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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魅惑 ——读《我的凉山兄弟》①有感 文/占安拉姆 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博士在四川凉山州利姆县做了多年田野研究，发表并出版了博士论文《我的凉山兄弟》一书。尽管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都强调学者在做田野调查时，要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以保留自己最大程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避免主观情绪影响学术价值。但是刘绍华博士作为一个女人类学家，从生活优渥的英国和台湾进入这个被贫穷和疫病双重梦魇扼住咽喉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边地，带给她冲击的并不是只有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当地族群和个体深陷的窘境给她带来的震撼。所以《我的凉山兄弟》一书，文字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凉山人民所遭遇的不幸处境的同情与悲悯，作者本人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甚至在中文版自序《生命之书》中写道：“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我的凉山兄弟》16页）其实，只要稍加思考，本书中文书名和英文书名就很明显的显露了作者对诺苏人的共情，标题中所使用的“兄弟”和Manhood两字，都充分彰显了作者在经过长达两年的田野之后，切身体悟到这个边缘族群在现代化浪潮中所经受的时代阵痛，由此对他们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公和身陷囫囵的生存处境所产生的共情，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和对未来的悲观，“面对眼前这场席卷社会文化的洪流，过去十年来关注诺苏人的我，深感无能为力”（《我的凉山兄弟》279页）。我想，正是作者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让此书更具感染力，让我们读者也得以身同感受书中叙写的现代性悲剧，从而对以凉山诺苏人为代表的所有边缘族群和个体在以主体民族为主体社会文化语境下所遭受的不公和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所承受的时代阵痛有所反思和感悟。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强调“微观聚焦”，即以微型社会结构单位为田野点、从微观的具体问题着手，探讨研究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社会文化议题。刘绍华博士以凉山州毒品和艾滋疫情的重灾区--利姆县昭觉乡为圆心，向外辐射田野范围：昭觉这个微型社会单位典型地突出了凉山甚至更广范围内的边缘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文化脆弱性。内容上，本书则通过对毒品和艾滋问题的聚焦，深入探讨边缘少数民族族群主动或被动进入全球现代化之后，出现的社会文化失序，其间不时穿插具体人物的个人生命史，让这场现代化悲剧更加鲜；文章还从微观的疾病治理角度入手，解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国家、传统社区、地方与个体等各种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而让毒品与艾滋疾病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具体地，作者提出了几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解构了这个复杂而且看似无解的社会难题，理清了各中多元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交织和角逐。下文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和答案进行归纳和梳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本书的整体框架和书写逻辑！ 凉山何以成为毒品、艾滋等现代化疾病的重灾区 凉山地处西南偏远山区，地理位置闭塞、交通不便，与这个地理现实相反的事实却是在近几十年，它成为毒品和艾滋的重灾区，至今仍是社会治理的疑难杂症。为何这些现代化的流行病却会在凉山这个始终保持贫穷落后面貌、未实现现代化的边缘山区“大行其道”？它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影响当地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态的？ 作者认为艾滋、毒品等社会文化灾难的入侵，与凉山经历的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具体来说，其现代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鸦片经济推动的市场现代化。其结果是让凉山结束了自给自足、封锁闭塞的传统经济生态，加入了全新的货币交易市场体系。相应的，诺苏人也建立起了“一套与时俱进的现代经济思想观念”。具体来说，19世纪末，英国用鸦片打开中国贸易大门，致使中国吸食鸦片人口大增，“需求催生供给市场”，需求市场的存在和扩大刺激了凉山等地区大量种植罂粟，成为鸦片经济圈中的一环。诺苏头人通过鸦片与汉人和周边其他民族交易白银、枪支等，从而为维护自己的独立政权地位获得了物质保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鸦片经济是凉山诺苏社群保持独立自主部落状态的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社群内部，鸦片资源的稀缺性让鸦片成为了奢侈品，进一步让吸食鸦片这种行为变成了身份和阶层的标志，是土司和黑彝等传统诺苏特权阶层的财富、身份和地位的物化结果和象征。所以在传统诺苏社区，吸食鸦片不仅不是应该被贬斥和遭到社群唾弃的失序行为，反倒成为了衡量个人掌握社会资源多寡的标准......似乎思想现代化要远远落后于器物和物质现代化的速度，凉山进入现代化社会后，诺苏人对毒品的观念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海洛因等新型毒品成为鸦片的替代品，继续扮演着衡量诺苏社会成年男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的角色，只有少数手握着经济或政治特权的人才能享有。甚至后期还将之与诺苏男性成年礼挂钩，即只有吸食过毒品的“男孩”才有资格成为“男人”。综上所述，第一阶段的“鸦片经济现代化”让凉山诺苏社区得以打破封闭状态，为后期卷入中国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现代化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边疆少数民族族群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框架体系中，并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演化谱系给各族群分类。1956年则开始借助计划经济、民主改革等手段着手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凉山等边缘地区当然也被波及，未能幸免。具体来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政治领域的民主改革。新政权通过建立一套经过国家精心设计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央、省、州、县、区、乡、村），彻底将国家机器的触角深入到各个社群，从而得以将境内所有的族群和个人全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围中。由此，凉山诺苏也彻底结束了之前政治上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而被彻底纳入全国政治地景中；新政权还借助这种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替代了以氏族、血缘、姻亲等关系为基础建构的诺苏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家支②。就像蝴蝶效应一般，传统家支体系的被破坏和坍塌在诺苏社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依附家支结构形成的社会阶层体系被重塑，诺苏传统权威、特权阶层如头人、土司、黑彝等成为被打倒和推翻的对象，奴隶摇身一变成为“进步的无产阶级”；家支活动、宗教仪式和传统家支调解仲裁等都被取缔，极大的削弱和瓦解了传统道德权威和伦理观念对当地本土社群和个人的约束力，从而为后期传统文化在应对集体社会失序时呈现出的文化脆弱性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其次是经济领域施行的计划经济。为了彻底取缔传统社区和家庭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方式，公社成为最小的社群单位而对个体形成约束力量。在这种以人民公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划经济中，由集体全面掌控操纵权力与资源，通过人民公社实行资源配给制，强调极度的平均主义，市场的角色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这种经济策略较严重地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规律，造成了生产迟滞、经济停摆的局面。紧接着，又爆发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权威人士（包括知识分子、传统特权阶层等）的批判斗争运动......经过这一系列最终走向破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凉山等边缘社群完成了国家整体政治图景中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达尔文进化谱系上，从落后的奴隶、封建社会等成功转型为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种“大跃进”式的社会转型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强烈的制度和文化水土不服，“传统”的力量也由于遭受破坏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一切导致的后果是，诺苏等边远地区及社群在新近构建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处于边缘化、弱势性地位，而且这也相应地影响了诺苏族群内部的自我文化认知：周边其他族群贴的负面标签影响甚至参与了诺苏人自我文化认知建构过程，从而产生自我贬损的认知倾向，即族群内部也认定自己的文化是落后、野蛮和未开化的。 第三阶段的现代化是以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20世纪末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共产主义的破产等一系列的政治巨变为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扫除了政治障碍，使其成为可能。而中国国内，自1978年邓小平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实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旨在肃清施行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和革命实验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文化流毒。然而，由于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施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色彩”，从而演变出了一种市场和国家两只手同时操控和运作的经济机制，“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形成了决定资源配置和人民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以对效率、利润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特性，致使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将发展和政策关注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先天地理、区位战略上的劣势再加上后天政策倾斜的缺失，致使凉山等边远地区再一次处于社会发展末梢，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凉山由于地处西南边陲山区，再一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遗孤”，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急遽扩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自身的边缘性。然而，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推拉和自身急于摆脱窘迫境况的强烈欲望等原因，凉山诺苏人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大浪潮之中。现代化就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将诺苏人卷入其漩涡之后，以近乎不可抗衡的力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失序和大震荡。具体来说，它给诺苏社会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而这些细节性因素在造成凉山地区艾滋与毒品泛滥的社会失序局面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把’双面刃’”。现代化给社会和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不可避免的将他们置于各种未知的诱惑和危机中。尤其是对于像凉山这种在现代性社会图景中处于极端边缘性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族群，在现代性“未知”的漩涡中，其社会和文化脆弱性被展示得一览无余；而对于诺苏年轻个体而言，追逐现代性的过程就是离开故乡、打破地缘空间限制的一次尝试。尽管可能面临着失败与危险，但年青一代依旧痴迷于祖先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和选择，毅然决然地流动到大都市。流动性的增加无疑带来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大都市让他们在空间上远离了自己的属地社区，从而让年轻人有了得以摆脱传统社群、家庭和道德束缚的机会，压抑已久的个人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力和机会。“诺苏青年积极投入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才得以扩展时空机会，发展多元生计与社会想象，也增加了个体的选择自由”。（《我的凉山兄弟》263页）尽管其边缘地位决定了诺苏人探索个人意识的道路困难重重，但一代又一代、男人和女人，就像那飞蛾扑火一般，奔向那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现代化，这种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凉山和诺苏人都陷入了毒品和艾滋的双重泥沼中；（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诺苏传统社会封闭、经济类型单一，早期仅有的贸易只有土司、头人等特权阶层与汉人进行的鸦片交易，整个诺苏社群并没有产生现代贸易市场和新型经济理念的土壤和条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利姆等凉山地区才第一次出现了以农村集市贸易和水泥工厂等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交易市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给凉山带来了三大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诞生了新的交换机制。货币开始成为流通的主要手段，从而让“物物交换”的传统贸易体系逐渐淡出了凉山的经济历史舞台，劳动力和资源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相应的，诺苏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颠覆了以往的以亲属、家支等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传统朴素道德经济观，阶层、阶序、亲疏和关系远近等不再是诺苏人衡量和做出经济行为的唯一标准。他们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现代经济思维，发展出了市场理性逻辑。经济或者说浅显的金钱（Money）取代传统经济观，成为诺苏人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驱动力。诺苏人从此也沦为物质消费主义和资本的“傀儡”；其次是现代经济重塑了诺苏人的自我认同。现代化发展往往存在着地域差异，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比其他地区更具先天发展优势，也就成为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而在凉山内部，利姆盆地正是凭借这种先天的地域优势取得了对凉山其他地区的在现代化发展谱系上的优先性。这种发展差距影响甚至参与了诺苏人自我认同的重塑过程：利姆盆地居民对周边高山居民发展出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更现代化、更高级......”这种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诺苏社会中以阶序阶层为基奠的身份认同；第三是新型市场的诞生为诺苏人提供了体验现代化的实验场域。现代化包含着多维度、多方面的内容，而对于个体而言，现代化所能带来的最为直观的影响无非就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化突破时空限制，让资本和商品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个体也得以有机会获取来自其他地区甚或其他国家的商品。这种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也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地等传统经济生产要素的禁锢，而将个人拥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要素转换为货币再进一步换取自己所需商品。“利用货币交易商品”的现代经济模式一经树立，就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渐让自给自足的传统生计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个体接纳了更加便捷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诺苏社区，集市等新型经济体制类型的出现，为诺苏人打破自身地缘限制、接触现代化提供了平台。然而，年轻一代诺苏人并不满足于乡村集市所带来的极为有限的现代化体验，他们逐渐熟络金钱和物质消费的市场机制，伴随着价值观和欲望的牵引，他们选择流动到都市。打破或者扩展自己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从而积极探索、满足自己的现代性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陷入了海洛因和艾滋的沼泽。“于是，自80年代起，年轻诺苏男子进入了更大的资本市场中探险，却在无意中陷入与海洛因的纠缠”。（《我的凉山兄弟》P67） 综上所述，三个阶段的现代化引发了诺苏传统社会生态的剧烈震荡，当地社群和个体首当其冲，成为现代化实验场域中“自愿的牺牲品”，诺苏人受现代化的“魅惑”而饱尝了艾滋和毒品等的摧残。在应对这种集体社会失序和新时代社会困境时，“没有紧跟时代潮流”的传统道德权威和民间智慧不仅不能给予年轻一代有效经验，反倒暴露了自己的短板和缺陷，留下年轻诺苏人独自在现代化的名利场中摸爬滚打，或成功，或失败！ ①、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②、家支即家族支系，是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以采取父子连名的办法来保持血缘关系的巩固和延伸，若干代以后形成一条家支链，凡是本家支成员都可以从这链条上找出自己的名字。 （来源：https://baike.so.com/doc/2930350-309210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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