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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先怡衡等 西域研究 2023-05-23 10:55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考古与文物172个  先怡衡 樊静怡 杨莉萍 于春 梁云 段朝玮 李延祥 绿松石是早期中原文化的重要象征物之一，新疆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研究新疆早期绿松石文物，可为探究我国早期边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系统梳理新疆早期绿松石器的出土情况，发现新疆地区绿松石器从开始出现到衰落，和中原相比其出现时间晚、数量少，在分布上整体呈现出沿着天山山脉分布的特征，反映出自东向西传播的现象，与新疆史前时期彩陶文化的兴衰关系密切；从器形上，绿松石器从形式单一的管状珠到镶嵌制品多样化，其制作工艺提高；初步推测新疆绿松石制品的兴起主要是中原文化与技术传播和影响的结果。结合近年来新疆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发现，基本否定新疆早期绿松石来源的“西来说”。 早在距今8600～9000年的贾湖文化一期，绿松石就已经开始被中原地区先民所使用，这也是目前全球出土最早的绿松石制品。[1]自此以后，绿松石被中原地区先民所熟知，成为中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被加工使用，从而形成独特的绿松石文化。因此，研究绿松石对于研究我国早期宝玉石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有特殊意义。 方辉[2]对东北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绿松石器的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并讨论该地区绿松石的来源；庞小霞[3]从考古学角度对我国大部分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物开展深入探讨，论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绿松石的变化，并推测其地位的重要性；张登毅[4]等人对我国出土东周、先秦时期绿松石器物进行了梳理，探索先秦石器绿松石的来源。在上述研究中，涉及新疆地区出土绿松石文物的内容极少。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新疆地区出土早期绿松石制品的资料，探究新疆地区的早期绿松石文化源流。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新疆[5]自青铜时代至两汉时期出土绿松石制品较多，但汉代之后鲜有发现，因此本文“早期”指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至两汉时期。韩建业根据新疆考古学文化的实际情况，结合自然区划，将新疆地区分成至少十个文化小区，[6]本文将参考此分区对新疆出土的绿松石器进行划区讨论。 根据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十个文化小区中共有六个有绿松石制品出土，按照每个文化小区的墓葬、遗址和其出土年代的先后顺序做详细介绍。分述如下： （一）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 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M270出土串珠共94颗（M270：3）。有白色滑石、红色玛瑙石、绿色绿松石。串珠呈柱状，大小不一。墓地年代为公元前11～前8世纪。[7] 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四号墓地，M88出土珠饰12枚（M88：10），绿松石珠为圆形，墓地年代为公元前11~前8世纪。[8] 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圆球状绿松石珠一件（93AKM4：3），一侧钻孔，上下无平面，墓地年代为战国至西汉。[9] 和静重工业园区古遗址，出土绿松石珠一件（M3：2-1），平面略呈水滴形，一面扁平，一面外凸，在顶部有一个两面对钻圆形穿孔（图一，1）。遗址年代为距今2000年左右。[10] 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出土两件绿松石镶嵌制品，一金饰件出土于M7一名22～24岁女性头顶（M7：6），正面圆形，其内镶嵌有一圈共六颗小绿松石（图一，2）；一银耳环（M9：8），耳环上镶嵌一颗小绿松石（图一，3）。墓葬属于东汉前期。[11]
1.水滴形坠饰（M3：2-1）2.镶嵌绿松石金饰（M7：6） 3.镶嵌绿松石银耳环（M9：8） （二）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 鄯善县洋海墓地，在ⅠM21约40岁左右男性颈部出土圆柱状绿松石珠1件（ⅠM21：12-5，图二，1），在ⅠM157约40岁左右男性颈部出土椭圆形管状绿松石珠6件（图二，2~4），在ⅢM18约25岁男性颈部旁边出土不规则椭圆形绿松石珠1件（ⅢM18：15，图二，5）。ⅠM21和ⅠM157的年代为公元前12～前8世纪的早期铁器时代；ⅢM18的年代为公元前2至公元2世纪的两汉时代。[12] 乌鲁木齐市萨恩萨依墓地，M22出土14枚珠饰（M22：9），其中绿松石3枚，呈圆柱体、扁柱体，中部有圆形穿孔，手工磨制而成（图二，13）。M33出土绿松石珠1枚（M33：6，图二，9），扁圆形，中部有圆形穿孔，墓主为一成年男性个体。M102出土14枚珠饰（M102：6，图二，14），其中绿松石3枚，呈圆柱体、扁柱体，中部有圆形穿孔，手工磨制而成，墓主为两个成年女性。有绿松石出土的这三座墓葬是萨恩萨依墓地中期墓葬，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年代约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青铜文化晚期。[13] 鄯善县二塘沟墓地，出土绿松石金耳环一件（M12：4，图二，16），上为细金丝折成的三个金圆环，下端穿一绿松石吊坠。墓地年代为公元前7～前5世纪。[14]
图二 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出土绿松石器 1、2.圆形穿孔饰（ⅠM21：12-5、ⅠM157：13-2）3、4.管状珠（ⅠM157：13-2）5.不规则椭圆形饰（ⅢM18：15）6、7.管状珠（M3：3）8.圆台形珠（M3：4）9.圆形穿孔饰（M33：6）10.管状珠（M32：1）11.喇叭形珠（M16：16）12.牛头形嵌石耳饰（M1：2）13、14.绿松石、玛瑙等串饰（M22：9、M102：6）15.绿松石草果项链（M12：8）16.绿松石金耳环（M12：4）17.镶红玛瑙绿松石金耳环（M20：14） （1～5.洋海墓地，6～8.阿拉沟墓地，9、13、14.萨恩萨依墓地，10.吉木萨尔县二工河水库墓地，11、12.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15.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16.二塘沟墓地，17.胜金店墓地） 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阿拉沟墓地，在M3多人合葬墓石室西部近头端出土绿松石珠2件（M3：3，图二，6~7）。绿松石珠其中一件圆柱形，中间有孔；一件扁圆形，中间有钻孔。[15]发掘报告中统计共出土绿松石珠六件，详细描述的还有一件圆台形绿松石（M3：4，图二，8），中间有一对钻孔。墓地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300～2500年左右）。[16] 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M12出土项链一副（M12：8，图二，15），有绿松石1颗。墓地年代为战国时期。[17] 阿拉沟竖穴木棺墓出土绿松石一颗，呈筒形，是项链串珠。墓葬年代为战国至西汉。[18] 胜金店墓地，M20出土镶嵌红玛瑙和绿松石金耳环1件（M20：14，图二，17），该墓葬墓室并排葬一男一女，年龄均约十岁，金耳环出土于男性左耳下。M29出土的绿松石珠为腰带（M29：32）的装饰，用两层较厚的皮子缝成，中空。一侧穿有皮绳，挂有皮刀鞘及两根细长的骨管，一根骨管尾端连接有一绿松石珠。另外M29出土的一件用途不明器物上有一颗绿松石珠（M29：21），是一根细红柳枝两端系同一根细皮条，皮条上穿有绿松石珠及玻璃珠。胜金店墓地年代为距今2200～2050年，应为西汉时期。[19] 吉木萨尔县二工河水库墓地，在M32深0.5米处填土中出土两枚珠子（M32：1，图二，10），其中一枚为绿松石，截面呈菱形，中部穿孔，长0.8cm。墓地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晚期至汉代。[20] 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M16出土呈喇叭状的绿松石珠1件（M16：16，图二，11），中部细，中有穿孔，墓主为一成年男性。M1出土牛头形嵌石耳饰1件（M1：2，图二，12），金质框架内镶嵌绿色松石及白石。墓葬年代早至西汉晚至魏晋。[21] （三）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是新疆青铜时代较早的一处重要遗存，出土装饰石珠有五千余枚，材质有绿松石、红玛瑙、滑石等。该墓地出土的绿松石器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时代最早的。根据最新碳十四测年结果，该墓地年代应在公元前2022～前707年。[22] 五堡亚尔墓地，出土大量珠饰，材质有绿松石、玛瑙、滑石、天河石、东陵石等，绿松石珠在珠饰中所占比例较大，有数百颗。初步判定该批墓地年代应在公元前1300～前400年。 哈密市五堡乡艾斯克霞尔墓地，在M2男性墓主右手肘部出土圆鼓形绿松石石珠子1颗（M2：6，图三，1）。墓葬年代应在距今3000年左右。[23] 伊吾峡沟墓地，在M6墓室南壁下出土铜管、绿松石管、石管各一件，其中绿松石管（M6：4，图三，2）对钻成孔。墓葬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时期。[24]
图三 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出土绿松石器 1.管状珠（M2：6）2.圆形穿孔饰（M6：4）3～6.圆形穿孔饰（M5：10、M5：18、M5：12-1、M5：12-2）7.破碎的绿松石管（M1：6）8～14.管状珠（M15：4）15.金耳坠（M1：12）16.管状珠（M1：179） （1.艾斯克霞尔墓地，2.伊吾峡沟墓地，3～14.托背梁墓地，15、16.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 伊吾县拜其尔墓地，出土大量珠饰，有白石珠、红石髓珠和绿松石珠等。墓地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200～前500年。[25] 巴里坤黑沟梁墓地，M28墓主左腿外侧出土有绿松石珠、玛瑙珠等。[26]（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具体情况不详） 石人子沟遗址，在IVM011女性墓主的腰、腿部发现白石珠、玻璃珠和绿松石珠等共同组成的串饰件。[27]（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具体情况不详） 伊吾县托背梁墓地，出土绿松石管5组。M1出土有玛瑙珠和1件绿松石管，绿松石石质较差呈淡绿色（M1：6，图三，7），管钻。M5出土三组绿松石管，均对钻成孔（图三，3~6）。M15出土7件绿松石管（M15：4，图三，8~14），呈淡绿色或者淡蓝色，截面多为圆环形，管钻或对钻成孔。墓地年代上限晚于公元前2500年。[28] 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在墓室木椁底板西部出土金耳坠1件（M1：12，图三，15）。上部焊接菱形立方体饰件，中心镶嵌一颗绿松石，绿松石右下方部分残缺。菱形饰件下焊接一个圆形的小金圈，金圈中由一根直径0.76毫米的金丝穿过，金丝下部笔直，中部穿过一颗圆柱体绿松石串珠。墓室还出土了113件穿孔珠饰，材质有红玛瑙、绿松石、滑石、玻璃四类。其中在木椁底板各处散布绿松石串珠59颗（M1：179），均呈扁圆柱状，中部穿孔。其中标本M1：179（图三，16），浅绿色。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29] （四）伊犁河流域小区 尼勒克县一级电站墓地，M27在一成年女性颈部出土1枚扁平亚腰形穿孔绿松石饰件（M27c：1，图四，1）。墓地年代为公元前8～前3世纪。[30] 新源县阿尤赛沟口墓地，M1出土金耳环1件（M1：8，图四，3），其下坠有一上部包金的绿松石珠。M3在一青年女性脚部西侧出土1颗浅绿色绿松石珠（M3：3）。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31] 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出土圆形绿松石珠1件（AM1：2，图四，2）。墓葬特征和早期乌孙墓葬相同，年代要早于西汉。[32]  图四 伊犁河流域小区出土绿松石器 1.管状珠（M27c：1）2.管状珠（AM1：2）3.坠绿松石金耳环（M1：8） （1.尼勒克县一级电站墓地，2.叶什克列克墓葬，3.阿尤赛沟口墓地） （五）塔里木盆地南缘小区 且末县扎滚鲁克一号墓地，M4出土绿松石珠2颗（M4：45）；M4在Q个体的颈部出土项链一串（M4Q：52），残留2颗，为绿松石珠和铜珠，其中绿松石珠为柱状。M14在A个体的颈部出土一颗管状绿松石珠（M14A：42)(图五）。M90出土发饰串珠2串（M90D：7），出土时在D个体的两个发辫上，两串形式相同（长28、29厘米），分三段。其中绿松石珠呈扁圆形，之外还有扁圆形绿松石串珠8颗出土于小孩右髋骨处，具体编号不明。墓地年代为春秋至西汉时期。[33]  图五 塔里木盆地南缘小区出土绿松石器 （六）阿勒泰小区 布尔津县也拉曼墓群博拉提三号墓地，M9出土绿松石珠1颗（M9：1，图六，1），呈中空圆柱状。墓地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900～前180年）。[34] 东塔勒德墓地，M3墓主为一未成年女性和成年女性，在成年女性的头骨及盆骨以上位置共出土绿松石珠84颗，标本ⅡM3：20圆柱状。墓地还出土了绿松石饰件，加工种类较多，多为圆柱状，扁形，多数很小。墓地有镶嵌绿松石金制品发现，ⅡM3出土羊首状饰件1件（ⅡM3：4，图六，2），在墓主盆骨附近出土金指环1件（ⅡM3：10，图六，3），以较粗的金丝弯成环状，环上焊接有戒托，以镶嵌其他物品，戒托周边焊接有金珠，并以金丝做成波折三角，内嵌有绿松石，多数已剥落。出土金耳环2件（ⅠM32：4，图六，4），以金条弯成的环上缀一喇叭状饰件，喇叭口内镶有绿松石。东塔勒德墓地的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晚至西汉。[35]   根据上述资料，本文将新疆出土绿松石器以形制特征和功能为依据进行分类研究。 （一）按器物形制特征分类 可分为非镶嵌类和镶嵌类。 第一类，非镶嵌绿松石制品，即有钻孔的串饰、坠饰一类。根据造型又可以分为三小类。1.以管状为基本造型，数量最多，根据横剖面的不同形状，可分为圆形、近圆形、椭圆形。洋海墓地ⅠM157：13-2，鱼儿沟遗址阿拉沟墓地M3：3，吉木萨尔县二工河水库墓地M32：1，艾斯克霞尔墓地M2：6，托背梁墓地M15：4，博拉提三号墓地M9：1等。2.器物平面或横剖面以几何形状为主要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1）平面呈椭圆形近似椭圆形。洋海墓地ⅠM21：12-5、ⅢM18：15，萨恩萨依墓地M33：6，托背梁墓地M3：10等。（2）平面呈水滴形。和静重工业园区遗址M3：2-1。（3）圆台或近似圆台形。鱼儿沟遗址阿拉沟墓地M3：4。3.以动物为主要造型。羊首状饰件，东塔勒德墓地IIM3：4。 第二类，镶嵌类绿松石制品。根据镶嵌器物的不同可分为三类。1.镶嵌在耳环上作为装饰。察吾乎沟口三号墓M9：8，胜金店墓地M20：14，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M1：2，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M1：12等。2.镶嵌在指环上。东塔勒德墓地ⅡM3：10。3.镶嵌在头饰上。察吾乎沟口三号墓M7：6。 （二）按照装饰位置分类 从目前搜集到的考古资料来看，新疆出土的绿松石器几乎全都具有装饰品的功能，主要是作为人的装饰品，通过串珠或镶嵌于其他器物的方式佩戴于身上，根据佩戴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头饰、颈饰、耳饰、腕饰、手饰等。 1.头饰：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出土于M7一名22～24岁女性头顶的金饰件，正面圆形，周边有一圈小联珠，其内镶嵌有一圈共六颗小绿松石，背面有一圆筒形长柄。还有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出土的发饰串珠2串（M90D：7），出土时在D个体的两个发辫上，由绿松石珠、骨珠、玛瑙珠构成。 2.颈饰：一般是由单颗绿松石珠或多颗绿松石珠或绿松石珠和其他材质的珠组合而成，如洋海墓地出土的三组绿松石珠，其中两组为单颗绿松石珠，另外一组为六颗绿松石珠，均出土于墓主的颈部，应是作为颈饰使用。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出土的一副项链（M12：4）是由8颗草果和1颗绿松石组成的。 3.耳饰：出土的均为耳环一类，绿松石基本都是镶嵌于金耳环或银耳环上，如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出土的银耳环（M9：8）上镶嵌一颗小绿松石，胜金店墓地出土的金耳环（M20：14）上镶红玛瑙和绿松石，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出土的耳饰（M1：2）由绿松石和白石镶嵌在金质框架内组成牛头形，造型十分生动。还存在一些耳饰以绿松石珠穿在上面的形式，如二塘沟墓地出土的金耳环（M12：4）其下端穿一绿松石吊坠。也有出土镶嵌和穿珠两种形式均有的耳饰，如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出土的金耳坠，既在上部镶嵌一颗绿松石，下部又穿一颗绿松石串珠，做工更为复杂，制作精美。 4.腕饰：一般是由单颗绿松石珠或多颗绿松石珠或绿松石珠和其他材质的珠组合而成，如艾斯克霞尔墓地出土于M2一男性右手肘部的1颗绿松石珠（M2：6），其孔珠内残留一小段毛线，推测很有可能是用毛线穿珠佩戴在手腕上。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出土于一小孩右髋骨处的8颗绿松石串珠，推测可能是穿绳作为腕饰，绳腐朽后绿松石珠滑落至髋骨处。 5.手饰：指的是将绿松石镶嵌在戒指上作为装饰，如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金指环（IIM3：10）上嵌有绿松石。 除此之外，胜金店墓地出土的腰带（M29：32）上穿有绿松石珠，作为衣饰，还出土一用途不明器物上也穿有绿松石珠，仍然是作为一种装饰，这两种用途只有胜金店墓地发现，其他墓地目前暂无发现。此外一些出土的绿松石珠饰，或单件饰品，或组件饰品，由于并没有详细的出土位置或墓葬被扰乱，无法判断其具体的使用方式，但推测大部分有钻孔的绿松石器应是穿绳佩戴于身上，作为颈饰或腕饰使用。 从上述分类来看，新疆出土绿松石器以非镶嵌类为主要类型，在六个文化小区均有出现，且数量相对于镶嵌类较多，多以串饰或坠饰穿绳佩戴于身上。新疆最早的绿松石饰品一开始即为串饰（天山北路墓地）而非单体珠子，在宝石组配中早期常伴随红色的玛瑙珠、白色的滑石珠和骨珠等出土，后期串饰宝石种类丰富程度增加，还有搭配铜珠和玻璃珠等，作为颈饰或腕饰使用。其中以管状的绿松石珠数量最多，用作组合串饰或单个坠饰，时代从绿松石器最早开始出现的公元前15世纪一直延续到汉代，原因可能是制作工艺简单，通过简单的磨制和钻孔即可成形。其他形制的非镶嵌类器物（如椭圆形、水滴形、动物造型等），出土数量少，一个形制特征仅有一到两件器物，无法从中找到有规律可循的演变过程，但造型越复杂制作工艺就更复杂，可能象征着墓主人身份地位、财富或爱好的差异。 在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出现后一千年，镶嵌工艺的绿松石制品开始出现，在春秋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多有发现，虽然数量仅有一到两件，但大都制作精美，工艺水平较高。在镶嵌类的绿松石制品中，绿松石多与金饰相搭配用作首饰，而我国东周时期出土镶嵌类绿松石文物以镶嵌绿松石铜器为主，[36]甘宁地区、内蒙古地区多镶嵌于金器上，镶嵌绿松石铜器很少，这与新疆地区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载体选择偏好一致，体现了北方游牧人群的文化特色。 从整体上来看，新疆地区出土的绿松石器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多以形式单一的管状珠出现，随后器类形态多样化，镶嵌类、复杂造型的绿松石制品开始出现，制作工艺由简单到复杂，有进步的体现。在绿松石器的形制特征上各个文化小区并无独特偏好，基本与整体基调相符合。但各区域之间的数量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探究新疆早期绿松石的时空特征，本文按照邵会秋对新疆史前时期的划分方法，从整体上将这些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千纪初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第二阶段，公元前2千纪中叶至公元前1千纪初；第三阶段，公元前1千纪初至西汉时期。[37] 系统梳理相关考古报道，统计新疆地区各墓葬绿松石器的出土情况。根据统计结果，新疆出土绿松石较之中原总数少，且出现的时代较晚。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新疆东部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与我国绿松石器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文化一期（距今8600～9000年）[38]相比之间差距大概有五千年。从绿松石器开始出现（公元前15世纪）到流行范围扩大（公元前一千纪初至西汉时期），整体沿天山分布，依照出现时间可见绿松石沿天山方向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变晚的规律，然而在整体数量上并无明显增加趋势，只是在个别小区的某一个墓葬出土较多绿松石器，如阿勒泰小区在第三阶段有较多绿松石器仅为东塔勒德墓地所出。西汉以后，绿松石器物的出现呈现衰落的趋势。 从单个文化小区上来看，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在时间跨度上持续时间比较长，虽然每个时期出土绿松石器的数量并不多，但其范围内出土绿松石器的墓葬和遗址是最多的；亚尔墓地和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绿松石器导致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在整体上呈现出土绿松石器数量较多的现象；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是新疆最早出现绿松石器的小区，同时也是出土数量较多的地区，在每个阶段都有数量可观的绿松石器物出土；这两个小区的先民对绿松石的使用都延续了相对较长的时间，绿松石器的使用呈现出一种较为繁荣的现象。伊犁河流域小区出土绿松石器数量偏少，并不盛行。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来看，新疆地区绿松石器最早出现在天山北路文化，由于天山北路墓地正式的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出土的绿松石器情况不明，从已公布的资料看，在M190（65颗绿松石珠）和M227（23颗绿松石珠）有项饰出土，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该墓地的年代可以分为四期，年代从公元前2022年持续到前707年。邵会秋[39]认为该文化主要来源于马厂类型或“过渡类型”文化人群，代表了东方的传统彩陶文化，这一观点学术界较为认同。而新疆绿松石在这一文化中最早出现，这与甘青地区先民使用绿松石的传统似乎存在联系。至于传播路线的具体化描述，还需进一步结合考古证据详细探寻。有趣的是亚尔墓地考古同时发现了绿松石和天河石，这两种宝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天河石最早且集中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都有这类宝石的集中出土，而绿松石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在东北地区，[40]所以通过亚尔墓地出土天河石信息，也不能排除绿松石通过北方农牧交界线向西传播的可能。 随后在第二阶段，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公元前两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一千纪初这一时间段内，新疆地区的绿松石器几乎消失了，绿松石在新疆的传播发展过程出现了断层，这一现象与这一时期西来文化势力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迅速扩张而东方文化因素较弱的现象正巧重叠。到了公元前1000年上半叶,东方传统的彩陶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了东疆的哈密盆地延续着的焉不拉克文化，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也分别兴起了发达的彩陶文化——苏贝希文化和察吾乎文化；南疆地区文化则被来自中亚的东进人群所影响。[41]而这一时期也是新疆绿松石文化兴盛时期，绿松石器大部分在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察吾乎文化这三种文化中出现。绿松石器在苏贝希文化三期中均有出现，是有文化连续性的，某一文化或者多种文化影响使得这些先民们保持了对绿松石的喜爱和使用传统，自始至终都没有太大改变。而这一时期南疆地区绿松石文化并不兴盛。从以上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中可以发现，新疆地区绿松石文化的兴衰和彩陶文化的兴衰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而这种巧合，很大程度可以说明新疆的绿松石文化极有可能是由东方传入，否定了绿松石文化的西来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绿松石起源于中原，这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绿松石的地区，代表着中原的宝石使用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原文化的一个象征物。在传播时间方面，该宝石品种逐渐在我国的山东半岛、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黄河上游和北方地区出现，时代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只是时段不同，[42]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到达新疆东部，分布区基本涵盖了整个中国大的地理单元。有趣的是，马家窑文化、大地湾文化遗址各自出土了青海和甘肃地区最早的绿松石器物，这两处遗址均分布于所在省的东部地区。若结合新疆的发现，这种绿松石的发现年代大多以东部为早的现象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研究绿松石来源及传播问题的思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 庞小霞认为史前时期我国绿松石器以就地取材为主；干福熹[43]认为西周以前的绿松石可能来源于波斯；栾秉璈[44]推测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器物很可能来源于鄂西北；冯敏[45]、先怡衡[46]、张登毅[47]等人运用科技考古的多种方法对不同绿松石文物的产源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后续我国绿松石产源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技术积累。 以往我国绿松石产地研究较少涉及到新疆地区，但新疆地区作为东西方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研究新疆绿松石的产源，可为研究新疆与内陆早期的交流和贸易提供考古学支撑。以往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即新疆早期绿松石西来说、本地说和中原说。产源争论的背后蕴含着对新疆早期东西交流史相关内容的不同解读，但这些不同的观点多基于文献考证和推测，实证研究较少。 为研究新疆绿松石产源，笔者团队对新疆天湖东和黑山岭两处早期绿松石采矿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与研究，发现这是两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大型矿业遗址，遗址的考古学文化与其东部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绿松石矿料来源提供了新思路。[48]与这两处矿业遗址毗邻的东天山地区在公元前一千纪初到西汉时期绿松石文化兴盛的原因是否与同一时期的这两座绿松石矿有关，后续将继续探究。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新疆地区是大规模出产绿松石矿料的，这就对新疆早期绿松石“西来说”提出了挑战。 笔者团队对距今公元前一千纪中晚期新疆东部的加依和西沟墓地出土绿松石开展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新疆东部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的产源与中原绿松石矿区差异明显，却与新疆东部绿松石矿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初步推测这两处遗址出土绿松石矿料应来自新疆本地，但也不排除新疆绿松石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来源地的可能，有待后续进一步开展探索。[49]后续团队利用铅锶同位素方法对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进行产源研究（图七），研究结果显示磨沟遗址的绿松石矿料大部分与新疆东部两座古代矿关系密切，[50]这一现象说明，新疆东部产出的绿松石矿料不仅供应矿点周边地区，还很有可能向东运输供应黄河流域。  图七 磨沟遗址与六处矿区绿松石同位素分布而在对古文献的梳理中也发现了新疆古代绿松石矿的线索。石振荣认为“根据绿松石的颜色和结核状产出特征，从上述所引文献可以认为，青琅玕和琅玕应是绿松石的古代名称，它准确地表明了绿松石的颜色，在古代是似玉之石，可与美玉（璆琳）并立的玉石，尤其是'玉之生而圆者’，形象地描述了结核状绿松石的形态。青琅玕（琅玕）—襄阳甸子（碧甸子）—绿松石，是这一古老玉石的中国名称的历史演变”[51]，这一说法为学术界肯定。在古文献关于“璆琳琅玕”的记载中： 《管子》：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虚可得而朝也。 《尔雅》：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说文》：琅，琅玕，似珠者。 《论衡》：“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 其中关于“璆琳琅玕”描述的关键词为：西北、昆仑、天然珠状、簪珥，四个关键词涵盖了产地、产出状态和功能，该信息一方面佐证了“璆琳琅玕”很有可能为绿松石的说法，同时这些文献均成书于春秋战国到汉代这一时期，还反映了该时期可能存在西北地区绿松石矿料对中原的输入。 结合新疆发现的两处绿松石古矿业遗址的年代主要集中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52]可与古文献资料相印证。但与中原地区相似，新疆绿松石的产源和矿料流布具有复杂性，所以今后要加强和继续开展新疆出土绿松石的产源示踪工作。 新疆出土绿松石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的新疆东部地区，与绿松石文化繁荣的中原地区相差约五千年。绿松石在新疆分布范围比较广，在五个文化小区均有出土，但分布并不均衡，集中分布在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和哈密地区—巴里坤草原小区等东部地区，以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出土绿松石器墓葬最多。从时空分布上来看，在整体范围上自东向西扩大，沿天山分布和传播方向明显，在公元前一千纪初到西汉这一时期兴盛，西汉以后鲜少出现，同时中原地区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北地区的玉石进入中原，绿松石文化均呈现较之以前衰落的现象。新疆地区绿松石集中出土的现象较多，在某一地区的个别墓葬有大量绿松石器出土；从器形上，绿松石器从形式单一的管状珠到形式多样化，从单一的珠饰到精美的镶嵌技艺的使用，制作工艺水平有提高的体现，但仍然以珠饰为主要使用形式，均作为装饰品使用。考古学文化方面，新疆史前彩陶文化和绿松石文化的兴衰在时间和考古学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同性，这一巧合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绿松石来源及传播的思路，是否可以认为新疆的绿松石文化很有可能是由东方的绿松石文化传入等问题，仍需要我们结合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进一步探究。 新疆绿松石的产源和矿料流布具有复杂性。新疆东部的加依和西沟墓地出土的绿松石的产源与中原绿松石矿区差异明显，初步推测新疆该时期出土绿松石文物矿料可能存在非中原产源。而目前发现的两座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反映了新疆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绿松石的大规模开采活动存在，足以供给本地区的矿料需求，新疆地区出土的绿松石制品有了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基本否定了新疆早期绿松石的西来说。总结文献和前人研究，新疆绿松石还需开展大量产源示踪工作。
（作者单位：先怡衡 樊静怡 杨莉萍 于春 梁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段朝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延祥 北京科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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