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昊，温州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管理。陈工，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保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的战略动力，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和防范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战略依靠。新形势、新阶段和新格局下，全力扩大内需，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尤其需要在收入分配方面下功夫。而收入分配的价值目标便是全面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现实目标。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二者互为手段，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战略。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通过“为人民理财”和“管理国家风险”，可以有效融合公平与效率，调节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三个维度的利益关系，全力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全面深化税制改革。从整体看，政府要降低经济宏观税负，为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要体现差异性，重点对中小微企业退税减税降费，对垄断性和暴利行业应强化税收遵从和规范征缴，防止政策偏置。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通过调整税率大小和累进区间，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群体和超级富豪的纳税贡献。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工作，探索房地产税、遗产税的实施时机和空间，构建地方财源税收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为政策实施创造条件。
围绕扩大内需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推动一般性转移支付直达地方基层，合理安排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转移支付向国家政策支持的落后地区和重点区域倾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匹配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常住人口规模等因素，合理安排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资金，推动实现地区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保障公民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加快建立政府成本管理体系，以标准成本核定财政预算，以投入产出评价预算绩效，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政支出，切实保障民生事业支出。尤其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各级政府财政继续维持“紧平衡”状态，合理缩减政府行政支出规模，压降不必要的“三公经费”、违背市场规律和竞争原则的低效产业补贴政策，对维持财政安全、转变政府职能都有益处。在我国整体城镇率水平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重点应转向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事业领域，构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降低居民支出分担比例，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支持新发展格局构建，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平发展和阶层流动机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政府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进行逆周期条件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需完善政府投资机制，尤其在重大疫情下，要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监督，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并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在《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及财政部门的相关制度规定下，建立覆盖“投资决策、预算管理、债务融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资金归还、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价”全流程的政府投资科学决策机制，解决好“投什么”“投多少”“怎么投”等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扩大内需时，要在政府投资、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全面部署，也要支持扩大出口，通过外需拉动增长，进而带动内需。在政府投资领域，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扩容利用；在一般消费领域，可以直接给家庭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在汽车购买和刚性住房需求等方面，可以通过契税减免和加大公积金贷款额度给予支持；在企业投资领域，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增加企业现金流，对国家重点支持的先进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实行增值税加计抵扣，以及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所得税的加计抵扣力度；在出口领域，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和提高出口退税力度，缓解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摘自《地方财政研究》2022年第7期《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协同及财政积极作为》，查看全文点击文末“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