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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1943)春，我第二次赴金华，这一次可轻松多了，原因是已得到李士群的同意，辞去伪“四省总部”副总指挥的职务，前去办交代。至于由谁来接替，也就不去管它了。 回杭州，搭便车，车主人是“东南贸易公司”总经理孙时林先生。为什么称他为“先生”，因为后来他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东南贸易公司”是伪“四省行营”运用下的商业机构，专事与“战区”进行物资交流。所谓“物资交流”，实际上就是敌对双方互通有无。这虽是一种非正常的怪现象，但的确有那么一回事。此中花样很多，学问也很大，笔者不懂，所以写不出来。 孙时林先生同时也是“上海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他奔波于沪、杭、金华之间，为的就是做这号买卖。 “上海实业银行”的背景也是李士群。李在上海有两家银行：“江苏省银行”是官办，隶属于伪江苏省政府，由李士群的妻侄叶耀先主其事。“上海实业银行”则不同，完全是私人资本，聘孙时林当总经理。 孙时林，江苏松江人，之江大学毕业，老老实实，看外表并无奸相，举止间也没有丝毫市侩气。像这样纯洁的人，怎么会和李士群结成一伙？长途无聊，难免不搭讪几句，话说多了，再注人一点儿感情，很容易口无遮拦，他说：“这种营生，我们干不来，无论站在哪方面。运气好，可以升官发财，倒上霉，走私、资敌的罪名加在头上，连性命都会送掉。所以我不想干下去了。”这就是他对于经营“物资交流”的个人感受,也为这种事情添了一个新的批注。 一路之上，我们谈了许许多多，我对他并无敌意，因为看得出来、听得出来，他不是意存奸诈、翻脸无情、倒打一耙的人。从此我们都留下好印象，到后来结为好朋友。 我回到杭州之后，连“政治保卫学校”的教育长职务也辞掉了。这是因为李士群接纳了我的意见，与其充当一个固定的角色协助他，不如以“客卿”或“清客”的姿态，在多方面为他出主意、划道儿。这样，对他有帮助，对我当然也有好处。 我明白，由于我们的基本利害关系并不一致，又没有一点点历史渊源，强行捏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有缝隙的。因而他绝不会对我“推心置腹”，也不可能“言听计从”。至于怎样才能做得恰到好处，那就要看我的适应能力了。 为了坚定李士群对我的信任，记得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我如果只希望在你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找个机会捞一笔，那就太没有出息了。今天，我所企望的是大家一起闯天下，造一个有可能造成的新局面，那才有点儿意思。” 我又面对叶吉卿说：“李太太也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这么做。” 我再进一步表白说：“以我而论，回重庆将一无是处，有道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参加'和运’？因河内一案之故，将永无抬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跟你李先生闯天下，又将何去何从？” 我自己认为扮得很像，颇有说服力，又兼叶吉卿在一旁敲边鼓，从此以后，李士群对我的确是另眼相看了。最显著的是随时可以见到他，且无须通报，而每逢他在上海的时候，一定找我密谈一番，谈话所涉及的范围扩大了，有避讳的言词也不需刻意检点了。 不过，我知道，他对我仍然多有保留。说起李的私生活，也非常单调，从来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桃色新闻，酒也很少喝，既无运动，也不看书，除了忙于京、苏、泸三地到处跑之外，都是些推不掉的应酬。 如果他回到上海能有半日闲的话，那就是约几个搭子在家里打麻将了。虽然输赢很大，在他来说，自然还是消遣。陪他打牌的，有唐老四（生明)、夏仲明（伪警政部次长，也是李的日文翻译）。这两个人居于部属与朋友之间，主要的还是因为可靠。外面凑上来的，情愿输几个钱，为的是“走门路、卖交情、保身家”的有潘三省、尤菊荪之流。 李妻叶吉卿的伴随者则有唐生明的太太徐来，以及徐来的女秘书（名为秘书，实际上是妾身未明的张素贞)等。叶吉卿偶尔也打牌，陪她的另有一群帮闲的三姑六婆。到后来才发觉，在众多的三姑六婆中，有妖魔也有巾帼。那么，不知者不怪罪，请暗中协助抗战的巾帼英雄们，恕我出言无状。 徐来(1909-1973)，中国早期影星，唐生明之妻。在唐卧底汪伪期间，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陈公博情妇莫国康等混得很熟，通过牌局、饭局得到汪伪核心层不少重要情报。 前面说过，李士群的应酬多，而多半都是晚上的饭局。碰巧他在打牌，我也正好在他家的时候，他就让我替他打几圈，等他回来再接着打下去。有几次，他赢了，不是全部都给我，就是分一部分给我，作为“吃红”。每一次的数目都不少，不过一律全是支票。支票在我手上无法花用，只好去找“上海实业银行”的孙时林兄代我调现。一次两次太麻烦，他索性为我开了一个户头，以方便支付。 时林兄说：“以后，户头里没有存款也可以透支，小数目尽管用，数目大了事先关照一声就可以了。” 我明白，他们都是有用意的，不着痕迹罢了。我也乐得用来支持我的活动。 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重建与局本部的工作关系。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信心——“军统局”不会不要我。照规定，没有工作关系，所有的活动都是个人行为，错了要罚，有功不赏。只有建立了工作关系，才算纳入正轨。 关于这件事，我思虑已久，绝不能再步我“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兄的后尘。出一点儿差错，以免草率偾事。所以我自持着一项原则，那就是：绝不留痕迹（如写封亲笔信托人带到后方去等）。而接头的对方一定要选择一个“知我者”，这又是为了什么？一句话是“存有私见”，再多的恕我不愿多说。 到后方去为我传达信息的人，我想找的是一位单纯的局外人，他是我的小朋友，从十九年(1930)我们就在一起了。他现在津浦铁路局、浦口工务段当一名小职员，难料的是能否可以请个十天半月的假。我从杭州先把骆成金找来，请他替我跑一趟浦口（南京下关对岸），带着我亲自署名的问候信，去会见这位尹擎宇先生。见到之后，务必请他要到上海来盘桓一两天。我想过了，这种信给人家看到也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事，等到和尹擎宇先生见了面再说。因为我们有交情，估计他会答应。 到后方要找的是我好友毛万里先生，他此刻的职务是“东南办事处”主任，代表局本部处理东南地区所有的各项工作，像我的这种事，就由他主管。同时他还兼任“第三战区”××处长，更有许多方便之处。我和毛万里先生私谊颇深，说一句“法外”的话，我如果被判处死刑，他会想个主意放我一条生路。 照理，干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为什么此中有那么多的“私”？这我只有回答一句“为的是多存一分小心”。 骆成金行前，我嘱咐他说：“万一有人查询，你就实话实说，也可以把我写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这先搁下不谈，要等尹先生到来再作商议。 且说寻找胡永安问明有一批枪托他代为保管的事。 胡永安是好友胡永荃的幼弟，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托他办事完全是寻求帮助性质。 当“上海区”失事以前，有朋友送给我一批手枪，我权宜地私底下接受了，并未上报。这批枪弹交由张作兴兄分作两起存放备用。一批为数约70支的枪，是放在作兴兄经手租赁的地方，出事后不久，就被“七十六号”搜去了；另一批大约不到70支的枪，是由我拜托胡永荃兄租个地方存起来的，前些日子我去找永荃兄，他去香港迄未归来，胡三奶奶说胡永安知道这件事。 待我找到胡永安一问，他大诉其苦道说：“老大去香港的时候，把这批东西交给我找地方藏起来，这可难死人了，我到哪里去找这个地方，所以一直就摆在我家里，天天为这批东西担一分心思。”我知道，这可不是表示一点儿歉意就够了的，总要想个办法补偿他才是，因为这批东西有钱也没有买处。至于他长年累月的精神负担，是无以言报的，只有作为他对全民抗战中的一点个人贡献吧。 我请胡永安暂时再替我保管着，容一点儿时间，好好地想想，应该怎么处理这批东西最安全、最可靠。即使是能花钱租一个地方，搬动起来也是麻烦。 为了这件事，我和永安研商了好久，始终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其实，一动不如一静，摆在他家里比较妥当，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在抗战期间，活动于沦陷区的我方同志，惊扰、连累、殃及、为祸亲友之处，太多太多，多得不胜枚举。如今说什么都无补于事，就在我这部书里多提几笔吧！ 那段时间，我行动上比较方便，不像是还有人在暗中监视的样子，所以我预备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地作一些必要的部署。此中最感难求的就是情报路线了。 每一念及情报的重要性，就会联想到范行。 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神秘性，其二是他独具特色的情报来源，虽然他的行径堪虞，还要看如何运用了。 我两次去静安商场他的那间旧书店，也许是时间不对，店关着，人不在。 到第三天才碰见他。真是奇怪，他总是不修边幅脏兮兮的样子，到底是穷呢，还是装出来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拿给他，里面装着500块钱。这时候币制贬值，此刻的500元比两年前差了一大截。 他把信封捏在手上问道：“这是什么？”我说：“你先用着，以后每个月和从前一样，我总会想办法贴补你的。”诚然，聪敏的人，一点就透，他讶异地问：“你还需要那个？”我点了点 头。他又问：“你要什么？”这倒使我踌躇了，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地恢复工作关系，当然不知道上级的“情报需求”，所以我无法很具体地回答他。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般都可以搜集到的，别的单位都在做，用不着 再多一个我，而我要做的，顶好选择那些别人做不到的，才有味道。这不是好胜，是我的处境与众不同，严格地说，这也是“私”的一种。 于是我回答范行说：“当然是战略性的高级情报。”他说：“好，让我试试看。” 这是我第三次和范行打交道，当然，以后还有许多故事。 李士群自己似乎不应该不知道，至少也应该有所感觉，因为他的处境已经是日益艰危了。可是他不但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事，而且仍然抱持着一分侥幸的乐观。 我既然投注在他身上，自然希望他能够站得住，顶好是比现状更扩大或膨胀一些，这样，我才能在他的遮盖之下做我要做的事。掉转头来说，倘若他垮了下去，我再要另起炉灶，可就益发的不容易了。若往坏处想，也许由于他的倒下去而影响到我的立足与安全，这都是难以预料的事。 在当时，我的接触面相当狭窄，听到的、见到的也非常有限。对于李士群已经在走下坡路这回事，除了知道周佛海、罗君强一班人在蓄意打击他之外，其他种种则不甚了了情况不明，后来吃了大亏！ 约在三十二年(1943)五六月间，李士群突然通知我随他去辖区内视察防务。因为他事先没有和我谈起过，所以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我单独一个人从上海先到苏州，在他苏州公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随着大队人马出发了。 在众多的随行人员中，绝大部分都不认识，其中，能叫出名字的有：伪江苏省民政厅长张北生、建设厅长陈光中、财政厅长唐惠民、保安司令唐生明，以及伪浙江省警务处长石林森等。而教育厅长袁学易(又名袁殊)却不见其人。 提到袁学易，始终有个解不开的谜：此人原是前“上海区”的“通信员”(当时用名为袁筱易，此人出身新闻界)。当三十年(1941)十月底“上海区”失事时，在文件中已经暴露了袁某的身份，也就是说，袁学易为我方工作的秘密已经泄露了，照说他应该受到牵累才合乎情理，殊不料竟皮毛未损地仍旧当他的教育厅长，这真是咄咄怪事。 依情理判断，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袁学易为“上海区”提供情报并接受报酬，是已经向汪伪备过案的了，更明确地说，就是事先已获得汪伪方面的许可，而所供给的情报是掺了假的。其二，后来证实，袁学易的真实身份原是共产党员，而李士群却又与共产党有某种程度的默契，所以其中的关系相当微妙。 当时，我之所以特别注意袁学易，是出于好奇心理，其实，我又不能当面问问他：“你为什么没出事？”再一打听，此次袁某未能随同李士群出外视察，是另有“公干”去了。 谜就是谜，且不去说他。不过，像这一类有头无尾的事，在反间活动中并不少见。 回头再记出发视察的事。 我夹在人堆当中，既不像个贵宾，也不算是僚属，好像没有摆处似的，很不自在。 李士群一行，中午抵达镇江。照原有的行政区划，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所在地，而此刻，伪江苏省政府的重心完全集中于苏州，所以这个省会有名无实。 在镇江，我也弄不清楚他们在搞什么，糊里糊涂地就随大家入席开餐了。饭罢，通传周知，说是要准备搭乘小火轮过江转往江都（扬州） 轮船，是烧煤的，老旧简陋，最好的位置——舱房，容不下几个人，当然是留给李士群及其左右的，不过，有点儿不大透气。我坐在舱外一条木板凳上，碰巧，唐生明就在我身旁。当我还是“上海区”区长奉命联络他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初次交谈还是在李士群的牌桌上，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单独说话。今天，也就是现在，我不能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一定要他表明态度。 于是我不加考虑地和他说：“我们是同学（唐军校四期），这是环境改变不了的历史关系，我们过去是同志（指'军统局’而言），不知道该不该加以珍惜，现在，我们又是同一命运（在李士群势力之下），彼此总要有个照应才好，你说呢？” 唐生明情急不顾地拉开嗓门说：“谁要是变了谁就是王八蛋！”幸亏轮机声和波浪声的交杂，掩住了他的高音量，否则人家听了去岂不是一大笑话，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 我连忙拉住他的手臂摇了摇说：“好、好，等一下我们找个地方再好好谈谈。” 这样，我已经有了个底子。因为数千名武装部队，即便打个七折八扣，多少总是本钱，如果掌握在他手上，那就容易办事了。 船到扬州，各色人等迎接前来。一大群人分作几批，熙攘一阵后，李士群也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有我在内的这一批，则被送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旅馆里，招待人员说：“请诸位休息，等一会儿再过来请。” 晚上，由地方士绅出面，大摆筵席，宴请的主客，当然是这位出巡的“省主席”了。设宴的地方不是在馆子里，可也不像是人家。 席上，风花雪月，极不正经。酒过三巡，居然有女人上来侍酒，于是，场面大乱。 李士群有没有闹酒的习惯，我不知道，今晚，他的兴致何以像是很高，有人敬酒，大有来者不拒之概。我冷眼旁观，他在故意地速求一醉。果然，没有终席，他已经不胜酒力，由侍卫等扶掖着先走了。是真的喝醉了吗？我以为颇有疑问。 李去后，大家便狂饮起来了，我人生地疏，一无去处，结果被灌得七荤八素。醒来讨水喝时，已经是午夜过后。茶房送水刚走出房门，就有人进来劝赌，说是大客厅里正在玩“打罗宋”（抗战后期上海最流行的一种赌博。赌具用扑克牌，人局者四人，可由一人当庄，也可以四个人轮流磨庄。全副52张牌分完，配作三、五、五前后三道，而后按道比大小、分胜负。如果庄家同意，局外人也可以下注，有点儿像“推牌九”一样。至于输赢，则可大可小。说起为什么叫“打罗宋”，这有两种含意，一则是扑克牌也称为“罗宋牌”，一则是上海人把俄国大鼻子叫做“罗宋人”，带有仇视意味)。为什么不去看看热闹？有兴趣也可以消遣消遣。 其实，此时此刻，哪里还有心思消遣，利用机会活动活动听听有什么消息倒是真的。 大厅里同时有两局，每一局都围着好些人，他们玩得正入神，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根本引不起注意。结果是大失所望，因为在这种场合听消息，等于是缘木求鱼。 我又想，问问唐老四，他必然有所了解。于是找到刚才招呼过我的那个人，问他“唐司令”现在到哪里去了？那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散了席就打牌去了。”既然找不到唐老四，那就一筹莫展了。凑近一两个爱说话的人，虽然有些风言风语，却都没头没脑，也只能当做耳边风，听过算数，毫无用处。时间已经是深更半夜，不赌钱，便睡觉，没有办法好想了。 来一趟扬州，究竟为的是什么，莫名其妙。 回程中，船上、车上，人多嘴杂，闲话可就传开了。我也认为李士群不傻不呆，他无缘无故地走了一趟扬州做什么，当然是必有所为。这可不是为了好奇，利害攸关，总要弄个明白才成。把点点滴滴相关数据汇集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所得的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个概念，扬州位居长江北岸，在当时应列为“敏感地带”，因距离新四军的据点——仙女庙只有数十里，太近了。新四军在抗战时期是中共两大武力之一，其实力仅次于八路军。八路军活动于西北，新四军活动于华中。 以上略述环境与背景，下面再追踪李士群扬州之行。 李士群去扬州是计划行为，事先曾作过一番安排。此行，他不惜劳师动众，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此行主要关系者只不过少数三五人而已。 镇江，是由苏州到扬州的中继点，所谓视察也者，是在放烟幕弹扰乱视听。李士群在酒席宴上装醉，是为了他的单独行动找借口。 如何引开一些“闲人”的注意力，他们也想到了，所以用吃喝嫖赌为手段，把他们认为有顾虑的人，身心一体拴住，才好便于行事。 李酒后带着“醉意”来到一处深宅大院，据说是一家富户的别庄，主人避战远走他乡，别庄遂被李氏爪牙所占用。夜静更阑，一行数人来到别庄。他们是从仙女庙赶来的，还是早就潜伏在扬州的？无从判断。 来者，为首者一人，其余不是随员便是助手。该为首者究竟是谁？也无法判定。不过，由李士群肯于“移樽就教”这一点来看，对方地位不会太低。他们谈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了。从种种迹象显示，当然与李士群今后的“动向”有关，甚至于牵连到李士群的“立场”。 李士群的扬州之行，也只能记述到这里为止，再多的那都是推断之词了。 此处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李士群和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关系”。换句话说，李士群不具共产党党员身份，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也不得而知。 我回到上海之后，立刻去找老齐，将随同李士群去扬州的所见所闻，都讲给他听了。同时也建议他当做情报数据处理，报回重庆。我也请教于他，今后应如何应付此一情势？老齐的意思是，当做一无所知，是为上策。 在上海，我去法租界金神父路会晤过唐生明。此处是唐生明令兄唐生智的产业，现在由唐生明偕徐来与一位张小姐居住。每逢他从苏州到上海，都来此住上个两三天。 我去，并没有什么避讳，因为事先我已经得到李士群的同意了。至于我和唐生明所谈的内容，那又和李士群所了解的不完全一样。 在多次晤谈中，我问唐生明，在他指挥下的江苏保安部队中，能够切实掌握的，也就是能听他随意调遣、跟他一致行动的有多少人？他约摸了一下告诉我，真能听他的话，叫他们干什么都可以的，顶多只有100人，只能说是一个连中的几个班。如果多下一点儿工夫，往后有可能掌握到一个团的兵力。 谈到装备，他告诉我全部没有重武器，作战能力也不会好到哪里。在“清乡运动”中，多半都配属在其他部队中，显不出本身的特性来，大体上说，保安部队是地方团队，当然不能和正规部队相比。基本上最大的缺点是中下级干部的素质太差，而中队长以上的官员，大部分都成了老油条，耍嘴皮子全有两套，动真格就退缩不前了。 我并没有把最终目的明明白白地告诉唐生明，是怕他大少爷的习性难改，有时候会激动得沉不住气，一个不小心，说话说溜了嘴而露出破绽来。最后，我们所达成的结论是一—在所有的各中队里，指定一个班为“特种勤务班”，每班标准人数为12人。这是表面的，是为了避开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在各个“特种勤务班”中遴选三个班为“基干班”，必须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中队(连)中，也就是不能在同一个中队选三个班。这是为了将来“出勤务”的调度方便。 “基干班”顶好是重新编组，更新装备，这一点当然要视情况而定，原则上总要做到不动声色。此项措施，是一个司令官职权范围以内的事，看起来也是一桩末节小事，所以不必要向李士群提出报告，但也是要瞒过李士群，免得他多心。 规模大、牵涉广的，也必须获得李士群同意的，是保安队的扩大编组、改良装备、调整人事与加强训练。关于扩大编组是否会受到限制和干预，必须事先有个充分的了解，以免行不通。 改良装备但求略为汰旧换新，可是如果日本军方不支持还是办不到，因为买不到较新的武器，而自己又不会造。 调整人事的作用在于把一些成事不足的腐朽淘汰掉，再注人一些新血液。这里所谓的新血液，是指杭州“政治保卫学校”的干部以及新训练出来的学生，至于可否渗入我方人员，唐生明认为需要慎重考虑，他的理由是一旦暴露了身份，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至于加强训练的目标，当然是为了作战，不过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我的意思是最起码也要站在那里有个样子，检阅起来像个队伍才成。我心里的话，这种部队用来打仗，等于痴人说梦，因为基本上提不出中心思想为谁而战。为今之计，只要整整齐齐亮出相来可供检阅已足，有一天汪某能来看看那就好了。 我和唐生明商酌既定，就一起去找李士群作最后决定。原则上，李对于我们所提的保安队四大革新，表示同意。不过，其中他有些补充与修正。 李的意思是：保安队的人数多寡，原无限制，只在养得起与养不起，就目前江苏省的财政收支而言，扩充名额到五六千人并无太大的问题，受制的倒是稍为像样的武器装备，这必须仰赖于日本人。可是自从晴气中佐调走了之后，交涉起来非常吃力。 李对于加强训练一事，不主张把训练基地设于苏州，而且坚持一定要摆在江北对岸的镇江。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此次的扬州之行，当与此一主张有连带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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