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英雄热土、领略红色传奇，很多人常常想到的是远方那些著名的地方。而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却感到平淡无奇。
也不奇怪，每次打开历史教科书，彩页、插图都是南昌起义、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等等。这些地名深深烙进了我们的脑海，让人有几分羡慕，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没有看到自己脚下土地的名字。
二十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来到大岭山。我知道这里曾经是东江抗日游击队根据地，不禁心里涌起一股激动的暖流，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工作、生活，实现自己人生梦想，无疑是幸运和幸福的。
以前只知道大岭山是抗日根据地，也听说过曾生、王作尧，但其中的历史知之甚少。到来大岭山后，我找到一本《大岭山丰碑》的书，秉烛夜读，对七、八十年前发生在大岭山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故事、对这块红色土地的烽火岁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有文化探宝兴趣的写作者，我总是感觉到，星空之下大岭山大地上躺着许多迷人的历史碎片，碎片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厚重光斑。让这些碎片重新拼接，拂拭尘埃，重现文化光彩，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工作之余，我喜欢四处行走，亲近和聆听这片土地。有时周末跑到村落祠堂，与老人聊天，一耗就是大半天。如果时间充裕，还约上志同道合老友，驱车莞城、深圳、广州、罗浮山等地，拜访老前辈、东纵老战士，听他们讲当年在大岭山根据地烽火岁月与奋斗人生。如此寻找先辈的足迹，感受红色土地的温情，敬意总是在心间流淌。
在這座城市不停奔忙，家庭、工作的压力，不时让我心生苦恼。这时，我就会去大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独坐一阵、在青松翠柏树下散散步，到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彳亍徘徊，或到到大王岭抗日旧址小巷中盘桓勾留，去静心阅读每一块石碑上滚烫的文字，熨平内心那份躁急与烦恼，然后，将那份输送给我的力量妥妥存放，在心中氤氲成一种不竭动力。
如此，我不断地认识大岭山，我感到自己仿佛在阅读一本厚厚的书册，从中清晰可见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身影，读到了大岭山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标签——“东纵精神”。我将大岭山土地上盛放过的颜色、自己在行走中萌发的思绪和激情，播撒在文字里复活。历史的车轮在建设的号声中滚滚向前，变化的是时间，不变都是精神，
它成为一直激励着大岭山人民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纪念碑抒怀
初来大岭山时，我住在大岭山公园附近。公园是镇区中心的一座小山，占地 80 多亩，那里是晨运、散步的好去处。有位老人聊天时对我说，上世纪 60 年代公社林业队在此植树造林种果，所以市民叫它花果山。1966年，大岭山公社在此建立面积 100 平方米的革命烈士公墓，1983 年 10 月，政府重修，扩建为大岭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几十年来，大岭山籍人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有 120 多位烈士。纪念碑总占地面积扩大到 400 平方米，由东莞市人民政府撰写碑文。2001 年 7 月，大岭山人民政府投资 1200 多万元建成此公园，同时，再次拨款 100 多万元，拆旧重建起占地面积 2997 平方米的纪念牌。我感动当地政府对大岭山红色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与传承，更感动大岭山老人对这片土地的珍爱，如数家珍般说出这一串数字。
我在纪念碑驻足瞻仰，只见碑柱、公墓及一颗高大的红棉树同在南北走向的一条轴线上，碑柱的正面对着烈士们当年战斗过的巍峨大岭山。碑柱高 9.7 米，主体骨架为钢筋混凝土，碑身用花岗岩石块围砌至顶。正南面刻着 " 革命烈士纪念碑 " 七个镏金大字，北面刻着 "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字。碑柱底座北面为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反映革命烈士事迹的碑文，其余三面均为反映大岭山军民在各个革命时期战斗场面的青石雕刻。
纪念碑周围均种上青松翠柏，使整个纪念碑显得庄严肃穆。老人指着公墓南面那棵高大巍峨的红棉树说 ：“这棵树可有故事呢。1990 年 7 月 19日，这里是为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将军举行骨灰撒灰仪式的地方，种上他生前喜爱的红棉树，现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与周围的青松相互映衬，形成好风景，我们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记得 2008 年，笔者曾到广州采访王作尧将军的妻子、东纵老战士何瑛，何瑛老人说起一件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王作尧是东莞籍的第一位共和国将军，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 年 7 月 3 日，在广州逝世。享年 77 岁。
何瑛老人动情地说，作尧同志是我的上级和亲密战友，也是我风雨共舟 50 年的老伴。他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他逝世前提出的四个遗言：“一是要相信党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
二是定要归还建房借款。三是送子报效家乡。四是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不送花圈、不留骨灰，将骨灰撒到大岭山、阳台山我战斗过的地方。”
是的，王作尧以一个有着 54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身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伟大真理，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事实上，他的一生，不仅经历了革命的崎岖艰难，也经历了个人的坎坷曲折，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从来没有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产生过丝毫动摇。
1976 年 2 月起，王作尧全家从武汉回到广州居住。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经常回东莞休养。由于他早已将祖屋捐献给村里兴办学校，回到老家已无落脚之地，每次都住在东莞的招待所里，他心里总是感到不安。在战友们的劝说下，他决定集中全家的财力，在莞城买一块地盖房子，以便回东莞可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免得麻烦当地政府。虽然当时买地建房价钱不算贵，但由于家里经济并不富裕，资金一时筹措不足，只好向家乡厚街村委会暂借部分建房款。王作尧一生为官清廉，甚少积蓄，加上体弱多病，用钱较多，故这所房子建好后，拖了一年多还没还清这笔借款，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此事。何瑛老人紧记他的遗愿，在他逝世三个月后，将他的抚恤金连同逝世时应发的半年工资共 7000 多元，再垫上自己的工资，总算凑足了 1 万元还给了村里。
王作尧是那样的热爱家乡，热爱乡亲，总想为家乡多他点好事，报效家乡，却又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深感遗憾。后来，他便想起儿子王小民是西安工业大学电子系本科毕业生，可以对家乡有所作为，可以代替自己报效家乡。王小民也听从父嘱，继承遗志，辞掉了在广州工作了十多年的省级事业单位，取消了科级干部和工程师待遇，回到东莞一个农场，从职员做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小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被重新提了干，并被选为东莞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为家乡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父亲了却了报效家乡的心愿。
按照王作尧简办丧事遗嘱，何瑛婉言谢绝了王作尧生前所在部队及单位表示要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的愿望。很多亲朋同事都不知他离去的消息，偌大的告别厅，只有家人及王作尧的两位东纵老战友，献的花圈也只有三个，显得凄清而空荡。对于这样一位有极高荣誉且有声望的老将军，遗体告别仪式却是如此的简单，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连广州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感动地说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级干部逝后殡仪那么简单。”遗体火化后，何瑛又遵照他的遗愿，来到东莞和宝安，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岭山和阳台山上，撒骨灰的仪式也从简，不请当地领导同志参加，不惊动当地群众。大岭山干部群众知道这事后，无不动容，所以就种上这颗老将军生前最喜爱的红棉树。
每次来公园散步，我总是远远就会朝那颗红棉树望去，特别是花开时节，只一眼，你的心便被震慑住了。你会走近它，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拉着你、拽着你。及至树下，仰头看去，木棉花簇拥绽放，火红热烈，透着一股子劲。
看他壮硕高大的树干，顶挂着朝霞一样繁密鲜艳的红，那便是木棉花！我想，是因为那花瓣是火红的，像英雄的鲜血；挺拔的树干，像英雄的脊梁，难怪人们都叫它英雄花。我端详着这树，32 年了，树干直径足有 1 米之粗，枝叶繁茂，象是一个天然的大帐篷，遮挡住西照的阳光，呵护着烈士墓。它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守护着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看着千家炊烟、万家灯火，看着人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是老人爽朗的笑声。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到纪念碑瞻仰。犹记得有一次，李培森老人给我们讲述东江纵队历史故事，同时阐述马克思“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所蕴含的道理，令我心里久久不能忘平静。从此，这个位于镇中心区的小公园我也不觉得“小”了，反倒有种丰富的“大”。
十几年前，我曾在大岭山公园见到一位老人，是东纵老战士，住在广州，每年清明节必定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回来大岭山烈士纪念碑走一次。每次回来，老人都会在那棵红棉树下徘徊良久，颤巍巍的手轻轻地摸着大树，他说：“看见这树，就像又见到王作尧老首长，来到这里，与老首长说说话，与早我而去的那些老战友说说话，把他们奋斗牺牲换来的好日子告诉他们，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心里也就舒坦了。”老人的很多战友，都曾经血洒疆场，在公墓里，就有几位他熟悉的战友，他说 ：“愈到暮年，愈怀念自己的战友，愈珍惜自己所过的生活。自己如果见马克思去了，也希望子孙常回来看看 ......”
是的，苍茫暮色之中，有很多人，如他一样，在纪念碑前徘徊流连。
纪念碑东边不远处，依小山而凿出一堵墙，有一幅“大岭山丰碑”的主题浮雕，东纵烽火、军民抗敌、百花洞大捷、民运后勤等场景栩栩如生，每当公园散步时，我时常长时间在此驻足，总是仿佛看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共产党不忘初心，奋勇向前的身影，感受到广大人民跟党走、闹革命、何惧热血洒东江的豪情壮志。在此凭吊，我似乎听到了远去的车辚辚马萧
萧，听到了铿锵在耳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听到了李大钊同志振聋发聩的名言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纪念碑平台居公园最高处，可以看到公园周围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民群众在为创造美好生活奔波忙碌。我想到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话，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想，为建立新中国，反抗外国侵略、抗击国民党反动派而牺牲的是英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牺牲是英雄，新时代下的人民是英雄，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更不分阶层，凡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中华儿女都是人民英雄。由此增强整个民族的认同感，更增加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所有捍卫民族利益而捐躯的中华儿女都得到应有尊重，当那为些保家卫国而与日寇、国民党血拼，又幸运活下来如今已经风烛残年的老兵活得有尊严，此时的人民英雄才真的是永垂不朽。站在纪念碑前，我向所有为捍
卫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中华儿女深深鞠躬。
漫步大王岭
巍峨耸立在大王岭小山之巅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和与之东南面一路之隔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 , 是我业余休闲的打卡地。每每来到这里，总会有一股激情在心中激荡。
这天下班后，我再次来到抗日根据地旧址，感受这一片客家民居里的传奇往事和封存的文化内涵。
从大王岭村村民近年来所建的高楼大厦的夹缝蜿蜒穿过，曲径通幽处，就看见了一个青砖黄瓦的古村落，这便是大王岭客家古村落民居，也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小村落像一位饱经忧患沧桑的老人，隐没在小山脚下和新建村庄之间，静静地打量着生龙活虎的儿孙群体。
也许是快到黄昏的时刻，没有游人了。我沿着巷子中略有凹凸而又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慢步往前走。夕阳下，静谧巷子与古老的房舍相映成辉，有些老墙上粉饰的灰浆已经斑驳脱落，靠近水渠的墙延沿也长起了青苔，战争年代在墙上留下的枪眼依稀可见。一砖一瓦记录着这里曾经历过的不平凡光阴。路旁轻轻摇摆的花草告诉我，有风正从这里路过。
这是一个清末民初形成客家村落，村民均为刘氏，清朝年间从广东兴宁迁入此风水宝地，数百年繁衍，目前该村已有人口已 3000 多人。村民早已搬出该古村落，陆续外迁或住进附近新建楼房。
看着这个屋舍俨然、背倚青山的美丽村落，我可以感受到刘氏先民曾在此开疆扩土，应着太阳的召唤垦荒种植，重建亘古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情景。仿佛看见他们辛勤劳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外桃源般生活。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光辉历史举世瞩目。但从整个长时期来看，中华文明发展、进步还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近现代，内忧外患，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没想到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或许由于民风淳朴，这里聚了一帮胸怀爱国热情、勇敢抵御外侮的仁人志士，演绎了一幕幕感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的历史传奇。
大岭山镇的抗日旧址包括九处文物点。其中这个古村落里的就有第三大队大队部、会议室、大家团结报社、交通站、粮食加工场、操场六处，另外三处医务所、中山书院、连平联乡办事处，分别位于瓮窑村、油古岭村和连平髻岭村。1940 年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根据中共前线东江特委的指示，挺进东莞大岭山地区，开辟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该村旧址是抗日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指挥东宝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机关所在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抗战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旧址于 1978 年、2002 年分别被列为市、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 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来过多次抗战旧址参观，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些虽有修缮，保存完整，但仍是老旧的砖瓦房，冷静的古巷，也许激不起多少游人的兴趣。然而，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谢恩。
沿着小巷穿行，来到古村落里最气派的一座建筑物前，大门上方悬挂“刘氏宗祠”牌匾。它是是三开间两进四合院式布局，长 11 米，宽 16.5 米，面积 184 平方米。这间屋子算是当时村子里面积最大的建筑了，所以被游击队作为会议室使用。当年抗日游击队“东移”回到后，拉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大旗，1940 年 10 月，曾生带领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林平、梁鸿钧等与第三大队负责人曾生、邬强和卢伟良等，经常在此开会。他们在这里展示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研究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讨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黄潭战斗、百花洞大捷这两场最有名的战斗，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杰作。
1941年5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军事训练班在此开班。白天，三大队、五大队精英们来此学习理论、时事，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培训军事知识，提高杀敌本领。晚上，他们就住在会议室内。同年 7 月，在附近一公里处油古岭村的清代天主教堂创办中山书院，仿照陕北公学的办学方法，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招收东莞、广州、香港、九龙等地的知识青年数十人，学员经过短期培训，结业后分配到部队和各地担任领导工作，为后来的抗战和民运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大岭山曾称为“军政干部的红色摇篮”。
将宗祠开辟成办公点、会议室、培训点，很多革命队伍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既是物尽其用，也是革命队伍的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写照。由此，我也想到另一方面含义。在古代，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就是家族，整个国家，就是有众多家族支撑起来的。祠堂便是我国古代家族中礼制性建筑，是家族的象征和文化中心。家族之中，逢年过节，要来向祖宗请安；家里娶亲、添丁，或者有人科举提名，要来向祖宗报喜；家里出了不俏子孙，要来向祖宗请罪 ；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多灾多难，要来请求祖宗庇佑 ...... 一些盛大、隆重的家族活动，比如丰收、商议族内事务、族内子弟入学等，往往也在祠堂举行。也有在祠堂开设私塾，郎朗书声寄托着家族的希望。
伴随着近几年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祠堂被学术界称为“乡土文化之根”而颇受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条件好转，重修祠堂也热了起来。
一些文化人及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对家族历史进行研究，他们走进祠堂，打开那些尘封的家谱、家族传记、前人著述等，去用心解读他们背后的故事，去发现那些正史上没有记载的秘密。因此，祠堂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它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一座祠堂所能呈现出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社会史。它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此，这座刘氏宗祠，便比其他宗祠更多了一层丰富含义，一段红色历史的鲜活教材，一本内涵丰富的弘扬爱国主题的教科书，这确实是大王岭村刘氏族人之幸，亦是广大市民之幸。
信步而行，我来到了《大家团结报》社旧址。这是一座泥砖民房 , 长9.3 米，宽 11 米，面积 102 平方米。一直以来，重视舆论宣传，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是我党一贯方针。而知识分子多是东纵队伍的一大特色，它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提供了更为便利条件。但我也奇怪，当时战争期间，条件这么艰苦，物质这么匮乏，队伍迁徙频繁，他们是如何办报的？
原来，曾生带领第三大队 70 多人挺进大岭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刚刚立足，曾生就指示省委派来做军政委员会秘书的杜襟南办一份报纸。看到同志们不解，曾生便说 ：“办报纸很重要，可以宣传我们的政策。你们在东莞应该很清楚，这里很多土匪，每个都占了一定的地盘。为了表示我们共产党和别人不同，我们必须办个报纸。”1941 年 1 月，杜襟南与何太两人就把《大家团结报》办起来了，这是抗战时期广东敌后地区第一份革命报纸，每个星期出版一期，后来报社逐步发展到五个人。
当时只是一支不足百人的游击队，就办起了报纸，确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
报纸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抗日游击宣传，报道国内外抗战新闻及日伪军的活动，游击队打击日伪军战况等。国内外抗日新闻从何而来？是靠地下交通员历尽艰辛，把香港出版的报纸拿回来，从香港报纸中了解国内外的新闻，再有选择地的重新采写、组稿。然而，香港报纸出来后交通员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送到大岭山，这样报纸登的也是一个星期以前的消息了。
虽然迟一点，但大家总算能了解到国内外的抗战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情况。
看抗战影视剧时，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国民党高官、中共领导人在收听广播。但是游击队实在太穷了，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然而，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新闻发布途径，延安的新华通讯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都有采用明码电台发布新闻，如果有无线电台的话，就可及时接收到各方新闻。曾生想起在惠阳建立游击队时，前从香港带回一部电台，因为比较笨重，“东移”是被埋藏起来。这时，曾生派人去把电台取回来了，准备把电台建起来，既可以收到各方明码电报新闻，也方便与上级或延安联系。但是没有技术员，电台搞不起来。香港地下党组织曾派一名女报务员过来，但她只是报务员，设备技术问题搞不好，只要作罢。后来廖承志送来一部收报机（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杜襟南以前学过一些电信知识，懂得接收，但又没有密码本。何太去莞城买印刷报纸用的纸张和油墨材料时，正巧在大街上买到了一本明码对译本。有了这个对译本，要获得外界新闻就简单多了，也不用专门派人去香港取报纸了。1941 年 6 月 2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苏联开战，他们第一时间就就收到了新闻。
《大家团结报》出版了 20 期后，1941 年 9 月，与第五大队在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新百姓报》合并，起名叫《东江民报》，后来又改叫《前进报》。印刷方面，也是经历艰难的过程。一开始用的是很原始的石印机，叫钟灵机。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效果也不好，只能印八开纸，还不太清晰。后来，买回来比较先进的油印机，还可以两张蜡纸粘在一起变成大蜡纸，版面可以印到四开版，而且一次可以印到几千份。游击队还经常搬迁、转移，工作人员也得背着机器、纸张等四处游击。
可想而知，当时这支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的抗日游击队生活是非常艰苦，工作条件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凭着一股抗战热情、一股革命精神，新闻工作者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一个奇迹。
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把 800 多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抢救回来，当茅盾等一批文化人来到报社参观指导时，他们惊叹 ：“你们真是了不起！”
邹韬奋先生还留下“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的题词，这是对曾生司令员的赞誉，也是对东纵部队文化建设，对这份了不起的报纸的褒奖。
“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他们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筑起了一道向敌人猛攻的新闻舆论战线，唤起了华南民众的爱国热情，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短短几年，东江纵队发展壮大到 11000 多人，抗日自卫队 12000 多人，难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晚霞褪去了最后一抹余晖，我沿着小巷走出小村落。这时，小巷子路灯亮起来了，虽然没有大街上的路灯那么辉煌，但让人走得的踏实、安稳。我想起了余秋雨的一句话 ：“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辉煌，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作者／陈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