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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或省称“台北故宮”）藏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玉器，它是一个长29.3厘米、宽11.1厘米、高11.2厘米的盒子。长方形，盝顶式盖，四足短矮。 器身及盖面均以青绿色玉片拼接而成，再镶嵌十八片大小不等的镂雕白玉片；除了盖面为一大一小的两片拼接而成外，其余十六片都单独镶嵌，并于周围涂以金色边线。各白玉片间多隔以四方形或长条形玻璃片，玻璃片下嵌金、红二色金属片所做之小花。盒内分为数格，一端以铜片隔做三小格，用盛墨水，上覆以白玉片及圆盖。器底的玉片上雕琢御制诗、“乾隆壬子春御题”七字及“八征耄念”“自强不息”玺文。（图1） 经核对《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1]可知诗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诗题为《咏赛提卜阿勒第所贡和阗玉笔砚匣》。[2]  图1-1 和田玉笔砚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盒内部分隔情况（左端三格盛墨水）左图 但是这件玉盒子在清册上定名为“痕都斯坦白玉墨瓶笔室”，编号“天三一一”，由此编号以及品名可知，在民国十三年底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时，它应该存放于紫禁城的乾清宫中。[3]且应该有某种可供参考的资料，作为点收委员们定名的依据。 笔者详查台北故宫玉器科清册，发现所有在品名上标为“痕都斯坦╳╳╳”的，都是“天”字号玉器，而其中有的还带有大木匣，木匣上书有“痕都斯坦”字样。[4]但是原存放于其他宫殿的痕都斯坦玉器，则在清册的品名上没有加“痕都斯坦”字样，而多称之“青玉╳╳╳”或“白玉╳╳╳”。[5]由此现象可知，图一的玉笔砚匣很可能在乾清宫中曾配了书有“痕都斯坦白玉墨瓶笔室”字样的木匣。 “墨瓶笔室”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器名，现代汉语中不常使用，在清宫中此一器名是指同时可以装墨水与套笔的文具。台北故宫藏品中还另有一件“玉墨瓶笔室”，见本文图2，在其器表与所加配的紫檀木盒上，都加琢了御制诗。 经核对《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可知，这件玉器是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回部进贡的，高宗为之赋诗《咏痕都斯坦玉墨瓶笔室》。[6]而在台北故宫的典藏清册上，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墨瓶笔室”。  图2 痕都斯坦玉墨瓶笔室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总之，图一的玉器在清宫中“可能”就有两个器名，乾隆御制诗中称为“和田玉笔砚匣”，但乾清宫里又称之为“痕都斯坦白玉墨瓶笔室”。虽然我们已找不到直接证据，但衡量总体情况，这一推测应属合理。 1983年的《痕都斯坦玉器特展》 笔者自1974年服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常在库房中看到一些雕琢了花叶纹的玉碗、盘类，有时他们还套着印花或绣花的粗布套，有的就加琢了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如果是后者，还常配制了紫檀木盒、木座，或加系丝穗。院里的前辈们都称这类玉器为“痕都斯坦玉器”。 笔者曾于1980年造访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见到该馆展出大量来自北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玉器，与故宫所藏的痕都斯坦玉器风格十分相似，乃与该馆印度部主任斯喀尔顿先生（Mr. Robert Skelton）约谈，承蒙他赠予一些相关论文，启发了我对此类异域风格玉器的兴趣。 1983年，笔者于台北故宫主办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并出版专书。[7]在当时参考数据甚少，也没有多少可咨商的学者，综合考虑各种情况，根据清册上的品名，将这件盒子列入痕都斯坦玉器的范畴。 经过多年学术界的发展，相关论着渐多，大家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现在检视该特展图录，就会发现当时曾经将一些可能是回部或其他回族文化地区制作的玉器，一并纳入痕都斯坦玉器的范畴了。这件玉墨瓶笔室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院长来访，在观察了这件玉器后告诉我，玉墨瓶笔室上所镶嵌的是明代的玉带板，并提示我器盖中央所嵌为两块玉带板拼接而成，其中较大的一块是带板的獭尾，上面所刻的吉祥语，不应由右向左依序读作“风调万寿万雨顺”，而应该自右、左轮替地向中央读为“风调雨顺万万寿”。[8]这番话真令我茅塞顿开。 欣逢在新疆且末召开玉器会议，特以此小文将一件属不同文化的艺术结晶，独具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介绍给同好，更望能收抛砖引玉之效。 痕都斯坦玉器的定义 “痕都斯坦”一词意指北印度，“痕都斯坦玉器”即指北印度的玉器。但经研究分析，虽然在清宫典藏的此类玉器中，大部分来自北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但也有一部分的原作地或为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9]痕都斯坦玉器的大量传入中国，与十八世纪下半叶清高宗的开疆拓土、经营西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高宗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天山以南的回部主要居住着信奉回教的维吾尔族，而天山北路的准噶尔部多居住着信奉佛教的蒙古人。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与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军分别出征准部及回部，清廷积极经营此区，不但在战乱中掳获了准部的大玉盘，也有回部领袖进贡玉碗。 高宗均赋诗纪念其功绩，还命玉工将御制诗加琢在玉器上，因此可以在两岸的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核对出来，它们均为壁厚且光素无纹的玉容器。[10]由《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可知，自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756-1767年），至少有七首诗是歌咏来自回部或准部的玉器。[11]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高宗新获得一对雕有花叶纹的玉盘，为此而作《天竺五印度考讹》文与《题痕都斯坦双玉盘》诗。[12]据高宗的考证，“痕都斯坦”即指北印度一带。此后高宗经常赋有关痕都斯坦玉器的诗篇，初步统计诗题中有“痕都斯坦”字样的约有五十六首。 由诗或诗注可知，这些在北印度雕琢的玉器，多经过朝廷派驻准部或回部的官员，或是回部当地的领袖所呈贡，而回部大城叶尔羌更是痕都斯坦玉器的主要集散地。 高宗非常欣赏这类雕有花叶纹的玉制碗盘，尤其爱好莹洁细薄的作品，曾誉之为“精镌本鬼工”。[13]高宗的偏好影响了叶尔羌市场的行情，更刺激北印度玉雕业技术发展的取向日趋精致细薄。 赛提卜阿勒第与高朴 横亘于回部南边的昆仑山，蕴藏丰富的玉矿，高宗平定回部后，积极开采玉料以供应宫廷所需。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清廷驻叶尔羌大臣高朴与该地的阿奇木伯克鄂对勾结，[14]发动回民三千人入山开采玉矿，假借钦命，妄图私利，几乎招致回民的叛变。 所幸鄂对去世，高宗派遣曾经在清廷担任过乾清宫侍卫，当时已担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赛提卜阿勒第前往继任。回民纷纷向他投诉，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在极为保密的安排下，赛提卜阿勒第呈报清廷，并配合捉捕了高朴。除了对涉案官员予以惩处外，并赐加赛提卜阿勒第爵位，封其子为贝勒。 此外高宗更下令从优抚慰回民，除了拨还高朴所欠钱币外，还免除被高朴征调去采玉的三千余回民次年应缴的钱粮等。为了杜绝日后官员与回族领袖的勾结，更颁布法令，提高回族领袖的政治地位，除少数情况外，不需向清廷官员叩头，且只需初一、十五两度谒见驻扎大臣﹐因而办事大臣不得随意骚扰回民。此一措施令回民心悦臣服。[15] 赛提卜阿勒第对乾隆皇帝非常感恩，日后曾进贡一件玉制的笔砚匣，为此高宗赋诗《咏赛提卜阿勒第所贡和田玉笔砚匣》，虽仅为四十个字的五言律诗，却有相当长的诗注，对这件玉匣的来源，作了详尽的交代。全诗收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七十》（图3）。
高宗还命玉工将诗的正文加琢于所贡的玉笔砚匣的底部（图1-5），一直存放于接见外邦领袖的宫殿——乾清宫。可见皇帝对它的重视。 经核查高朴于乾隆四十三年正法，但依据御制诗的编年，此诗赋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其间相隔十四年。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高宗八旬万寿，许多番邦首领都进京参加在太和殿举行的万寿节庆典，其中亦有回部王公、台吉、伯克。[16]笔者推测这件玉匣或许正是赛提卜阿勒第呈贡给皇帝的寿礼。 明代风格的玉嵌片 由御制诗及清宫档案可确定这件玉笔砚匣是十八世纪末在回部制作。但其上所镶嵌的玉片，却呈现了明代风格。为方便说明，图1-6、1-7分别为图1器盖与器身之拓片，笔者将此十八片加以编号，并表列其尺寸、铭文、花纹等如下：
B类四片，在图1-7上以蓝色数字标示：7至10；每片亦为长方形，各厚约0.4-0.5厘米，未雕吉祥语，亦镂雕上下两层纹饰，上层龙纹，下层为繁密的卷绕枝叶。其中两片边角残缺，缺角处用相似的小玉片拼接。 C类共八片，在图1-6上以蓝色数字标示：11至18；常厚薄不匀，多为0.2厘米左右，或作窄长方形，或作梯形，单层镂空，或作卷绕枝叶，或为似龙？等的动物造形，少数器表加琢简单纹饰，主题不明显。可能原为类似A、B类玉片经横剖而成；也可能为未完工的作品。其中两片边角残缺，缺角处用相似的小玉片拼接。
三类玉带板中，C类或经改刀，或未完工，不易分析其风格。A类是极为罕见的珍品，不但以“鹿”与“兔”为主要的动物纹，且都镂雕了吉祥语。这些特征从未见于已知的明代玉带板中。但是其花鸟主题与纹饰特征，颇相似于甘肃兰州明中期（公元1465-1544）彭泽夫人墓出土的玉带板。（图4、5）[17] B类上的龙纹，龙角长，眼与嘴比例甚大，龙眼上方有山形眉；体躯细长而弯曲，转折有力，为典型万历时期（公元1573-1619年）风格。与图6西安市征集的明晚期玉带板十分相似。 江西南城益定王墓中出土玉带板（图7），因为墓主有确定的生卒年（万历16年至崇祯7年，公元1588-1634年），更说明了镂空玉带板的雕琢有日渐精细的发展趋势。[18] 最令人深思的是A类带板中的吉祥语中，还出现“八方宁静”“四夷来贺”这种充满大汉本位主义的文句，难道它们是明代皇帝给番邦的赏赐品吗？
《明实录》中记载了许多朝廷与外邦来往的资料。经详查《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19]明早期太宗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五月，曾赏赐往劳失剌思王亦不剌金“玉系腰”。[20]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秋七月，赏赐白葛达国使臣和者里一思以“冠带”。[21]前述二条资料在《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一书中分别归为“伊朗”与“伊拉克”条。[22]由《明实录》中资料可知，似乎只有在明早期与该地区有过外交往来。 今日之阿拉伯、土耳其、俄属中亚等地与明廷的关系则自明初维系至明末。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为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曾遣使致国书予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国君兀鲁伯，赏赐品中有“金玉器皿及龙头柱杖玉事件”。[23]笔者曾据《明史‧西域传》相关资料，考证目前典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刻有“兀鲁伯”名号的玉杯，或即为英宗给兀鲁伯的赏赐品。[24] 总之，史料上有关赏赐外邦“玉系腰”“冠带”“金玉器皿”的，均属明早期国力强大时的纪录。在明中、晚期的史料中，多记载土鲁番、萨马尔罕、天方、鲁迷、哈密等西域诸国入贡玉石、马、驼、豹等，而明廷多赏赐衣服、彩缎等，并无赏赐玉带的纪录。 那么玉笔砚匣上所嵌的A类玉带板，究竟是在何时？为何事而雕琢的呢？有待日后更新的考古发掘了。 清宫“痕都斯坦玉器”的多元性 如本文第一节所言，图1的玉器在清宫中既被称为“和田玉笔砚匣”，又被称为“痕都斯坦白玉墨瓶笔室”。这种一器二名的现象，或许说明了到了高宗晚年，当时的君臣已对来自回部的玉器，有时并不严格地分辨其原做地。 例如御制诗五集卷87页11中，录有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的诗《咏和田白玉碗》，细读之，这件玉碗应是莹洁细薄，雕有花叶纹的典型痕都斯坦玉器，但是诗题却标作“和田”而非“痕都斯坦”。兹将诗与诗注抄录于下（括弧内小字是诗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回部的叶尔羌等大城，既为北印度莫卧儿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玉器的转销站，又是昆仑山玉料（通称为和田玉）的集散地，当地回族玉工也从事玉器雕琢业，所以来自回部的玉器，成分相当复杂。因此清高宗御制诗的诗题标明“和田”或“痕都斯坦”字样，并不是断定该件玉器原做地的唯一标准。 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以后，御制诗中常描述痕都斯坦玉器出现中国款式，如：有流有鋬的玉匜，[25]以及器耳悬挂活环。[26]两岸故宫藏品中，也各有数件混合了中国与痕都斯坦风格的作品，曾引起学者们的讨论。杨伯达院长曾经指出北京故宫所藏的“痕都斯坦玉鱼”“痕都斯坦玉双环碗”都不是真正的痕都斯坦玉器，而是在苏州仿制的。[27] 其实台北故宫也藏有相似的玉器，如图8的玉香炉，器耳带有活环；图9的小玉爵杯，更是模仿了中国古代铜爵的造型。但它们都带有绣花粗布套，编为“列”字号。经核查“列”字号古物当初是存放于端凝殿或昭仁殿中。[28]  图8 痕都斯坦玉香炉（附布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北故宫“列”字号玉器多带有绣花或印花的粗布套，有的上面还悬系着黄签，例如系于图9小玉爵杯布套上的黄签，就书写着“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喀什噶尔呈进口玉周身花小爵杯一个”。 所以，笔者认为台北故宫所藏“列”字号痕都斯坦玉器，可能多是嘉庆年间自回部进贡的玉器，因为仁宗嘉庆皇帝生性勤俭，对于这些贡品毫无兴趣，所以就原封不动地堆放进仓库了。
转载自《越过昆仑山的珍宝》c，拓片 d，黄签 这些“列”字号玉器多为典型痕都斯坦风格，但也有少量混合传统中国与痕都斯坦玉器两种风格的作品。 它们究竟是苏州做了运到遥远的回部，再套上当地的粗布套呈贡到北京？还是北印度的玉工在其作品中增加传统中国样式？甚至根本就是南疆回部玉工，既长期摸挲把玩痕都斯坦玉器，又接触了中国文化，因而创造出综合两种传统的作品呢？这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后记） 本文是2001年8月于新疆且末参加“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所提交论文，出版于：《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此次更新了图档，并修改部分图文内容。 注释 (滑动阅读) [1]《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收录高宗一生作品，主要为御制诗与御制文两种体例，自高宗在位时，即开始编纂，由武英殿刊行。1976年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景印发行为十大册。 [2]收录于御制诗五集，卷70页27。 [3]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书中记载清室善后委员会按照千字文的顺序，给紫禁城的各宫殿编号，每件物品除一字代表原属宫殿外，再加上中国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乾清宫藏品均属“天”字号。 [4]如台北故宫藏一件玉盘，编号“天三五一”故玉3234，所配木匣上书有“痕都斯坦青玉宝莲盘一件”。 [5]“╳╳╳”意指器名，如碗、盘等。 [6]收录于御制诗三集，卷72页2。 [7]邓淑苹，《故宫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8]据杨伯达院长告知，这种转圈式的读法称为“回诗文”。 [9]拙著（同注7）中依据斯喀尔顿先生的风格分析，将垂直平出之器耳，或以圆凹纹技法雕琢花叶纹的玉器，归为土耳其风格。 [10]乾隆二十一年回部入贡一件玉碗，高宗为之赋诗《玉碗》，诗载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二集，卷65页18。此诗亦加琢于该玉碗外壁，原为乾清宫陈设，编号天三四八，现典藏于台北故宫。出版于拙著（同注7）图一。乾隆二十三年，高宗为了一件在战争中自准部掳获的大玉盘而赋诗《玉盘谣》，诗载于御制诗二集，卷75页3。加琢了该诗的大玉盘典藏于北京故宫中，出版于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玉器》，1991，图三０三。 [11]拙著（同注7）页32-34编号1、2、5、6、7、8、9。 [12]分别载于御制文二集，卷21页2-5，及御制诗三集，卷69页2。 [13]《咏痕都斯坦玉碗》在御制诗三集，卷79页17。 [14]“阿奇木伯克”是回语中对最重要的统治者的称号。 [15]傅乐治依据台北故宫所藏清宫档案，考证高朴案，见其《清高朴盗卖官玉案考实》，《故宫季刊》第13卷3、4期。1979。 [16]《清史稿》本纪，第十五，页8。 [17]图4、5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5》，1993。图二一二。明代玉器分期及彭泽夫人墓资料，亦见于该书页22。 [18]图6、7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5》，1993。图二五三、二六六。益定王数据见王玉兰，〈浅谈明益王墓出土的玉器〉，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2000。 [19]该书由王玉德等人合编，1991年武汉出版社出版。 [20]《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12。同上注，页1043。 [21]《明实录‧宣宗实录》卷19。同上注，页1047。 [22]在该书凡例中以说明书中所用国名，一律采用今日国名。 [23]《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34。同上注，页1076。 [24]邓淑苹，《流传海外疑似赉赏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总号47。1987年第2期。但是在本世纪初，检视了考古出土的宋元明时期玉器上的螭虎形象，另撰《从何家村玉杯、兀鲁伯玉杯论西域玉作》一文，将大英博物馆藏品，改订为和田地区制作。后一文发表于：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编《丝绸之路与玉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6。 [25]诗《咏痕都斯坦花玉匜》，在御制诗五集卷47页29。 [26]诗《题痕都斯坦玉盂》，在御制诗五集卷79页1-2；诗《咏痕都斯坦玉双环碗》，在御制诗五集卷92页6。 [27]杨伯达，《清乾隆帝玉器观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4。 [28]台北故宫博物院七十星霜编辑委员会，《故宫七十星霜》，1995，页64，这些记录主要依据那志良1957(同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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