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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成祖永乐朝先后纂修完成的《永乐大典》（称引《易》 学文献）和《周易传义大全》，虽然整体架构皆以程子《伊川易传》和 朱子《周易本义》为基础，所利用的文献资料也都以宋元人著作为主， 但实际上还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前者虽以五经四书系统的程朱《传义》 为结构的核心，但兼顾正经注疏系统的王韩注和孔疏，两大主干系统皆 得以传承、延续；后者《传义》几与《周易》经、传文相埒，相关纂释 内容实际上沦为《传义》的附庸，完全属于五经四书系统，正经注疏衹 是点缀和装饰。虽然二者成书的间隔不过数年，但与科举制度的变革相 适应，从元代、明初《传义》和注疏并行，到《大全》颁行之后废置注 疏，其间经学文献两大系统的消长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正经注疏和五经 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并行切换到五经四书系统绝对地占据了统治地位。 关键词：《永乐大典》；《周易传义大全》；《易》学文献；正经注疏； 五经四书 明成祖永乐朝启动了两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一是元年（1403）至六 年先后由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纂修“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 的《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1；一是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三年九月 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主持纂修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 和《性理大全》）。这两项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本身的工程，虽然后世 对其学术价值的评定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毕竟在中国文化史、学术 史乃至古文献学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近古时代经 学文献的两大主干系统——正经注疏系统和五经四书系统的消长和切 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具体到《周易》一经，正经注疏系统的核心是王 弼、韩康伯注和孔颖达《正义》（简称王、韩注和孔疏），五经四书系统 的核心是程颐《伊川易传》（简称《程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简称《本义》）。本文旨在通过《永乐大典》（简称《大典》）称引《易》学文 献与“五经大全”之《周易传义大全》（简称《大全》）异同之比较，进 而讨论元明时期经学文献两大主干系统的消长。 一、《大典》称引《易》学文献的层级和结构 《大典》所收内容“务在详备无遗”，各经“诸篇全文或以篇名， 或从所重字收，（原注：如干字收干卦。）若传注则取汉、唐、宋以来 名家为首，（原注：如《易》程《传》、朱《本义》。）余依世次，各附 其后”3。《周易》上、下经每一卦隶于卦名字下，以经传参合本为基础， 即分别是卦形及下、上体名，卦辞及《彖传》《大象传》，六爻爻辞及其《小象传》（坤卦（下有《文言》）以下悉同此例，干卦当有所不同，据《程传》知卦形及下、上体名之下依次分别是卦辞、爻辞、《彖传》《象 传》《文言》）。如果更加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大典》所据经传参合 本《周易》既不同于正经注疏系统的经注本，亦不同于正经注疏系统的 八行本和十行本，实际上是《程传》本。《程传》本体式与经注本大体 相同，但在经、传文的切分上略有不同。例如贲《彖传》，经注本以王 注为标志，将传文析分为“《彖》曰”至“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至“以化成天下”四个子单元，八 行本和十行本仍之，衹是疏文所出位置及其内容分合不同；而《程传》 本分为“彖曰”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三个子单元，其下分别出注，《大典》同于《程传》本（“王弼注”条目下又分别冠以传文标示起止语，凡有两种方式，一是某某止 某某，一是迳录全文）。又如同人《彖传》“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干行也”，经注本整体为一个单元，《程传》本则将“同人曰” 三字独立出来，析分为一个子单元，这是因为程子将其视为衍文，《大 典》亦同。除了经、传文分合的异同，还有一个显性的证据，那就是《大 典》称引《易》学文献于经、传文之下迳接《程传》，冠于群书之首， 足见其与经、传文直接对应的关系。 《大典》各卦于经、传文下称引《易》学文献，虽各条目所具相关 内容之有无或多寡容有不同，但大体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程 传》《本义》及相关文献（包括《朱子语类》、董楷《集说》（实际上书 名当作《 传义附录 》） 所引程氏附录、 朱氏附录以及赵与迿《 易遗 说·朱子语录》）；第二层级是汉唐注疏，以次分别是《子夏易传》（明 代传本实为宋人僞作，但明人以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王注（或包含“重言”“重意”）1、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多附于王注之下， 而于《释文》条目下注明“参见王注”）、孔疏、魏了翁《周易要义》（摘 编《周易》经、传、注疏及《释文》而成，盖以其书卷首迻录唐长孙无 忌进表，故明人误署长孙所作）、李鼎祚《周易集解》，不难看出这一层 级的核心是正经注疏，即王、韩注和孔疏；第三层级是程朱以外的宋元 人注解，所占份额是最大的；第四层级是每一卦后附录通论及数术之作。 由此可见，其层级和结构是十分清晰的，力图反映汉唐直至宋元《易》 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和主要成果。当然，其中以宋《易》为重心，正经注 疏不为所重；至于汉《易》，除《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汉上易传》 等之外，少有涉及。 隶属于第一层级的宋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合《程传》《本义》为 一书，而采程朱二子之遗说附录其下，为程朱《传义》合编之始。其体 例是首《程传》，次“程氏附录”，次《本义》，次“朱氏附录”。《大典》（程、朱氏附录归总附于《程传》《本义》之后）次第与之有所不同。 如上所述，《大典》本经、传文依据《程传》本，那么其所从出之底本 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经、传文出自《程传》单行本，其下《程传》 和《本义》亦皆出于单行本；一是经、传文及《程传》《本义》直至所 谓董氏《集说》所征引之程、朱氏附录皆据董书迻录。了解解决这个问 题，就衹能通过校勘《程传》《本义》及董书所得之异文来推定。我们 引入国图藏元刻本《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简称《程传》Ⅰ）、《古逸丛书》覆元至正积德书堂刻本《易程传》（简称《程传》Ⅱ），国图藏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本），国图藏元延祐二年圆沙书院刻本《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简称《传义》Ⅰ）、静嘉堂文库藏元至正二年 桃溪居敬书堂刻本《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简称《传义》Ⅱ）。《大典》 本或同于《程传》二本而不同于《传义》二本，如坤六三《小象》之《程 传》“夫子惧人之守文而不达义也”，《程传》Ⅰ、《程传》Ⅱ同，《大典》 本亦同，《传义》Ⅰ、《传义》Ⅱ惧作俱，上衍之字。贲六二爻辞之《程传》 “动止唯系于所附”，《程传》Ⅰ、《程传》Ⅱ同，《大典》本亦同，《传义》 Ⅰ、《传义》Ⅱ唯作惟，系作系。“故取须义”，《程传》Ⅰ（爻辞作须）、《程 传》Ⅱ（爻辞作湏）同，《大典》本亦同，《传义》Ⅰ、《传义》Ⅱ须作湏。 或同于《程传》二本及《传义》一本，如贲六五爻辞之《程传》“比于 上九刚阳之贤”，《程传》Ⅰ、《程传》Ⅱ、《传义》Ⅱ同，《大典》本亦同， 《传义》Ⅰ比误此。上九《小象》之《程传》“白贲无咎”，《传义》Ⅰ无误 元，《程传》Ⅰ、《程传》Ⅱ、《传义》Ⅱ及《大典》本皆不误。或同于《程 传》和《传义》之一本而异于另一本，如贲《彖传》之《程传》“此承 上文言阴阳刚柔相文者”，《程传》Ⅱ、《传义》Ⅰ同，《程传》Ⅰ、《传义》 Ⅱ下文字作交，《大典》本作交同。或同于《程传》之一本和《传义》二 本，如坤初六爻辞“履霜坚冰”，《程传》Ⅰ同，《程传》Ⅱ、《传义》Ⅰ、《传 义》Ⅱ冰作氷，《大典》本作氷同（《小象》作冰）。六三《小象》之《程 传》“它卦皆然”，《程传》Ⅱ、《传义》Ⅰ、《传义》Ⅱ同，《大典》本亦同， 《程传》Ⅰ它作他。贲《彖传》之《程传》“刚柔交相为文饰也”，《程传》 Ⅰ、《传义》Ⅰ、《传义》Ⅱ同（下有校语“一作相交”），《程传》Ⅱ交相作 相交（下有校语“一作交相”），《大典》本作“相交”同。综上所述， 倾向性的书证都显示《大典》本《程传》所从出之底本并非《传义》本， 而是单行的《程传》本。依此类推，《本义》亦同此例。事实上，这与 《大典》的结构特点也是相互印证的。例如《传义》本坤六二《小象》 之《程传》下次朱氏附录，《大典》本阙如。六三爻辞之《程传》《本义》 下次朱氏附录，《大典》本阙如。六四爻辞之《程传》《本义》下次程氏 附录和朱氏附录，《大典》本后者阙如。同人六二爻辞《程传》《本义》 下次朱氏附录，《大典》本朱氏附录之上、下分别增入《朱子语类》和 赵与迿《易遗说·朱子语录》。贲《大象》之《程传》《本义》下次朱氏 附录，《大典》本先引《朱子语类》，次朱氏附录。六四爻辞《程传》《本 义》下次朱氏附录，《大典》本阙如，但有《朱子语类》。上九《程传》 《本义》下次朱氏附录，《大典》本阙如，但有赵与迿《易遗说·朱子 语录》。总之，从取材和编辑来看，《大典》并非据董书一贯而下迻录， 而是分别摘录自各书单行本，这与《大典》编纂人员各自分工负责专书、 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也是相对应的。 需要说明的是，《大典》显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校改，也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意错譌1，如贲九三《小象》“人所陵侮也”， 《程传》二本和《传义》二本均同，《大典》本侮误作悔。贲《彖》之《程 传》“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程传》二本和《传义》二本均同，上 则字下注“一作必字”，《大典》本则作必，或涉注文而校改。《大典》 所引《本义》亦存在这种状况，如贲六五爻辞之《本义》“六五柔中为 贲之主”，宋本《本义》及《传义》Ⅰ、《传义》Ⅱ同，《大典》本贲误作 童。贲《彖传》之《本义》“极言贲道之大也”，宋本《本义》及《传义》 Ⅰ、《传义》Ⅱ同，《大典》本也作者，或系无意错譌。不过，多数异文可 能是有版本依据的，并非主观臆改，如同人《彖》“可以蹈险难者”，《程 传》Ⅰ、《传义》Ⅰ、《传义》Ⅱ同，《程传》Ⅱ蹈作䧟，《大典》本蹈作济。 《宛委别藏》本元涂溍生《周易经义》所引《程传》即作济，知其确有 文献依据。又如坤六二爻辞《本义》“柔顺正固”，宋本、明正德十六年 袁州府仰韩堂刻本、明末汲古阁刻本《本义》及《传义》Ⅰ、《传义》Ⅱ 同，《大典》本正作贞。贞，正也，义可两通。元熊良辅《周易本义集 成》作贞，而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作正，可知至少在元代已存在着 异文，这不仅揭示了《大典》所据底本的异文信息，而且说明《大典》 纂修过程中确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校定工作。 二、《大典》的资料来源 探讨《大典》的资料来源，尤其是其所从出之底本，一定要结合《文渊阁书目》的著录，这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和客 观性。这是因为，《大典》的纂修机构即设在南京文渊阁，所依据的文 献基本上就是文渊阁藏书1。所以，根据异文比对的结果探讨其所据底本 尚须比照《文渊阁书目》才能最终确定，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大典》 纂修的工作流程等因素。《大典》称引《易》学文献当然也不例外， 主要取材于文渊阁所藏相关文献2。我们试以见存《大典》较为完整的坤、同人、贲卦为例（同人首尾完俱，余二者仅存部分）1，按照其所引《易》 学诸书（包括相关文献比如别集中的相关内容）原有的先后次第悉数钩 辑2，同时与《文渊阁书目》卷二地字号第一厨《易》类文献及其他部类 相关文献相对照，并考察《大全》引用及《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状况（不 见于著录者则考之朱彝尊《经义考》或传世版本），列表于下：分析上表，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1. 从《大典》称引《易》学文献的构成来看，第一、二层级分别衹 有 5、6 种，所占份额甚小；第三层级则有 74 种之多，而且第四层级除 《口诀义》《焦氏易林》《京氏易传》（明人不知其为宋人僞作）外，余 者亦多为宋元人所作，也就是说引书将近 92%皆为宋元著作，其中又以 宋人著作为大宗，足见其传承宋《易》传统的倾向性是十分明确的。 2. 《大典》称引《易》学文献的主体部分都来源于《文渊阁书目》 所著录之书，例外者仅有 19 例，约占全部收书总数的 17%。我们的统 计衹限于前揭三卦（残存部分）引书，理论上还可能有更多；而且，未 能确认见于《文渊阁书目》者，当亦存在着其他可能性，诸如同书异名， 或包含在某种别集或丛书等他书之中，或通过他书转引；此外还有可能 由于人为因素造成阙佚，诸如在《大典》纂修完成后遗失，或采择以移 送北京时失收，等等。当然，从此三卦所引《易》学文献来看，至少上、 下经各卦引书的基本面是稳定的，互有出入者当为少数。 3. 除表中所列《周易口诀义》《温公易说》《读易详说》《周易窥余》《易变体义》《易说》《厚斋易学》《易象意言》《周易详解》《周易象义》 《易纂言外翼》《易精蕴大义》《易学变通》诸书，《四库全书》所收《大典》辑本尚有宋邵伯温《易学辨惑》、程大昌《易原》、旧本题宋徐总干 《易传灯》、俞琰《读易举要》以及《易纬》八种（首二种清代尚有明 刻本流传）1。可见《大典》普遍征引的《易》学文献除前揭诸书外至少 还有数种。 4. 除表中所胪列诸书外，见于《文渊阁书目》卷二地字号第一厨《易》 类著录、而不见于此三卦称引者，另有郑玄、关朗、卫元嵩、胡瑗、张 栻、吕祖谦、朱子（《启蒙》）、何基、杨忱中、张行成、朱元升、王恺、 周方、郑滁孙、吴沆、胡方、张理、林至、方实孙、许复等人《易》学 著作多种。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大典》虽然主要利用文渊阁藏书， 但也并非简单地悉数迻录，而是有所选择的；一是每卦征引书目不尽相同，互有出入，所以也有可能见于他卦引用。 5. 同样纂修于永乐中的《大全》，由书名即可知其旨在疏释程朱《传 义》，也就是说，其诠释系统的核心亦为《传义》，这一点与《大典》是 相同的。但《大全》引用宋元人著作凡 125 种（说详下文），而与《大典》引书重合者仅有 29 种（含董楷《传义附录》），可见二者虽然同样 以宋元人著作为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大典》文献来源的主体部分来自南京文渊阁藏书，所 以结合《文渊阁书目》来考察《大典》引书可谓不二法门。而《大典》 和《大全》引书虽然都以宋元著作为主，但重合率并不高，这说明二者 虽然都以程朱《传义》为主，作为理论框架和文献构成的基础和核心， 但《大典》并不囿于《传义》，而是兼及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系统， 尚且因仍宋《易》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传统（其中不乏赓续正经注疏 乃至汉《易》传统者）；成书于数年之后的《大全》则发生了本质性的 变化，延续元人纂疏的学术传统，单纯地局限在五经四书系统之内，以 程朱《传义》尤其是《本义》为旨归和根本。 三、元明时期经学文献两大主干系统的消长 五经四书系统《易》的正注既非单独的《程传》，亦非单独的《本义》，而是二者组合而成。这既有学理上的依据，一主义理，一主象占； 又有历史的原因，即前揭南宋董楷所编《周易传义附录》。是书“成于 咸淳丙辰”1，将程朱《传义》合编，并附录遗说，“意在理数兼通”2。 是为程朱《传义》合编之始。元代恢复科举，于仁宗皇庆二年（1313） 十一月颁布科举程序，汉人、南人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兼用古注疏”1。既以五经四书系统为主，并用《传 义》，又不废正经注疏，兼而用之。元人多有为程朱《传义》再做注释 者，犹如唐宋人为汉魏古注所作的疏义，或羽翼、发明或辨证、去取程 朱注，或纂集宋元及前代诸家经说，彼此互证，转相发明。单独疏解《本 义》之作，如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 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合于《本 义》者纂之，谓之纂疏”2。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据朱子《本义》 折衷是正，复采诸家《易》解互相发明”3。实际上经、传文下衹迻录《本 义》，次冠以“通曰”申述己意，间有言及《程传》者，明确称引其他 诸家者并不多见。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大旨“虽主于羽翼《本义》， 而与《本义》异者亦颇多也”4。其书卷首“集疏增入诸家附录”所收录 汉唐注疏计有子夏、王弼、韩康伯、孔颖达、扬子云 5 家，而胡瑗以下包括程子在内的宋元人有 79 家5。整合程朱《传义》而纂释者，赵采《周 易程朱传义折衷》因仍董楷《传义附录》旧式，亦采用经传参合本，“节 录程子《易传》、朱子《本义》之说，益以语录诸书”6。实际上《传义》 之外往往衹有朱子语录，少见其他诸家之说。董真卿《周易会通》首经、 传文大字单行，次“取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夹注其下，是为 '集解’”；次“其程子经说、朱子《语录》，各续于传之后，是为'附 录’”；次“又取（胡）一桂《纂疏》，而增以诸说，是为'纂注’”，皆 出以双行小字。所以其书初名曰“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后定 名“会通”者，即会通程朱《传义》，“兼搜博采，不主一说，务持象数、义理二家之平”1。是书卷首“引用诸书群贤姓氏”，凡收录“程子门人”25 家，“朱子门人”110 家，“古今名贤”则有商瞿、子夏以下直至王弼、韩康伯、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刘瓛等 38 家，以及陈皋、陈抟以下宋元人 158 家。是书所引陆氏《释文》均通过王莘叟《古易音训》转 引，所引王、韩注和孔疏亦皆间接引用，少有直接称引者。知其重点还 是放在五经四书系统的程朱一系论著，正经注疏不过是点缀而已。 虽然元人《易》学著作以纂释《传义》尤其是《本义》者居多，占 据主流地位，但间亦有兼容并包，不限于《传义》者。俞琰《周易集说》 成书于元代，初裒集诸家之说为《大易会要》，后乃掇其精华以着是编。 “其初主程朱之说，后乃于程朱之外自出新义”2，且能博取诸家之长。 吴澄《易纂言》集宋《易》之大成3，其校定文本“皆援引古义，具有源 流”；其取象颇能法朱震而上承汉《易》，解释经义又能集诸家之长，“词 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4。黄泽《易学滥觞》说《易》“以明象 为本，其明象则以《序卦》为本，其占法则以《左传》为主。大旨谓王 弼之废象数，遁于玄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 持论有据，“发明古义，体例分明，已括全书之宗要”5。李简《学易记》 节取《子夏易传》、王韩注、孔疏及宋人诸家著作，其中不乏胡瑗、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朱震等宋人著作，虽然以《程传》为主，但兼及 正经注疏及其相关注解，“大抵仿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之例”6， 简洁明快，要言不繁。总之，元代《易》学虽以羽翼程朱《传义》为主， 但因为科举兼用注疏，所以尚能兼顾五经四书和正经注疏两个系统（即便是专门纂释《传义》的著作如《本义集成》，间亦称引孔疏等正经注 疏），远胜明永乐以降独尊《大全》，经解悉为《大全》之附庸，五经四 书系统之《传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正经注疏遂至湮没无闻，“此 元代经学所以终胜明代也”1。 明初科举延续元代，洪武三年（1370）初设，十七年颁布科举程序， 其中，“《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2， 知其尚延续元代兼用古注疏的传统。科举的指挥棒作用也直接投射到经 学领域，由前揭《大典》称引《易》学文献的层级和结构即可知其以程 朱《传义》为主，所以即便是《周易》经、传文本身亦皆出自《程传》 本，其下分别胪列《程传》和《本义》，次《朱子语类》或赵与迿所引 朱子语录、董楷所引程氏、朱氏附录。这是其整个阐释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以下附录正经注疏系统的王韩注、孔疏以及《释文》《要义》《集解》， 次宋元人著作，其中既有正经注疏系统之作，如苏轼《东坡易传》、朱 震《汉上易传》、李衡《周易义海撮要》；亦有五经四书系统之作，如杨 万里《诚斋易传》、项安世《周易玩辞》、郑汝谐《东谷易翼传》。自南 宋末期直至元代、明初，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系统的消长进一步发 生变化，进而实现了从以正经注疏为主导到以五经四书为主导的切换。 元人《易》学顺应科举的指示作用，多以五经四书系统为主，但颇有兼 及正经注疏系统者。《大典》的纂修无疑更加强化了这种趋势，也更加 稳固地树立了《传义》组合的官方正统和学术权威地位。 至永乐十三年，“四书五经大全”告竣，并颁行天下，“废注疏不 用”1。顾炎武所谓《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经学之废，实 自此始”2。《大全》系在董氏《会通》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胡广诸人止 就前儒之成编一加抄录，而去其名，如……《易》则天台、鄱阳二董氏（董楷、董真卿），双湖、云峰二胡氏（胡一桂、胡炳文），于诸书外全 未寓目”3。其书“取材于四家之书，而刊除重复，勒为一编，虽不免守 匮抱残，要其宗旨，则尚可谓不失其正”。盖以“董楷、胡一桂、胡炳 文笃守朱子，其说颇谨严；董真卿则以程朱为主，而博采诸家以翼之， 其说颇为赅备”4。从题名即可看出《大全》亦以程朱《传义》为本，“今 定从《程传》元本，而《本义》仍以类从”；“《二程文集》《遗书》《外 书》，与《朱子文集》《语�》，有及于《易》者，今合天台董氏、番阳 董氏“附録”二本，参互考订，取其与《传义》相合而有发明者，各分 注其次”；“诸家之说，壹宗《程传》《本义》折衷，并取其辞论之精醇， 理象之明当者，分注二氏之后，以羽翼之。而其同异得失，先儒双湖胡 氏、云峰胡氏尝论订者，亦详择而附着焉”5。首经文大字平书，次提行《程传》大字单行低一字，次纂集程子、朱子相关论述及诸家说，出以 双行小字，亦皆低一字；次提行《本义》大字单行低一字，次纂集诸家 说（行款同上）。据卷首“引用先儒姓氏”，凡称引汉唐注释 11 家，诸如王韩注、孔疏等；所引宋元注释，自陈皋、陈抟至胡一桂、董真卿 125 家。引用汉魏诸家一仍董氏《会通》旧式，基本上都是间接引用，少有 直接引用者。较之董氏《会通》，《大全》的根本性变化是不再沿用《本义》所据吕祖谦《古易》本（经、传各自别行），而是采取《程传》所 沿用的经传参合本（以传附经），具体内容亦有所删省，所引诸家互有 出入，既有删削者，又有新增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格式上的显著变 化，那就是程朱《传义》均出以大字，不再是双行小字，知其性质已不 同于其他相关注释，重要性大大提升，跃居与经、传文相埒的地位，这 实际上是质的变化。 为了揭示《大全》与前揭纂释程朱《传义》诸书的异同及承继关系， 现以坤初六、六二注解为例，将其纂释内容以次录出，如下表所示： 纂释程朱《传义》者，《传义附录》以下则有《传义折衷》《会通》 和《大全》（《本义集成》“集疏”虽以程子为主，但旁及孔疏及宋人诸 说，当然这与其书集释《本义》的旨归是一致的；《本义附录纂注》《本义通释》则衹疏解《本义》，未纂集《程传》），自宋迄明，演进的线索 十分清晰。从各家所引程子、朱子语录来看，虽大体相同，但具体条目 及文字多寡、详略容有不同。而《传义附录》《本义附录纂注》《会通》 与《大全》所引前人诸说亦互有出入，并不雷同，朱彝尊所谓《大全》 直接取材于二董氏、二胡氏，衹可理解为资料来源，并非简单地照抄照 搬。较之《会通》，《大全》相对简要，附录内容以程朱语录为主，其他 宋元人论著采撷不多，于云峰胡氏（炳文）尤为推重。 总之，从永乐初至中期这十几年间，从《大典》到《大全》，与科 举制度的变革大致同步，从兼用正经注疏到弃置不用，从以五经四书为 主到沦为其附庸，所纂集宋元人论著也从多元化到一体化，直接影响到 经学文献两大主干系统的消长，这无论是在经学史还是古文献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抛开《大典》和《大全》书籍性质不同不论（前者是类书，后者是经解，所引用资料及编纂体例容有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 显的。《大典》以南京文渊阁藏书为主要资料来源，《周易》上下经各卦 部分的基本架构是以程朱《传义》为核心，但迻录汉唐直至宋元的相关 论述，兼及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系统，每个系统内部都相对完整， 比较有系统性。这个特点恰可与元代直至明初程朱《传义》和注疏并行 的科举制度相适应，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更加强化了《传义》合编文本 的权威性和统治地位。而数年之后成书的《大全》，《传义》几与《周易》 经、传文相埒，基本架构即《传义》之疏解，相关注解的遴选和纂集一 以程朱为判断去取的标准，虽然间亦间接引用正经注疏系统的王韩注和 孔疏，但整体上还是属于五经四书系统。申言之，程朱《传义》于《大 典》不过是宋元人论著之中最为重要的注解之一；于《大全》则与经、传文相当，成为其他宋元人论著的诠释对象。而这种变化与永乐中变革 科举程序，废注疏不用，专用《传义》，也是一致的、同步的。虽然《大 全》名义上囊括群书，兼综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系统，但实际上已 沦为后者的附庸，前者变成点缀和装饰。《大全》延续元人纂疏的学术 传统，单纯地局限在五经四书系统之内，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主干系统 的消长进一步发生变化，原本是支流的五经四书系统成为主流，而原本 是主流的正经注疏系统成为支流。总之，永乐朝先后纂修的这两部大书， 其取材范围和编纂旨趣无不对应着当时的科举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当然，《易》学发展内在的规律性也在起作用，延续并继承宋元以来宋《易》的学术传统。 尽管南宋末至元明时期正经注疏系统的王韩注、孔疏与五经四书系统的程朱《传义》此消彼长，并最终实现了从以正经注疏为主导到以五 经四书为主导的切换。但正经注疏毕竟是五经四书的源头和基础，所以 正经注疏实际上也并未截流乃至断流，而是仍旧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传 统和畛域，衹是退居次席，《易》学文献整体上依然保持着两大主干系 统的架构。一个标志性的例证即元代建阳刊行的注疏合刻十行本《周易 兼义》，不仅是元代最为通行的注疏合刻本，而且分别在明前期、正德、 嘉靖修补印行，也成为明代前期和中叶最为通行的注疏合刻本。明代中 期由于思想和文学领域复古思潮的兴起，反映在经学领域，正经注疏系 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主要表现就是三部“十三经注疏”汇刻 本——嘉靖李元阳本、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和崇祯毛氏汲古阁本的刊行。 而且，一度沉寂甚至近乎湮没的经注本在明代中后期也有了新刻本，这 也反映了正经注疏系统的抬头和影响力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中 朱鸿谟还刊有《周易》王韩注和《程传》合刻本1，显现出两大系统的合流趋势。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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