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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上疏。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丙寅朔，有彗星入于娄。壬申七日，上谕内阁：“兹见上天示儆，心甚忧惧。反躬自咎，乃知为小人之蛊惑，以损朕之德行，致上天震怒，星变垂戒。奸恶小人，朕今已斥逐，谕卿等知之。”丁丑十二日，又谕群臣：“兹者星象示异，天戒垂仁，咎在朕躬，深用警惕。诸司大小臣工，各宜奉公率职，宣力分猷，一切怠玩私邪、虚文积弊，务加洗涤，以称朕修实应天，至意修省事宜。”己卯十四日，又谕六科十三道：“迩来风尚贿嘱，事尚趋附。……且前者天垂星变，群奸不道，汝等职司言责，何无一喙之忠，以免辱旷之罪？汝等……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至于长奸酿乱，而旁观避祸，无斥奸去逆之忠，职任何在？……姑且从轻各罚俸一年。”（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二十五日，时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汤显祖于邸报上见知此事，遂上此疏。 奏疏之首，引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及皇上因星变两次下谕引咎在躬及逐去左右蛊惑之人之事，结合皇帝斥责六科十三道贿嘱趋附、不尽言责之语，以退为进，阐明自己上疏之理由：“夫臣之责难皇上，既不难于听宥……臣子亦宜各以常宪，官师相规，臣今日敢窃附斯义也。”随后，即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当朝首辅申时行：“夫臣子本心，自有衷赤，权利蒙之，其心始黑。……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其父，皆为不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为不忠。然岂今之科道诸臣都不知此义哉？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为时行所得耳。”既解释了言官不言的原因，又阐明了时下臣子与君主争权的危机。 随即奏疏又将申时行勾结朝臣、打击异己的行为一一陈列：御史丁此吕首发张居正子科场欺蔽之案，申时行怕受牵连，“教吏部尚书杨巍覆而去之”；御史万国钦揭发申时行收受边将贿赂，欺君误国，申时行“讽大学士许国拟而窜之”；南京御史李用中奏申时行子申用嘉越省考试中举人，而申时行假请覆试并恳归休，“欲得皇上一语，不碍其子进取”，可谓要君之甚。凡此种种，“而言官噤无言之者，正以丁此吕、万国钦为戒，恐失富贵也。夫知感主恩为皇上斥奸正法者，反得贬窜，虽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科道中无义之臣，遂谓皇上不能恩人，并不知所受是皇上爵禄矣”。这就再一次申明了辅臣欺蔽之害。 言辅臣毕，汤显祖复将批评之锋芒指向科臣，一一奏陈申时行门生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赍银经理吴地荒政，却纳贿宴乐、卖官自擅，礼科都给事胡汝宁勾结辅相王锡爵，参劾刑部主事饶伸诸事，指出“此二臣者，正圣谕所谓风尚贿嘱者，何能为皇上发人之私？正圣谕所谓事尚趋附者，何能为皇上折人之势？然则辅臣欺蔽故习，无时而撤矣”。 奏疏之结尾，汤显祖为皇上总结出所谓的“四可惜”：“爵禄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为私门蔓桃李耳，其寔公家之荆棘也。皇上之爵禄可惜，一也。若群臣风靡，皆知受辅臣恩，不知受皇上恩。岂复有人品在其中乎？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辅臣不破法与人富贵，不见为恩。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四也。”并进而建议皇上需“特谕时行，急因星警，痛加省悔”，并罢斥杨文举、胡汝宁等人，以永消星变，将指斥的锋芒引向了皇帝自身。 汤显祖的这道奏疏忠切剀直，全文紧紧围绕着圣谕中小人欺蔽、“风尚贿嘱，事尚趋附”，司言之臣“无一喙之忠”等几个关键点展开，不蔓不枝，有理有据，有叙有议，层层递进，于关键处又反复申说，意气相激，时作回响，仅就文字而论，体现出很高的论说技巧。但从政治层面而论，此疏显然是不讨当权者喜欢的。此疏上后，四月庚申二十五日，汤显祖被诏切责。五月庚辰十六日，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典史。至于汤显祖在奏疏中所讥弹的申时行、王锡爵、杨文举等人，虽在当时受到了皇帝慰留，但在不久之后亦先后致仕或被贬。可见汤显祖的这道奏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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