力于桂北的战略？（蒋介石给张发奎的绝密指示指出：卅一军主力要秘密行军至柳州待命，准备参加桂林战役，留下一部分防守南宁与柳州地区的阵地直至下一步命令。为了维持与后方的交通，有必要防卫黔桂铁路沿线的宜山、河池与南丹。卅五集团军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要继续执行当前任务。 通向南宁与郁林以南的公路以及其他可能被敌军利用的交通线必须动员民众捣毁，四战区与广西省政府已奉白崇禧命令组织民众。所有壮男与物资必须疏散。七战区要准备秘密运送一个军参加桂林战役。卅五集团军要秘密调派一个师到梧州，一旦需要，就投入桂林战役。六十二军暂驻祁阳守卫湘桂铁路与零陵机场，如果需要将调往全州参加桂林战役。）同意，如果我们分散兵力，那就意味着到处陷于弱势。我们准备撤到柳州以南，把桂南地区留给当地的保安团与民团的民兵去防守。 广西的自卫团组织得怎样？有些县组织了自卫团，其他县则没有。（在一份一九四四年八月底的油印文件〈目前战局形势与广西官民的责任〉中，当局号召民众组织自卫团协助军队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与供应线等。）我们催促每个县组织民众自卫团。由于四战区一直专注于进军越南，一下子把重点移到桂北，便带来许多问题：部队的运送、军需物资的运输等等（七月十三日，张将军命令卅一军进驻柳州，同日他命令疏散柳州居民。七月廿二日，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把军内老弱疏散到贵州都匀）。 七月五日，张德能在桂林拜访我，他说他奉蒋先生之命去重庆向中央报告，路经桂林。我问他，是否奉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命令撤出长沙，他说不是，但当时情况十分混乱，以致他别无选择。长沙是守不住的，那儿没有城墙，只能依靠防御工事。 张德能说，他下令几支部队渡过湘江到达岳麓山，那儿有他的部队驻守，有些防御工事是一流的。他希望在岳麓山重新集结部队。他们征用了所有能找到的船只，但由于缺乏准备，部队失控了。此外，为时已晚，敌军已经到达岳麓山。士兵们渡过江到达岳麓山以南，向南溃退了。此时他留在长沙的部队也南撤了。 （一位在第四军服务过的军官，一九六七年向张将军详述了长衡会战的经过：当敌军进攻长沙时，张德能指挥两个师——林贤察（一八九八～一九六七，韶关讲武堂毕业，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及三次长沙会战。抗战胜利后赴香港定居。）的五十九师与陈伟光（贵州六枝人。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时任一0二师六一二团团长，后任第四军一0二师师长，参加过浙赣会战与长衡会战。）的一0二师——以及第四军军部。 第四军的九十师，由陈侃（一九0一～一九四九，广东兴宁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二六年回国参加北伐，入张发奎第四军黄琪翔团任作战参谋，汀泗桥之役依据情报拟订夜袭计划立功。淞沪会战时任第四军九十师二0七旅旅长，武汉会战时任九十师师长。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九战区第四军因岳麓山阵地失陷而被撤职。一九四九年奉中共指示赴潮安策反旧部，五月廿五从香港赴汕头，一下飞机就被粤东剿匪司令喻英奇逮捕处决。同年九月，喻英奇中将在廉江兵败被俘，押回汕头后公审枪决。） 率领驻扎岳麓山，由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岳麓山直接指挥。当敌军攻打岳麓山时，赵子立打电话给张德能，说薛岳命令张率领两个团立即增援岳麓山。张德能拒绝接受此令。赵告诉张，如果他不相信，可以直接打电话与薛核对。 提供情报给张发奎的人说，他听到张德能拒绝，但不知其有否打电话给薛岳。后来张德能下令第四军军部与两个团渡河去岳麓山，但是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为了防止落入敌军手中，所有的大船都已被征用南撤，只剩下一些小船与舢板可用。士兵们争抢船只，有些人落水溺毙，现场陷于混乱。 张德能与部分亲信，包括那个线人，渡河开赴岳麓山以南时，岳麓山阵地已经失守，张德能与薛岳失去了联系，他派出一名传令兵吩咐三个师长集合部队防止进一步溃退，但师长们拒绝签署这些命令的收条。）我七月十五日日记所载敌人使用毒气一事，是张德能告诉我的吗？是的，他讲了他的各种困难。 张德能叙述他在长沙的经历时，看上去精神不错，但是我已察觉到他会受处分——把一名军长从前线召回来作报告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带他去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白询及他的经历后吩咐设宴款待，让大家都聆听他讲述长沙战况。 在午宴上，张德能又将讲过的话复述一遍。七月八日我见到白崇禧时，他向我出示一封蒋先生的电报，命令将张德能逮捕，押送重庆交军法署审讯。我问白崇禧，张德能是否大祸临头，他说没什么可以担忧的，还叫我安抚张德能。他规劝张德能启程赴重庆。事实上，白崇禧说，他只身来桂林，特地通知张德能来见他。白答应帮助张德能。 张德能去了重庆。他马上被捕吗？没有。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秘密监视。我和白崇禧都没料想到他会被枪决。根据他本人所述的情况，他似乎没有犯下死罪。有人告诉我，事缘薛岳向中央报告：张德能违抗命令擅弃长沙，这才致张德能于死地。我相信这话是真的。 （据第四军一名军官说，张德能在军事法庭上说，赵子立打电话给他，称薛岳命令他率两个团去岳麓山，可是薛岳否认下过此令。张德能也陈述，他向三个师长发布命令，不准后撤，但他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因为那三个师长都拒绝在命令的收据上签字。） 我有没有打电报给何应钦、白崇禧、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和陈诚，要他们向蒋先生求情宽免张德能一死？当然，我们都想救他（见张发奎八月八日日记）。张德能擅自弃守长沙固然不当，但从他在桂林所谈的情况，长沙显然是守不住的。 张德能被处决后，有个贵州妇女带着几个孩子来找我，自称她是张德能的妻子。我根本不认识她。我曾说过，我帮助张德能解决过他那湖南妾侍的纠缠。他当时向我发誓，他永远不再娶妾、永远不忘我的大恩大德。我还真的信了他，可是他食言而肥。当他跟随薛岳参加这一致他于死地的战役时，他又娶了这个女人。当然，我对她提供了帮助。 张德能被处决对第四军来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感到很难过，再也不过问第四军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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