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9年5月19日，李四光随毛主席会见科学界学员代表，结束后，两人来到休息室里叙话。 对于科学家，毛主席一向很尊重，李四光的年龄要大一些，他被毛主席亲热地称为李四老。 休息室里，两人聊天的兴致很浓，话题涉及各种天文、地理、生物以及哲学上的问题，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在聊天临近尾声的时候，他们提到看书的问题，毛主席特意问道：
李四光问道：
毛泽东用手比划了一下，道：
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说日理万机一点也不为过。 可他为什么还要特意看李四光研究领域的书呢？ 这还要从“中国贫油论”说起！
一、“贫油的帽子”1915年，美国石油行业顶端的美孚石油公司，花了数百万美元，在中国陕北地区打探井挖掘石油，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件事情让人大跌眼镜，要知道，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大亨洛克菲勒创办的产业，无论是挖掘器械，还是石油勘测、钻井技术，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后来，美国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西北调查地质，查找中国境内蕴含的石油资源，也没有太大发现。 于是他以西北一地的情况，武断地作出以中国的地理环境，缺乏出产石油条件的理论。 这个说法，还被他写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中。 旧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将西方学家的“权威理论”视为真理，使得威尔德的推理广为传播。 因此，中国被打上了“贫油”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大刀阔斧的搞建设。 然而，“贫油论”的观点，使得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悲观看法。 毕竟要搞建设，必须发展工业，而要发展工业，石油必不可缺！ 可缺乏石油让人犯了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主席十分关心工业的建设。 1953年，毛主席将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 当时，他向李四光询问：关于所谓“中国贫油论”的说法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应该走人造石油，还是天然石油的道路。 对此，李四光肯定地说道： “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这个领域耕耘数十年，他对“中国贫油论”的说法嗤之以鼻。
早在1928年，李四光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 “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 1935年，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就暗示中国东部有可能找得到石油，但他并未点明。 后来这被记载到他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才作出全面解释。 在毛主席等人期盼的目光中，李四光向他们仔细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 他乐观地说道： “我国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该是丰富的！” “我们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 “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地区。” 听完李四光的权威分析，毛主席等人放下心中大石，全力支持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在某次干部会议上，公开给李四光打气： “地质部长很乐观，他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对于国家的信任，李四光也不负众望。
他率领大量勘查工作人员，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走遍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东北等地区，找到了数百个可能的储油地。 1959年9月，在国庆十周年的来临之际，黑龙江省肇州县的钻井内，首次钻出了高产的工业油田。 接着，在我国东部地区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石油。 1960年，大庆油田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赢得石油大会战的胜利。 所谓“中国贫油论”的说法，由此不攻自破，中国使用洋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此不在能源上被外国卡脖子。 但李四光的贡献不仅如此！ 中国“镇国神器”原子弹的诞生，也与他有着重要关系。
二、神奇的石头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告一段落，但曾经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核讹诈”行为，让毛主席等一众领导人记忆犹深。 早在1950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被志愿军战士击溃时，杜鲁门就在新闻记者会上叫嚣要使用核武器。 在朝鲜战场上一败涂地的麦克阿瑟，更是计划“投掷20—30颗原子弹进攻中国，在中朝鸭绿江沿线设置一条发射地带”。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也多次用原子弹对中国进行威胁。 毛主席他们深刻意识到：要想守卫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然而，无独有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除了被贴上“贫油”的标签之外，同时也被戴上了“贫铀国”的帽子。 不过“贫铀国”的说法，在21世纪初期以前，并没有太大错误。 全世界铀矿的分布并不均匀，大多分布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地，在2013年内蒙古发现大型铀矿以前，中国一直以进口铀为主。
“贫铀”使得中国在铀矿上的挖掘并不乐观，由于美国的封锁，向西方国家购买铀矿石自然不可能。 但为了国家的安全，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势在必行。 “贫铀”不等于无铀，早在1944年，李四光就知道广西拥有一条铀矿。 1955年，李四光等中国顶尖科学家，被请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众人在这里召开中国原子能事业会议。 毛主席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就原子能有关问题来给大家上一课……” 当提到制造原子弹需要铀矿石时，毛主席询问李四光： “现在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 李四光连忙说道： “有！” “但是要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才行。” 说着，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摆在桌子上。 这块铀矿石，是去年10月在广西富钟县采集到的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一旁的钱三强用自制的射线探测仪器，对着铀矿石作了测量放射性演示。 当仪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毛主席高兴地说道：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 有人甚至激动的要用手去摸矿石，吓得李四光急忙劝阻： “这可摸不得，那是有放射性的，赶紧洗手！” 见到中国原子弹的希望了，如何让他们不激动？ 在这之后，为了原子弹的研制，李四光在寻找油田的同时，又要兼顾寻找铀矿。 凭借过人的地质学造诣，他在南岭一带发现了铀矿床（中国第一座铀矿山711就建在这里），此地产出的铀矿石，完全满足科学家们对原子弹的研制需要，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一众科学家和工人们的努力下，中国顶着“贫铀国”的帽子，硬是将原子弹研制成功。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我们从此不用再担忧被帝国主义“核讹诈”了。 替中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又替原子弹事业找到核心原料，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可谓功勋卓著。
但实际上，李四光本人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从事地质领域的，而是造船工业。 只不过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主动改换了门庭。 三、为救国矢志不渝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 14岁时他前往日本学造船，直到23岁又去英国学采矿，最终才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 李四光人生道路的曲折，与国家的波动休戚相关。 甲午战争、庚子国变接连发生，清政府垂死挣扎推出清末新政，李四光因学习优异，得到公费留学的机会。 在去日本的船上，他因为贫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 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终身的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 留学日本期间，李四光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努力学习造船技术，也在这时期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革命党人，受到革命思想熏陶，跟着他们参加集会、演讲，逐渐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李四光与会众人一起宣誓加入同盟会。 就这样，16岁的李四光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也是年龄最小的会员。 宣誓结束后，孙中山接见了李四光，在他看来，李四光年纪虽小，却如此有觉悟，这让他十分欣赏，他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 “你年纪这样小就要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魁首的期望，让李四光格外受用，年少的他将“蔚为国用”放在心上，这句话成为他一生的信条。 1910年7月，李四光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湖北武昌。身为同盟会成员，在时代的推波助澜下，他义不容辞的卷入到革命的大潮之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与斗争，在后方组织后勤，运输物资军火，支援前线。 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23岁的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 年少有为的他正准备大力发展事业，可还没当施展拳脚，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名存实亡，民国被北洋军阀掌控。
当时，孙中山被排挤出去之后，大量湖北的革命党人饱受排斥。 李四光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已成为幻想。 这让他内心愤懑的同时，越发感到革命前途无望，但怀有救国之心的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在他看来： “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 于是，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向黎元洪提出辞职，继续到国外留学的要求。 当时，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对此十分支持，虽然他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民国成立，革命党人内部因为理念和利益之争，开始分化，彼此之间互相争斗。 以黎元洪为首的派系在其中占据重要力量，开始对其它派系进行“清洗”。 对付其它革命党人，他们通常的办法是：感到威胁太大的就杀，能拉过来的就收买，两者都不好办的就设法送走。
所以，对于李四光的要求，黎元洪马上答应了下来。 辞职留学被批准后，李四光选择到英国学习采矿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与他在湖北当实业部部长的经历有关。 由于洋务运动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开办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等近代工业机构，加上湖北“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民族资本企业昌盛。 在民国初期，湖北的实业是比较发达。 但留学归国，接受先进思想的李四光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民族企业开办的多是纺织、玻璃、碾米等轻工业。 虽然有洋务运动的基础，但重工业基本难以涉及，而且全省的金融、交通等命脉，都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 以至于他在日本学会的造船技术，没有了用武之地。 因为制造坚船利炮，需要重工业的支撑，而要想发展重工业，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矿产和石油的工业原料来支撑。 可中国被打上了“贫油”的帽子，在这方面有极大的人才和物资缺口。
因此，李四光决定远渡重洋去学习挖矿，弥补工业发展最基础的一环，发展实业救国。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时，尽管是公费留学，李四光的日子依旧不好过。 在临行前，他将自己留学的钱一半留给贫寒的家中，以至于留学期间，他的腿上长了一个脓疮，却没钱医治。 无奈之下，他直接用刮胡刀片把疮刮掉，这导致他的腿上从此落下一个大疤。 学习时，他发现光学挖矿是不够的，必须要对地质学有着深刻认知和了解，于是，他又开始潜心专研地质学。 面对求学遭遇的痛苦与挫折，他时常会拉起小提琴苦中作乐，这还让他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 1920年，取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拒绝导师安排的印度高薪工作，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邀请下，前往北大任教，担任地质学教授。 后因卷入北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一事，1927年，他辞职南下，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主持民国地质研究所的工作。
虽然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但他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反动统治十分不认同，在某次和朋友提及汪精卫时，李四光愤怒地说道： “此人可杀。” 卢沟桥事变后，他前去拜访汪精卫，恳求他团结抗日，却换来汪的“书呆子”、“不通国事”的辱骂。 与汪精卫不同，蒋介石对李四光的能力十分赞扬，曾多次邀请他参加宴会，只是李四光对国民党腐败统治深恶痛绝，常常以各种理由拒绝。 有一次蒋介石开宴会，特意安排李四光坐在他旁边，结果他没有出席，这无疑是狠狠地打了蒋介石的脸。 幸好有翁文灏替他说话打掩护，李四光才免于一场杀身之祸。 当新中国成立后，他用自己的学识为工业和科学界作出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李四光开创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等学问，奠基和发展中国的地质学，他因此被人称为“中国地质学之父”！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地质学领域，李四光是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 因此，在1969年闲谈时，毛主席才要他帮忙找一些科学书籍。 会谈结束后，李四光回家把自己写的几本书送给了毛主席，但现有的书籍都比较专业，不适合外行人阅读，与书一起送过去的，还有他写的一张纸条：
1971年，这本书被科学出版社出版，名字就叫做《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此书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李四光晚年被确诊动脉瘤，于1971年与世长辞。 李四光离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周总理亲自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替他主持遗体告别仪式。 对于李四光，周总理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然而，对于自己的贡献，李四光从不居功自傲，他曾谦逊地说：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结语李四光的付出和奉献，国家和人民从没有忘记。 2009年，李四光诞辰120周年，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评价他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群星中，最为明亮的一颗”。 同年10月份，国家天文台将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弘扬他科学上成就和爱国的奉献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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