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合悲欢／沈守祥  历史的轨迹并不是直线延伸的。许多的历史问题也正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吸收，就是更好的解决现实问题的锁钥。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行为都是有历史局限的，是要受到时代背景的束缚，社会环境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审视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道德约束。历史会不断延伸，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确还原历史事实是对社会合理发展的责任担当。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悲剧虽然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局限性，但是，对于当代社会的感情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并不是没有借鉴的意义。因为名人效应，他们的婚变曾经在海内外搅起了轩然大波，有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化现象发生。他们的感情纠葛并不能因为郁达夫是名人而视为个例，至今这种现象仍然是无法根除的。爱情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感情取舍就永远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古老而又新鲜。如果一个人能够处理好了自己的感情问题，人生也就圆满了一大半。也许是感情隐私与纠葛，更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一直以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危机，感情纷争，常被好事者作为话题，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有些不负责任的作者，脑洞大开，探佚推测，甚至杜撰，使这一对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怨尤，给后人产生了许多的误解。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初次邂逅即一见倾心，坠入情网，不能自拔。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也在那里忆我。郁达夫是在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王映霞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孙百刚在省立温州高中做老师，王映霞是他的新同事。同为杭州人，交流中互通家世，才知道孙百刚的父亲和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是老朋友，所以孙氏夫妇和王映霞过从甚密。北伐战争的战火，也燃烧到了小小的江城。为躲避战乱，他们一起逃到了上海，经孙百刚的朋友赵韵逸介绍，王映霞跟着孙氏夫妇住进了法租界的尚贤坊中。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孙百刚在内山书店遇见了郁达夫。郁达夫为了处理创造社的事务，刚来上海不过四五天，他记下了孙百刚的地址，约定过三五天来登门拜访，于是便有了郁王相识的缘分。郁达夫也给王映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的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清瘦。郁达夫接到消息，传闻上海书局要来查封创造社出版部。郁达夫立即通过徐志摩，请托时任孙传芳全权总办的丁文江说情，第二天，丁文江就有复函：“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郁达夫放下心来，上午在出版部校稿，下午去卡尔登参加邵洵美、盛佩玉婚礼。晚上，即以归还孙百刚译稿《出家及其弟子》为名，来到尚贤坊，又见到王映霞。并邀请她到天韵楼游玩，因为游人太多，又一起到四马路泰丰酒馆饮酒。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又写道：“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日记中还提到了孙荃的来信：“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因昨日酒醉，十六日的日记写道：“昨晚上醉后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十八日，“得徐志摩报，说司令部要通缉者，共有百五十人，我不晓得在不在内。”但是，从创造社出版部出来后，还是立即跑去尚贤坊四十号孙家，寻访王映霞，等了半小时左右，“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晚饭后，十点多出来，“又到尚贤坊门外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十九日，上午到方光焘家，“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才赶去出版部看信件，午饭后，蒋光赤来出版部送文章，立即约上他一起去找王映霞，“谈了两个钟头”后告辞出来，又和蒋光赤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请王映霞她们去北京大戏院看埃莉诺·格林的电影《岩石的那边》。十一点散场，又一起在一家小酒馆宵夜。回到寓所已经凌晨一点多，立即写了一封给王映霞的短信。又记日记：“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究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啊啊，这一会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二十日，上午方光焘夫妇到访，约成一起去创造社，“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午饭后，又一起去寻访王映霞。因为听到王映霞要回杭州的消息，“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三点多告辞，下午给王映霞写了一封信。八点多又到尚贤坊，“推门进去一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他们，王女士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意离我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停了三五分钟，她果然转哭为笑了。我总以为她此番之哭，却是为我。心里十分快乐，二三个钟头以前的那一种抑郁的情怀，不晓得消失到哪里去了。”从王映霞那里出来，又去大世界听戏，回到寓所已经凌晨两点多，“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会的恋爱能够成功，……我到了这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二十一日，郁达夫突然感到对王映霞的求爱，有人从中作梗，一下子“失望到了极点”，“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我不得不恨那些住在她周围的人。”“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一家她也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家去。……我托他去请她来。……我本想叫一乘汽车去的，这几天因为英界电车工人罢工，汽车也叫不到。坐等了半点多钟，他只写了一个回片来说因病不能来，请我原谅。”“已经是伤心了，勉强忍耐着上各处去办了一点事情，等到傍晚的六点左右，看见街上的电灯放光，我就忍不住的跑上她那里去。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孙百刚在《郁达夫和王映霞》一书中对此时的情况作过解释，认为他们当时对他二人的恋爱，加以阻拦是出于一片好意。其实，孙百刚他们并不希望郁达夫经常上门，而郁达夫总是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的跑了来。实在没有可说的了，进门的时候就念着两句唐诗：“出门无知己，动即到君家。”有一次吃过晚饭，郁达夫趁着酒意，用日语向孙百刚吐露了对王映霞的痴情。孙百刚曾冷静地劝他：“其实我们早就看出你的变态了，也正在这里替你担忧着这事的前途。你到底是偶然一时的感情冲动呢，还是要做永久打算呢？倘若是一时冲动，我希望你立刻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但是，郁达夫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理智，要他离开上海，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立逼着孙太太去问问王映霞的意思。达夫！今天特诚来劝告你克服你近来的冲动的。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须先毁弃了到如今为止是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老家，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们差不多快近中年的人了。写小说，不妨不顾一切，热情奔放，轮到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以她的年龄、人品、家庭、学识，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她何必要一个已经有了家，必须毁灭了家再和她结婚的男人？你倘若是爱她的，也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你以为对吗？再有一点，你和他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一时既无问题，日久终有影响。我以清醒的旁观者的地位，对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郁达夫此时对王映霞的感情已经义无反顾。因为话不投机，他甚至对孙百刚有点了气愤。临走时说：“百刚，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生命的升华，我们再会吧！”孙百刚也曾劝过王映霞：达夫是已有了妻子，有儿女的中年人了。他对于你的爱慕，虽则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总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你是否应当接受他的追求，在你自己应当有你自己的考虑。你以为如何？孙百刚又说道：我知道你所谓不马马虎虎者，无非是要他和富阳太太离婚。但我以为男女的结合，决不是如此简单朴素的形式问题。人的感情是流动的。尤其是像达夫那样罗曼谛克的文人，感情的流动性比任何人更大。再讲到人道，何必要牺牲那位富阳太太，而来建筑你们的将来呢？就你而论，人品、家庭、年龄、学问，哪一样不及人家，正可以从容不迫，任意选择，何必要找一个象达夫那样，必须毁弃一个家，再来重建一个家的男人呢？我们的意思：希望你断然拒绝他的追求，一面解救了他的烦恼，一面成全了你自己的前程。王永霞却担心，倘若断然拒绝，非但解救不了郁达夫的烦恼，还可能会有意外事件发生。看来王映霞已经心生怜才之意。当孙百刚问她，能不能无条件地与郁达夫结合，不必一定要毁灭他的家庭时，王映霞说：“这是万万得不到我家庭方面的同意的。”孙百刚也不好再加以深劝，于是劝她回到杭州，和家里人仔细商量一下。对郁王二人的结合，持反对态度的不止孙百刚两口子，当时住在尚贤坊四十号的所有人，还有经常出入的叶灵凤、方光焘、章克标、徐钓溪等人，想出许多恶作剧的方法作弄他们二人。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记述过这时的经历：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招呼，她说：“你上楼以后，最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打门，也装作没听到，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房间里去。”……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也许因为我昨天已经将郁的来信公开出来的缘故。天天来我们这里的这位郁达夫，惹得大家发笑，弄得我很窘。二十二日，想去探望王映霞，又怕吃闭门羹，终于没去。“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的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第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围在她周围的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我，太无同情心了。”“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这一次的短话，也不过是梦中间的一场恶景罢了，我也可以休矣。”但是，嘴里说着要罢休，心却不死，行动更是为情所驱。因为听说王映霞二十三号要回杭州，一早就赶到北站，想在车上再和她相见一次，直到车开，也没见到王映霞的影子，于是坐车去龙华，去松江，去杭州，车上车下，找了个遍，终无所得。便在杭州城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二十四日，决定在杭州站“死守一日”。没有火车来的间隙，便跑到杭州女师打听王映霞家在杭州的住址，可是，没有人告诉他。整整一天，最后一辆车都到了，终于死心，坐夜车回到上海。凌晨一点多赶回寓所，“把被窝蒙上头部，一个人哭到天明”。二十六日，晚上去孙百刚家探听王映霞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金刚巷七号”。连日来苦恋无望，颓废到了极点，日记中开始出现了吸鸦片的记载。周静豪的夫人看到郁达夫痛苦的样子，很是同情，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他，但是他终于还是放不下王映霞。二十八日，给王映霞写了一封信，这是现存的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最早的一封信：王女士：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吧！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许想想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那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信中提到的苕溪，即徐钓溪，郁达夫留日同学。当时因孙百刚反对郁达夫追求王映霞，就撒谎说王映霞将要嫁给徐钓溪。本来已是无望的等待，三十号，却收到了王映霞的来信。郁达夫立即回复：映霞君：接到你的来信，我真快活极了。你能够应许我来杭州和你相见么？时间和地点，统由你定，希望你能马上写一封回信来通知我。信的回复，总须三天，若约定时日，须在阴历的来年正月初二以后。你的回信若能以快信寄来最好。日记写道：“大约回信，廿九的中午总可以来，我索性于正月初一去杭州也好。”在这神魂颠倒的苦恋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想到自己的家庭。二月七日日记：“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ation（认命）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去寻他出来，紧紧的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忏悔），我要求她饶恕，我要她能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九日，才接到王映霞的回信，告诉他“这次打算赴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郁达夫立即回了一封信，诉说失望和悲哀，并告诉王映霞，自己打算去巴黎，埋葬断肠的身世。十日，上午给王映霞写信，预感到二人的关系“将从此终断了”。下午又写了一封信去。晚上，时发咳嗽，日记中说：“啊啊，若现在一死，我恐怕我的一腔哀怨，终于诉不出来。我真恨死了王女士，我真咒死了命运之神，使我们两人终于会在这短短的生涯里遇到了。”十一日晚上，接到王映霞来信，明确向他表示了拒绝。郁达夫明明已经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还是倍受打击，半夜醉酒回来，又给王映霞写信。十二日，又接到王映霞的信，似乎看到了转机，使他的心死灰复燃。首先的感觉，“不明白她的真相”。“她的说话，很是冠冕堂皇，然而一点儿内容也没有。我想结果，究竟是因为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太远，这一次的恋爱，大约是不会成立的。”于是“半夜里又去喝酒，喝的半醉回来，想想我这一次和王女士的事情，真想放声高哭，我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小丑，王女士的这样吞吞吐吐，实在使人家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你说叫人要不要气死呢！”其实，这是王映霞在对他考验。这期间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情，是十五号接到周作人的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同能够不至落空”。虽然描写女性有独到的地方，但是，对王映霞的心思，却毫无察觉，真的是爱情能够使人丧失理智。同时，又收到了孙荃和王映霞的信，让他悲喜交加。“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啊，这Delicate，devolionalmind！后者也比前不同了，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白她的真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马上写了一封信回她，告诉她以我对她的衷情。”十天以后，对郁达夫来说，是无法言说的煎熬。终于，在二十五日，忽然接到王映霞的信，约他去尚贤坊会面。郁达夫“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力做成这一回的perfectlove，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运命，终要来咒诅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第二天，又到尚贤坊，见到孙百刚的夫人掌华，孙夫人向他转达了王映霞的心迹，“我觉得很为难。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回的事情，总要使它成功。和他们打牌喝酒，说闲话，一直说到天明，午前三点钟，才在那一张王映霞女士睡过的床上睡着。”这个情节，后来在他的小说《空虚》中出现过，看来他的小说，并非完全的自我暴露，真实的素材也是经过时空的渲染，艺术的加工的，这些经历却是在心里抹不去的。一夜难眠，二十七日一早就起床了。“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会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王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晚上写了一封信，预备明天交给王映霞。正好读到日本作家谷崎精二的小说《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那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早一天死”。二十八日，与王映霞在江南大旅社密谈了半天，把将来的计划，对她的态度等，都一一做了保证。日记中写道：“我和她靠在安乐椅上，静静的说话，我以我的全人格保障她，我想为她寻一个学校，我更想和她一道到欧洲去。”“五点钟后，和她上四马路酒馆去喝酒，同时也请孙氏夫妇来作陪。饭后上大马路快活林去吃西餐茶点，八点前后又逼她上旅馆去了一趟，我很想和她亲一个长嘴，但终于不敢，九点钟后，送她上孙家去睡，临别的时候，在门口，只亲亲热热的握了一握手。”“在电灯照着的空空的霞飞路上走了一回，胸中感到了无限的舒畅。这胜利者的快感，成功时的喜悦，总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但丁的意中人）。我的丑陋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三月一日，上午下午，郁达夫两次去尚贤坊看王映霞，很想约她出来玩一天，但是孙夫人病了，王映霞友情陪伴，不得脱身。郁达夫只好去出版部，看信的时候，发现“中间有我女人的一封盼望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晚上又想去看王映霞，又怕她嗤笑，于是定下心来给她写了一封信，约她星期五（四日）午后两点，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电车站相会。三月四日，午饭后郁达夫去约定地点等候，王映霞却失约了，郁达夫“从一点半起，候了她两个半钟头，终于不见她来，我气愤极了。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跑上坤范（此时王映霞已搬出尚贤坊，寄住在坤范女中的同学陈锡贤处）去找她，她又不在。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急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所以晚上又在大马路跑来跑去跑了半天。”“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我想以后不再和女人交际了，我想我的北京的女人，或者也是这样的不诚实，我不得以就只好跑上酒店去喝酒。”绝交的长信寄出后，意犹未尽，深夜又差人送一封信给王映霞。没想到王映霞回信了，“她的回信说，明天早上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第二天九点多，王映霞来了。“我的喜悦当然是异乎寻常，昨天晚上的决心，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会步。天上浮云四布，凉风习习，吹上她的衣襟，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并且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指给她看，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六日，上午去出版部办公。写了一封信给王映霞，附诗两首：诗中所记是昨天的谈话内容，“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了五湖行舟的事情”，第二首是赞扬王映霞的出身，“她的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的名士”。七日下午，接到王映霞的来信，立即到坤范去约她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许我kiss的第一日。”“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嘱咐我的样子去做，和她亲了几个很长的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熔化在一处了。”九日下午，和王映霞到美术专门学校去转了一圈，郁达夫想让王映霞去美专学习，并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和她的关系，大约是愈进愈复杂了，以后只需再进一步，便什么事情都可解决。今天和她谈我将来的计划，她也很能了解，啊啊，可咒诅的我的家庭。”第二天，王映霞告诉他，不想进美专了，因为她定不下心来。十一日，王映霞到出版部，翻看了他的日记，大发脾气，并写信痛斥他。郁达夫连写三封信道歉。第二天，终日惶惶不安。又接王映霞骂他的信。郁达夫晚上八点写了一封信给王映霞，冒雨出去投递。又“硬了头皮，跑上坤范去找她。”“总算是万幸，她出来见了我，说了两三句话，约她明天到创造社来，我就同遇赦的死刑囚一样，很轻快地跑回了家。”十三日上午，王映霞和陈锡贤一起来到创造社，郁达夫和她们谈了半天，又请她们吃午饭，饭后陈锡贤识趣的先告辞了。郁达夫立即和王映霞到了周静豪的家里，可能是就日记内容做了一些对质，很快辞出，又一起上了一家咖啡馆的楼上坐了一个多钟头，谈了许多心曲，终于说服了王映霞，求得了原谅。接下来几天，感情不断升温，不仅天天书来信往，更兼经常出双入对。十八日，接连收到王映霞两封信，并和她一起玩了满满一天，但是“谈到将来的事情，各觉伤心之至”。半夜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王映霞，深切感到“和映霞的事情，太难解决”。二十日下午，和王映霞到大东旅馆定了一个房间，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我们以后进行的方法步骤，悲哀和狂喜，失望与野心，在几个钟头的中间，心境从极端到极端，不知变灭了多少次”，“和她谈了一夜，睡了一夜，亲了无数次长嘴，但两人终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不至于乱”。次日，二人又外出游玩了一天。得知北伐军已于昨晚到了龙华，上海七十万工人罢工，“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三月二十二日，一早醒来，就跑到闸北河南路打听消息，“北面向空中望去，只见火光烟烽，在烈火里盘旋，听说这火于昨晚十点钟前烧起，已经烧了十二个钟头了。我一时着急，想打进中国界去看出版部的究已被焚与否，但几次都被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打退了回来。”又去坤范找到王映霞，和她一起回到旅馆，“一直谈到晚上，决定了今后的计划，两人各自叹自己的命运乖薄，洒了几滴眼泪”。二十六日，和王映霞一道去法租界一家印刷所去问印书的情况，“马路上行人拥挤，处处都呈着不稳之象。我一边拥抱了映霞，在享受这完美爱情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个人独演了。”四月二日，接到北京来的孙荃快信，“荃君的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自家，后悔到了无地。气急起来，想马上跑上银行去电汇一二百块钱去，可是英帝国主义者，四面塞住了我的去路，在银行附近的地方跑了三四个钟头，终于无路可通。我这时真气愤极了，若有武器在手中，必然要杀死那些英国的禽兽一二名，以泄我的愤怨。”“不得已跑上二兄寄寓的一家小旅馆去，把北京无钱度日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在那里的同乡都说我们长兄的不是，不该坐视弟媳的处到这一个穷地。但我自己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归根结局，这都是我自己的罪愆，不能怪旁人的。荃君呀荃君，这又是我的大罪了，请你饶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心绪难平，就又去找王映霞，“我告诉她以北京女人的苦状，她也为她们不平，说我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我真想放声高哭了。和她出来走了一阵，买了些东西，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却遇见了一位姓丁的青年，自杭州来找她回去的。这一位丁君，年青貌美，听说也有意于她，可是她不愿意，所以现在丁君还在献殷勤。他告诉我后，我虽则心里也感到了些胜利者的骄意，但对于丁君，却也抱了不少的同情。”王映霞决定明天回杭州，“就又折回四马路来，替她买了些衬衣点心之类”。三日一早，和王映霞一道坐车送她去南站候车，九点多，车还没有开，因为害怕王映霞上车后，自己更要伤心，便提前告别了。晚上即给王映霞写信，尽诉离别之苦，并希望她能在这段时间说服她的母亲，早一点同意他们二人的情事。四日上午，去银行给孙荃汇款，给孙荃和王映霞各发了一封信。晚上又给王映霞写了一封长信。这一时期以来，因为他写了《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等，同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和新旧军阀的文章，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又加上染疾黄疸病，十一日晚上，把出版部事务托付出去，预备明天一早去杭州。四月十二日，郁达夫准备一早去南站乘车到杭州，因为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在和北伐军派来缴械的军人交火，无法成行。午后访友，“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十三日凌晨三点，给王映霞写信，然后冒雨回闸北，“昨天的战况，四处都可以看见。人心惶惑，一般行人店户，都呈着一种恐慌的样子。”收拾好行李以后，立即“乘车上天后宫桥招商内河轮船码头赴杭”。十一点上船，下午四点起航，十四日下午五点，终于到达杭州拱宸桥。到了杭州，郁达夫先在西湖饭店住下，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惴惴的来到金刚寺巷王映霞家。适逢王映霞外出未归，王母接待了他，态度和蔼，对他还算热情。他的心中生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感到王母不会是他们恋爱的阻难人。晚饭时，王映霞回来，二人一起出去吃晚饭，“又和她上旅馆去坐到十一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才放她回去。”十五日一早去王家，和王映霞的兄弟宝垌、双庆也相熟了。请上他们一起去西湖玩，王映霞的祖父（其实是外祖父，王映霞本姓金，随外祖父姓氏）一会也到了，请郁达夫到西湖吃午饭。饭后继续游湖，“在漪园的白云庵里求了两张签，与映霞的婚姻大约是可以成的”。和她们分别后，回到旅馆，遇到了一位同乡和他的情人文娟，“这文娟，前年冬天，也曾为我发誓赌咒，我也一时为她迷乱过的，现在居然和他的情人同来看我了，我这时心里又好笑，又好气，然而一想到映霞，就什么也冰消了。”十六日，郁达夫偕王映霞游灵隐，过岳坟、石屋洞、烟霞洞，享受了半天无比快乐的时光。下午回城，去育婴堂看望王映霞的亲祖父，王映霞的母亲也在。在回旅馆的路上巧遇孙百刚夫妇，晚上与王映霞的母亲、祖父同上西湖三义楼吃晚饭，气氛融洽，热闹非常。晚饭后，郁达夫把行李物件搬上金刚寺巷，住进王映霞家。郁达夫在《王二南先生传》中说：当时，我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因政治关系而入了停滞状态；对于前妻并子女的离异赡养等问题，又因现款无着，祖产未分，而处到了两难之境；尤其是危急的一个生死关头，是因为有几位朋友的政见之故，我也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的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的租界里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先生一见，就殷殷以保养身体为劝，对于我与映霞的结合，也不持异议，但问祖产分后，让给前妻，也够得他们母子的衣食否？说到后来，先生还微叹着气，笑念出两句“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的梅村的名句来。十七日，与王映霞全家游灵隐，在老虎洞口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和王映霞的合影，另一张是和王映霞全家的合影，“今天的一天春游，饱尝了些家庭团圆的乐味，和昨天的滋味又不同，总算也是我平生的赏心乐事之一。”二十八日，发表《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指斥蒋介石为新军阀，公开揭露他勾结英、日帝国主义和旧军阀、旧官僚，施行虐杀政策。认为“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期间，有人劝他去新政府做个委员，他没有答应。更兼身体不适，五月二十八日，与王映霞一起逃难到了杭州。期间，曾接到孙荃的来信，想回覆她，终于没有勇气。六月一日，晚上到车站接到二哥养吾，和他一起去看望王映霞的祖父。对于郁达夫的婚变，大哥极力反对，二哥比较暧昧。所以郁达夫希望二哥在订婚时作为他的家庭代表。二日一早，送二哥到江干乘船回富阳。然后到聚丰园订酒席，决定于五日（阴历五月初六，星期日）请客，举行订婚宴会，公布与王映霞的婚事。三日晚，接二哥信，告诉他初六那天不一定来。“为之不悦者通宵，和映霞对泣移时”，决定明天回富阳，无论如何，要把二哥请来。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富阳请二哥。到家后，“见了老母，欲哭无声，欲诉无语，将近两年不见，她又老了许多。我和她的性情不合，已经恨她怨她到了如今，这一次忽然归来，只想跪下去求她的宽恕。”午饭后，和二哥回杭州，晚上又各处请客。郁达夫在杭州流连时日很多，富阳近在眼前，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回去过。六月五日晚，在聚丰园举办与王映霞的订婚宴会，男女客人共到四十多位。郁达夫陪大家痛饮了一场，“和映霞的事情，今夜定了，以后是如何处置荃君的问题了。”六日，早上送二哥坐车回富阳，买了些香烟和饼干，托二哥向母亲致意。九日，王映霞回嘉兴工作，一早起来郁达夫有点心神不定。六月十日，给孙荃写信，“告以和映霞的关系”。期间，多次陪王映霞的母亲及家人出游，吃饭。二十三日，偕王母去湖上，先上白云庵月下老人处问前程，得第五十五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属。二十五日，与王映霞，还有王的二弟宝垌一起回到上海北站。第二天，即托李某为宝垌谋就工作事，二十七日，送宝垌考中央银行实习生。七月十五日，接北京孙荃来信，立即写了一封快信回复，答应她于一两周后赴京。又接到大哥郁华的来信，“大骂我与映霞的事情，气愤之至。”又接到王映霞的来信，立即回复，并告诉她宝垌的工作已经确定。八月二十七日，“今天南京被孙传芳兵夺去，听说蒋、孙又有合作消息，军阀的肺肝，真和猪狗一样。”战事殃及杭州，九月一日，王映霞母亲等人逃难来到上海，投奔郁达夫，“三十一军早在杭州奸淫掠杀了”。本日，《日记九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开创了新文学作家日记文学的先例，几年内连印了八、九版，发行三万册之多。王映霞的名字，和郁王的恋情也随之名扬海内。九月三日，帮助王母搬家到民厚南里八八〇号，郁达夫随后也迁入同住。王映霞《半生杂忆》中说：就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祖父答应了上海哈同花园姬觉弥的邀请和群治大学之聘，来上海教书，便把我们一家也搬到上海来住。为了进出方便，我们就住在靠近哈同花园的民厚南里（现称慈厚南里）880号的全部二楼。这八百八十号是弄堂靠西的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是两楼两底，并连有过街楼。我们并将统厢房隔成了三间，另外还有一间前楼，倒是方方正正，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米。这时的郁达夫和创造社的关系并未全断，每天还是在闸北宝山路办公，我在嘉兴二中附小教书，来往于嘉兴上海之间。祖父看他每天来来往往，实在辛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郁达夫暂时搬来和祖父同住。他就住在了我们的前楼。一九二八年二月初，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在上海火车北站的小旅馆中租住了一个多月。王映霞《半生杂忆》中说：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了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二月廿一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二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然后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在南京东路浙江路口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请的是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了是我们的喜筵。又据王映霞回忆，未能赴日本的原因，是由于郁达夫当时正受到当局的嫌疑。她说：……在我们将于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的喜帖发出之后不久，达夫就接到了一个秘密的通知，说南京方面有人在算计他，要他马上避一避。去日本的轮船票早就买定了。我原想不顾一切，冒险东行，但达夫是胆怯的，他不但将船票立即退去，而且马上搬出了民厚南里，秘密租了一家郊区旅馆的房间，暂做他的避难所。连祖父也没晓得他往何处去了。他自己，也只在深夜里，才偶尔出去散一会步。一九二八年春，我在杭州突然接到一个红色的似喜柬非喜柬的一张请帖，内容非常简单：最奇怪的是：两位发帖子的主人住在上海，请客的地点却在东京，真有点不伦不类。而且日期早经过了，即使日期不过，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赶到东京去吃这顿“喜酒”的。以后据友人传说：似乎他们并未曾离开过上海，然则何以要弄这一套玄虚，在我始终是一个疑问。康侨在《浪漫大师郁达夫——郁达夫王映霞此恨绵绵》中说：事实上，发这份请帖的时间，已在郁王同居半年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并无一人如期赴宴，同申祝贺。因为十七年二月一日（应为二十一日），郁王二人并没有离开上海。也许这便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另一章。郁孙未曾离婚，郁王无法行礼。聊备一帖，有以自嘲，图个诸亲好友，彼此心照不宣而已。但是，根据郁达夫日记，《鲁迅日记》等资料可查，这一时期郁达夫在上海的行踪是公开的。而且，三月九日郁达夫在给佐藤春夫的信中，也提到过东京之行未成行的事情，但是没有提及结婚一事：佐藤先生：行色匆匆，即将出发前来日本。不料登轮前，因见疑于当局，恐一到长崎，不能上陆，旅行只得延期。兹有恳者：我曾有函件寄关口町府上，请费清神在收到后加封转寄“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三号王宅”为感！智惠子和尊夫人等想必一定在等候我，真对不住。我想还不如请你们来吧。最近二、三月来，中国的情况十分混乱。我什么事也不干，一直闲游着。……看来去东京的事情，郁达夫早已经和日本的朋友通报了，也提前把所用之物品寄过去了。自此，郁达夫和王映霞正式组建起来了小家庭，住址就在上面信中提到的“王宅”。二人很是经过了一段甜蜜浪漫的生活，参加社会活动，应酬宴会，总是出双入对，无怪乎给人以“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印象。在此期间往还最多的朋友是鲁迅一家，还有就是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了，郁达夫和鲁迅的作品当时都在那里出版。婚后的家庭生活情况，王映霞在《半生杂忆》中作过回忆：妈只生我一个女孩子，在家的时候，是从来舍不得我去做粗重的家务的。所以当我开始独立支撑一个家庭时，最感到苦闷的就是家务。煮饭时我不懂该淘多少米，放多少水。记得最早时候我们曾买过一座抬灶，上面可以放一只菜锅和一只饭锅。应用的时候，常使我手忙脚乱，往往顾到了饭就顾不到菜，不是把饭煮焦，就是把菜烧烂。光是两个人的一天三餐，已经使我忙不过来，又何况郁达夫每当写出一段好文章或者得意的诗句时来，他就会到灶下来把我拉上楼去，让我先看一遍，读一读，问我顺口不顺口，往往弄得我两头顾不到。为了学做厨下的一切琐务，我真急了好几个月。郁达夫还常常用“孺子可教”这四个字来鼓励我学做家务，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每日清早提着菜篮上菜场去买副食品。既要抛头露面，又须要讨价还价。妈也背地里可怜我，说我爱去搞这些粗工作。祖父则叮嘱我说：“学会了是自己的本领。”我只想硬挣这一口气，好好地来撑住我们这个小家庭。烧菜是一件难事，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而两个人却都爱吃。郁达夫爱谈烹饪理论，也不知是从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他喜欢在我面前充能手，充内行。教我某一种菜应该烧几分钟，哪一种肉要煮多少时间，这样的一教我，把我这个初学手弄得更糊涂了。不是炒得太生，吃不动，就是煮得太烂。他看看不对头，再来大家研究。时常把一顿饭搞了两三个小时。后来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这样一定容易学会。”于是，我们前前后后也去吃了几十次，把一个月来的稿费全吃光了。很显然的，开销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算。于是在每一次上好馆子走回家来的路上，我总爱埋怨他：“乱花钱，有些得不偿失。”他道：“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现在我们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他还说：“人的身体最要紧，身体是别人抢不去的财产。”因此在我们家里，从不讲究穿着，只在饮食上多花些钱。不这样，他的黄疸病和肺病，又怎么会得好起来的？他平时所讲的学烧菜的途径，我觉得也颇有道理，从此以后，我就认真的学烹饪，学会烧许多菜，尤其是他所爱吃的几样。连日本的酱汤，我也曾学着做。其余如缝纫、洗衣之类，我也学会并熟练了。祖父爱喝酒，我因之亦能喝上一些，不过对此不喜欢。结婚以后，为了能使他少喝酒，当然我应该首先不喝。表面上他总答应得好好，总说“就这一次”，或者是“从下月一日开始”，但他一看见酒，总还是十分贪。我很懂得酒能伤神，亦能乱性。酒后会说出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做出许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好几次是为了吃酒的问题，我们中间发生过小争执。不过这一种小争执，并不伤脾胃，不至于有进肤之痛，过了一会，就有恢复了原状。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郁达夫受文学青年史济行之邀，到宁波旅游，不慎钱包被窃。史济行先为他在江北岸青年会宿舍开了一间临江的房间。郁达夫发急电给王映霞，要她汇一百元钱来。没想到，二十四日，王映霞赶到宁波，把钱亲自送了过来。史济行在功德林设宴招待郁达夫夫妇，归途中遇见楼建南（适夷），相约明天同登普陀。七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郁达夫、王映霞、史济行、楼适夷一行去普陀。在船舱中又遇见王鲁彦和夫人覃谷兰。下午三时，到达普陀，住在天福庵。晚上又遇见上海画家王济远。三十日，郁达夫、王映霞和王济远一起乘新江天轮回沪。三十一日写信给史济行，感谢他的盛情接待：老弟：此次过宁波，全赖照拂，得快游普陀前后诸山。又累你用去了不少的钱，实在有点不安，好在来日方长，诸事当谋互助，是以不更急急学乡曲老之屈躬道谢矣。……对于这次游普陀的始因，王映霞在《半生杂忆》中是这样回忆的：一九三〇（应为二九）年的夏天，我们这一个小家庭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住在我们家。弟兄相见，分外亲热。他本来就同他的二哥感情非常好的。这次见了面，我准备了酒菜招待他。看他俩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劝说不能再喝了，并说：“我们还是大家吃饭吧？”郁达夫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只穿了一件中式的单衫单裤就出了家门。我和他二哥起先还以为他走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后来一等再等，依然不见他回家。于是，我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里，自己则回到楼上去休息。第二天早晨，他二哥回富阳去了。家中空荡荡的，少了一个人。天快黑了，我收到了一份电报，我急忙看电文，才知道是郁达夫从宁波发来的。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窃，要我马上送一百元钱去宁波。幼稚柔弱的我，一想到他的安危，怎么也要弄到钱给他送去。弄口有一家当铺，但家中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当。我想来想去，决定将我结婚时母亲赠我的手镯、项链拿去当了，当了一百元，立即赶到十六铺轮船码头，买票上船。第二天清早，船到宁波。我找到了他的住处，见了他，我第一句话就说：“给你送了一百元来。”他“哦”了一声，说：“我们一起到普陀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在普陀的船上，郁达夫告诉我，那一天傍晚他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阻止他喝酒，使他很生气。等走到十六铺码头（6公里），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觉，之后，便买了船票到宁波。手表就是在码头上不见的。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一次事是做错的了，他亦了解这件事情之在我的精神上所留下的伤痕，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我认为，王映霞的回忆是不可信的。从史济行的接应与安排来看，郁达夫的这次宁波之行显然是提前就有约定的，从他们的住处到十六铺码头有十几里路，他的钱包和手表被偷以后他哪来的钱买船票？如果扔下二哥赌气出走，郁达夫也就太不近人情了！从许多人的记述里我们都能体会到郁达夫是一个对别人很能体贴照顾的人，很能顾全大局。王映霞在《半生杂忆》中有一段回忆“阳春和静子的诞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不知道是因为她爱哭呢，还是因为郁达夫从安庆回来之后情绪不佳，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所以静子满月之后，我就请妈把她带到杭州去抚养。好在祖父他们早于半年前就搬回到了杭州。况且雇用奶妈，也总是杭州方便。如是一住三年，等我将她带回上海自己带领时，她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但不知怎的，郁达夫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好玩，要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我拗不过他，便允许了。有一天，就由郁达夫把孩子抱到淞江，交由淞江的一个保姆带领。不到两年，孩子生了病，病了一些时候，就夭折了。我们中间仅有的这一个女孩，从此见不到了。鲁迅和许广平还为了静子的诞生，写了信，送来礼物。鲁迅和许广平的贺信和礼物是一九三零年一月八日到的：我们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诞生，已经在四十多天以后了。然而祝贺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务乞哂收为幸。对王映霞的这个说法我也是持有异议的。在后来郁达夫的文章《记耀春之殇》中，他曾亲自说道非常想要一个女儿的。王映霞虽然生育了五个孩子，但是，她都是只管生，哺乳喂养的事都是要交给奶妈的，这也是郁达夫当初承诺的，不让她做袒胸哺乳的家庭妇女，一定要宠她做女王。来信早已接读，终因杂事冗繁，迄未作覆。溯自两三年来，因无业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几多次。心里头的感激，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一回的北来，恐也终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幼鱼先生处，并不发信去问，怕又要踏去年之迹，再失一次信，负一次约也。自广东回沪之后，迄今五年，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Verlarine（魏尔伦，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人之王”，与妻子分居后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晚景凄凉）的晚年。(以此自比，原知僭越得很，然而事实却很相像，并不说个人的天才相像也。)预谋解脱，原非不可能，但是责任之感，又不能使我断然下此决心，不得已只能归之前定的命运而已。五年来的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甚，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Irony（讽刺）。南方霉雨未晴，郁闷难堪，北国天气，想较好一点，若有闲暇，请时时赐书，好使我在无可奈何之中略得着一时半刻的解放。余事后叙，就此请你们全家的安。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日记中开始有了家事烦恼，“数日来睡眠不足，头脑混乱，又兼以日日有家庭间的吵闹，所以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十月六日，去杭州疗养肺病，并进行长篇小说《蜃楼》的创作。这一时期的情况，在上次我的讲座《<迟桂花>创作的前前后后》中有过叙述，在此不作赘述。这一次的杭州之行，忽然动了来杭州买地皮或房子的念头，为他以后的人生走向和婚姻悲剧埋下了隐患。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去鲁迅家辞行。因为头天夜里赶写文章睡得太晚，鲁迅还没起床，日记有记：“上午达夫来，未见，留字而去。”四月二十五日，全家迁居杭州，住在大学路浙江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六十三号，一幢朝西的两楼两底的中式楼房。郁达夫在《移家琐记》中说：在一处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会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州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两三百块洋钱，于是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的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王映霞《半生自述——关于郁达夫思想和生活遭遇的一些情况》中说到移家杭州：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后来他在《住所的话》里，有过这样的理想：“自以为青山到处可以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晚秋，看看天空，每会做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曾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于是马上写信去托在杭州的友人徐君。没有多久，他就为我们介绍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的一所旧房子。我们立刻写信去，托他租定了下来。这所住房虽然旧到不可再旧，但环境清寂，房间宽敞，在上海鸟笼式的里弄房子里住惯了的我们，都认为很满意了。尤其是低于上海一半的生活开支，给我们经济上带来了不少的方便。书局若能守信用，把每月两百块的版税照常寄来，那么我们在生活上，一时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在杭州，我的母校，以及住得不太远的我的母亲家，都可以去走动，无形中给了我不少活力。他们是一九三三年春举家迁杭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不惮烦的迁居呢，真正的原因我不明白。当时据映霞口头所说：似乎是孩子大了，杭州的小学比上海好，一切的生活都是杭州方便，所以到杭州住家。但据我猜想，原因恐不如此单纯。说不定经济的因素，也占着主要的成分。因为在嘉禾里这几年中，历年达夫稿费收入，除家用开支外，经映霞的运用，相当积蓄了一笔数目。但在一九三〇年以后，达夫的小说销路不及从前，生活逐年加高，收入反而减少，当一家主妇的王映霞，当然觉得有变更计划的必要。其时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这也许是促成他们离沪赴杭的一种动机吧。搬到杭州后，郁达夫作散文《移家琐记》，又作七言诗《迁杭有感》：六月六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第三个男孩出生，取名耀春，又名亮。郁达夫《记耀春之殇》：幼子耀春，是我们逃出上海迁往杭州的那一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时候，霞就有点害怕，怕于忙乱之中，要先期早产。用了种种的苦心，费了种种的周折，总算把家搬定了，胎也安下了，我们在灯下闲谈，就说及这一个未来的命名。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三国志》里，也有飞，云两位健将。那时候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儿来娱老境，所以我首先提议，生下来若是女孩，当叫她作银瓶，藉以凑成大小眼将军一门忠孝节义的全套。而霞又说：“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作亮；有了猛将，自然也少不得谋臣，历史上的智谋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他的生日，是一般民间所崇奉的元帅菩萨的生日，元帅菩萨的前身，当然是唐时的张睢阳巡。现在桐庐的桐君山上，还有一尊张睢阳的塑像塑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谨，说这一位大菩萨，有绝大的灵感。生下来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个巡字，但后来却终于被霞说服了，就叫作亮；小名耀春，系由阳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来的称谓；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而称耀，写作曜字，亦自可通。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王映霞一起去拜访鲁迅。三十日，鲁迅为王映霞写成书法四幅，内容是自作的一首七律，对他们移家杭州似有不同看法：我和郁达夫去上海时，曾到三四年来和我们过从较密的鲁迅先生那里，去向他谈到我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的表示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和郁达夫因移家心切，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后来一九三三年年底，我们又因事去了上海时，我就用了四张虎皮笺要求鲁迅给我写他自己做的诗。他应允了。第二天我们要走的时候，再去他家时，不料鲁迅先生早已为我写好，后来我拿去裱好，就挂在以后的新居里。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出了他对于杭州环境的高超见解。后来，我搬家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出了比对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刘开渠从法国回来之后，在杭州西湖艺专任教，和郁达夫经常往来，他在《忆郁达夫先生》中说：我记得，当时达夫先生的应酬是很多的。他喜欢和美术界、戏剧界的人来往，除了我，西湖艺专的许多教员都是他的朋友。当时西湖艺专是所综合性的艺术学校，师生们联合创办了一个艺专剧社。社长是我在北京艺专时的同学、戏剧家李朴园。剧院上演一些中外名剧，如曹禺的《雷雨》、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有时也上演一些他们自己的作品。每当他们上演一个新戏，总要邀请郁达夫先生去做指导，特别是上演他们自己写的剧本，更要请先生写文章介绍和评论。经常来“访问”达夫的另一批人，使他感到厌烦、痛恨的。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党棍，实际上是来秘密监视、要挟和拉拢先生的。还有一些人，都是有钱的商人庸士，他们之所以来纠缠达夫先生，是因为先生的名气，以示他们的风雅。达夫先生虽厌烦和痛恨这批人，但又不得不和他们周旋。我看得出来，在貌似热烈和欢乐的酒宴后，先生的内心却是感到非常孤独与寂寞，正如他在《<西施>的演出》一文中所写的：“古来的艺术家，都是孤独的人，所以反一倍的在希望同情。”他在他周围的这些人中，当然是得不到同情和理解的。而在他的家庭里，他同样也得不到他所希望的同情和理解的。他是一位文学家，他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使他能够坐下来一心一意的进行写作，然而他的夫人王映霞却是一位喜欢热闹的女子。她喜欢参加酒宴，喜欢参加舞会。有时达夫先生因为写作关系不能陪她参加社交活动，久而久之，不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纠纷。这些不愉快的纠纷，可能是出于事实，也可能是属于误会，我对他们之间的谁是谁非是不清楚的，但我认为他们的志向和性格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对于达夫先生后来家庭的破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爱情悲剧也许就是基于此吧。郁达夫也在一些文章里描述了移家杭州以后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活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癸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宴客守岁，作散文《婿乡年节》：年三十的午后，厨下头刀兵齐举，屋子里火辣烟熏，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上吃闷酒。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同乡，从旅舍里来看我，见了我的闷闷的神气，弄得他说话也不敢高声。小孩儿下学回来了，一进门就吵闹得厉害，我打了他两个嘴巴。这位刚从文明国里回来的绅士，更看得难受了，临行时便悄悄留下了一封钞票，预备着救一救我当时的急。其实，经济的压迫，倒也并不能够使我发愁，不过近来酒兴不好，文章不敢写了以后，喝一点酒，老爱骂人。骂老婆不敢骂，骂佣人不忍骂，骂天地不必骂，所以微醉之后，总只以五岁三岁的两个儿子来出气。天晚了，客人也到齐了，菜还没有做好，于是乎先来一次五百攒。输了不甘心，赢了不肯息，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的攒下去。肚皮饿得精瘪，膀胱涨得蛮大，还要再来一次。结果弄得头鸡叫了，夜饭才兹吃完。有的说，“到灵隐天竺去烧头香去罢，”有的说，“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吧！”人数多了，意见自然来的杂。谁也不愿意赞成谁，九九归原，还是再来一次。二十四日（正月初一），独游城隍山，《婿乡年节》继续说：天白茫茫的亮起来了，门外头爆竹声也没有，锣鼓声也没有，百姓真如丧了考妣。屋里头，只剩了几盏黄黄的电灯，和一排油满了的倦脸。地上面是瓜子壳，橘子皮，香烟头和散铜板。人虽则大家都支撑不住了，但因为是元旦，所以连眨着眼睛，连打着哈欠，也还在硬着嘴说要上哪儿去，要上哪儿去。客散了，太阳出来了，家里的人都去睡觉了；我因为天亮时候的酒意未醒，想骂人又没有了人骂，所以只轻手轻脚地偷出了大门，偷上了城隍山的极顶。一个人立在那里举目看看钱塘江的水，和隔岸的山，以及许多穿得红红绿绿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善男信女，大约是忽而想起了王小二过年的那出滑稽悲剧了吧，肚皮一捧，我竟哈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出来，同时也打了几个大声的喷嚏。回来的时候，到了城隍山脚下的元宝心，我听见走在我前面的一位乡下老太太，在轻轻地对一位同行的中年妇人说：“今年真倒霉，大年初一，就在城隍山上遇见了一个疯子。”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因为杭州酷暑高温，郁达夫偕王映霞及儿子郁飞前往青岛、北京避暑、旅游、访友，“自前两星期起，杭州日在火焰酷热之中。水银柱升至百零五六度以上，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河水井水干涸，晚上非至午夜过后，晨之二点，方能略睡，床椅桌席，尽如热水壶。热至今日，大约可算空前，或亦可谓绝后，不得已，携家人等于上午八时乘早车去上海，打算附便船到青岛小住一二月，因友人汪静之、卢叔桓等曾来信邀过。”十三日，到青岛，“在青岛西北大港外第二码头上岸，立海关外太阳下候行李，居然汗也不流，大约最高也不过只有九十度的温度，青岛果然是凉。”八月十二日，郁达夫一行三人离开青岛，乘火车到济南。晚上访李俊民，第二天“晨起即去李氏寓，与李氏夫妇历访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诸处，后又上千佛山，遥望华鹊两峰，点扼黄河之上。午饭在院西街一家南方馆子吃的，饭后即绕历城学宫之东出大明湖。坐船访历下亭，张公祠，北极阁，铁公祠等处后，赶至津浦车站，坐五点零五分特快过黄河北行。”十四日晨，到达北京正阳门车站。连日来，遍访在京诸友，游览京都名胜。因为有路透社报道著名作家郁达夫来京的消息，一时间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在北平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二十四日，“昨晚因杭州信，知三小儿病，心颇不安，一夜未眠。深悔意志薄弱，出来过了暑期；因一路上劳命伤财，毫无所得。”二十六日，“早晨为预备霞南归事，忙了半天，终决定令霞及阳春先去杭州，看耀春病，我则俟霞去汇款来后，再行南返。”二十六日，“今天接霞自上海来信，谓杭州热仍百度未退，西湖涸，明后日当有款汇来，叫我安居北平，多做一点稿子。”九月九日，晚七点半到杭州火车站。十日，“避暑两月，今日始到家住下，以后又须计划写作的程序了。为整理书籍，洗扫书斋事，忙了一整天，以后当收敛放心，刻意用功。”“晚上有人来看，明日报上，又将有某返杭州的消息登出来了，怕又免不得一番应酬。”本年，结识上海“古今社”周黎庵，并为其撰书一副对联“满地淡黄月，中酒落花天”。周黎庵在《忆郁达夫》中曾提及王映霞：那时达夫的太太王映霞女士。那时她的年龄总已在三十岁以上，达夫和她结褵于兹，小孩也有四个了。但是风姿依然，却有使人倾倒的地方；尤其是谈吐风流，果然名不虚传。她的面貌，很像银幕上的琼克劳馥，再加上风度的优美，无怪乎后来有《毁家诗纪》那一幕轩然大波了。映霞女士很能喝酒，达夫更是以酒出名；然而语堂却不胜蕉叶，很使人扫兴。其实达夫的酒量并不怎样，只是有定力，不肯乱喝，总以不醉为度；这一点是被我后来所效法的，映霞女士在席间说些什么，我已记不起。只有一点，我觉得很不满，便是达夫的老太太不日做寿，他们要赶回富阳去祝嘏，映霞女士要借杭州市长的汽车，而达夫却不以为然。从这一点上，很可看出她酷慕虚荣，因为那时的市长是周象贤，而他的汽车则是浙字第一号也。自迁来杭州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的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癫坐它半天。前次语堂来杭，我陪他走了半天城隍山后，他也看出了这山的好处来了，我们也谈到了集资买地，来造它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大约吴山卜筑，事亦非难，只教有五千元钱，以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屋，就可以成功了；不过可惜的是几处地点最好的地方，都已经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了去，我们若来，只能在南山之下，买几方地，筑数椽屋；处境不高，眺望也不能开畅，与山居的原意，小有不合而已。五月二十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儿子郁亮（耀春），因患脑膜炎夭折富阳，葬于鹳山。王映霞《半生杂忆》：一九三四年秋天，我匆匆的从北京赶回杭州，就是为了我们的第三个儿子郁亮的病。我们日日请儿科名医钱潮来给他诊治，拖了半年，也还是离开了人世。在这孩子出生的时候，身体的肥硕，在杭州城里是很少见的，但不知怎的，由感冒而引起了肺炎，再变成了脑膜炎。从他起病一直到断气为止，不到一个月，从来没有哭闹过，只在钱潮医生为他动手术抽脊髓时，才听见他几声哭声。后来看看无法好转，我们才陪他坐汽车回富阳，因为郁达夫的意思，是要“埋近先茔为树槐”的。不过孩子在生前短短的两年里，我们的确无条件更好的抚养他。五月下旬，郁达夫作《志亡儿耀春之殇》六首，之五为：七月一日，发表散文《住所的话》，表述了在杭州买地造屋的打算和设计：所以自从迁到杭州来住后，对于住所的问题，更觉得切身的感到了。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可以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馆，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戏之外，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是要用白沙来铺才好。四面若有邻舍的高墙，当然要种些爬山虎以掩去墙头，若系旷地，只须植一道矮矮的木栅，用黑色一涂就可以将就。门窗当一例以厚玻璃来做，屋瓦应先钉上铅皮，然后再覆以茅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建房子，大约总要有两千元钱来买地皮，四千元钱来充建筑费，才有点儿希望。去年年底，在微醉之后，将这私愿对一位朋友说了一遍，今年他果然送了我一块地，所以起楼台的基础，倒是有了。现在只想筹出四千元钱的现款来建造那一所理想的住宅。胡思乱想的结果，在前两三个月里，竟发了疯，将烟钱酒钱省下了一半，去买了许多奖券；可是一会一会的买了几次，连末尾也不曾得过，而吃了坏烟坏酒的结果，身体却显然受了损害了。闲来无事，把这一番经过，对朋友一说，大家笑了一场之后，就都为我设计，说从前的人，曾经用过的最上妙法，是发自己的讣闻，其次是做寿，再其次是兜会。九月十八日，“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于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王余杞《“送我情如岭上云”——缅怀郁达夫先生》：过了一年，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去黄山，特别绕道杭州，以便去看看郁达夫。这时候，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已外传，我领会到它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意，就连“平楚日和”的“日和”，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认为是“和日”的颠倒？至于“健翮”、“高岑”，对他郁达夫也不是肯定的；只可惜，“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他可辜负了这番心意。我发现达夫和王映霞，他们对眼前的生活相当满意。达夫说他每天在当地《东南日报》副刊上写一段随笔，千把字，登在头条。我问他署什么名字，他说就署“郁达夫”。我以为这种信笔写出的文章，不必都署真名，哪怕就用“达夫”二字也好。他说，那不行，在那副刊上另外也有一个署名“达夫”的，名字不能专利，所以就干脆写上“郁达夫”！九月二十日，郁达夫“晨六点钟起床，因昨日与企虞市长约定，今晨八点，将借了他的二号车去富阳拜寿也。大约住富阳两日，二十二日登轮船回杭州。”九月二十一日，杭州《东南日报》“作家动静”栏有报道：郁达夫携夫人、公子于十九日回富阳，为其太夫人做七秩大庆。雕刻家刘开渠、文艺家叶秋原、雷圭元、戴克庄一行七人，均于昨晨往富阳为郁老太太贺寿。郁云《郁达夫传》记载：这一次的聚会，是郁家前所未有的一次团聚。当时郁达夫的二兄郁养吾正在富阳行医，长兄郁曼陀也于五天前全家到达，上下三代齐聚一堂，盛况空前。但谁都不曾料到，这一次团聚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所以那次郁达夫和郁曼陀两家，还有叶秋原、雷圭元等共十七人，在鹳山春江第一楼前的集体摄影，成了他们弟兄俩最后的一次合影。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七言诗《卜筑和龙文》二首，诗中有句“苟活人间再十年”，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给自己的人生做了定数，十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郁达夫却被日本鬼子杀害，怎不让人扼腕痛惜，更痛恨于日本侵略者的残忍狠毒，灭绝人性。两首诗全文如下：这个谶语的发出，却是和在杭州买地造屋的感兴相连的。十九日日记：“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油漆干后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般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现在好了，造也造得差不多了，应该付的钱，也付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大约明年三月，总可以如愿地迁入自己的屋里去居住。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虽则利息可以不出，而偿还的期限，也可以随我，但要想还出这四千块钱的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扎克和思考得一样，日夜的来做苦工不可。人是不喜欢平稳度日的动物，我的要造此屋，弄得自己精疲力竭，原因大约也就在此。自寻烦恼，再从烦恼里取一点点慰安，人的一生便如此地过去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后又继续有人来访，并为建造事不得不东西跑着，所以坐不下来；今年下半年的写作成绩，完全为这风雨茅庐的建筑弄坏了。”十二月一日，下午，接待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夫妇来访，“午后有日本人增井经夫两夫妇自上海来访，即约在坐之赵龙文夫妇、钱潮夫妇去天香楼吃晚饭，同时并约日本驻杭松村领事夫妇来同席；饮酒数斤，吃得大饱大醉，松村约我们于下周一，去日本领事馆晚餐。”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附录四《日本文人谈郁达夫》中，增井经夫说，这次的访问，王映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太太，漂亮的简直是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听说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一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的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中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的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九三六年，郁达夫正好四十岁，二月二日，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乘车往上海，改乘三北轮船公司的“靖安”轮前往福州。本日日记：侵晨六时起床，因昨晚和映霞意见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经过是如此的，前月十五日——已逼近废历年底了——福州陈主席公洽来函相招，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但当时因罗秘书长贡华、戴先生及钱主任大均（慕尹）等随委员长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至年底，委员长返京，始匆匆作一陈公覆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旧历新年，习俗难除，一日捱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急劝我行，并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游未决，并也不主张霞之送我，因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为此两人意见冲突，你一言，我一语，闲吵竟到了天亮。既经起了早，又觉得夫妇口角，不宜久持过去，所以到了八点钟就动身跳上了沪杭火车；霞送我上车时，两人气还没有平复。直到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的。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遇见了在西湖作寓公的葛敬恩（湛候），他是陈仪的亲戚。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郁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他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以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旧历是正月十二，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趁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了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这一点仅有的旅费将必然会无计划的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都不坏，但是闹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了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轮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有这么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了我的责任了，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三月四日，郁达夫“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前之一夜也。”五日，早晨起来，为了王映霞要来福建的事情，心里仍然不快，“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六日，王映霞回电，说不来福州了，郁达夫如释重负。七日日记：“并且也破了小财，自前天到今天，为霞的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如果这是让王映霞来福州常住，也许就能避免后来的家破人亡，也许是人生定数，真是无从谈起。三月十二日，郁达夫“早晨三点醒来，作霞的信；自六日接来电后，已有六日不曾接她的信了，心颇焦急，不知有无异变。”晚上又给王映霞写信。十四日，同时接到王映霞三封信，“颇悔前昨两日的空着急”。十六日，“中午至省府，为双庆事提条子一，大约明天可有回音。午后双庆自杭州来，当于明日去问省银行事。”十七日，“九时至省府探听为双庆荐入省银行事，大约明日可以发表，当即送伊去进宿舍。”十八日，“九时去省银行看寿行长，托以双庆事，下午将去一考，大约总能取入。中午发霞信，告以双庆已入省银行为助理员，月薪十五元，膳宿费十二元一月，合计可得二十七元。傍晚又发霞航空信，告以求保人填报单事。”十九日，上午送双庆到银行上班。王映霞有两个弟弟，大的叫宝垌，小的叫双庆。宝垌的工作，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郁王订婚后不久，郁达夫将他带到上海谋就的。四月一日，郁达夫“今天一早起来，开窗看见了将开往上海去的大轮船的烟突，就急忙写信，怕迟了又要寄不出而缓一星期。交通不便，发信犹如逃难摸彩，完全不能够把握，是到闽以后，日日感到的痛苦；而和霞的离居两地，不能日日见面谈心，却是这痛苦的主要动机。信写完后，计算计算在这半个月里要做的事情，却也不少，唯一的希望，是当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做了之先，少来些和我闲谈与赐访的人。人生草草五十年，一寸一寸的光阴，在会客闲谈里费去大半，真有点觉得心痛。”这里又有一个“五十年”的谶语，看来人呀千万不要给自己轻易的做不吉利的论断。这里也可以看出郁达夫的勤奋，对光阴的珍惜，在不到五十年的岁月里，留下了洋洋十二卷文集。四月二日，给王映霞写信，“告以闽省财政拮据万状，三、四、五月，怕将发不出薪水全部。我自来闽后，薪水只领到百余元，而用费却将有五百元内外了；人家以为我在做官，所以就能发财，殊不知我自做官以后，新债又加了四百元，合起陈债，当共欠五千元内外。”十日，连接王映霞三封信，说“杭州新屋草地已铺好，树也已经种成，似乎全部将竣工了，可是付钱却成问题”。十四日，写信给王映霞，问她暑假期间有没有来福建的想法，“近来身体不佳，时思杭州之霞与小儿女！”四月底，风雨茅庐落成，郁达夫回杭州小住。五月初迁入新居。郁达夫《记风雨茅庐》：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做壁，起它几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情。他说：“你是造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屋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做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房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无名的小房间。这么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首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隐痛；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的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象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则不懂阳宅的道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一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风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但是，科学是真科学，迷信是伪科学，二者是混不到一处的。入住了经风水大师指点建造的风雨茅庐，却成了郁达夫厄运的巢穴。王映霞《半生杂忆》：在我们住房的贴邻，有着一块菜园，菜园中间有一座五木落地的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这一块东西略长而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若用它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还是可以的。而且从我们搬来杭州住宅的两年里，这间房屋，就从来没有什么闲杂人进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这块地方的看管者。有一天，王映霞通过孙百刚，认识了一位姓沈的朋友，而这位沈先生又是曾经托人向王映霞求过亲的。更加巧合的是这位沈先生是负责整理浙江省救济院的院产的，而王映霞说到的这块菜地就是沈先生负责整理的院产。经过沈先生各方转圜，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郁王以一千七百元的代价取得了这块菜地的产权，郁达夫在日记中记道：“午后，邻地之屋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地皮一共一亩一分四厘，建造风雨茅庐共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据王映霞《半生杂忆》：在杭州，郁达夫有一个丁姓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并非是在什么学校读书的。他不过是一位富有人家的小姐。年龄三十左右，结了婚，但因不如意而又离了婚，住在他娘家，慕郁达夫之名，昧昧然的甘拜他为老师。她的父母也经常和我们来往，他们在上海和杭州都有住宅，对于这几千元是不稀奇的。所以造“风雨茅庐”的不足之数，是这一位郁达夫名义上的女学生来替我们补足的。他的父亲是富阳人，是富阳的富商，现在杭州延令路头上还有他们的住宅，丁姓的洋房。对于风雨茅庐，孙百刚在《郁达夫与王映霞》中写得更详细。在孙百刚家里王映霞结识的那位沈先生，名叫沈太素。当时沈太素正在办省立救济院。省立救济院是继承从前的同善堂而加以扩大的，他正在执行整理院产的计划。同善堂有很多地产，包括西湖边上的许多义冢墓地。他把义冢的枯骨挖出来，集体瘗埋，把倒出来的土地出售，所得款项，充裕省财政。这个计划的实行，招来了许多非难。在孙百刚的家里，大家正在谈论此事的时候，王映霞来了，听了以后，大感兴趣，向沈太素问了详细的情况。等大家都走了以后，王映霞立即请求孙百刚，明天去沈太素那里帮她买下场官弄里的一家废庵。几天以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到上海新亚酒店，参加孙氏夫妇（二婚，可见当时的离婚率之高）的喜宴。王映霞向孙百刚表示了感谢，告诉他沈太素已经答应了，把那块地皮想办法卖给他们。并说：我自搬到场官衖后，楼上房中一张梳头桌的窗口，正对着这块庵基。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我想：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块地皮买进，造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前后左右空地上种些花草树木，在花园一角，再替达夫造三间书屋。动工时节，我自己设计，自己监工，这是多么快乐啊！因此，我就探听这庵基的所有人，大家都说是省立救济院的产业。我正在那里走路子找人，不料那一天在孙先生处遇见沈先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九三五年秋，郁达夫曾写信给孙百刚：那块地皮，结果花了一千七百元另外买进十七亩山地和救济院交换的。照时价算，便宜约五千元左右。房子已经动工，冬天可以落成。映霞宿愿得偿，殊为欣快。每日东指西画，栽花种木，忙碌万状云云。等孙百刚再回到杭州，郁达夫已经去福建省做参议了。没过几天，王映霞就以一个人的名义发来请帖，然后又上门敦请，星期六赴宴。孙百刚详细描述了风雨茅庐的景象：到门口一看，气象相当豪华。两扇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路的铺道，可以一直通进去。要是坐汽车去，可以一直开到正屋面前下车。我和纪瑞一路走进去，映霞已迎了出来。我们先看了南向的三间正屋：当中一间是客厅，上面一块记得是周承德写的“风雨茅庐”的横匾，似乎还有一小段跋语写在后面，内容我记不起来了。客厅旁边东西两间，好像都是卧室。开间相当宽阔，每间各有后轩，陈设的家具大部是新的。壁上挂的字画镜屏，都是别人送的。有一股新的油漆气味荡漾着，纱窗也都是新装的。映霞对我们说：为了三个孩子要乱坐沙发，弄脏地板，所以平时这三间正房都长关着。白天吃饭坐起，多在后面三间小屋中。在东北角水泥的铺道，有一条支路引我们来到三间小屋。这里摆的家具大多是上海嘉禾里搬来的旧东西，看了倒有点亲切之感。由此折回出去，向东沿铺道走去，经过一重小墙上开着的月洞门，出现一个小院子，点缀着一些假山石，摆着几盆荷花缸，里面是一间朝南的大花厅，这就是达夫的书房。三面沿壁，全都排着高大书架，密密层层的放着将近六七千册的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达夫的书，我们一向知道是多的，光是英国十八、九世纪的名家小说和诗集，他大多蒐购了的。但以前都住小房子，也没有一间正正式式的书房，所以未窥全豹。经现在这么陈列一番，真是坐拥书城，洋洋大观了。孙百刚问建造风雨茅庐的花费，王映霞说：基地之外，再加木匠、花匠、石匠、装折、家具等等，总要两万光景。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别人送的：两扇铁门和各处种的花木是周市长送的。王映霞还说：达夫平时并不十分迷信，独独这次造房子，迷信万分。特意请了杭州闻名的风水先生郭某，一次一次来履勘指点：大门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门户的开闭、日期的选择，莫不遵从郭某的指示。据这风水先生说：这房子落成后，除出人口平安，家运兴隆外，屋主人立刻可以得着差使。果然，在房子落成后不到两个月，福建的陈公就来邀达夫去当参议了。此处的说法，时间明显有误。陈仪邀达夫当参议是本年二月七日，风雨茅庐落成是在四月份。对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变化，孙百刚是这样理解的：我自一九三六年春回到杭州，一直到三七年秋抗战时离杭为止，这一年半时期中，为了工作关系，不时赴外县东跑西走。一月中有半月不在杭州，因此和映霞她们很少往来。有时说映霞上福州去了，有时也听说达夫回杭州来过了。但彼此很少聚会，场官衖也不常去。记得达夫不在时，除出那次正式吃饭以外，不过去过一两次。映霞有时虽来我家，我亦很少遇到，她和纪瑞乱谈一阵就走了。所以此一时期，我们虽同在杭州，她的生活情形我知道的很少，但她的生活显得和嘉禾里时代有些不同。好像从前是蓬门碧玉，现在变成豪家闺秀了。我想：他历年积蓄，为数不大，经这次番造，所余无多。决不是因为有钱，使他的生活改变，实在由于环境使然。从前他们在上海交游的无非是文人书匠，彼此生活大同小异。但自从达夫到杭州后，当地官场人物，慕达夫的文名，多乐于过从。达夫是东一篇游记，西一篇记游，对于当地的建设，间有揄扬。正当万事重宣传的时代，官场和文人交游，彼此有相得益彰之用。再加映霞的年华旖旎，人情练达，帮助达夫周旋其间，自然收锦上添花之妙。再益以风雨茅庐的落成，自然而然使他们的生活环境，顿改旧观，也自然而然逼达夫走上了旧式文人学优则仕的一条老路上去了。一九三六年九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第五个孩子出生。王映霞《半生杂忆》：一九三六年中秋节的前两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荀”，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适当的奶妈，亏得富阳郁达夫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叫人送到杭州。顺便还送来一盒东北的人参，说是叫我在产后服用的。为了纪念郁达夫在福建工作，这年九月王映霞生于“风雨茅庐”的第四个男孩，就以建春做乳名，另借用战国学者荀子的姓，取名“荀”。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郁达夫去电杭州，催促王映霞来闽同住。王映霞遂携次子郁云到福建，住福州光禄坊刘家。五月，王映霞“以不惯，仍返杭州”。九月，王映霞和她的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到富阳暂住；不久杭州陷入日寇之手，她们遂向金华丽水转移。王映霞《半生杂忆》：在年荒乱世，我又匹马单枪，带了六旬老母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寄居在他的故乡，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不过两个月来，无论是在富阳城或是乡间，我和达夫的老母亲，或者养吾二哥的一家，彼此都相处的融洽和谐。我们住在杭州时，老人家也曾来过两次，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这次来富阳，亦并非初次。老人家年龄大了，难免有点重男轻女的看法。我身边的三个都是男孩，这一点是老人最开怀的。老人家吃素，念佛。我每天总挤出时间带孩子看她一次，顺便带一两样她爱吃的素菜，而我们大小，也就陪她一起吃了饭，才回自己的住处。在闲谈里，她告诉我，想翻一身丝棉袄裤，说富阳没有人能替她翻。我就马上满足了她的心愿。在我们要离开富阳去金华之前，在责任上和礼节上，我应该邀她同行。她摇摇头说：“你们年轻，又带了孩子，应该马上离开这里。我老了，不中用了，而且又舍不得离开这老巢。饭总不会没得吃，饿不死的。”而老太太恰恰就是饿死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初，郁达夫得到老母亲陆氏，在老家饿死的噩耗，即在寓所设灵堂致祭，并在遗像旁手书挽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丽水是一座浙江的小县城，但城里遂昌火柴公司的房屋相当宽敞。从杭州搬去的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个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住在这个遂昌公司里办公。本来像王映霞一家是不能与省政府各机关住在一起的，后来经过了财政厅长程远帆的周旋，总算允许了。教育厅长许绍棣的一家，也住在这幢房子里。楼上是省主席黄绍竑的家和办公室。许绍棣的夫人已在两年前去世，还有三个女儿，有时，两家孩子会一起玩耍。初到丽水，自然也觉得新鲜，有时在饭后，就带了两个孩子去走走街上。三月九日，郁达夫应郭沫若电报邀请，前往武汉参加军委会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途经丽水，接上王映霞等家人，转道南昌、九江，下旬到达武汉，任少将设计委员。一九三八年的春二月，郁达夫回到丽水，把我们全家，就是母亲、孩子、奶妈等，接去汉口。在临走前，他的朋友季立民来看他，他说：达夫！丽水不是久留之地。我家人口多，女儿也有五个，妻子又亡故。为了逃避轰炸，我想趁你们全家去汉口之便，托你把我的大女儿李家应带走。到了汉口，她会找亲戚的。次日上车时，除了我们七个人之外，又添了李家应。她和我是初次见面，从外表上看来有廿八九岁。我们从金华乘火车到南昌，一路上和李家应谈谈说说，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也就和我渐渐熟悉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这次是打算到汉口去找工作做。她又继续地说：她还有个好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叫孙多慈，现在也在丽水，未婚。孙的爸爸，在浙江教育厅做事，孙要陪爸爸，这次就没有和我同行。李家应又问我，说：“伯母，你有没有适当的人替多慈介绍一个？”我当时考虑到，怎么读到大学还没有朋友的？就问李家应，“孙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朋友么？”李回答：“从前是有过，就是我们的系主任，后来由于孙的爸爸不同意，分开了。”我停了一会，再说：“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少，未曾结婚的倒还没想到。有一个许绍棣，两年前他妻子亡故，但遗有三个女儿。”李家应马上说：“他有三个女儿不妨事。到了汉口，伯母，你能不能给我写封信去征求一下对方同意不同意？我家里还有孙多慈的相片，有必要时可以附了去。”我答：“试试看。”因为我和李家应谈话是在火车上，郁达夫看见我和她谈得久了，就过来问：“你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是谈些什么？”这是郁达夫多疑的脾气。“我们在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友。”我回答他。郁达夫不响，走开了。这种记述总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李家应二十八九岁了，自己还没有对象，却在操心同学孙多慈的婚事。而孙多慈的婚事是由她的父亲做主的，比如她和徐悲鸿的恋爱失败，就是由于她的父亲的反对。和王映霞初次见面的李家应，却突兀地提出此事，好似她可以为孙能全权做主一样，不能不让我们生出疑问。到了武昌第三天，李就来找我，并且把孙的照片也带来了。要我替她写封信去问问。我迟疑了一会，告诉她：“让我慢慢的写。”李家应说的是她的家里有孙多慈的照片，人已经到了武汉，三天后就把照片拿来了，如没有偷天换日的本领，是很难做到的。我的信寄出之后，等了多日，没有回音。李家应要我再去信。隔了些日子，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做做朋友。我就随随便便地把许绍棣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相馆里印了出来。后来就算是许绍棣给我的“情书”。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和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似乎他总看不入眼。书信的来去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道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他的内心，还是既痛苦的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是已成了事实，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王映霞的这一番言论，无非就是要撇清他和许绍棣的关系，证实郁达夫的多疑。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活着的一方，可以信口雌黄，这就像某些人鼓吹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谁活的最久，谁就笑到最后，就可以任意扭曲死去的人的形象与言论。萍水相逢，在逃难的路上第一次见面，李家应就托王映霞给孙多慈介绍对象，他们之间不过是同学关系。而孙多慈的父亲也在教育厅做事，与许绍棣是同事，同在丽水。而从王映霞的杂忆里，我们看到她和许绍棣并不熟悉，只是两家孩子曾在一个院子里玩，怎么远在武汉书信往来为他操心起终身大事呢？也许现实就是由一个个谎言拼接起来的，虽然满是破绽，郁达夫还在极力的忍耐，不去戳破，谁还会去说破呢？作为局外人，只能加以猜测。因为郁达夫一直还在爱着王映霞，极力想挽回他们的婚姻。其实，郁达夫还在福州的时候，就有人看出了他们的异常。楼适夷在回忆说，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后，郁达夫邀请他到福州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到了福州，就住在郁达夫的寓所，因为没有见到熟悉的女主人和孩子们，觉得很奇怪。郁达夫告诉他：“映霞回杭州了。”帮佣的老妈子告诉他：“太太来福建不久，就说去杭州搬东西，去了几个月没回来。”楼适夷看出他心中的蹩扭，有时问起他的夫人，他好像也不愿意谈起。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江浙战事吃紧，杭州人已在逃难，福建虽然失了金门，毕竟还是安全的，王映霞为什么还不回来呢？楼适夷心中留下了老大的疑问。而郁达夫酗酒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连老妈子也好像看出了他的异常，悄悄对楼适夷说：“太太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有信来啊！”在武汉期间，郁达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四月十四日，受政治部和文协派遣，去郑州、台儿庄、徐州等地劳军。六月下旬，又奉命去第三战区浙东、皖南视察。据汪静之回忆，在此期间，王映霞曾求他陪着去医院堕过胎。因为医院规定没有男方签字同意不给做手术，王映霞只好请求汪静之冒充自己的丈夫。后据汪观察，这个流产的胎儿应该是与戴笠有关的。郁达夫也曾经在文章书信中流露过戴笠好做不速之客，给他造成诸多烦恼。七月一日，发表书信《战地归鸿》（致王映霞三封信）。五日，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从此，夫妻矛盾公开化。九日，经朋友规劝，王映霞返回家中，夫妻达成谅解。据德国马汉茂（Helmut Martin）辑《给郁达夫的信》第二封，本日王映霞有“致郁达夫君收存”的“字具”一份：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徐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徐重庆《<毁家诗纪>的余音》则否定这份“悔过书”的真实性。他认为“所引一份'悔过书’，没有影件，不足为信，王映霞也矢口否定写过这份'悔过书’。”这种否定的理由，似乎是律师的狡辩。而夏长铨在《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一文中，完全赞成郁达夫的之所以“毁家”是因为“红杏出墙”：1937年抗战初期，王映霞带着孩子只身逃难到浙江丽水，而许绍棣也带着三个女儿在丽水。朝夕相处，传扬的风雨更大了。郁达夫在福州将信将疑，致电催促王映霞前往福州团聚。而王映霞觉得在这兵荒马乱之际，郁达夫不来接她，实在还不如外人。夫妻裂痕至此更深一层。后来王映霞随郁达夫到武汉，而与许绍棣的鱼雁往还并未中断，其中有几封被郁达夫发现，遂照相制版印制出来，以作证据。相互争吵中，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暂住老友曹秉哲夫妇家里。第二天曹就把王映霞的行踪告诉郁达夫。然而郁达夫此时存心要出王映霞的洋相。1938年7月6日的武汉《大公报》上刊出了《警告逃妻》的启事。登了启事后，郁达夫又到曹家要王映霞回去。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于是在7月10日武汉《大公报》上有刊登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一般人士看了郁达夫前后启事，往往转而同情王映霞了。郁达夫实在是太爱王映霞了，否则怎么能自己承认“神经失常”呢？郁达夫之所以肯登“道歉书”，是有王映霞的“悔过书”作交换的。根据戚宜君的说法，实际上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决不止于精神恋爱。“悔过”以后，还与许有过书信往返，他引用王映霞致许绍棣的情书，证明他们的关系要深入的多了。在郁达夫再去福州期间，王映霞曾返回丽水寻找许绍棣，但是，此时的许绍棣已经在追求孙多慈了。王映霞失望而归，才带着大儿子到福建投奔郁达夫。所以此后郁王关系的愈合，至多也只是貌合神离，而更大的裂口还在后头。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悲剧》一文中，《<毁家诗纪>真的毁了家》一章第一节“王映霞早想报复”：王映霞到底在什么情形之下，接受了第三者许绍棣的“热恋情事”（王悔过书中语）呢？就是王映霞心中早有不平，早想报复的问题。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婚，郁达夫与其妻孙荃不是离婚而是分居，对王映霞来说已种下不幸的因素，何况他又跑去和她同住？这在女人方面来说，也是不可忍受的事。她在无可奈何之下，演出了这一幕“红杏出墙”以为报复，这也就是她到现在还不肯悔过的原因吧。在第二节“王许'热恋情事’不容否认”中，刘心皇又说：不管如何说，王映霞对许绍棣的“热恋情事”，不是王映霞能否认得了的，因为那是事实。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也不是偶然的，为了证实不是偶然，我才举出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悲剧的基因”。郁达夫知道自己戴上“绿帽子”之后，心理极不平衡，一方面舍不得离异，一方面又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在南洋和王映霞在一起生活，又暗中写了《毁家诗纪》，将王映霞和许绍棣的“热恋情事”——也就是私通情形，注入诗中，并在注释中写得清清楚楚，细细看来，虽稍有夸张，但决非谣言。哪有人把“绿帽子”硬向自己头上戴呢？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说“后来终于发生了《毁家诗纪》中的悲剧。在武汉，他用尽了弱者报复的手段，用最恶毒的字眼公开的宣扬'家丑’，甚至饥不择食的拿起腐朽的封建武器掷向王映霞（如称她为'下堂妾’）。同情他的朋友们也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王映霞虽然“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的大错之后，又曾写了“悔过书”一类的东西，但郁达夫自我暴露成性，不能自已，使她“羞愧难当”，她焉有不恼羞成怒的道理。达夫前因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郁达夫启。经过朋友大家一起调解，以杭州市市长周企虞、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建中为证人，郁达夫和王映霞达成和解，并订立《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妻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事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七月十一日，武汉遭日军空袭。政治部三厅人员开始疏散。郁达夫带领王映霞、王母以及三个孩子，先到湖南常德，后经易君左介绍，到汉寿避难，借住在北门外蔡天培醋铺。郁达夫在《国与家》一文中对这次家庭纷争作了回顾：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感情，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戚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我从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应为七）月四日，正打算遵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在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信了，说她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新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叫作辰阳，现在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住在汉寿，读着他这样半忆半忏悔的文章以后，我胸中的闷气也略为平了一些。我是个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达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只打算在大风大浪的袭击以后，让心境渐趋平静，再来恢复自己对他的感情。而这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我们若能熬过了这一段静默的短时期，又何虑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佳境来到？可惜的是，郁达夫偏偏忽视了女性纤细的心理。易君左在《楚天辽阔一诗人——记我的朋友郁达夫》（1938年《宇宙风》）一文中，对郁达夫到汉寿，以及在汉寿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记述。对于郁王感情的不和谐，也有所涉猎，并给予他们美好的祝愿：许多青年都倾倒达夫的新文学及天才，所以在他的寓所，常常有三三五五的青年去拜会，许多读过达夫《日记九种》的青年都很想一见王映霞。“王映霞”在郁达夫生命线上是一个据点。结褵十二年的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三个玲珑可爱的小宝贝，西湖的月色富春江上的云霞织成了一副爱的屏风。然而，不知道如何，在最近有了一点点无可隐讳的烙印，那就是在汉口《大公报》上大家都看过而引为惊异的王映霞的出走与郁达夫的自白。现在，王女士回来了，而且丢开大都市的武汉情愿寄托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汉寿来了，在家中教养她三个小孩，每天替小孩洗澡当作一门功课，每天早上提着一个篮子到街上买鱼。“汉寿的鱼，是这样的好，这样的便宜！”她和她的达夫异口同声的交赞美。鲥鱼因为江封锁了不能回头入海，就常常成了席上珍了。可怜，在下江卖几块钱一条，在汉寿卖五分钱一斤，埋没了英雄却结识了知己。我希望这一双嘉宾永远居汉寿。希望达夫象苏东坡买田阳羡、王摩诘筑室辋川，希望达夫不要老像屈原行吟而真正卜居，希望达夫心身健康安静多想几篇东西煽动南国抗战的热情。希望映霞惩治大都市的罪恶而鼓励乡村的清气。希望这斗大的城池中永远有一个长身玉立的康健女郎提着篮儿买鱼。希望那三个小朋友永远离不了母亲替他们洗澡一直洗到生出很长的胡子。真的，人生是要放达观一点，达夫是不必悲伤了！当晚霞流丽的时候，展开了我们的离筵。有些想看王映霞女士的都在篱外窥视。有的夸赞她生得婷匀，有的说她一口好牙齿，有的赞她秋水般的双眸，有的羡慕她的烫发，羡慕她的衣履。而我们的诗人郁达夫先生呢，却陶醉在啤酒的氛围中了，沉醉在一个忠实的信徒对于教主的伟大的怀抱中了！雨后的宇宙像泪洗过的良心，创后的魂灵好像花裹着的裂口。人生原象波纹，没有风，便会镜一样的平静。易君左在《海角新春忆故人——小记郁达夫和王映霞》一文中又说道：达夫和映霞也常常到我家里玩耍，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大同时来，常常是参差的。而每当我们邀达夫出游或拜访朋友，映霞往往借故不参加，在居家汉寿期间，表面上尚安定，然而他们创痕已到无可弥补的程度了，我曾劝他们好几次，总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摸不到真情，实在也就等于“隔靴搔痒”。然而我有一个定见：无论王映霞怎样美，嫁给一个郁达夫总算三生修到。我对这个朋友是深致敬慕的，他是一个人才，一个天才和一个仙才。天之生才真不容易呀，数百世而不可一见。李太白以后隔了一千多年，才生出一个黄仲则，黄仲则以后又隔了几百年才生出一个郁达夫，尽管世人骂达夫为颓废派、浪漫家、色鬼等等，一直到今天，我看到创造社的诸人中，最天真最纯洁最富正义感和热情的，谁能比得上他呢，单凭《达夫九种》这部恋爱的圣经，王映霞已足千古了。但达夫的举动确有令王映霞难堪之处，他印了一套珂罗版，既不是大滌子的山水画，也不是王羲之的兰亭帖，而是把他的夫人王映霞的“情书”原原本本印成一套，好像卖明信片，以留纪念。当达夫也送我一套时，我当场撕毁了，并劝他一齐烧掉。在诗歌散文上，也公然宣布他夫人和人家的私事，那就未免太率直了。这些地方是不能责备一个“佳人”为什么不爱一个“才子”。不讲王映霞这位有名的“杭州小姐”，远在几百年前，假如唐伯虎揭穿了秋香的阴私，哪里能流传“三笑姻缘”的民间佳话。从武汉到汉寿途中，郁达夫作《自汉皋至辰阳流亡途中口占》，亦能看出他对王映霞的不舍：八月二十二日，郁达夫发表诗作《达夫近作》四首（即《毁家诗纪》第九、十、十一、十三），诗前有序：“避地汉寿，实即屈子行吟处，君左赠诗，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因而有作，并示映霞。”九月二十二日，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电邀，独自离开汉寿，再度赴福建上任。仍任省参议，从十月份起，每月领三百元薪水。临行时，颇觉依依。晨发汉寿，水上略有风波，然亦行百余里，今晚泊沅江，到长沙须后日上午。野阔天低，湿云与湖水相接，阴阴瑟瑟，颇与此次行旅之心境相像。出门多年，往日每以远游为乐事，此番独无兴致，亦不知是何缘故？昔日雄心，今日尽随江流入海，以后只盼能如心如意的做几年人。我还时刻在悔着两年前，我为你计划的香港的事情，附上港报一块，藉作你的参考。大约是我的命运应该孤独的吧？否则为甚么刚刚有些静下心情时，而你又偏偏须远行？此信到时，只盼你已在福州，或者已决定了我们的行止。祝安心！你有没有决心实行你答应我的条件，那只有天知道，我如今是鞭长莫及了。王映霞是满含了夫贵妻荣的心思。九月二十七日，王映霞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还是满含深情的：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沙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甚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复仇过后心境依然是澄清的，只教你能明白自家的弱点，好好地爱护她，则得着一颗女人的心亦不难也。十月十八日，王映霞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又充满了怨愤：六日的快信反而到七日所寄的以后，邮件之颠倒无常，这正象征了我的命运，在十几年前，我何曾会遥想到有今日，有今日受着丈夫恶意的欺凌？这的确象怀瑜向我说的“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一样，倘若当初你与别人“结识”（这两个字照七日来信中所写，你的用字似欠妥当，我是上等人家小姐，似与别人不可比也。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了，马马虎虎亦会得过半生，而我，又可以做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丈夫宠爱的平和空气中以终其身，如今是一切都成过去，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希冀于来世，自古聪明人的遭遇偏不寻常，我又何能例外？徒靠你现在的每一次来信中都述说着“不愿援用强权”是无益的，你的用不用强权，与需否用强权，这都在过去的十年你的行为中为你证明，一个已婚的男子在第二次结婚后，精神肉体可以重返“故乡”，在那初婚的少女尚且宽宏大量，能以绝大的牺牲心在万难中忍耐了过去，这才可以说并未“援用强权”，以夺取你的自尊心，但当初我的报复的心，每时每刻我都在牢记着，从未因为暂时的欢娱而衰落过，正与据你所说的你对我的爱一样。现在只教你来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会使我把过去的仇恨一齐复燃起来，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过去的罪恶时，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引导我向新的生命途中走，大家再重新的来生活下去，至于你的没有爱过旁的女人和对我的爱从未衰落过的那些话，我读了，只会感到你的罪深而刑罚太浅，这如病重而药轻一样的无济于事。能不能把你的旧恶尽行忘去是在你，请你记住。近来杂志读的很多，很有些想些文章写自传的冲动，但第一次的尝试，似乎总不敢下手。匆匆复你六日的快信，孩子们我都照顾周到，无须你挂心。别人都会在文章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人言终无计消灭它”，这你只须去谢谢大公报上的广告，你太能干，而这能干又偏不能用在事业上，专会登广告做文章骂人，不知正如吃了疵（砒）霜药老虎，终于自己害自己，我是过来人，已被你无缘无故的在六年前的书（《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骂的狗血喷人，如今还怕什么呢？你一切都是自作孽，只能怨自己的手段太佳，欺凌弱女子的手段太高明的报应。因郁达夫来信质问王映霞曾收受某人三十七万元港币一事，王恼羞成怒，十月二十四日在回复郁达夫的信中说：我仇恨你之心，自然难以消灭，八年前的春日的一个人偷偷跑到富阳满舟衖去住七夜，即是与别的女人困七夜，和在六年前为我的女友而跑上别的旅馆中去住半月，那些时候你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八年后的今日，这一个你认为是弱女子的人，也终有一天复仇的日子的，万事不能预料，连自己亦不知自己将来的日子如何？你能看得我到底吗？王映霞还是有担当的，但是这样的报复是多么得令人悲哀呀。《日记九种》其实已经足够让王映霞感到自豪了。十月二十八日，王映霞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感慨“全家都在围城里，冬日寒衣未剪裁”，催促郁达夫到银行查询汇款为什么迟迟不到。感叹自己命苦，埋怨郁达夫不会治家：在这十二年中，你假如能够节省一点买书买烟酒的钱，怕我们一家在安全地方亦有一两年好生活了，从前总是苦口婆心的劝告，无奈你习惯已养成，朽木难雕，终于改不转来，专靠我自己节衣节食，甚至变换了衣饰来做家用，而你又哪里会得知道，知我那时欲未雨而筹谋的一点苦心？前年在日本两月，还买了五六百元的书，可怜到如今，只有给别人一车车的拖出家门去卖，若依我的计划，把所有的书籍全部赠给图书馆，又漂亮，又经济，如今是什么都完了，十年来向你的种种忠心的劝告，都只等于零，请想想，是不是无形中只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没有明白自己的短处，不望成家立业的短处，还能怪着别人？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江流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十一月上旬，王映霞把她的母亲和两个小的孩子安顿在浙江云和县，自己带着长子郁飞，于十二月上旬来到福州。王映霞《郁达夫与我婚变的经过》“查探我是否与许绍棣同居”中说：到福州之后，郁叫了人来接我们，我心中已知有异。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到《星洲日报》去报到，并且也已经为你们母子二人领好护照。”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郁达夫应新加坡华文日报《星洲日报》社驻福州代表胡兆祥邀请，携王映霞与儿子郁飞，乘英商和丰公司丰庆轮离开福州。临行前，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设宴送行，并希望他不必辞去省府参议职务，薪水照发。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我那时自然体会到这些，但后来读他这个时期的诗文就很明白。他总把此行称做“投荒炎海”，说什么“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甚至还有这样沉痛的诗谶：“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一九三八年的岁末，我在香港再遇见达夫，他带着夫人和孩子住在一家大酒店里。告诉我他受聘到新加坡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去工作。当然，在海外侨胞中，也极需要抗战文化工作，达夫到那儿去也很好，而且看来家庭之间，又和好如初了，这也叫人高兴，我和还有些别的朋友，一直把他们送上去新加坡的海轮。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洲日报》热情报道了郁达夫一行到达的消息：自武汉放弃后，我国文艺作家之集中武汉者，实践文化下乡，文化入伍标语，分头赴各乡各镇，以及海外各处，努力宣传工作，以期必成必胜之早日实现。郁达夫近亦由武汉退出，先去湘西及武汉外围前线视察二月，后复经闽浙各战场巡历，现已由闽转粤，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子飞由港抵星，不日将入本报工作，以后每日有关抗战文艺界近况者，可就今后本报探知一切也。郁达夫亦有诗作《抵星洲感赋》，诗题又作《小草》，诗中可以看出他远走海外的动机：本诗是酬答李西浪《柬达夫伉俪》诗而作，李的原诗为：郁达夫意犹未尽，又作《感怀》一首，再答李西浪，意气转为悲观：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在《星洲日报》总主笔关楚璞的陪同下，郁达夫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期间，结识歌女玉娇，留下了“三宿槟城恋有余”的回味。许白野《怀念郁达夫先生》：第二天我因有事，没有陪郁达夫先生游升旗山；但晚间又和他在槟城头条路的紫罗兰酒家喝酒，陪侍的几位歌女虽也年轻貌丽，如与槟城酒家的玉娇小姐来比，可就逊色多多。因而，他喝酒的兴致当然差了；于是，我提议饭后乘槟城特有的三轮逛街，然后再到槟城酒家吃宵夜。当然，又是玉娇小姐陪侍他，他喝得酩酊大醉；居然搂住玉娇小姐语无伦次地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我知道他错把玉娇当做王映霞了。年轻的玉娇姑娘，仿佛是年轻时代王映霞的化身。但是王映霞知情后，对于他们已经触礁的婚姻，无异于是火上浇油。三月五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三十期发表《毁家诗纪》（七绝七首，七律十二首，词一阕），把他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内幕，一一公诸于众，控诉了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卑劣行径。《大风》旬刊在三十期发表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之后，又在四月十五日的第三十四期，五月五日的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了王映霞的抗辩信《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请看事实——到新加坡的经过》。两人终于撕破脸皮，公开互相指责起来。郁云《郁达夫传》“十出国宣传抗日救亡”说：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是香港《大风》旬刊出版周年纪念。郁达夫应编者陆丹林之约，从自己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写的诗词中，选出诗十九首、词一阕，加注编成《毁家诗纪》，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寄给陆丹林，在《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这些诗词，是郁达夫后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其中既记录了悲欢离合的家庭遭遇，也表达出豪放的爱国主义精神。“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是多么悲壮的自述！从中可以看出，当国家民族受到敌人侵犯的关键时刻，郁达夫能够正确处理国仇与家恨的关系，没有因“毁家”的悲痛而影响他为国复仇的坚定意志。由于《毁家诗纪》的发表，使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发生破裂，最后导致两人的离异。然而那时的《大风》旬刊，却借此成为一时畅销的刊物。《大风》的编者，除将登载《毁家诗纪》的特大号连续再版三次外，又在第三十四期上，以“不袒护”为理由，刊出王映霞回击郁达夫的《一封长信的开始》，到后来，甚至把王映霞写的抗辩信，也擅自加上《请看事实》的标题，予以公开发表。《大风》旬刊在这场家庭纠葛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它不仅提供了笔战的场所，同时还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这种不顾友情的卑劣行为，当时受到郁、王双方亲友的一致指责。但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终因这场笔战而日趋恶化。五月八日，郁达夫在写给夏莱蒂的信中说：“最后，想报告你一点我私人的事情，这次抗战军兴，从私人的打击来说，我恐怕可算是受的最重的一个。新旧的住宅被毁，老母殉国，三十年来的藏书，尽被劫去，又兼以家门不幸事的丛生。若在平时，受到这样的打击的话，恐怕我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当这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死关头，我倒反而因这种的打击而受了锻炼。一切的私情，个人的利害名誉，都忘记了；我已经变得像一只训练过后的抗战的木鸡。”十六日，在写给陆丹林的信中说：“家事正在协议离婚中，蒙忠告，甚感。”爱有多深，恨就会有多深。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郁达夫兼任的福建省政府参议一职被免去。并与王映霞开始分居，王只身前往廖内的前杭州女师同学李佩芬处暂住。王映霞《半生自述》“在星家坡离婚”中说：难得的蕉林椰树，碧海蓝天，也不能使我心情愉快起来。初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还有各的心事，但为了应付新知旧友，适应环境，我们亦居然同赴宴会，同游马六甲和槟榔屿。但平时在家里却哑口无言，只有在朋友来的时候，才看得见我们的笑脸和听得见我们谈话的声音，友人一散，这一个家又重归沉寂了。真正的心与心的微笑，我发不出来，当然他也无法来开导与启发。三个月过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风》（十日刊）周年特大号寄到了我们手里。我马上读到了他写的《毁家诗纪》。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因刺激过深而引起反感情绪，促使立即写了《请看事实》与《一封长信的开始》两篇答辩文章和给《大风》主编陆先生的信，马上寄给了《大风》杂志。我写了这些文章的动机之一，是想让大家了解了解真相；动机之二，希望郁达夫再来一个反应。不料，这场戏没有下文了。这倒是出于我的意外的。不过，我替他设想，若不这样默认下来，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于是我就找机会，找友人，向他提出了离婚，无条件的离婚。说句良心话，夫妻闹到这种地步，应该是恨之入骨的了，但我并没有，我有时还在可怜他，还在为了他一生中没有一个知心好友而惋惜，挂念他的今后生活如何度过。因此我之提出离婚，实在还是一个对他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有了可以写“情书”的“情人”，更没有什么人已经在“等待”我。第一次无效，再来第二次。我就一个人到离开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内去住了下来（廖内有我的同学在办学校）。我是想到那边去教书散闷的。郁达夫并没有细味出我这行动的内在动机是什么。不但如此，他还写信到廖内学校里来诋毁我。于是我通过他的友人，第三次向她提出离婚，我对他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出乎意外地，他这次竟允许了。但是，口头上答应，而护照仍扣留在他手里未曾交出来。我知道他并不愿意马上放我走。所以还在有意刁难，我亦只能装作不知，只请他立刻签字。他签了，我亦签了。这是一九四零年三月的事。其实，郁达夫没有在作出王映霞希望的下文，并不奇怪。在《毁家诗纪》中他已经说到了“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他已经把个人的情感悲辛，家庭离合不放在心上了，全以国事为重，把精力都投入了抗敌事业中。《毁家诗纪》中虽从自家的家庭破裂说起，但是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他的爱国情怀。五月二十三日，郁达夫作诗《五月二十三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五月三十一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登载与王映霞的离婚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随后，王映霞曾先后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浙江《东南日报》等报刊登载离婚启事，题为《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绝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从二人的启事内容，语气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情操的差距，君子绝交不发恶声。至此，郁达夫与王映霞，这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彻底结束了他们十二年的夫妻关系。一九四〇年五月，父亲和母亲终于离异。虽然从南来后家庭内的关系我早已朦胧预感到裂痕难以弥补，最后结局对于我终是来得突然。一天下午母亲忽然驱车到我住读的那家美国教会学校来接我，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嘱我此后要会照料自己。孩子对父母的事又有什么说的，我默默地随她到首都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然后回家。此日清晨为赶快脱离这难堪的境地，竟没有想到该送她就匆匆回校了。家庭变故——尤其是孩子——心头造成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此后父亲逗我玩时不经心间会提到往昔三人在一块时说过的玩话，出口以后两人都立即想起当初的情景，全都默不作声了。据王映霞《半生自述》“在星洲离婚”说，他离开新加坡回国的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八月。此处郁飞的记忆是五月，郁达夫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发表在《晨星》上的《嘉陵江上传书》也说：“王氏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回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至流为社会害虫，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吾兄亦将笑我为宋襄之仁否？”。看来王映霞的记忆应该是不对的，也许是要隐瞒回国后的一段行踪。离婚回国后的王映霞，能够进入外交部工作，而且还加入了国民党，肯定是由有势力的人物推荐的。她是一个很善于交际，很会利用关系的人，比如她通过周恩来总理找工作。由此我们就不难推断这消失的三个月的行程。六月六日，郁达夫发表诗作《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星，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王映霞《半生自述》“在星洲离婚”中说：“一九四〇年八月，我只身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到重庆。”又在《半生杂忆》“二十三、在星洲离婚”中说：“一九四〇年八月，我才设法取到了他身边的，我的出国护照。我总算只身离开了新加坡，经香港到重庆。像潮水似的我的半生，也就从此告一段落。”在时间的记忆上，王映霞显然是错乱了，或者是故意为之。王映霞回到重庆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由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王正廷的介绍，王映霞认识了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翌年四月四日，二人在嘉陵宾馆结婚，冠盖云集，盛极一时。此时，王映霞三十三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九五六年，王映霞在收音机里听到周恩来总理的演讲，使她想起一九三八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一起请周恩来夫妇吃过饭，有一面之缘，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恩来，要求参加工作。过了半个月，国务院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就请她去学习，一年后，分配到上海市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工资四十八元。晚年，她一直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她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们研究参考。但是她的回忆文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丈夫去世后，一直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共同生活。虽然王映霞已经离去，但是，郁达夫仍时有不平之意气流于诗文，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和胡迈诗原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海滩登陆，郁达夫被选为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日夜忙于抗战工作。年底，在新加坡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间楼房，作必要时隐居的打算。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大约新年前，父亲就在一条僻静的街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置备一些不显眼的简单家具。每天下午得闲后他就换上广东式黑衫裤带上我和帮工的广东阿妈一起去那里呆上半天，有时还过了夜，用意当然是熟悉熟悉房东与新邻居。有一次还买了十多斤牛肉红烧后切片晒干，带到那屋里去贮存。显然是准备围城期间之需。到我离开时，那屋还未退租。可见郁达夫还是颇懂治家之道的，未雨绸缪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郁达夫安排儿子郁飞回国，托付陈仪照顾。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然而大局日非，不能不另行设法。父亲自己托身不易，决定把我送回国去。同行的熟人不少，托返回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带我上路。到了国内有托付谁，他几经考虑。先想到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伯伯。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的清贫早已遐迩皆知。他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伯伯造成困难，便想到已在重庆任政院秘书长的老长官陈仪。老友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我抚育成人。当时谁都生死未卜，一个父亲对孩子所能想到的妥帖安置，莫过于此了罢。决定之后，一次他在餐桌上对我说：“你到别人家里，可别惹人厌啊！”语音哽咽，我也没能终餐。二月四日，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邵宗汉、张楚琨、蔡复生、王纪元、王任叔夫妇、陈忠达夫妇、高云览夫妇、刘道南夫妇、金丁夫妇及其两个孩子，一行十九人，逃离新加坡，踏上了流亡之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夏历正月初一），郁达夫作《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戚之贫困者，故积蓄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戒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因未定，故不算。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衖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著录之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乙酉年元旦。其实，在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合的时候，郁达夫在富阳老家的财产，已归到孙荃母子四人所有，所以郁达夫在遗嘱中也没有提及富阳的祖产。至于王映霞回国后把两个儿子送回富阳，在战火纷飞中，郁达夫也不一定能接到消息，后来三年流亡的日子里，更是音信隔绝。王映霞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扔给曾被她深深伤害过的孙荃抚养，可见她母爱的淡薄，连母爱都没有的人，行走于人间只会由欲望撑起生活的风帆了。八月三十日早晨，即在郁达夫失踪大约十二个小时之后，何丽有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美兰，又名梅兰，其母子三人的生活费，由郁达夫生前好友募集，出力最多者为蔡清竹夫妇。一九四九年，何丽有再嫁印尼华侨刘松涛，大雅和梅兰由蔡清竹带到柳达加，交由他的女儿抚养和教育。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由富阳的孙荃接受。
 《潍坊读书》系潍坊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刊，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技术支持：山东省老槐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投稿信箱：wfds001@tom.com ●●●●●
一个用文字取暖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