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3 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Mar． ，2011 第 40 卷 第 2 期 Journal of Shaanxi No
rmal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40
No． 2■新闻传播学研究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朱清河(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
62;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200433)摘 要: 人是文化的创造物，无论他身处何境都难以摆脱化育己身的文化规制。携带异质文化的人
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容易以文化中心主义、民族优越论之姿态彼此“矮化”、“妖魔化”对方。欲从“非我族类，即为异端”思维定式中尽快解脱出
来，现代人应该学会总结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持中守庸、和而不同、随乡入俗等交际思想与智慧，将其运用到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去，如此，人类生
活的世界就会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越来越变得友善与和谐。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持中守庸; 和而不同; 随乡入俗中
图分类号: G04;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4283( 2011) 02 －0143 －09 收稿日
期: 2010 －12 －10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XJC860004)作者简介: 朱清河，男，河南叶县人
，新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新世纪以降，伴随着网络媒体传播活动的无远
弗届与无疆不破，整个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更是日益成为当代人的基本生活样态与生存手段之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
心课题就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睿智地汇聚人类智慧，搭建沟通的桥梁，进而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近年来，随着欧美部分主流价值观
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进时的水土不服，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警惕与诟病，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开始
把寻觅破解跨文化传播迷局与困境( predicament) 之良方的目光投向东方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1998 年 1 月，世界
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 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这是世界知
识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全球文化界提醒西方社会“吸取孔子的智慧”，正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在跨文化传播时代世界文化发
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所以，站在人类文化和跨文化传播发展需要的高度来看，我们更应该把中华文化精神与宝贵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然而，吊诡的
是，此方面研究在国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切，从中国学术期刊遍寻到的有关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论文不过区区 20 来篇，且选
题多是《跨文化视野中的我国传统节日 变 迁》［2］、《林 语 堂 中 国 文 化 观 的 建 构 与 超越———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3］等微观层面的具象耙梳 ，高水准的宏观与中观研究成果几近阙如，此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国人尤其中国知识界的深刻
反思与高度关注。笔者此文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思想智慧关照跨文化传播问题，就是针对当前国内此方面研究不足的一种弥补，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各界学者同仁的共同研究兴趣，为全球跨文化传播的健康、合理、稳定、顺利实践，提供中国文化智力支持与中国“元素”襄助。一、“和而
不同”: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密度与强度，伴随着其物质与精神双向交往需求驱动而渐成加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工业革命后，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中，这种态势越发不可逆转。五百多年前，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把东西半球第一次联结在一起，使人类交往史第一次
蕴含了全球跨文化传播的意味。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巨浪裹挟下，世界真正进入了“全球跨文化传播”时代。依借媒介技术的突进，各大洲、各民
族现今都处在一个紧密联系、彼此相依的文化互动之中，大家都试图“通过交流、融合、互渗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
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过节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4］
。然而，现实的发展却不那么令人乐观，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纷至沓来、轰轰烈烈，既没有带来世界“文化兄弟”们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相安而
居、相扶而行”［5］，更没有带来文化中人( people － in － Culture) 的“心有灵犀，相聚甚欢”。那么，究竟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这文化中人在文化之间“跨”而不“通”、 “通”而不“共”( 共享) 呢? 强烈民族( 文化) 中心主义当属最核心阻障因
子。随着世界各地民族冲突问题的日益突出，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已成为人们越来越警惕与关切的社会问题。由于受
大众传媒宣传报道的影响，一提到种族中心主义，一般人脑际涌现出的不是南非的种族隔离、美国白人对黑人歧视，就是“二战”德国、日本、意大
利的法西斯主义，并对之仇恨有加。其实，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种族中心主义 ( 消极的) 一面，而不是事实的全部。美国社会学家威廉 ·
格 哈 姆 · 苏 默 ( William Graham Summer) ( 1940) 对这一概念曾作过详细的解释，认为它是指某
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 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
隔离开来。［6］108民族中心主义，常常是从属于某种民族与文化的人难以摆脱的下意识心理倾向。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民族的价值
观、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要比其他民族的更加合情、道义、理性、正确。从心理学角度讲，就是对本民族文化持宽容、认同、嘉许的态
度，而对其他民族文化则持怀疑、躲避、排拒的倾向。事实上，世界上无论何国、何族、何种文化部群，也无论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都常常有意识
和无意识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古希腊人把非希腊人都称为“barbaros”，本意是“外国人”，但这个词很快就具有了文化价
值判断的意味，带有“野蛮”的贬义，而原因仅仅是非希腊人不会讲希腊语。［7］72同样在古老的中原大地，春秋以后，华夏文化慢慢形成了东
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观念; 在儒家经典里，经常贬斥中国四边的文明水平很低，充满了民族优越论和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民族中心主义有积
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学者贾玉新认为，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同本民族的文化保持一致，避免不同的文化同化本民族文化，进而有
效地保护本民族文化，并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文化信仰”，［8］对本国文化一定程度的优越感是有利于抵制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保护和推动本国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6］110－111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跨文化传播中对待异己文化的态度上。在跨文化传播中，民族
中心主义常易演化为两个极端: 强国或强大民族往往会认为其他民族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试图以本民族的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这种情况下
的民族中心主义就演变为文化霸权主义; 而相对较弱的民族在国门打开之初，处于自尊及谨慎的原因对外国文化普遍持排斥态度，这种排斥心态的
极端表现就是文化自闭( 割据) 主义。两种文化差异越大，这种相互排拒心态就越彰明。文化霸权主义者，鄙视一切 “他者”文化，把自身文
化视作普适性标准，强力( 甚至武力) 四处兜售; 文化自闭主义者视一切外来文化为“异端邪说”拒之千里，不惜以身殉道地去维护 “纯而
又纯”的本土文化。其实，文化自闭主义也是一种变相的文化霸权主义，他们也是要用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来统摄别人、强制别人，只不过他们所能及
的范围很小。民族中心主义心态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文化冲突和传播距离，文化冲突和传播距离常常会导致跨文化传播的无功而
返。为消减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自闭主义等对跨文化传播的宰制，世界各国人民都曾为此做出并正在做出不懈的探索，但至今仍未找到恰当妥贴的应
对智慧。在此，人们不妨把寻觅的脚步踏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就会很快发现，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观念不啻为消解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自闭
主义、推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不断深化的一剂“灵丹妙药”( panacea) 。“君 子 和 而 不 同，小 人 同 而 不和。”《论
语·子路》流传 2 500 年的孔子的话，告知今人这样一个道理: 要想做一个有见地的君子，就既要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又能够用自
己的正确意见去影响、感化、纠正他人的错误观念，与其搞好团结，而不是附和与盲从，只有小人才会只附和盲从，而不肯坦诚，也不能从别人的不
同意见中汲取裨益，同人家真正搞好团结。尽管，这里孔子的 “和而不同”，所指偏向于处理人际关系时一种态度与道德境界，但当我们把它移植
到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时，我们会发现，它对当下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启迪意义，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嫌，更是善莫大焉。它让我们认识到: 真正的
跨文化传播不是没有文化交锋与思想碰撞的一团和气，也不是“非我族类，皆为异端”的当头痛击，而是通过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交流、对话、切磋、
讨论，从而达到文化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利。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和”与“同”作为不同内涵的两个对立哲学范畴，
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来的。《国语·郑语》云: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9］285。史伯认为“百物”都是“土与金、木、水、火杂
”而生成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不同的“他”物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和合演化而来的，所以“和”是世间万物形成、生长
、发展的根本法则。“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他对“和”与“同”的涵义作了明确的阐析: 这就是说，
“和”是指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矛盾诸方面的平衡，亦即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只有以‘他”来裨补、和合“他的他”，即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
事物聚集、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相反，“同”则是指无差别的同一。“以同裨同”是把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简单地重复，只有量的增加
而没有质的变化，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世界也就“尽乃弃矣”。这就是所谓“声一无听，物 ( 色) 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9
］286。五声和谐才能成为好听的音乐，单调的一种声音就不好听; 同样道理，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一种味道势必倒人的胃口，只有一种东西
就无从比较好坏。没有多样性的绝对同一只能使这个世界“不继”，即停止了发展的生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个朴素的但也是相当深刻
的哲学命题。它反映了客观现实世界事物产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即宇宙万物都是由相反的事物组成的，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才构成
了这个不断发展着的丰富、生动的世界。同时，它也以相当简洁、准确的语言，揭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同一观，指出“和”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与多
样性，强调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同一性，而“同”则是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同一，简单重复，绝对等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包含着差异、矛
盾、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物，不同事物、相反方面的存在及其碰撞、激荡、和合演化才构成了无限丰富多样、永恒发展着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和而
不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与状态。在约 3 000 年前，中国文化就有如此明晰的“和同之辨”，说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和” “同”的
辩证思维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人们仅对“和”境界的追究，就是一个萦绕不逝、历久弥坚的哲学命题。儒家、道家都有涉此的论述。《
周易》中有“保合太和”。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老子强调“合异以为同”。惠施宣扬“汜爱万物，天地一体”。《春秋繁露》
中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中国的先哲首先从观察阴阳交合、五行生克产生万物中认识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的道理，形成了重“和”的辩证宇宙观。他们不仅重视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尤其重视“和而不同”的原则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时的重要性，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既包括家庭“和睦”、邻里 “和顺”、国人“和敬”等内容，更应该包括
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睦邻友邦”。因为实现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和谐”，国家才会真正保持住社会的长 期、稳 定、健
康 发 展。这 一 切 表 明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及精髓所在，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今天构建跨文化传播的美好愿景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这种“和而不同”、 “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远播寰宇，对千百万华人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产生了
重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之当下，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日益紧迫地摆在全人类面前。20 世纪末，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者美国人赛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主要根源已经不再是经济
和意识形态，而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上，并断言，在可见的未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也就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
界的冲突。为此，他还站在维护西方文化霸权的立场上，为美国设计这样的应对战略: 团结欧美西方文明世界，加强同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抑制
伊斯兰和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等。［10］笔者认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 “文
明冲突论”显然有违时代进步主调。众所周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对抗和冲突，而且也有相互交流、协调、互动、融合与共生。从世界
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借鉴融合始终是主流，对抗、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不同文明是在既冲突又
融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发展共进的。亨廷顿显然夸大了文明冲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文化交流融合这一面视而不见，更不理解“
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因此得出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这可能与西方人的那种重分不重合、求同不善和的思维方式有关。“‘全球
化’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全球化时代全世界
所有的语言都消失，只剩下英语; 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只剩下西方文化; 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地被同化，多元的
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11］文化的多样性与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
文化宝库”，能够“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革新”［12］16。 “文明冲突”论与“和而不同”论作为当今世界上两种最有影响的
文明关系理论，充满睿智与理性的现代人对其作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并不为难，难的是如何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文化的差异“贵在兼容、互补且点
缀世界文明”［13］。用对话代替冲突，以尊重置换攻讦，取“和”而去“同”，推动各种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以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文明格局形成希望所在。“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交往和对话
，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从‘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
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进展，这正是‘和’的作用。”［14］5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表现在不同文化和
不同民族之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冲突的未来走向将是人类共识领域逐渐扩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逐渐减少，在全球化背景下演变为相互
共存的多元文化体系。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今天看来，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它是医治文化
霸权主义与文化自闭主义的一剂良方，它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它应成为多元文化共处的终极原则与价值追求。二、“持
中守庸”: 跨文化传播的普世伦理跨文化态度是人在跨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处理本、异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合理的跨文化态度应遵循跨文化
传播的伦理原则，使跨文化交往顺畅而有成效。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挑战的背景中，采取合理的跨文化态度特别重要。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持
中守庸”的“中庸”思想，应可成为世间跨文化传播的核心伦理原则。“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
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15］5 换句话说，缺乏跨文化传播，任何文化的发展与繁盛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甚至或有日渐凋蔽、被逐出世界文化谱系之虞。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出于它能不断地处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跨文
化传播之中。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后者传人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 近代中国文化又不断
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正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进行着综合性创造。再往深处探究，中华民族之
所以在世界文化之苑中，拥有属于如此的宏阔舞台与华彩乐章，除了上文提到的自身所拥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韬略与思想智慧因素外，更应该归
因于它的 “持中守庸”的“中庸”之道。如何体认与把握“中庸”精髓古为今用，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的现实问题，可以为当前跨文化传播提供思想资源、价值范导与伦理向导。在一般人的眼里，“平庸”者是平常、普通和不出众的代名词，好像既缺
乏锐利的棱角，也没有木秀于林的傲气，所以人们曾对中庸之道也就多有微词。一提中庸好像就俗不可耐，令人生厌。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对“中庸
”没有好感，皆拜对其望文生义、积习化、浅表化理解所赐，这需要我们对“中庸”不断做出必要的、全面的、深刻的、与时俱进的认识。那么原典
意义上的“中庸”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中庸”思想，源于上古时期的尚中与尚和思想，最早为孔子所倡导。《易经》中说: “日中而斜，月圆
而缺。” 子华说: “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孔子说: “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东方朔说: “智者处世，无不尚中。
”宋代程颐解释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不断地进行总结、反思和充实， “
中庸”思想早已融入我国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综合历代先贤的生发、探索与阐释，我们不难理解:
“中”就是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及不过，不内不外，公平公正，持中可遍览天下，持中可统摄全局，让人处于可进可退、可方可圆之
佳境，时时处处均可做到通权达变，攻守自如。“庸”就是居常不偏，居平不斜，中正平和，左右逢源，恰到好处。“中庸思想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而且是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道德作为衡量标准的。”［16］正因为此，中庸才被历代智者奉为天之正道，天之定理，成为人
们做人处世必须遵循和把握的最佳价值标尺与品行操守; 也正因为此，“持中守庸”才有了可被视作跨文化传播的道德伦理的必要条件，并成为“
和而不同”交际观得以贯彻的手段。孔子是“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中庸” 思想的核心要义是: 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17］也
就是手持两端，持中守庸，不偏不倚，选择正确的道路。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关
于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蕴藉，学者杨庆中曾做过深入分析与精当描述。他认为，孔子中庸之道分四个向导与层次，即所谓“尚中”、“时中”、
“中正”、“中和”，其内部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 “尚中”表征 “无过无不及”，是中庸的逻辑起点; “时中”讲究“无可无不可”，是中
庸的内在本质; “中正”仰赖的是 “礼义”，是中庸的规范准则; “中和”，追求的是天人和谐之美，是中庸的理想目标，是孔子对传统“尚
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18］儒家经典《礼记》有一篇文章叫《礼运》，里面有一段是孔子讲的关于“大同社
会”的话，所谓“大同”社会就是儒家和谐完美的理想社会。从跨文化角度说也就是各种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 “‘大同’社会”。
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 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持中守庸，恪守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但中庸之道常被人误解，以
为是折中调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推行文化相对主义，凡文化中物不论良莠，不管糟菁，一律等同处之。实际上中庸是要求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时，对待各种民族文化“不因似己而厚之，不因异己而恶之”，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对各色文化的接近度、亲近
度、礼遇度、亲疏度、收纳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在跨文化传播时代，作为一个文化中人，要处理各种文化的差异、分
歧、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 “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好分寸。假如事事处处要么以我为是、唯我独尊，要么自暴自弃、自我贬低，态度绝对化，
行为极端化，一味任性妄为; 或者不是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优越论，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东方主义、后
殖民主义等漫天恣肆，就是文化自闭主义、文化割据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媚外主义、小国寡民意识等四处漫溢。前者会妨碍自己认清其他民族
的优点和自身的弱点，因而不能向外部世界虚心学习，进而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更有甚者，最终导致对其他民族的敌视甚至战争; 后者会
“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自惭形秽，迷失自我，少思进取，难免陷入 “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自毁前程”的文化窒息境地。以上两
种情势，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持中守庸”应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在跨文化传播中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对待各种文化态度的度是很不容易的，这要求至少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承认各种文明、各色文化互不相同，各有特色，
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第二，要仁爱、宽容、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现“双赢”。“双赢” 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
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近年来，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杜维明
、刘述先、成中英等都在谈论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问题。他们探讨了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及实现儒学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并在行动上积极参与推
动普世伦理。那么，所谓普世伦理或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对于当代或未来世界的“普世伦理”建设可能作出什么贡献? 这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随着中西跨文化传播的加深，全球化呼唤一种新的普世伦理范式以适应当代人新的交往模式。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
中庸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全球普世伦理范式，因为按照有关学者的总结，至少存在以下三种理由: 一、中庸根植于中西古典伦理思
想中，是一种各大文化传统可以共享的伦理资源; 二、中庸具有伦理常识的特性，在中西伦理的不同历史演变中，中庸成为终结伦理偏执的最佳选
择; 三、中庸适应各有传统的伦理互动的需求。在普世伦理的建构中，中庸是道德准则与实践原则的基准。［19］从人类各种思想、文化、价值
观发生、演变的历史看，无论是宗教的追求还是世俗的理想，其实在终极宏观境界上是共通的，即对于真、善、美的共识与诉求。诸如基督教之“天
国”、儒家之“王道乐土”、佛教之“净土”等，都是一重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类应该有一个普世性价值观的。但在中、
微观层面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就出现了价值观与风俗礼仪的较大分歧。从佛教的原苦，到儒家的原善，再到道家的原虚，从基督教的
礼拜，到伊斯兰的斋戒，再到道教的扶乩画符、儒家的拜天祭祖，彼此之间真可谓或“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嗤之以鼻、水火不容。从这个意义上
说，价值观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存在着国家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全人类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人人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再
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大趋势的推动、影响之下，不同
质文化的相互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互动、价值互补的形势，于是产生了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趋势。一些原本分属于东方或西方的价值
观念，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冲破各自的文化版图和“思想辖地”而日益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识”与“共享”，譬如，原属西方的民主、自由、人
权、法治观念，与原属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等观念，正在成为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持中守庸”，
成为跨文化传播“全球伦理”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三、随乡入俗: 跨文化传播的应急策略尽管，在学术层面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不过半
个世纪，它始于“二战”后的美国。1950 年代，服务于美国国务院外国服务所的人类学教员霍尔 ( E． T． H a11) ，根据学
员的要求，率先将课程的重点从宏观文化知识转向微观文化知识，如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等，向学员传授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沟通的知识。1955 年，霍尔在一篇题为“礼仪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的论文中提出了跨文
化的范式; 1959 年，他出版《无声的语言》一书，使跨文化传播研究自此走向了学科成熟的道路。然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却是由来已久。
不同文化间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个很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互交往，至少已
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它以货物交换、跨国旅行、民族战争、宗教传扬等形式，呈现了斑斓多彩、喜忧参半的跨文化传播历史景观。尤其在拥有浩瀚领
土的古老中国，多样的民族构成，多元的文化脉系，使得每一次社会冲突、转型、巨变与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中华各民族跨文化的冲突、互谅、求同存
异、认同融合等，并最终融入到“华夏文明”、“天朝上国”的文化疆土中来。古老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激荡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此起彼
伏，也使中国文化最早在跨文化传播活动汹涌澎湃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渐渐孕育出了“入乡随俗”( “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入乡
随乡”) 的跨文化处事品格与交际智慧。从现存史料看，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随乡入俗” 思想，至少在春秋末年的老子的“入其俗，从其令”
的警言中就已展露出跨文化传播智慧的端倪。两汉以后，经过佛教的助推，这种“随乡入俗”跨文化交际观已渐成蔚为大观之势。《六度集经·祼国
经》写到:伯叔二人，各资国货俱之裸乡。叔曰: “夫福厚者衣食自然; 薄佑者展乎筋力。今彼裸乡，无佛无法无沙门众，可谓无人之土矣。而
吾等往，俯仰取其意岂不难哉。入国随俗，进退寻仪。柔心言逊，匿明扬愚大士之虑也。”伯曰:“礼不可亏，德不可退。岂可裸形毁吾旧仪乎?”
叔曰: “先圣影则陨身不陨行戒之常也。内金表铜，释仪从时。初讥后叹，权道之大矣。遂俱之彼。”伯曰: “尔今先入观其得失，遣使告诚。
”叔曰敬诺。旬日之间使返告伯曰: “必从俗仪。”伯勃然曰: “释人从畜。岂君子行乎。叔为吾不也。”其国俗以月晦十五日夜常为乐，以麻
油膏膏首，白土画身，杂骨璎颈，两石相叩，男女携手，逍遥歌舞。菩萨随之，国人欣叹，王爱民敬宾俟相属。王悉取货十倍雇之。伯车乘入国，言
以严法辄违民心。王忿民慢，夺财挝捶。叔请乃释，俱还本国。送叔者被路，骂伯者聒耳。［20］189《六度集经》是西域高僧康僧会于三国时
期在孙吴境内译出的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故事集，在佛法中具有纲领般的重要意义。汉译成书时间约在 247 年他抵达建业( 今南京) 会见
吴主孙权之后。该书编撰者按其内容分别归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等“六度”之中来组织篇章结构，故
名《六度集经》。上文《裸国经》的故事大意是说，有兄弟俩一起去到裸人国做生意，弟弟认可了当地的礼仪程度，也和当地人一样不穿衣服，每逢
初一十五便用油膏涂脸，用白土在身上画上图案，带着兽骨穿成的饰物唱歌跳舞，国王见这个商人尊重自己国家的风俗，便也很喜欢他，用重金买下
了他的所有货物，而哥哥随后赶来时，却不肯入乡随俗，还把裸人国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统统都训斥了一遍，说他们违背了礼教。这样一来，全国人人
讨厌他，生意自然做得一塌糊涂。2 000 年前的佛教经典中的这个“裸人国”故事，用现代的眼光看，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的案例，该案
例生动展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 入乡随俗) 与失败教训( 入乡不俗) 。一般认为，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
盛。任何一个外来宗教( 文化) 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无可避免地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才能形成最
终的稳定形态。佛教传入中国也无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个阶段。但应该说，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
当佛教传入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无可避免地要适度的当地化( 随乡入俗) 。但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
允许别人随乡入俗与自身善于随乡入俗) ，中华民族比较淡薄、宽容的宗教文化观念，使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
的很多空白。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卷 12《大宁道宽禅师》
上说: “上堂: ‘真空为体，妙有为用。虽然如是，且道入乡随俗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 ‘西天梵语，此土唐言。’”意思是说，大宁道
宽禅师上堂说: 真如佛性之体为体，妙有为用。入乡随俗是什么意思呢? 良久又说: 这就是妙用。比如，佛法的讲述，在西方印度用的是梵语
，而在我们这里，则是用汉语讲的。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只要坚持内在的修行法则，暂时的改变外形，损毁了外在的一些东西，也是允
许的。禅宗所倡导的入乡随俗，圆通应变的处事观，很快与中国文化“入其俗，从其令”的跨文化交际智慧交汇、叠加、放大，随之 “入乡( 国
) 随俗”理念逐步深深嵌入到跨文化交际的路标之上。“天涯节物遮愁眼，旦复随乡便入乡”，宋代诗人范成大《秋雨快晴 静胜堂席》上中的这
句警句，所彰显出的中国文化“随乡入俗”品格是对中国式跨文化传播不断成功的绝佳注解，它使得中国文化一旦溢出中土的疆界，就很快凸显出其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耐性与生命禀赋。人作为让会性的存在，总是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情境之中，并时时处处受到这种文化情境的制约和指
引。换句话说，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为人类所独有。当下，放眼四海，中国人“广泛地散布在全球各地，从东南亚、东亚、整个亚太地区，到欧洲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华人新移民不断涌向世界各地，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21］设若我们不质疑“世界
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句取得世人广泛共识的话的真实性，那么就应该更有理由相信“世界上只要有文化的地方就会有中华文化”。华人的身
影何以活跃在世界各地，中国文化面对异己文化，何以具有如此开疆破土、所向披靡的超凡生存、成长之道? 应该说“随乡入俗”的文化智慧使其
跨文化传播屡试不爽的主要方略之一。中国文化的善于“入其俗，从其令”，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就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生存张力与中国文化圈的不
断扩容。诚如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言:“东亚世界在地理上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今天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这个地区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成分，
与其它历史世界显然不同，称为中国文化圈并不为过”。［22］不过，我们也不能把它看做只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只是说，中国文化表现在
此方面的智慧可能更明显、更坚定、更实效罢了。只需少做历史顾盼就会发现，“随乡入俗”的跨文化交际智慧并非中国所独占，而为世界诸多文化
所“共有”。基督教文明涵化下的西方人对此也有精到的洞见与卓越实践。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了实现其“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天主教神圣信仰
”的目的，于 16 世纪末到中国后，将中国传统文化( 主要是儒家思想) 与基督教的部分教义相结合，学汉字、说汉话、穿儒服，“面对中
国文化，在与其信仰不冲突的前提下，采 取 的 灵 活 的，有 时 甚 至 是 妥 协 和 忍 让 的 方法”［23］。这种“随乡入
俗”态度与策略，使得日后利玛窦的生涯较之他的此前、此后及其同时代的西方同胞，取得了难以企及的跨文化传教的巨大成功。“入其俗，从其令
”观，给当下跨文化传播实践最大的启示是: 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必须适应这一种文化的特殊情形，否则，传播就无法进行。为了增强
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传者应该恪守 “内外有别”原则，应当更多地考虑受者，了解受者，研究受者。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它对信息的注意和理
解是有选择的。文化“他者”因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接收习惯的不同而显现出更大的选择上的差异。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试图以自己固有
的编码、解码信号去影响、感化另一个语境中的译码者，其结果必然造成要么事半功倍，要么得不偿失。当今信息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重大突发性
危机事件抑或日常成就性事件的对外传播中，我们的新闻报道尤其是正面报道、典型报道传统，在国际上普遍缺乏亲和力、竞争力，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 在跨文化新闻传播中，我们有意无意抛弃了祖先留下的“入其俗，从其令”古训，自觉不自觉地作茧自缚于 “舆论一律，内外一致”的“传
播苦旅”之中。此当引起我们的深切反思与高度警醒。当然，“随乡入俗”，只能被视作跨文化传播行下之器、策略之术，它最多可令异( 他者)
文化“开门接客”、“笑脸迎宾”，本( 自家) 文化“四处播撒”、 “遍地开花”; “和而不同”，虽可谓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原则与处世
哲学，有望让本文化“落花结果，果落生根”，有可能实现各种文化的求同存异、和平相处，但若缺乏切中肯綮的方法论引领与伦理规范，最终这种
美好愿景与期许或可成为“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及。因此“随乡入俗“为表，“和而不同”为里，表里只有结合在“持中守庸”之本上，跨文化传
播才能酷似有本之末、有源之水，生生不息、活力永驻; “随乡入俗”与“和而不同”为点，“持中守庸”为线，两点只有被一线所牵，跨文化传
播才能在“合作性的自我解释”和“相互构建过程”中形成“交迭共识”，才能最终实现“一种基于文明多样性与同一性的人性化的全球化”。［2
4］四、结 语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跨文化传播与交际时代，这个时代急切需要集中人类所有文化智慧来破解摆在人们面前、阻遏人们交际的种种阻
障与壁垒。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媚外主义，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①，文化普世( 普遍) 主义与文化( 绝对
) 相对主义②，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自戕( 自我贬损) 主义，种族优越论与种族劣等论……等等，在当下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过滤和思想博
弈的巨大脉动中，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杂交出“出人意料”的跨文化传播新 “迷失”。笔者认为，以“随乡入俗”为器、“持
中守庸”为用、“和而不同”为体，器、用、体三位结合，互为结果，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智慧将能够支撑、承担起叩问这些新“迷失”的文化道义与
理论勇气。1988 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74 位委员一致宣言称 “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 2 500 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
平共处的方案。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中心。”［25］52这种看法属一家之言，虽未免有夸大之
嫌，但至少从某方面可以说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其现代价值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持不同文化见
解的人所认同。当然，我们还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格局的位置与作用，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与把握。以“中庸仁学”形态存在的儒家
文化，只能扮演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 ，它对于人类的和谐稳定、素质的全面提升与永续性发展，将起一种社会解压器
和精神调节器、心灵抚慰器的作用，而不可能包打天下。那种试图“以儒学包打天下”、主张“东风压倒西风”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是一种“同而不
和”、“执偏居端”的思维方式，本身就背离了中国文化“持中守庸”、“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境界。“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合法性应是合于
人的文化创造自由与文化选择自由，合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和文化意义的共同分享，合于人的文化传播无限可循环性的要求，合于文化创造所内
含的超越文化限制的精神。”［26］在跨文化传播日益浸寓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当下，作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涵化、哺育、庇佑下的我们
，更有必要、有责任对其思想菁华与精神智慧进行不断挖掘检视与取精用宏，以期为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间的“合乎文化创造与选择自由”、“合
于文化生态多样性和意义共享”等的跨文化传播与交际活动顺利、高效地开展，提供思想资源与智力支持。当然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能完全照
着过去人的想法，需要我们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司马迁说: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27］109 我们
学习、阐发先贤的思想，就是为了能得到一些智慧的借鉴，以备今日之所需。此方面，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他从“和而不同”观念中申发出的“文化自觉”理论，至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各国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
题，处在弱势地位的文化应该“自觉”，处在强势地位的文化更应该“自觉”。大家应该一道摒弃猜忌，优势互补，打破文化的封闭状态，承担起引
导、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对话、良性互动与和谐共进的责任。［参 考 文 献］［1］董凤基． 推动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J］． 走向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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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Enemies ( 2004) ) 一书令西方主义开始普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及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西方主义则为它的
反向论述。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或文化普世主义的一种反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说，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
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主义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若把文化的相对性推到绝对，只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不承认这种相对性之中
有着绝对性的东西，即稳定的可以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和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传播、交流、转换、共享的东西; 实际上也就是只承认每种文
化的独立性、个性或特殊性，不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共性、普遍性，那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文化绝对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如同一阵风般
飘忽不定，文化间没有任何最起码的“共同语言”，对之没有任何可比性，什么也不能说。对于这种绝对相对主义，有的学者称之为极端文化相对主
义或强文化相对主义。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J］． Foreign Affairs，1993 ( 夏季号) ．王岳川． 全球化语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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