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86夜 周教员备课（一） 文 / 李子 1906年6月，因其弟尚在读书但已结婚，而费用不够的原因，鲁迅返乡做事。由先一步回国的好友许寿裳推荐，鲁迅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生理学化学教员。自此，有了我们的周教员这一回备课之说。 据许寿裳回忆，周教员“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1]。 真是可感的，周教员除了替好友译讲义、读书之外，大概多数时候，都在备课——生理学和化学教学，还有日本教员的翻译和协助工作，应该会让年轻的周教员忙碌不已。但这又不像仙台学医之时，每日要记诵大量的新词，应该不至于过分的枯燥吧？
◉鲁迅（前排右三）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事合影 时至深夜，一阵微风吹过栏杆，拂过窗前，忙碌的人抬头视之，只见一轮明月悬空。再一低头，讲义起头的文字半干，而旁边，堆叠了一堆的资料…… 对于中学堂、师范学堂，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乃至化学，都是西学。自从遭逢了两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国家局势每况愈下，不仅有志之士，就连清政府也已经知道，再是闭关锁国已经是不能了，那结果就是不可收拾。但未来的路，谁也看不清，老朽的清政府，忍着腐朽的身躯，也被逼着、被催着革新。虽然菜市口已经杀了人，但路还是不情不愿地捡了回来。其中这新学堂，这西学，怕都是迫不得已。 周教员的桌上，大概是有清政府学制要求的。即使没有，应该也有耳闻。 于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2]。学制中的《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道艺四者并重之意。各省兴办学堂，宜深体此意。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诚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1906年，光绪帝渝示即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这一时期的教育宗旨。这大概也是后来木瓜之役的根源之一，虽然立了西学，但仍然想着“中体西用”，旧学的人还在做殊死之搏。 但学堂中毕竟开启了西学，在学制中也是有规划的。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此类博物，在旧学中要么不见踪迹，要么就是工匠之学，上不得台面。 但毕竟，受着坚船利炮，清政府也不得不学了。1909年，清政府模仿德国学制的内容颁布了《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将中学堂进行文实分科，这是我国首次出现分科制度。在这个新制度中，不仅延续了之前的西学要求，而且要求开设动植物实验。 1909年，就是周教员回国任职的时间。于是后来，也就有了他在学堂为学生教实验课的情境。而如果周教员要备课、要检视“国家课程标准”的话，大概所见的，就是这些内容。
◉回国后留影，1909年摄于杭州。 周教员在南京求学之时，已经脱离了科举旧学之道，加之留学日本所学、所见、所思，也早已开阔了心胸，有了自己的意气。他大概不会考虑忠君尊孔的，但他想培养的人，少年之士，会是什么人？ 窗外月光如水，也许某一刻，周教员也会为这个问题而恍惚？细听寂然，唯有风声阵阵…… 周教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生理学化学教员。 其中，就有关生理卫生书籍而言——据有关考证——它们在19世纪70年代后由传教士率先编译出版。这时所出版的书籍有《孩童卫生论》、《幼童卫生编》、《初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居处卫生论》、《化学卫生论》、《卫生要旨》等，讲述的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实验医学、科学知识，主要是关注个人身体健康问题，或是介绍西方医学卫生知识[3]。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有言：西人近以格致之理，推求养生所应得之事，饮食居处，事事讲求。近译如《卫生要旨》、《化学卫生论》、《初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幼童工生论》等书，凡自爱之君子，不可以不讲也。 由养生到卫生，到生理学进入中学堂，大概有一个渐进过程。而周教员，恰恰人生谋业之初，就成了这其中的一环。我听先生的呐喊，我视先生的彷徨，却从没有想到，先生还有这一段的工作。 周教员思考着学堂内学生明日学习的需要，要备好生理学的讲义，大概所读之书，也有这些志士的工作。后人简要列举了一个书籍表格[2]，均是在周教员任职之前所出，如下：  或许，周教员手中也有一两本吧？或许也竟未有，而随身的，只是在日本求学的笔记？我们不得而知周教员深夜读书，所读为何。可惜许寿裳竟然不肯多费一段笔墨，录下书名。我们至今无法得知，周教员备课之时，可能参考了什么。 以我们今日可见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生理学》为例，它由谢洪赉翻译外来教科书修订后而得，1904年8月初版，1907年10月第8版[2]。其封面、目录、部分内容样例大致如下：      其中第五十三页，是教科书中所给练习题目。十五题问：“坐椅起身、则向前俯、其故安在”。诸如此等内容，令人欣喜。这让我们一睹当时周教员备课之时，中学堂教员已经可用的教材。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已有多种教材可选，为什么周教员还需熬夜自编讲义？ 这是为什么呢？月下灯光依旧，却无对答之声。 当日之中国，无不在一种自卑自强的躁动之中。任何落后之一点，都可能会被国人上升到亡国灭种的程度，实在是境况不能再坏之时，而起的一种自然反抗。教员备课，大概率会选择一种或若干种教科书作为参考，而此种教科书多在报刊上投以广告，即有此种信息，是为当时舆论场也[3]。 以《中外日报》1904年10月31日的报道《论中国人之不洁》所记叙为例： 这不卫生的习惯，就已经上升到影响种族国力盛衰的地步了。所以生理学之必要，自然为此等人所呼喊，非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学科而已。周教员入新学，往来中日，又归国从教，对此不可能不熟知。 就以新的生理学教科书而言，有志之士也或翻译、或自编了多种。并于各种报刊之中，常见广告登版。  ◉鲁迅编写的《生理学讲义》 再如，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新书《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在《中外报》上的广告有言（1903年7月19日）： 广告之中，即“痛吾民之素不知卫生为何事”，即提“保国之责”、“亡国之忧”，而不为众所诧异者，大概也是一种用词的风尚。 而广智书局新书《最近卫生学》，在《时报》中的广告词（1904年9月27日），是更加的意气飞扬： 在保国强种之前，还有一大段的广而告之，以求个人幸福之共振，大有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之感，以今日之目光看来，或有严肃中的喜感，但在当时，据考证这一段已经是第二次做广告时优化添加的内容。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学生理卫生新教科书》，1907年10月21日在《神州日报》广告，相比而言，用词已经周正不少，看出版年月相近，或许周教员也有此类教科书做参考，未可知也： 我们终究无法做出推断，周教员深夜备课时，是否找了国内这一类生理学的教科书来作为参考。但毫无疑问，我们大体已经接近当时中国新学堂的基本情况了。
◉在杭州，1909年摄于杭州。 周教员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辛苦地备课。他是否会想起旧日在日本学医之时的艰辛？是否会想起更早年脱离科举之路的忐忑，并在南京求学之时开始萌发的拳拳之心？是否会疑心，此种教书之业，到底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 会不会偶尔还会想起，他刚刚起步但并不顺利的文学之梦？ 他是否对他的课程讲义，对他的教育事业，抱有一点点的期冀？ 我推开北京的窗，望着天空一轮的昏月，仿佛看到先生埋下头去，书写讲义…… （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