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文学

1881年一般被定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点，当时的文学中心已经从东欧转移到了俄国。许多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都居住在俄国，如被誉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第一人的S.Y.阿布拉莫维茨、主张犹太人精神复兴的A.哈阿姆，开创了现代希伯来诗歌的H.N.比阿里克、S.车尔尼霍夫斯基，以及后来的Y.拉宾诺维茨、S.载迈赫、Y.卡尔尼等。

19世纪20年代初期，比阿里克、S.Y.阿格农、车尔尼霍夫斯基和一些年轻的犹太学者，如M.布伯和Y.克拉斯金等，居住在德国，德国短期成为希伯来文学中心。这一时期，波兰希伯来文学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但承办了《黎明》《一代》以及《观察者》等多种具有影响的希伯来文学杂志，还孕育出I.L.佩雷茨、D.弗里希曼（David Frichmann）等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俄国犹太作家或出版家为躲避政治迫害，便迁往波兰居住，甚至把出版社和杂志从俄国搬到波兰的华沙。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移居，希伯来语再度成为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20世纪初期，希伯来文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M.斯米兰斯基、Y.H.布伦纳、阿格农、Y.申哈尔（Yitzhak Shenhar）、I.扎黑 （Israel Zarchi）、H.哈扎兹和D.巴伦等许多作家相继移居巴勒斯坦，在那里创办期刊，从事文学活动。希伯来文学逐渐在巴勒斯坦地区重新扎根，从一种漂泊不定的实体，转化为拥有自己民族中心的固定文化表达。

1948年以色列建立后，出现了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本土作家”，即第一代以色列作家，又称“帕尔玛赫”作家。这批作家多从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经历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俚语和日常生活用语，形成独特的以色列话语特征。同时，“本土作家”也注重借鉴希伯来犹太文化传统中的叙事话语与叙事技巧，在主题、内容等领域拓宽了当代希伯来文学视野。此外，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挑战，“本土作家”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有些作家也尝试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展现在“本土作家”笔下的是一幅典型的巴勒斯坦地区风光与世俗人情，交织着战争、阿拉伯人犹太人冲突及以色列人为创立新型社会框架与适应身份转换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反映出典型的以色列人意识。“本土作家”的代表人物有S.伊兹哈尔和M.沙米尔、A.麦吉德、N.沙哈姆、H.巴托夫、B.塔木兹等。

20世纪60年代，希伯来语文学在内在主体精神与思想表达方面发生根本变化。以色列人在建国前后表现出来的高涨的英雄主义情绪已经减退，维系前一辈人复国兴邦的崇高信仰与价值观念正在逐步崩溃。苏伊士战争、艾希曼审判、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在不同年龄段的以色列人心目中引起不同寻常的反响，文学创作也从第一代“本土作家”注重在战争、复国、重建家园等重大背景中烘托人物性格向探索人物心灵世界与内在生活空间转移，出现了当代希伯来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浪潮作家 ”，即“国家一代作家”或第二代以色列作家。

“新浪潮作家”多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开始登上文坛。他们与第一代“本土作家”在创作手法上存在着交互影响。第二代以色列作家着力描写泛文学传统意义上的主题，诸如人生目的、权利、欲望与死亡等，他们不仅表现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意义，而且表现作为人的意义；但也有些作家仍在执着地表现以色列人的生存境况，或把对整个民族心理定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屠杀等历史事件作为描写对象。在创作表现手法上，这批作家也不同于他们的文学前辈，而是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文学的表现手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等等。“新浪潮作家”的代表人物有A.奥兹、A.B.约书亚、A.阿佩费尔德、Y.凯纳兹、A.卡哈纳-卡蒙、Y.奥帕斯、Y.沙伯泰、Y.阿米亥等。这批作家同四五十年代便已在文坛上声誉鹊起的作家在文坛交相辉映，将当代以色列文学推向高峰，出现了许多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作家和诗人。

20世纪80～90年代，希伯来文学实现了更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许多以色列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西方荒诞主义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技巧的影响。许多小说均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许多青年诗人的创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如I.舍恩费尔德与T.格林伯格。前者通过对生死永诀、别离伤痛等占主导地位的意象，悲悼生离死别，蕴涵着对生死关系、宇宙奥妙的探讨；后者将人生体验、情感体验同深邃而玄妙的哲学意蕴结合在一起。

80～90年代以色列文坛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某些同犹太民族情结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的禁区被打破，如从新视角描写大屠杀浩劫的“第二代”现象。此类作品多采用现实手法，冷静地探讨大屠杀在以色列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问题，如幸存者的子女是否与同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体验，幸存者与其后辈在对待大屠杀这一历史现象上所产生的差异等等，其中富有突破性的作家有D.格罗斯曼、N.塞梅尔、S.利比莱赫特等。

女性作家群的崛起堪称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内的一场革命，使传统意义上的希伯来文学角色发生了改变。与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男性作家相比，女作家的创作比较远离政治，偏重自我内省，对阿拉伯人、犹太人、东方人、女人等均寄予同情，冲破了希伯来文学传统中父子冲突这一角色模式，第一次将笔触伸向母子关系或母女关系。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大胆进行语言实践与革新，语言没有过于精雕细刻，但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创新意识。比较突出的有O.卡斯特尔-布鲁姆、L.艾妮、L.阿亚隆、Z.沙莱夫、N.塞梅尔、S.利比莱赫特等。

21世纪以来，伊兹哈尔、沙米尔、阿佩菲尔德、奥兹等第一代、第二代作家相继离世，表明希伯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在全球化背景下，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既表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特征，又在文学类型上有所创新。O.T.A.阿维拉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埃塞俄比亚，1983年与家人移民耶路撒冷。他对曾经生活过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区充满深情，试图通过书写让读者了解并记住他的民族。处女作《神鸟》描写主人公菲特古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受长辈影响，对圣城耶路撒冷充满向往。社区决定迁往耶路撒冷，行前，菲特古发现自己竟像奶奶一样具有和神鸟交流的特殊能力。神鸟的出现象征着对古老民族文化的传承。归乡旅途十分艰辛，经历疾病、饥饿、难民营的折磨，人们既担心土匪袭击，又要隐瞒犹太身份，但抵达以色列后的情形却令人失望，这些新移民不得不忍受新的歧视，甚至面临失去其少数民族身份的危险。这时神鸟再度出现，晓谕他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遗产。最后，他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平静地在数代人向往已久的土地上生活，为自己的民族工作。

A.比哈尔生于耶路撒冷，曾在希伯来大学读书，用希伯来语写作，但是他父母却分别使用阿拉伯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在以色列都具有某种否定的含义。比哈尔的作品主要反映东方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遭际与体验。短篇小说《我是犹太人》描写身为伊拉克犹太人后裔的青年主人公因受祖父影响在讲话时总夹杂着阿拉伯口音，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澄清“我是犹太人”的身份。他以独创的方式把语言与文化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展示出来，在以色列一举成为文化前沿中新星式的人物，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关注，开罗一位从事以色列及其文化研究的学者专门撰写书评称其发出“反对文化压迫的呐喊”。

A.埃伯斯坦是以色列微型小说大师，生于圣彼得堡，1980年移民以色列。在界定身份时，埃伯斯坦强调自己是以色列作家、犹太作家、移民作家。他在创作手法上主要受F.卡夫卡和J.L.博尔赫斯的影响，擅长从神话、历史、艺术以及日常生活平凡琐事中撷取题材，描写爱情与历史、时间与空间、艺术与生存世界等主题，在现实与非现实、普通与奇异、世俗与神圣之间形成强烈比照。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希伯来语文坛也表现为一种作家之间的代际交叠。这不仅意味着除约书亚、格罗斯曼、M.沙莱夫、E.凯里特、卡斯特尔-布鲁姆、Z.沙莱夫、E.内沃、爱妮、Y.萨里德等已经在以色列和国际文坛富有影响的作家之外，还活跃着一些新面孔，如S.阿达夫、S.贝尔杜戈、H.布鲁姆和M.本-纳夫塔利、G.阿德等等。这些新作家，无论在体裁，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上存在着众多差异，但拥有共同的核心关切，表现出一种跨文化特征，在形式上也致力于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