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作者 | 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 翻译 | 李增刚 整理 | 经典摘读 正文 | 5456字 阅读时长 | 约12-20分钟   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它们可能是广纳式的，会鼓励经济成长，或者可能是榨取式的，将变成经济成长的阻碍。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援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会阻碍甚至禁止经济成长，这种国家将衰亡。但这意味制度的选择——亦即制度的政治学——是我们探索国家成功和失败原因的核心。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的政治带来促进经济成长的广纳式制度，而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阻碍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 创造能促进富裕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不是每个公民、每个政治人物、甚至每个剥削人民的独裁者，都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富裕吗？  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过刚果王国。虽然这个王国17世纪灭亡了，1960年从比利时殖民统治独立的现代国家仍以它命名。独立后的刚果在1965年到1997年由蒙博托统治期间，经历几乎未间断的经济衰退和贫穷加深。蒙博托被卡比拉推翻后，衰退仍然持续。蒙博托创造一套高度榨取式的经济制度，人民变得日渐贫穷，但蒙博托和身边的菁英（人称“大蔬菜”的一群人）却变得极其富有。蒙博托在自己的出生地刚果北部的毕多来建立一座宫殿，有一个机场大到足以降落超音速协和号喷气式客机，是他经常向法国航空公司租来到欧洲旅游用的。在欧洲，他购买城堡并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地产。 如果蒙博托建立能增加刚果人财富、而非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可以买一架协和号、而非只是租用，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甚至拥有更大、更强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贫穷儿童被迫开采钴矿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必然引发争议和冲突，不同的制度会在国家的富裕程度、财富的分配，以及谁拥有权力上造成不同的结果。制度促进的经济成长会同时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国家繁荣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已明显呈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动力、运输和纺织生产上一连串突破性的科技变革。虽然机械化带来总收入的突飞猛进，最后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但当时曾遭到许多人激烈反对。那不是因为无知和短视，刚好相反，反对经济成长本身有一套很不辛地前后一致的逻辑。经济成长和科技改变伴随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它们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产业从旧产业吸走资源，新公司抢走旧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让老旧的技术和机器变得过时。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它立基其上的广纳式制度，在政治竞技场和在经济市场都创造出输家和赢家。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往往是反对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由贵族和传统菁英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拥有土地，或因为君主赐与的独占权与设置的进入障碍而享有的交易特权。如同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所描述的，工业、工厂与城镇的扩散把资源从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并提高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的工资。这些菁英也眼看新企业家和商人崛起，侵蚀他们的交易特权。整体来说，他们是工业化中很明显的经济输家。都市化和具有社会意识的中产与劳工阶级兴起，也挑战地主贵族的政治独占权。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扩散，贵族不只是经济输家，他们也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拥有的政治权力可能随之丧失。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手工技术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反对工业普及。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暴动并破坏他们认为应该为抢走他们生计负责的机器。他们是卢德派人士，这个词今日已变成抗拒科技变革的同义词。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飞梭，是纺织机械化第一次重大进步之一，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珍妮纺纱机是另一项改善纺织的革命性发明，它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也遭到类似的待遇。  在现实中，工匠反对工业化的成效远低于地主和菁英。卢德派人士没有地主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影响政治结果、对抗其他群体愿望的能力。在英国，工业化大步迈进，无视于卢德派人士的反对，因为贵族虽然反对，声浪却很小。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从特定群体的成功或失败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教训：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争夺稀有资源、收益和权力的冲突，转变成对游戏规则、经济制度（这会决定经济活动，以及谁可以从中获利）的冲突。当冲突产生时，各方的愿望无法同时满足，有些人将被打败和受挫，另一些人将成功获得他们想要的收益。这种冲突的赢家是谁，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有根本的影响；如果反对成长的群体是赢家，他们就能成功阻挡经济成长，经济将陷于停滞。 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不见得愿意建立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任何社会确实都有创造更集权化政府体制的诱因，尤其是从未有过这种集权化的国家。 例如，在索马里如果一个宗族建立起能在全国执行法令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可能带来经济利益，并使这个宗族更富裕。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政治集权化的主要阻碍是某种形式的害怕改变：任何宗族、群体或政治人物若尝试集中国家的权力，也会把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而这可能触怒其他宗族、群体和个人，因为他们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变成政治输家。缺乏政治集权不只意味在大部分领土缺乏治安，也代表有许多参与者有足够的权力阻止或破坏事情，而担心这些人的反对和暴力行动往往会让潜在的集权者裹足不前。政治集权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权力比其他群体大到能建立政府时才会发生。在索马里，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没有一个宗族能强加意志在其他宗族头上，因此缺乏政治集权的状况持续着。 刚果长期的痛 我们已讨论过，刚果王国是由位于姆班扎（后改名圣萨尔瓦多）的国王所统治，而远离首都的地区则由菁英所统治，他们扮演王国不同地区的总督角色。这些菁英的财富来自环绕姆班扎（圣萨尔瓦多）的奴隶市场，以及向王国其他地区课税。奴隶是经济的核心，菁英利用奴隶来耕种农场土地，海岸地区的欧洲人也使用奴隶。课税由统治者任意决定，甚至有一项税是每次国王的贝雷帽掉下来就向人民课征。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刚果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公共服务很少，连基本服务如安全的财产权或治安也付诸厥如，反而政府本身人民财产与人权的最大威胁。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此外，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虽然葡萄牙人引进文字后菁英阶级很快便能识字书写，但国王并未尝试让识字普及到广大的人口。 尽管如此，虽然“悲惨的贫穷”十分普遍，刚果的榨取式制度却有自己的完美逻辑：这套制度让少数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极度富有。在16世纪，刚果国王和贵族有能力进口欧洲奢侈品，过着仆役和奴隶围绕四周的生活。 刚果社会的经济制度源自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追根究底是源自政治制度的特性。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虽然叛乱的威胁真的存在，但那不足以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刚果的政治制度极为专制，国王和菁英几乎不受任何节制，而人民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刚果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受节制且广泛分配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呈现鲜明对比。刚果的专制制度靠军队来维系，在17世纪中叶，国王有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其核心是五百名配备毛瑟枪的士兵，这在当时是一支可畏的武力。为什么国王和贵族急于采用欧洲的火器也很容易理解了。 这套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即使是创造短期成长的诱因也很有限。改革经济制度以提升个人财产权可以让整体刚果社会变得富裕，但菁英不太可能从普遍的富裕获益。第一，这种改革将因为减少奴隶贸易和奴隶农场带给菁英的获利，而让他们变成经济输家。第二，这种改革只有在国王和菁英的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下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如果国王继续指挥他的五百名毛瑟枪兵，谁会相信废除奴隶制度的宣告？如何才能确保国王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改变政治制度，人民取得一些制衡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对课税或毛瑟枪兵该做什么拥有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国王和菁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会不会被人民列为优先要务就大有疑问了。因此能为社会创造更佳经济制度的改变，势必让国王和贵族同时变成政治输家和经济输家。 五百年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交互影响，对了解今日现代刚果依旧陷于悲惨的贫穷仍然很有帮助。欧洲统治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以及19世纪末在“瓜分非洲”时期欧洲势力更深入刚果河盆地，导致人身与财产权的安全更加饱受威胁，超过刚果被殖民前的时期。此外，新统治者复制了榨取式制度与专制政治模式，由少数人掌握权力与财富，牺牲广大人民，只不过现在的统治者变成了比利时殖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波德国王。 刚果在1960年独立时，同意模式的经济制度、诱因和表现又一次自我复制。刚果的这些榨取式经济制度再度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情况还更加恶化，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制造出的这个国家组织（刚果）是由前殖民时期的许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所组成，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从金沙萨统治）却难以掌管这些地区。虽然蒙博托总统利用政府来为自己和亲信牟利——例如在1973年通过国有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人的经济资产——但他掌管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集权的政府，对刚果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质管辖权，且在1960年代必须请求外国协助来阻止卡谭加省和卡赛省的分离。缺少政治集权几乎达到政府全面崩溃的程度，这是刚果与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共同的特性。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菁英也未利用手上的权力来建立政治集权的政府，因为这么做将和促进经济成长一样，招致反对和政治挑战的问题。此外，和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同，敌对群体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而产生的内斗，摧毁了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政治集权倾向。 刚果王国和较近期的刚果历史，生动地展现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政治制度，而且通过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经济诱因和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它也显示专制政治与牺牲多数人利益、赋予少数人权力及财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