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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出席“内陆与香港关于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安排”签署仪式时表示，“特区政府会全力、全速把香港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创科中心”。特区政府在2022年底也公布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四大发展方向和八大重点策略，覆盖了从设立100亿港元的“产学研1+计划”，推动优秀科研成果商品化，到增加创科人员的住宿支援，舒缓人才的生活负担等多个方面。 距离上一次香港尝试发展科技产业的“数码港”计划彻底失败，至今已有25年。目前大多数质疑声，关于人才结构，生活成本，产业资本，似乎没有一项能够证明这一次的转型决心能够救赎失落30年的香港科创。但是，我本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前的中美关系、中国经济体量、香港在中美两国左右逢源的地位和目前的状态已经大相径庭。 这里，我不想去争辩香港能否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是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香港科创发展的一些建议。 香港已经没有条件停留在过去的辉煌中，房地产和金融让过去的香港繁荣起来，也造成了现在的困局。香港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缺乏动能，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这四大支柱产业中仅有金融行业在稳步增长。但金融行业一方面需要直面来自新加坡的竞争，另一方面吸纳就业能力差，虽然占GDP总量的20%，但仅仅创造了6%-7%的劳动岗位，这也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等社会结构问题。 过去几十年间，香港在房地产、金融及贸易产业聚拢了大量资源，但却错失了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展望前路，香港如果想触底反弹，而不是走上一条漫长的下坡路，应该从现在开始积极地进行经济转型，使其经济多元化，而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香港打造为国际科创中心。  复旦管理学院论坛 “科技、金融、未来”，左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德林控股联合创始人陈宁迪、花旗中国企业及投资银行副主席袁峥怡、极光大数据副总裁殷浩，德林图片 那这一次选择怎样的方法和路径打造呢？我们来看看成功国家的案例。从英国牛津郡，到日本东京都，再到美国麻省128公路，甚至是以色列，都可以带给香港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但如果直接比较经济体量，尤其是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内陆经济体未来的双向结合，美国的硅谷可能是香港最为直接的对标。 那么，硅谷是如何被造就的呢？ 我将硅谷的发展简单归纳为三个阶段：诞生--发展--腾飞，而最终造就了本世纪前20年“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经济一体化局面。 这一切要从硅谷如何诞生说起。 01 硅谷的诞生 美国尚未宣布正式加入二战前，时任总统罗斯福已经觉察到美国将无可避地全面卷入战事。出于提升研发力量和升级武器装备的考虑，罗斯福找到了著名军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的创始人Vannevar Bush 万尼瓦尔·布什（“布什”），在他的建议下，美国成立了由布什领导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OSRD建立了整合军方、大学和企业资源的研发联合体机制（“军-学-工”复合体的研发机制），布什带领6,000多名科学家主管美国二战期间的所有军事研究项目和大量的武器装备。 战后，“军-学-工”的复合研发机制也使得大量人才可以围绕着战时的科研成果研究和开发商业化产品，并孵化和创立了大量科技公司，为美国培养了大量复合型人才。在这一阶段，布什的一位学生Frederick Emmons Terman 弗雷德里克·特曼（“特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特曼在1925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他十分推崇创业精神, 不仅鼓励学生创业，还为他们提供投资帮助。比如特曼投资了他的学生创立的惠普公司，并为惠普公司的第一款产品介绍了第一批25名潜在客户。而在战时，特曼曾在哈佛大学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工作”，也为军方研究武器。 战后，布什领导的OSRD通过后来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把联邦政府拨付的军工研究经费和课题成果转移到民间，并支持符合要求的企业承接军方的订单。特曼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当时他担任斯坦福大学工程院院长，在斯坦福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聘请顶尖科学家，争取获得OSRD转移来的项目并为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申请政府经费。 1953年，特曼说服大学拿出来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通过承诺低廉的租金，允许驻园企业的工程师攻读斯坦福工程硕士，并且帮助企业对接军方订单以及为企业寻找投资等方式，吸引科技公司入驻。科技园提供的资金、人才、军方订单等多个利好因素吸引了不少企业入驻。 02 硅谷的发展 起初的斯坦福工业园只有几家公司，到了1960年就增到40多家，1970年达到70家，1980年整个工业园的土地全部租完，有90家公司租用。到2000年，工业园内已经发展出150家公司。而硅谷之所以和硅扯上关系，其重要的里程碑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进驻斯坦福工业园。 肖克利是晶体管之父，在来到当时还不叫硅谷的加州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后，他吸引了来自东部的8位年轻的科学家一起创业。之后，这8位年轻的科学家选择了离开肖克利，自立门户。
肖克利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众人在“黛娜的小屋”庆贺，资料图片 8位科学家自立门户后，开始为新公司寻找投资，但开始并不顺利，接触了数十家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了仙童照相机与仪器公司（Fairchild Camera & Instrument）的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费尔柴尔德的父亲曾经资助了老汤姆·沃森（Thomas Watson Sr.）创办IBM。作为继承人，费尔柴尔德成了IBM最大的个人股东，非常富有。费尔柴尔德与洛克等人谈过以后，决定投资150万美元。凭借这笔钱，硅谷第一家由风险投资创办的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终于宣告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立被公认为硅谷诞生的标志，因为它不仅孕育了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中的半数，为硅谷提供了无数的人才，还第一次采用了“风险投资”这种模式。可以说，仙童半导体创造了硅谷和硅谷的特有文化。
8位年轻科学家离开肖克利，创办仙童半导体公司，资料图片 根据粗略统计，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员工在出走后创办的公司大约有92家，包括知名的英特尔、AMD等。这些公司的员工总人数超过80万，市值也高达21万亿美元，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GDP。受到仙童半导体间接影响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 03 硅谷的腾飞 在1980年前，美国的专利政策奉行的是“谁出资、谁拥有” 的原则。一方面，研发的成果不仅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这导致高校没有动力去推动新技术转化为民用科技产品。而另一方面，只有数量有限的大公司才有能力以昂贵的代价购买技术专利的所有权。这样的制度安排最终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闲置浪费。 1980年，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和罗伯特·杜尔(Robert Dole)联合提交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拜杜法案对美国的专利制度提出了几项重大的调整。 首先，它规定技术成果的权利由大学保留，并与发明人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高校获得了收益权，便有了转化的动力。 其次公司购买技术，但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对其做市场化开发，高校则可以收回知识产权，公司无法获得对专利的完整控制权，也就意味着公司只要获得独家的商业开发权就足够了。而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的分离，使技术转让费用大幅降低，小企业也能负担。 最后，如果大学不能让科技成果服务于市场，政府则有权收回成果的所有权，这就进一步刺激大学努力推动成果的转化。 《拜杜法案》之后，“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联盟”改变了美国科技创新的产学研链条，成为了创新的新基石。大学的创新热情被大大激发，与产业界的合作也进入新的阶段。学术研究不断将知识转化为产业界乃至市场所需要的发明，使得美国在信息技术、基因工程、医疗方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产业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980年前，政府拥有2.8万项专利，大学拥有的专利不到250件，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率不足5%；从1991 年到2003 年，大学新的许可量从1229 件增加到4516 件，总量达到了2.59 万件。同时，大学创设了近1万家公司，并涌现出大批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群，尤其以麻省的128 公路地区和加州的硅谷最为著名。 美国中小企业数量远远大于大型企业，《拜杜法案》使得新技术的商业转化时间缩短，转化率大幅提升，创新的活力也被充分激活，这都极大地促使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大企业面对中小企业已经失去了技术创新速度的先发优势，更多的是产品和观念的创新。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大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将大部分生产流程外包到劳动力密集型地区，拆散细分，从而保证整个生产链条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应创新端的变化。适逢中国开始全面对接全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大潮，美国创新科技生产链逐渐形成了“美国设计/创新-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局面。
硅谷拥有多家知名科创公司，资料图片 04 硅谷成功经验的借鉴意义 硅谷的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累积和无数人才的贡献。总的来看，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美国政府及时的推出了将战时的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举措，而斯坦福大学也在具有创业精神教授的带领下把握了机会，成立了大学科技园区，并积极引进了包括惠普、德州仪器、IBM等多家知名企业落地。 第二阶段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诞生，它像蒲公英一样，将创业精神和反叛精神吹满硅谷的各个角落。此外，他还第一次采用了风险投资的融资模式，此后硅谷的科创公司几乎都采用这种模式。投资者们带来的资金和各种资源帮助了无数初创公司的飞速发展。 第三阶段是1980年以后，拜杜法案改变了美国专利的所有权安排，极大的激发了各界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而大型企业在面对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竞争时，开始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以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巩固竞争优势，这就是生产外包。 第四阶段是“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联盟”进一步得到优化，形成了“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一体化链条。美国以最小的投入及更快的速度将其科技研究成功商业化，巩固了其二战以来一直牢牢占据的“科技第一强国”的位置。 05 结语：供香港特区政府参考的几点建议 硅谷的成功不能被复制，但其发展的历史已经给到香港特区政府足够多的理由和信心来开启香港成为国际科创中心的新篇章：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左）与德林控股联合创始人陈宁迪（右）探讨“科技、金融、未来”，德林图片 有鉴于此，在港府最新的施政纲领基础上，我希望提出以下建议，抛砖引玉，为香港的未来出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重要的事要反复强调：香港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前提一定是政府大力出资，依靠高校，专注在科学园区的中小型科创公司，服务于大湾区/国内大型科技企业，制造端完全外包给大湾区的产业链。 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2023.5.20于香港举办的复旦管理学院论坛 “科技、金融、未来”，德林图片
“静水流深。” —— 每一位德林人 (作者系德林控股1709.HK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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