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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康保法的父亲老康干了将近四十年的印刷活儿，从木版、石版一直干到铅印，是个成都印刷行业中有点儿名气的技术人才。 当下，他看后断言，这张纸是从成都“东升印刷社”印制的黑色硬纸封面的百页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 这种笔记本生产数量不多，因为市场上需求量不大，通常被报馆、医院、公司作为工作记录下发使用，也有少数私人作为日记本、账本使用。 根据上述情况，侦查员作出以下判断： 这种本子配合蘸水笔一起使用的形式，应该排除私人，私人作为家用的话，很少用蘸水笔，因为蘸水笔蘸墨水时容易发生滴落，在家具上留下污渍。 这样，就只有老康所说的报馆、医院和公司了。 而这三种使用群体中，报馆的记者、编辑和公司的职员，不大喜欢用玻璃笔尖的蘸水笔，因为玻璃笔尖书写时虽然流畅，可由于墨水只能存储于那弯弯曲曲的笔尖的缝隙间，书写量太小，没写多少字就得重新蘸墨水，这于他们的工作习惯不符合。 通常，只有医院的医务人员才乐于使用玻璃笔尖，因为玻璃笔尖外形美观，书写流畅，写出的字干净隽秀，较金属笔尖来说，不易弄脏纸张，而且，医务人员的书写量相对较小，不是做文章，也就不在乎多蘸几次墨水的麻烦。 因此，专案组认为，应该先把全市的医院作为重点进行调查。 次日，6月2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穿便衣、持印刷公会介绍信，分头前往各医院、诊所了解使用老康所说的那种黑色硬纸封面笔记本的情况。 调查一连进行了两天，查遍了全市九十三家医院、诊所，果然如老康所说，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笔记本作为工作手册记载医疗情况以及交接班留言的，可是，并未发现哪家用的本子上有缺页现象。 6月30日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调查情况，大家意识到，这两天时间似是白费，心里难免不爽，但还是得打起精神商讨下一步如何进行。 侦查员华逸峰提出—个调查方向：调查锁匠！ 前面说过，被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女式钱包里有三样东西：钞票、草图和两把钥匙。 如果说失主丢了那七万元钞票可以忽略不计，不去派出所报失，那么，她丢失了钥匙总得解决吧？ 怎么解决？要么重新买锁，要么找锁匠配钥匙，一般说来，失主会选择配钥匙。 因此，华逸峰提议通过锁匠查找失主下落。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第二天分头出去走街串巷访查锁匠。 7月1日上午，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访查锁匠，侦查员史溢在访查到第一区和顺街上的老锁匠吴天聪时，对方看了看他出示的那两把钥匙的图样，马上说，有人在三天前的下午，找他配过这两把钥匙。 配钥匙的是住在附近一个被人们唤作“金宝嫂”的女人，这是一个30多岁的家庭妇女，平时买菜什么的经常从老吴的摊头前经过，总是笑嘻嘻地朝锁匠点点头打个招呼。  成都街头摊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时间稍长，老吴跟金宝嫂也熟悉了，金宝嫂可能比较空闲，在家里时不时整点儿小吃，有时还会带点儿过来让老锁匠尝尝。 老吴呢，有时也就帮对方免费处理一些跟其手艺相关的零星活儿，铝锅磕出了瘪坑给敲敲平、晾晒衣服时用的叉子断了给钻几个洞眼用螺栓和铝皮加固一下之类，有一次，还应邀去她家里，把几块松动的地板砸了几个钉子。 老吴记得，金宝嫂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她那60多岁的婆婆和11岁的女儿对他也很客气，不过，没见到她丈夫。 从挂在客堂迎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上看，金宝嫂的丈夫是个斯文人，从事什么职业不知道。 大前天，金宝嫂拿着两把钥匙让各配一把，老吴放下手头的活儿，立刻给她配了，当场交给她拿走的，金宝嫂照市价付钱，老吴客气不受，她执意要付，把钱放下后就走了。 史溢听着心里窃喜，但有些不放心，追问说老人家您没记错吧，那个金宝嫂配的是跟这图样一模一样的钥匙？ 老吴笑道，我干了四十年锁匠活儿了，怎么会弄错呢？她拿来的两把钥匙，一把是开大门的司必灵锁的，一把是开箱子上的挂锁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史溢于是向老锁匠道谢，并请他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然后，小伙子直接去了派出所，找了那位姓张的所长，要求了解金宝嫂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 金宝嫂33岁，户籍登记使用的姓名叫叶金宝，成都当地人，娘家住在东门外麒麟巷，抗战爆发前一年出嫁到夫家的，三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叶金宝是文盲，跟当时大多数妇女一样，无论是在出嫁前的娘家还是嫁到夫家，始终无业。 叶金宝的丈夫名叫严德颐，今年37岁，成都人氏，出身商人家庭，21岁从医专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见习军医，一年后晋升为中尉医官，一直在军队待到1945年初才回到成都。 严德颐离开军队不是退伍——当时抗战尚未胜利，军医不可能退伍，而是开小差，据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公安局登记时所写的个人历史材料称，他是“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自己又不愿混迹其中遭受污染，于是决定自行离开”。 严德颐开小差儿回到成都后，担心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追缉，在乡下亲戚处躲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成都市内的家中。 然后，严德颐发挥其一技之长，自己开了一家诊所，专治外伤，去年，一位海外归来的华侨富商创办了一家“私立华光医院”，得知他是有过多年战地救护经验的军医，登门求贤，高薪聘用，任命他为外科主任。 于是，他关了自己的诊所去了华光医院，一直干到现在。 史溢离开派出所后，立刻返回二分局专案组驻地，这时已是中午时分，包括组长詹子兴在内的其他四个外出访查的侦查员也很快回来。 大家听他一说调查到的情况，甚是兴奋，把午饭从食堂打到办公室来，一边吃着一边讨论，午饭结束，往下的工作方案也形成了： 停止对锁匠的访查，下午由文材生、史溢两人去华光医院调查那张草图所使用的硬面笔记本的事儿。 另外，还得核实一下钱包里那两把钥匙中的司必灵锁钥匙，能否打开叶金宝家的大门。 之前专案组对全市医院、报馆、公司等进行调查的时候，副组长文材生分工的调查范围中就有华光医院，可是，他在该院未能查到关于硬面笔记本的任何线索。 医院方面接待他的是负责行政的一个小老头，一看就是旧时账房先生那种人，问了问，之前果然在西药房做过多年账房先生，文材生因此对小老头儿就比较放心。 当时，小老头儿翻了账本，说这种硬面笔记本是院方发给各个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作为工作笔记使用，抗战胜利后，医院刚开张时购买了一批，两年后用光了，他认为，买了放在库房里是一种浪费，就改为让主任、护士长用光后自己去购买，然后凭发票报销。 小老头儿根据文材生的要求，请主管医务的副院长以业务检查为名，把各科室正在使用的笔记本全部收上来。 文材生把这些笔记本逐页点数一一检查，十六个本子每本一百页一页也不缺。 现在，文材生二上华光医院，心里已经大体上有点儿数：那个军医出身的外科严主任，显然是买了两本硬面笔记本，正在使用的是一本，而撕下一页用来画草图的则是另一本。 文材生、史溢抵达华光医院后，这回不找管行政的小老头儿了，而是直接找了那个据说是留英博士的傅院长。 当然，不能说贵院的严主任现在被公安局给盯上，而是说正在调查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对每家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笔记本进行面上的查摸，前两天已经查过一次，现在还要查一下。 知道傅院长很忙，也不多打扰，只要求您配合我们做一桩事儿，让财务上立刻通知全院医务人员，凡是手头有需要向院里报销的发票，请立刻送到财务室报销，这样，可以列入上半年账目；否则，就只好到明年元旦后报销了。 傅院长自无二话，立刻照办，也就不过—个小时，侦查员就拿到了严德颐送到财务室报销的那张购买硬面笔记本的发票，一看，果然买了两本，是今年3月间购买的。 文材生、史溢没有再查下去，两人寻思，如果要把另一本没有使用过的笔记本逐页数一遍以确认是否少了一张的话，只怕马上会惊动了严德颐。 而且，那个没有使用过的本子，究竟是放在医院还是家里，也还是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侦查员华逸峰则奉命去了叶金宝家所在的派出所，请派出所安排一个试一试那把钥匙能否打开叶金宝家大门的机会。 在当时，这种机会是很容易安排的，只要指派户籍警前往居委会，叫上几名居民小组长之类的积极分子，去叶金宝以及毗邻的那些邻居家进行一次卫生检查就可以了。 这种卫生检查，在全国各大城市每个月都会搞上两三次，不会引起叶金宝的怀疑。 户籍警小黄前往居委会一说，居委会主任说正好，我们今天下午还确实安排了卫生检查，小黄说这把钥匙给你拿着，到时候让人把叶金宝和她婆婆的注意力吸引住，你瞅个机会试一下能否转动大门上的司必灵锁，注意不能让叶家人发现。 不一会儿，小黄返回派出所向华逸峰复命，说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叶金宝家的大门。 这样，专案组就确认严德颐、叶金宝夫妇有重大涉案嫌疑。  成都街头诊所牌匾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侦查工作的惯例，这时就可以对严、叶夫妇采取拘捕措施，专案组也是这么考虑的，把人一抓，一讯问，案犯交代出相关情况，然后顺藤摸瓜把相关案犯一一拿下，这个案子也就结束了。 可是，这个案件涉及的被保护对象是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交办下来的，来不得半点儿疏忽，所以，专案组长詹子兴马上向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长兼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长杜贵宝请示。 杜贵宝指示，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内容是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予以严密监视，同时务必做到三点： 第一，是不能让被监视对象察觉；第二，是要把严、叶两人去了何处、跟谁接触以及有什么人主动找他们都一一查摸清楚；第三，是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跑了。 杜贵宝对詹子兴说，这个案子我压力很大，不但我压力大，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压力也很大，只能做好，不能搞砸，专案组有什么困难吗？ 詹子兴说，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实施秘密监视，专案组五个人是不够的，另外，还缺交通工具。杜贵宝说，人手肯定紧缺，这就给你们调派过去，还可以给你们两辆自行车、一辆民用摩托车，汽车是没法儿派的，再说你们也不一定用得上，摩托车也是能不用就不用，不是舍不得汽油，而是，用摩托车跟踪容易被目标察觉。 在增加了六名侦查员以及自行车、摩托车后，专案组当天就开始了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的秘密监视。 原以为监视一两个星期必有收获.哪知一连监视了整整一个月，却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还要回到在万竹寺假出家、真潜伏的特务陆卯才身上。 6月28日，陆卯才前往西门秀才巷口去取暗杀目标住所的草图，由于未曾等到李思凡派来的人，就返回万竹寺。 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老特务，对于李思凡方面的失约通常只有一种判断：李思凡出事了。 不过，可能是刚出事，也可能是李思凡出事后，未曾透露与陆卯才接头的机密，所以，他去取草图时虽然未能遂愿，但也未曾发现公安便衣蹲守埋伏，因此，他得以安全返回万竹寺。 那么，陆卯才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他在接受老同学叶子清下达的使命时，已经提出过，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叶子清的回答是，“保密局”在成都另有同志，如果发生意外，你回万竹寺待命就行，不管是取消此次计划还是另行安排，“保密局”都会通过其他联络渠道，向你发出指令。因此，陆卯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就待在万竹寺静候消息。 等了半个月，没有等到消息，于是，他又断定李思凡并未出事。 但是，生性多疑的陆卯才还是考虑到了另外一点，叶子清所说的成都潜伏特工万一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他自己也落网了)已经中断了与“保密局”总部的联系，这样，总部就不清楚成都这边的情况了。 那往下叫他怎么办？一直在万竹寺当和尚？这份苦头，铁真法师受得了，他姓陆的可是受不了的。于是，陆卯才决定请铁真设法对李思凡的安危作一番访查。 其实，这时陆卯才已经知道，李思凡是华光医院外科主任严德颐的化名了，小和尚乾灵那天一路跟踪李思凡到其供职的医院，发现这人是该院的外科主任。 陆卯才跟铁真一说，铁真说这没问题，也无须另外派人，老僧我亲自去走一遭就是。 于是，铁真就在7月10日上午进城去了一趟华光医院。他是以僧人装束去的，就在医院外科门诊转了转，尽管从未和外科主任严德颐见过面，也从未见过严主任的照片，更没向任何人打听过一言半语，还是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了严德颐其人。 破案后，核实一应人犯的口供时，那个时段在华光医院轮值的侦查员小杨，依稀想起，这天好像是有一个和尚在走廊里转悠过。 陆卯才得知严德颐还在医院正常上班，未曾有什么意外，还是不大放心。 他决定暂时先去外码头转几日，待回来后再作计议。这时的陆卯才已经正式成为成都万竹寺的僧人，甚至获得了一个由公安局审核过的成都市集体户口，因此，他外出前，请铁真法师亲自前往派出所，出具了一纸“万竹寺僧人善宝外出云游”的证明。 陆卯才临走前跟铁真约定，他大约在8月初回成都，为安全计，回来后先在城内盐道街“大群旅社”下榻，请铁真在8月2日、3日、4日三天中的每天中午12时去一趟该旅社，确认无事，他再返回万竹寺进行下一步的活动。 这样，就在专案组耐着性子、满怀希望轮流蹲守于华光医院，盯着外科主任严德颐的时候，陆卯才却在重庆、武汉、开封、西安以云游为名游览。 一直到8月1日下午，他才从西安返回成都，凭着那份派出所的证明，在城内盐道街“大群旅社”下榻，次日候得铁真法师前往，这才返回万竹寺。 8月3日，陆卯才在确认6月28日接头取草图失利纯属意外之后，决定次日亲自出面，去跟严德颐再次接头。 8月4日，陆卯才前往华光医院，专案组侦查员已经辛辛苦苦蹲守了一月有余，这下陆卯才主动前往，应该是自投罗网了？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可陆卯才智商不凡，再加上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以及之后在频繁的特工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在事先并不知晓严德颐已经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无惊无险地顺利与其再次接头，获取了暗杀目标刘梦行住所的草图。 他是怎样避过侦查员的秘密监视，跟严德颐接上头的呢？ 这天上午九时许，陆卯才穿着僧衣出现在华光医院。他没去外科门诊区域，而是去了后面那幢二层楼，那里是手术室和病房。 在门厅里，他在医院每周对外公布的“本周手术室安排”栏目里看到，当天下午严德颐将为三位患者进行手术，陆卯才丁解到这一点后，随即离开华光医院。 中午时分，成都一家赫赫有名的公立医院——民国时期称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公立医院”，195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生了一起小小的盗窃案，内科门诊一位医生和往常一样，脱下白大褂顺手把无檐帽，摘下塞在白大褂口袋里后去食堂用餐，等他吃完饭，重新走进门诊室准备穿衣戴帽时，那套行头已经不翼而飞了。 然后，正戏开场了，陆卯才随即返身叫了一辆三轮车去了华光医院，医务人员正在午休，他就进了卫生间，用从公立医院窃得的那套白大褂，换下了身上的僧衣，把僧衣卷拢用细绳扎紧了藏于天花板内。 之后，戴上白色无檐帽，冒充公立医院来华光医院指导工作的专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下午严德颐要做手术的那座二层楼，进入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取下报架上的报纸从容阅读。 这时，离医院下午上班还有大约十五分钟，严德颐还在门诊楼那边的外科主任办公室里打盹儿，化装监视的侦查员，则在门厅通往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通道口，忠实地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想到，老牌特务陆卯才为防止严德颐可能受到监视，已经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 严德颐看看上班时间快到了，离开办公室前往手术室，正在对其执行监视使命的女侦查员小王自然没想到，陆卯才还有这一手，尾随严德颐前往手术楼，然后假装病人家属，坐在手术楼的门厅里等候。而穿着左胸印有“公立医院”红字白大褂的陆卯才已经先一步混进了手术窒，正在手术准备间等候严德颐。 这次突兀的接头使严德颐大吃一惊，他虽然已被侦查员监视了一个余月，但从未察觉，对于这方面倒不担心，担心的是，6月28日他让妻子叶金宝给眼前这位先生送草图时，丢失了钱包，最后连接头地点也没去，就回家了。 这种情形是可以作为“临阵畏缩”来对待的，处罚手段最严厉的可以一枪崩掉。因此，他非常担心对方当场下手，而对于陆卯才这样的特务来说，当场杀了人，是完全有本领逃脱的。 幸亏陆卯才对此并未深究，脸上还是笑容可掬：“严医生下午有三台手术，我也不耽搁你了。如果抽得出一两分钟时间，就请你把草图再画一份给我。” 严德颐连连点头，当下就把陆卯才让进了对面那间医生办公室，匆匆把上次画的那份草图重新划拉了一遍，陆卯才收起草图，随即告辞。 至此，陆卯才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手术楼往外走时，竟然受到了一双眼睛的关注。 关注他的人，并非女侦查员小王，而是手术室这边的护士长刘君娜。 事后刘君娜回忆说，她没有留意过那个穿公立医院白大褂的男子何时混入手术室。他进来后，就待在手术准备室里，看着两个小护士消毒手术器械，嘴里一声不吭。 而护士呢，以为这是外院的专家，吃不准是什么路数，多半是卫生局组织各医院巡回互检来本院检查工作的，哪敢问长问短？刘君娜最初看到陆卯才时，脑子里冒出的也是相同的念头。 如果陆卯才不是马上离开，而是再待上一刻钟、半小时再开溜，刘君娜也就不当回事儿了，可陆卯才尽管是老特务，但毕竟做贼心虚，办完了还待在这儿干吗，多待一会儿就多一分危险。他不知道这一走，反倒引起了刘君娜的注意。 不过，刘君娜不是小王，虽然注意到了，也没当一回事儿，因为她还是把陆卯才作为外院互检专家来看的。 当天下班后，她在饭桌上和丈夫闲聊时，甚至已经把这件事忘记，倒是丈夫的一句话提醒了她。 刘君娜的丈夫是公立医院的药剂师，他告诉妻子说，他们医院中午发生了一桩事，一位医生的白大褂给人偷走了，事儿虽然小，但医院还是很重视，保卫科已经贴出了一纸告示，要求各科室今后必须严加防范云云。 当下，刘君娜马上想起了下午看到的那个外院医生，那人穿的正是公立医院的白大褂呀！她对丈夫一说，丈夫也觉奇怪。 两人上周刚一起去看过成都市解放后上映的第一部苏联反特黑白故事片《危险弥漫》，又受人民政府日益加强的全社会“四防”宣传的影响，于是，就把这一情况跟“反特”之类联系起来了。 夫妻俩一顿饭吃完，已经有了主意——立刻向公立医院保卫科报告。 公立医院保卫科值班的许副科长闻报，立刻跟医务科值班人员联系，得知最近并无医院互检活动，本院没有派出医生到外院去做过任何事情。 许副科长觉得蹊跷，当下就往华光医院值班室去电反映此事，请他们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次日，华光医院保卫股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严德颐约去谈话。这个时段，轮到监视严德颐的是侦查员张俊图，他不知道昨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保卫股的约谈，只知道目标去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 而严德颐呢，其实根本不是一块做特务的料，他接到保卫股的电话时，已是心惊肉跳，马上和昨天陆卯才的来访联系起来。 走进保卫股刚坐下，对方第一句话就使他胆战心惊：“严医生啊，昨天下午，你在手术室会见的那个穿白大褂的是什么人啊？” 严德颐顿时大惊失色，嗫嚅着说不出连贯话来：“这……这……” 这下子，保卫股的人就警惕了，华光医院虽是私立医院，可是按照当时公安局的规定，保卫股的三名成员是由公家代为物色的，都是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严德颐的这个反应，人家不疑也得疑了。 那三位曾参加过公安局组织的保卫工作培训，学得一丁点儿皮毛，当下就拍桌子瞪眼对严德颐施加压力，严德颐误以为对方已经掌握了他的真实情况，竟吓得跪地求饶，大叫“我坦白”。 那三位培训时曾被告知，遇上这种角色，你们这类弟兄就不适宜问下去，立刻报公安局。 三人正商量应该往派出所还是分局打电话时，忽见窗外似有人影一闪，顿生疑心，立刻开门查看，把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一把揪住了盘问。 这个“形迹可疑”者，就是侦查员张俊图，他从外科门诊跟踪到保卫股，已经觉得奇怪，寻思保卫股找陆卯才谈话干吗？ 千万别打草惊蛇坏了专案组的事儿啊！越想越觉得不放心，就靠近了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哪知，让人家给逮住了。 张俊图暗道“倒霉”，被对方扯进另一间屋子盘诘，监视严德颐是严格保密的，不能透露，于是只好亮出证件佯称自己是市局刑警，来华光医院访查案子。 对方闻言大喜，正好向这位同志请教，严德颐之事应该向哪个公安机关打电话。 张俊图一听，差点儿跺脚，顿时生出一股想抽对方的冲动，无奈之下，只得把专案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 保卫股这边把电话打到专案组，一说严德颐又是“饶命”又是“我坦白”，接听电话的文材生就是一个激灵，捂住话筒跟詹子兴一通情况，寻思只好先把严德颐弄进来再说。 严德颐到案后，作了以下交代： 1945年，严德颐开小差儿从前线逃回老家成都，躲藏于乡下亲戚处，可是，他的躲藏没有成功，因为他低估了“军统”的能力。 很快，戴笠就把严德颐开小差儿的情况列入每天都要报送蒋介石侍从室的《军中情况简报》。蒋介石侍从室对“军统”下令：迅即查明严德颐开小差儿的原因！ “军统”调查下来，发现严德颐开小差儿时竟然带走了一箱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和其他一些紧俏西药及外科手术器械。 戴笠震怒，下令“严缉该犯”。于是，“军统”总部向全国多个区站拍发电令要求查缉严德颐其人，不到半个月，躲藏在成都乡下的严德颐就被特务查到了线索。 又过了两天，严德颐和往常一样前往附近小镇茶馆去喝茶的途中被人拦住，请至镇上的旅社谈话。 找到严德颐的那个“军统”特务名叫庞书贵，当时是“军统”成都站的一名少尉。 庞发现严德颐之后，为什么不拿人而要谈话呢？那是因为，他从“军统”总部的查缉电令中得知严德颐“逃离部队时盗窃盘尼西林等西药、器材”，当时盘尼西林是紧俏药品，基本专供军队使用。 而在用磺胺一统天下对付所有病菌的医药界，由于病菌对磺胺产生抗药性，已经处于对病菌无能为力的临界点。 盘尼西林作为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对于治疗外科创伤，对付肺结核、白喉等传染病有着巨大作用。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黑市上八十万单位的盘尼西林针剂，已经卖到了一两黄金(十六两老秤)一瓶的天价。 庞书贵的脑筋，就动在严德颐的那箱盘尼西林针剂上，而这箱盘尼西林其实并非严德颐盗取的军用药品，而是他花了二十两黄金通过运输团的弟兄搞到的走私货。 他开小差儿就是为了这箱盘尼西林，他事先已经作好准备，一旦盘尼西林拿到手，他就逃回成都去躲藏一阵儿，然后开家诊所，那就能赚大钱了。别说二十两投资，就是一百两也很快就能收回来。 而庞书贵呢，也惦记着这箱盘尼西林，两人谈判的结果是：庞书贵负责保证严德颐的安全，严德颐把那箱盘尼西林分一半给庞。 庞书贵说话算数，他不但使严德颐逃过了“军统”的追查，而且还帮助严德颐办理了一应手续，开了诊所，还给什么卫生局、警察局、社会局之类都打了招呼，使严德颐的诊所得以顺利运作。  成都街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最后还拜了把子，1949年秋，已经是“保密局”少校的庞书贵来找已经当上私立华光医院外科主任的严德颐，说他奉命撤往台湾，没几天就要动身。 不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届时他必随国军光复大陆。现在有桩小小的为难事儿，想请严德颐帮个忙。 严德颐以为是要借银元，可是，庞书贵却非借款，而是说，他奉命在撤退前发展可靠特工，作为国民党撤退后的地下同志，上峰是给他们每人下达了指标的。以前在“沦陷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保密局”临撤退前胡乱发展特工，最后却落了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果。 接受以往的教训，这次成都地区发展的特工，上峰将派人一个个当面谈话验收。所以，举凡假名单、拉个把亲戚做替身什么的把戏都没法儿玩了，只好来真的。 无奈之下，庞书贵为凑名额，就跟严德颐商量将其也算上，先来打个招呼，严德颐听着也没觉得特别意外，说我原本就是国民党员，还做过国军的军医，这次再当一回冒牌特工也行啊。 哪知，这个承诺的后果非常严重。严德颐接受了庞书贵上峰的面谈、填写过加入“保密局”的表格、领取了津贴后，庞书贵就不辞而别了。 然后，严德颐就得到通知：潜伏待命，届时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否则，全家性命难保！严德颐胆小，想想也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认了。 成都解放后，严德颐向公安局登记了自己以前的军医历史，却隐瞒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事实。 他一直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是上当受骗，不作数的，可“保密局”却惦记着他。 4月间，他接到了一封密信，命其迅速探明春熙路226号原薛公馆的内部建筑结构，连同周边地形一并熟记于心，做到随时随地都能画出草图。 严德颐不知道那个地址现在住着的是什么人，更不认识“保密局”的“附逆”刘梦行，可是，他对那个地址的原主人却是了解的。 那里的房子原属富商薛秋风，而薛秋风是他的舅舅，其子薛盼即他的表兄还是他的小学同学，他小时候没少去过薛公馆，考虑到这一层，严德颐不禁对“保密局”的那套看不见摸不着的道行胆战心惊： 他们肯定是调查过我的情况后，才把这个使命下达到我头上来的，如此看来，前面说过的不服从命令，全家性命难保的话头恐怕不是虚声恫吓！于是，严德颐只有—个选择：服从。 服从了就得行动，在这方面，严德颐还保持着医务工作者的严谨，决定去薛公馆实地看一看，如果能走进那个老院落最好。 不过，他没去成，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兄、老同学薛盼。 薛盼读书时成绩不咋样，体育倒出类拔萃，特别喜欢国术，后来索性在这方面发展，这时，已经成为成都四大武馆之一“求真国术馆”的掌门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术馆关闭了，他靠着已故老爸留给他的遗产过着一份滋润日子，那天，是薛盼40岁寿辰，请严德颐去吃生日酒。 酒席上，严德颐跟他谈起他家的老宅子，薛盼说成都一解放，那宅子就给部队征用，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后，军管会来找他，说你家那老宅子我们要租用，请你开个价。 薛盼说，那宅子我也不住，以前也是时租时空着，有时有朋友来住段时间也不收钱，现在既然政府看上了，那就住着吧，费用就不必了，不过，你们也别给我住废了，花草什么的还得侍弄，屋宇坏了得修缮。 最近，薛盼路过那里，顺便去看了看，里面住着一位中年先生，带着他的家眷，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挺清爽的。 那先生自我介绍姓郭，看上去人挺和善，他太太也很客气，还做了汤圆请薛盼品尝，薛盼告辞时，郭先生跟他握手告别，说房东先生有空多来坐坐。 薛盼答应了，可是后来没有去过，为什么呢？因为当天就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他，说那位郭先生身体不好，是来静养的，要他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人家。 严德颐关心的是完成“保密局”的使命，就问那宅子有什么变化没有，薛盼说一切依旧，要说变化，就是看上去陈旧了些，这也正常。 严德颐于是就放心了，打消了去实地看一看的念头，否则，只怕也会让派出所民警找上门——他可不像表兄那样经得起警察登门，没准儿一让人家留上心了就得露馅。 后来，严德颐再次接到上峰密信，让其去跟陆卯才(他不知对方姓名)接头，他就在约定的时间过去了。 第二天，他让妻子叶金宝把草图送到约定的地点交给等候的人，叶金宝并不知道丈夫的潜伏特务身份，更不知道送草图是特务行为，只听丈夫说是一张房屋草图，好像跟风水有关，就遵命前往。 可是，叶金宝在途中因为凑热闹看人打架，竟然连钱包滑落了也不知道，等到走了好一段路觉得口渴了想买瓶汽水喝的时候，方才发现，于是一路往回寻找，自然没有结果，最后就回家了。 严德颐下班后问妻子送交图纸的情况，方才得知是这么一回事儿，当下又急又恼，禁不住抽了叶金宝两个耳光。 严德颐属于特务中的另类，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人跟他宣讲过特务工作纪律，因此不知往下应该怎么办，只好听天由命，一直到昨天陆卯才来医院找他时，方才跟对方说明了情况，当场画了一张草图给对方。 下班后回家，寻思心头的铅砣总算落了地，还喝了二两老酒，小小地庆贺了一下，哪知今天就折进了局子。 讯问结束，詹子兴当即去市局向杜贵宝处长作了汇报，杜处长一番考虑后，决定在薛公馆加派警卫力量，等候那个目前尚不知姓名的神秘人物自投罗网。 为了不打草惊蛇，宜将严德颐释放，仍旧正常上下班，当然，必须予以严密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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