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1300多名订阅者负责，期盼切近人生的原创好稿。
周静华，副研究馆员。曾为中国著名教育家、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李霁野秘书。
周家记事·留痕 文/周静华 一 人生漫长，岁月静好。 记忆是有温度的，无论岁月走出多远，在我内心深处，童年时光都是最温暖的，它治愈了我的一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寻常百姓人家住楼房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几户人家挤在一个院落里。同一个胡同的院子一样大，院子里的房间数量也是相同的，大一点的房子十一、二平米，小一点的房子九、十平米，甚至还有更小的。 故事的故事，须得从胡同和大杂院开始。 当年，能住独门独院的，不多，但确实有。我家胡同外，便有三四家住独门独院的。出了胡同往右一拐不远处是老于家，左邻右舍习惯把老于家的长者叫于老头（在房管站工作，他家能够住上独门独院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至今给我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固然了，当着他的面是不会那么叫的。院子里住着老于家祖孙三代人，院内有房子大致三到四间的样子，院子不仅大，房子也很新，墙面的红砖显示着它的“芳龄”。老于家有五个孩子（那时，每家每户至少有两到三个孩子，家里的孩子一般都比较多，很少有独生子女的，如果有，这个孩子是不是抱养的就让人心存疑问了。记得胡同外有一个男孩儿叫抗洪，因为他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是1963年生人。他在家是老儿子，有好几个哥哥和姐姐，因为最小的姐姐叫小九，这样一来不用数，我便知道他家一共有十个孩子），三女两男，排在前面的是两个女孩儿，年龄比我大(排行老四的女孩儿叫于兴云，比我大一岁，偶尔会领着我们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去她家玩)。排行老三的男孩儿叫于兴华，比我也大两岁。最小的老五也是个男孩儿，名字叫于兴福，年龄比小我七八岁，印象中这哥俩特别淘气，相当叛逆。 狭窄的胡同里，行人熙熙攘攘，而生活的精髓便隐藏其中。 胡同外，住独门独院的还有三家，我能叫上姓名的只有两家，其一是张奕为家，其二是熊秀萍家（她家紧挨着公共厕所），因为她俩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所以记忆特别清晰。张奕为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父母基因过于强大，各个身高腿长。记得大姐是河西区第二幼儿园的老师，四方大脸，人高马大，不仅有点驼背，身材还特别得粗壮，依我看，她的外形不太适合做幼儿园老师，却不晓得她是如何入行的，至今让我无解。在家最小的是一个弟弟，因为是家中惟一的小男丁，备受全家宠爱。 张奕为家的院子进深较长，拐个弯才能看到居住的房子，房子是个大的套间，不记得有几间了，反正屋子挺多的。院子里没有花花草草的点缀，却也没有更多的杂物，整个院子显得十分的整洁有序。说来也怪，自从小学毕业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见过张奕为，即使一两次在路上偶遇她三姐，也没说话。因为大姐在家门口经营了一个水果摊，一段时间以来走过路过比较常见。熊秀萍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家是从农村过来的，印象中全家人从里到外土里土气的。熊秀萍比我大两三岁，却跟我一起上的小学。不知道她为什么入学晚。记忆中的她笨嘴笨舌，笨到连走路的姿势都极不协调，总感觉胳膊和腿的摆动顺拐了一样。一次集体去参观，教语文的班主任田老师要求每人回来上交一篇观后感，充当一篇作文作业。一次课堂上，田老师让她念念自己写的作文，搞得全班哄堂大笑。原来参观时，她把展览图片上竖着写的文字横着抄了回来，万万想不到，她竟然会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作文里。你说，那文章读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常把读不懂的文字叫做“天书”，我想这也是“天书”的一种吧！真是好笑。有那么一年，她妈妈因病离世了，前脚才办完丧事没一天，后脚她爸爸便跟着去了，这件事很让我惊愕，我时常在想，她爸得有多么爱她的妈妈，离不开她的妈妈，才能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啊！事到如今，我都不知该为此悲伤呢，还是为此感动。 另外一家姓什么我忘记了，如果母亲在世的话，我想她会告诉我的。 依稀只记得他家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每个人都瘦瘦的，高高的，由于平时没有什么交集，即使走路碰到了一起也就互相对视一眼，不会打招呼的。记忆中，这兄弟姐妹四人的表情都很严肃，仿佛天生便不会笑似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副表情，才与同龄人产生了生疏感，没见过哪个小伙伴去过他们家玩，当然，我也是没去过的，在我的记忆深处，只留下一个“庭院深深”的想象了。 二 曲折幽深的胡同，温馨的大杂院，是我的根儿，也是我的魂儿。 尽管住独门独户令人羡慕，但是，住大杂院也有住大杂院的好处和乐趣（大家相处的如同一家人，远亲不如旧邻便是这么个理儿）。想当年，大大小小几口挤在一个屋吃喝拉撒的人家太多了，一张床不够用便打地铺，还有在房子里建阁楼的，虽然有诸多不便，却也其乐融融。我祖母的房间便建了一个阁楼，说是阁楼，其实就是在屋子床铺的正上方搭建一个夹层，用我的话说就是空中床铺，既可以在上面睡觉，又可以在上面存放东西。因为上上下下要登梯子，觉得好玩得很，故此，找个机会，我便会爬上爬下的。阁楼上面有一个木制的匣子，匣子的抽屉里有好多祖母放置其中的“宝贝”，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的几个老钱了，还有几个小玩意记忆犹新，那便是现在各种属相吊坠大小的，一种扁扁的玉制的东西，上面有图案，既有人物，也有动物，形象千差万别。我没问过祖母这是什么东西，只觉得那是一个老物件，时间很早很早，东西很老很老。 日子总是一地鸡毛，但又充满温暖。其时，没有哪家比谁家过得富有，也没有哪家比谁家过得穷酸。家家户户大致一样，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没有太多差距。当然，孩子多的人家过日子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借钱过日子也很多见的。我家胡同22号住着一家老实巴交的回民，姓吴，大家背后都叫老吴家。大儿子叫吴谦，二儿子叫吴旭，小儿子因为大家都叫他小三，大名叫什么记不得了，女儿最小，名字叫吴艳，比我小两岁，印象中身体不怎么好，好像得了哮喘病，夜里经常气喘睡不好觉，总看见她妈妈在院子里为她煎中药。若不是亲眼所见，真让人难以想象他们一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屋是如何生活的。老吴家的屋子里也搭建了一个阁楼，吴艳的姥爷偶尔会带着一两个孩子过来小住，家里一下子增加几个人，合理安排居住便成了头疼的大事，别人谁看都是一则难题，而老吴家则不然，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后来得知，他家也有一个地铺。孩子这么多，上学、穿衣、吃饭、看病哪一项都需要钱的，钱不够怎么办？只能借了。吴家总共找谁家借过钱我不清楚，但是找宁奶奶借钱的事我是知道的，月月借，月月还，也就是说一个月顶一个月，先还后借，既欠账也不欠帐。日子过得如此窘迫的一家人整天却是乐呵呵的，从没见过愁眉苦脸的样子，也没见过一丝的悲观情绪，哪怕是一时一刻也没见过。 一份炎热一份淡然。 每逢盛夏，太阳落山那会儿，家家户户的人几乎全体出动，有拿着板凳的，有提着躺椅的，人人手里还不忘带着一把蒲扇，也有带清凉油和花露水的，或坐或趟地在胡同两侧的墙根底下纳凉。前后左右环顾一下，你会发现还有不少人在胡同里吃晚饭的。那时的生活没有现在讲究，饭碗比较大，不管几个菜，只要往盛着米饭的上面一放，端着它就出来了，谁家做的什么，吃的什么，一目了然。这时要是谁家的儿子带着新处的对象来了，整条胡同的眼睛都会齐刷刷地投放到一处，像接受众人检阅一样。而当人家女子离开众人视线以后，大家伙便开始交头接耳，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品头论足。 我家斜对面院子里住着这么一户人家，他家三代人，家里有个叫潘玲的女孩儿跟我妹妹是小学同学。记得她老伯叫潘鸿群，身材很高很匀称，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小伙，看他那副神情便知，他的内心是骄傲的，清高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潘鸿群会隔三岔五地带着女朋友来家里。每当两人推着崭新的自行车，目不斜视且故作镇静地走进胡同时，大家的目光立刻会聚焦到一起，直到他俩走进自家院落，才陆陆续续把视线收敛回来。单凭着装来看，这个女子的打扮还是很时髦很洋气的，也算大方得体，但从气质上论，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年代的“小玩闹”。烫过卷的两个发辫在脑后微微地翘着，就像翘起的骄傲的小尾巴一样，再看她那一双丹凤眼尤为奇特，竟然与王熙凤有着相似的神韵。略微遗憾的是个子偏矮了些，跟潘鸿群并肩齐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点反差萌。后来这个女子成了潘玲的老婶。 三 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儿，便是看电影了。 我家住在河西区下瓦房一带，处于琼州道与厦门路交界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宝和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胡同口正对着赫赫有名的人民公园，出了胡同往右拐不远处就是公园的正门，往左走100米，便是下瓦房影院。每次从影院门前经过，我都会留意一下有没有贴出新的电影海报，如果有，一定要站在那里看一会儿的，就像看小人书般津津有味。电影院门口张贴的海报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印刷（这种印刷的海报正是时下上映的电影。电影院门口有一个长长的玻璃橱窗，布满剧照和剧情的电影海报就满满当当地贴在里面。周边簇拥着很多人，有的是来看剧情的，有的是来看电影明星的）的；还有一种海报是美工师站在悬梯上，在电影院院墙固定的展牌上画上去的，简单一点的一个人便能完成，遇到大幅作品得需要两个人分工协作。 我注意到了，不管是几个人，一幅作品要画上好几天，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来的，前提是得有美术功底。据我观察，画工首先使用铅笔在画板上勾勒出底稿，然后再用彩色笔填充上色，这种上墙的海报一定是那段时间重推的电影，因为高高大大，格外醒目，老远便能看到，特别有宣传力度。海报画得好与不好，在我内心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的，电影人物（演员）画得像，我就说他画得好，人物画得不是太像，即使是接近像，我就说他画得不好。就拿电影《难忘的战斗》来说吧，男主角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达式常，电影海报画得如果像他，我就会说，画得真好，没治了！ 每当看到电影院张贴了新的海报，我就赶紧到购票窗口看看有没有优惠的学生票，如果有便会欢欣雀跃。当年电影票分甲级票、乙级票、学生优惠票三个票种，甲级票三毛，前后左右位置较好；乙级票两毛五，如果正好买到了甲级票旁边的那个座位，我管它叫运气票；学生票一毛，推出的位置不是太好，也不会太差，当然，优惠的学生票不是场场都有。如果能有机会获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那种快乐就会加倍。 那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几乎所有的人都企盼着夏天的到来，不是夏天有多好，而是夏天一到便能到人民公园观看露天电影了。人民公园大门两侧设有两个售票窗口，票价五分钱一张。大门右侧上方张贴着近期放映的电影信息，一般公布五到十天的内容。不管是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我是统统不会错过。记不清到底经历过多少个这样快乐的夏季，我只记得在那里看过《英雄儿女》《铁道卫士》《羊城暗哨》《秘密图纸》《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还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无名英雄》《鲜花盛开的村庄》。 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曾是一代人的记忆）公映，带着无尽期待的观众，乌压压地坐满了幕布的正反两面，那种盛况真的让人难忘和震撼。殊不知，被删减过的胶片（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剪掉了很多争议性话题，因为影片中竟然出现了南洋女性的裸镜，让一直以来保守的中国观众们瞠目结舌）让你什么也没看到，不过，栗原小卷的美还是让人一览无余的，一样过瘾（影片上映后，掀起了一股“栗原小卷”的热潮）。 时至今日，不晓得还有多少人记得人民公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放映露天电影《杜鹃山》时发生的踩踏事件。那时，作为优秀样板戏剧目之一的《杜鹃山》正在公映，女主角柯湘的扮演者杨春霞的美貌和英姿也被全民一度追捧，街头巷尾到处响彻着杨春霞的经典唱段，一时热度不减。可想而知，当天在放映《杜鹃山》时，人民公园是何等的盛况，感觉空气快要燃烧了一样。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我家也有不少人前去观影。没料到电影放映到中间，天突然下起了雨，霎那间，大批人群骚动了起来，只见人们像潮水一样纷纷涌向了小桥（小桥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在拥挤不堪中，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我记不起自己是先出来的，还是后出来的，反正是躲过了一劫。 那次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亲眼目睹了小桥上有片片血迹，还有不少丢弃的成筐的鞋子，我还看到事件发生之后，有几个家庭不同年龄的人胸前分别挂着“还我孩子”“还我爸妈”的牌子在公园门前哭诉被围观的场景。 一条弧线，一个童年。我落寞的童年，早已无法触摸。时光像极了一个长了脚的怪物，跑得飞快，唯有在回首往昔时才懂得其珍贵。而在我“絮絮叨叨”的这些故事里，其早已定格的画面亦如活了般，流淌着昨日的意气风发和爱恨别离。由此，于我而言，童年里走过的胡同、街道，还有那些再也不能拥抱的人，都成了风尘中的一声叹息…… 2023年初夏于津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