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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多年前，我在临澧特训班当教官，雪雪那时才18岁，是我的学生。一天，我在擦汽车，准备回长沙看母亲，雪雪跑来对我说：'沈教官，我要请假。我父亲病危，来电报催我回去。'我看了电报后点了点头。她见我准备开车走，就问我去哪里。当她知道我也是回长沙时，就高兴地对我说：'沈教官，我搭您的车回去好吗？'这样，我就和她一起回长沙。在路上，我知道了她的母亲已去世，家里只有继母和父亲，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我很同情她的不幸，用汽车直接把她送到家里。进了门，她拉着继母的手哭个不停，我就走到她父亲床前，询问病情。谁知老人家见了我，以为我是雪雪的男朋友，一把拉住我的手，颤巍巍地说：'雪雪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听了她父亲的话，我有点不知所措。但见老人那诚恳的目光，我就点了点头说：'你老放心吧！'回家后，我把这一误会当笑话一样告诉母亲，母亲却很严肃地说：'临终人的嘱托，你既点了头，等于同意了，这是不能违背的。'听了母亲的话，我很高兴。回到临澧后，我特别注意雪雪，发现她不但长得美貌，而且活泼大方，爱唱爱跳，经常在学校表演节目。有一次晚会上，看了她表演的节目后，我立即写了一首诗，向她表示爱慕：'华灯辉耀映花颜，疑是嫦娥下广寒。如此风姿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  沈醉 后来她也回赠我一首诗：'年年憔悴损容颜，谁料心寒梦亦寒。幸列门墙成桃李，满庭红白任君看。'意思是说，父母相继去世，使她憔悴心寒，幸亏成了我的学生；而我的学生很多，可以任我挑看。我将这首诗拿给母亲去看，母亲非常赞赏，夸这首诗写得好，心境开阔，落落大方，定要我把雪雪领给她看看。母亲见雪雪后，更加喜爱她，并对我说：'这孩子很好，长得一副有福的样子。'在母亲的赞许下，我俩就订了婚。20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俩是前世定下的姻缘，今生今世是不会分离的。这次去广州接她，不也说明了这点吗？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我在广州下车后，广州市民政局的人告诉我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说雪雪又去了一封电报，说她生病了，不能按期回来，让我不要去接她。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平地一声巨雷，把我的心都震碎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连忙给雪雪打了个电报，又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已到广州等候，盼她立即启程。在我们原来约定的日子，我就跑到车站去接她，结果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也没见到我的雪雪。我伤心极了，东倒西歪地信步往旅馆走去，几次都差点撞在来往的汽车上。  沈醉与家人 到了旅馆，我蒙头就哭，整天不想吃东西，真的是雪雪病了？还是受到阻力走不了呢？我越想越不安，一连几天我都跑到车站去，希望能接到她。第六天，天下起雨来，我因连日来吃不下睡不着，身体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但一想到雪雪如果来了，没人接她不行，便又咬着牙，冒雨去车站，结果还是扑了个空。我已悲痛得麻木了，在大雨中一步一拐地慢慢走回旅馆。浑身淋得透湿，我也毫无知觉。当晚我才接到雪雪的来信，她说，由于她生病推迟了归期，有关当局得知消息后，派人找她谈了话。她非常担心在大陆外的几个孩子的安全。她还告诉我说，有关当局由于我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出后，香港报纸也转载了，大为恼怒。我在海关工作的二女儿小熊被撤了职。雪雪说，这是'神'的意志，'神'不让她回来，所以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她决定暂时不回来了。天哪！'神'难道这样不公平吗？我过去忠心耿耿为国民党效力，弄得妻离子散，如今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尽力帮助我和家人团聚，使我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台湾方面又何苦这样破坏我的家庭团聚呢？又何苦这样折磨我们呢？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我的眼泪也流个不停，隔着窗户一直滴到天明。我不能怪雪雪失约，做母亲疼爱孩子的心，我是理解的。她一定有比我更为难的地方。可是，我没有雪雪也不行啊！雪雪不回来，老五不能到北京上学，我何时才能有个家呢？  沈醉 回到北京，我就病倒了，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想，没有雪，我还不如死了。我这个曾经在雪雪心目中已经死去的人，何必要再多活呢？弄得我也痛苦，她也难过。 领导和同学们知道我的不幸后，都很关心我，民政局还答应将我的孩子从长沙转到北京来上学。领导的关心，同学们的安慰，使我很感动。我认识到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党和政府如此关心我，改造教育了我十多年，我什么工作都还没有做，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有什么理由如此悲观，如此萎靡不振呢？这件事不正是生活对我的考验，对我的教训吗？不正是说明了国民党的残忍，共产党的伟大吗？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戴笠 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犹如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消融了我心头的冰雪。新的工作、新的环境和强烈的责任感，给予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民政局即通知我们回城，等候分配工作。我既高兴，又有点依依不舍，留恋农村那些纯朴忠厚的人们，留恋农村那诗一般美丽的风景，留恋自己亲手培植的果树和庄稼。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一年的劳动，确实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回城后，北京市民政局李局长和统战部廖部长、贺副部长等，邀请我们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吃饭。廖部长总结了我们一年劳动的成绩，指出了不足之处，希望我们坚定地相信党，不要怀疑、动摇；要搞好团结，处理好群众关系；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克服个人主义，并希望我们不要服老。宴后，廖部长还特意向我问到雪雪是否回来的问题。面对领导殷切的期望、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激不已，但对雪雪是否回来的问题，我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沈醉与友人 雪雪虽然失约未归，但她来信总是表示很想回来，不过，为了孩子们，她现在还不能回来。她转来了在台湾的几个孩子写给我的信，我看了感触很深。 在台湾的四女儿在信上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相信，我们家分离了这么多年，总会有团圆的一天。我天天都在祈求神，保佑这一天早日到来。'这些话出自一个不满18岁的女孩之口，实在是令人又心酸，又感动。 我最小的儿子才14岁。他也工工整整地在信上写道：'爸爸，我们没有一天忘记您．.....'这孩子在离开我的时候，只1岁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如今却会写信了。我不由得老泪纵横，舐犊之情溢满胸怀。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孩子们，是我使他们陷身孤岛，备受凄凉。  沈醉 最使我伤感自责的是二女儿的来信。她说：'我们不愿让妈妈离开香港。因为弟妹都小，还需要我照顾。妈妈在港，我还可以写信去诉诉自己的苦衷，发发牢骚。如果妈妈回大陆，我们几个孤儿心里有苦都无处诉说了．.....'孩子的话像针一样扎疼了我的心。不正是我们这些蒋家王朝的'忠臣'，造成了祖国的分裂，造成了骨肉分离吗？既害自己，又害子孙，这妻离子散的苦痛理应由我来承受，我不能夺走孩子们这唯一的一点可怜的寄慰。我只有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为祖国的统一多做工作，来赎自己过去的罪过，把祖国的统一和家庭的团聚统一起来。现在，我不再强求雪雪回来了。我只求工作固定下来后，把在长沙的小女儿接到北京，把她抚养成人。 不久，我与留京劳动的几个人都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和杜聿明、溥仪在一起。这个职务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当专员每月100元工资，国内物价又低，这真不算少了，完全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安排第一批特赦人员的工作时，我们第二批特赦的人员也在场，我很羡慕杜聿明他们能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也得到了这种优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  沈醉前妻栗燕平 工作安排后，罗历戎等家在北京的人都回家去住，有的人结了婚，而我和李以助等眷属在海外的人，仍住崇内旅馆，每天1元钱的伙食费，可以吃上四菜一汤，生活可以说是很不错了。然而，我这个人家庭观念很强，总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领导上原是有意安排我的女儿转来北京的，于是，我打了个报告，想早日促成此事。当时北京正在压缩人口，我很担心女儿来北京有困难。没想到报告送上去不久，政府就批准了，并分配给我一套三间带卫生设备的住房。  孩子在长沙参加升学考试被录取后，就被安排到北京女六中上高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每当我做好饭，看到孩子坐在对面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快乐。有时我为想念雪雪而烦恼时，孩子几句嫩声娇气、略带责备口吻的劝慰，就会使我心头的烦闷全都消散。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是平静而快乐的。每到假日，我总爱带着孩子骑车到北京的名胜地去玩：去颐和园划船，去香山爬'鬼见愁'，去八达岭游览长城，有时来回 100多里路程，我也毫不在乎。看到孩子天真、活泼，我好像年轻了许多。 1962年的中秋节来到了，政协机关邀请我们和在京的政协委员及其家属，到政协礼堂楼顶的露天平台上参加赏月晚会。明月当空，一个个小圆桌上摆着水果、月饼等食品，人们一边赏月，一边观看东方歌舞团的表演，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我领着孩子坐在圆桌边，望着玉盘般的皓月，欣赏着精彩的节目，感慨万千。孩子第一次见到这种场而，笑得很开心。突然，有人站起来，有人向后望去，原来是周恩来总理、陈副总理和邓颖超来了。总理频频招手，微笑着请站起来的人们坐下。他和陈副总理走到前面，把两个七八岁的儿童抱在怀里，就坐下来看演出。邓大姐正好坐在我女儿旁边，她拉着孩子的手问长问短，并从桌上拿了一个苹果递到孩子手里。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这种和蔼可亲的举动，我很感动。我觉得我的这个小女儿能生活在新中国，确实要比她在台湾的几个姐姐幸福得多。此时此刻，我心里又是感激，又是难过自责。中秋之夜，我那远在天边的雪雪和在台湾的几个儿女，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 白从特赦后，这种自责与感激的心情，常常在我心中交错出现。  有一次，中国新闻社在民族饭店举行宴会，邀请我参加。会上，我见到了政协常委刘芦隐先生。刘芦隐先生曾是胡汉民先生领导的'新国民党'的成员，是胡汉民先生最得力的助手。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排除异已往往是不择手段的。 那是1937年初，蒋介石因抓不到胡汉民先生，就决定逮捕刘芦隐先生，将他置于死地。当刘芦隐先生从广州到上海时，戴笠就让我绑架他，把他押往南京，秘密处死。记得那天正下小雪，我带着几个特务驾着一辆汽车到处找刘芦隐先生在上海的关系。后来，我发现刘先生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当路附近。我正开着车向西走去，突然发现刘先生和他夫人乘一辆墨绿色的轿车从对面驶来。我立即调转车头，紧紧跟在后面。因为他的车子比较新，跑得快，我们没有跟上，只记住了他的汽车号码。当晚，我便开着汽车到处乱找，结果在三马路扬子饭店发现了他的汽车。我们守了半夜，才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一道从旅馆里走出来。我原打算利用他的汽车将他绑走，只因他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惊动了附近的英国巡捕，才由秘密逮捕变成公开逮捕，结果一同到了英租界老闸捕房。以后我们利用杨永泰在武汉被刺事件，硬把这一罪名加在刘先生身上，将他引渡到武汉归案。由于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戴笠大发脾气，因为公开逮捕，就不便随意杀掉他了。 看到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我感慨万端，连忙走上前去，向他道歉。老人慷慨地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刘先生和我倾谈了近两个小时，新闻社的同志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分别时，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这只有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咱们才会有今天哪。'是啊！如果不是共产党对我的改造和教育，我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的，而过去的仇人也决不会与我握手言欢的。  沈醉与家人 1962年，我所写的《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一文，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上刊登了。李宗仁先生从美国回来后，看到这篇文章很诧异，便叫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到史家胡同他的住宅去见他。李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并留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 原来在1948年11月间，我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突然接到毛人凤给我的一份'立即赴南京，另有重用'的急电。我于第三天由昆明飞抵上海，即转乘火车去南京。毛人凤派当时的总务处长成希超到车站接我，一直把我送到军统招待美国人的'诚庐'招待所。我感到很奇怪，问成希超是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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